一、知识经济将给21世纪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论文文献综述）
刘景珍[1]（2021）在《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文中研究说明英语是迄今为止人类语言史上传播最广、影响力最强的语言,它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相互交织,已经成为塑造世界的力量之一。鉴于语言传播是一种多因素影响的复杂行为,目前语言传播领域的研究尚未能对此提供有力的解释和指导。但研究者们仍在不断地探索,结合不同的对象国/地区进行挖掘,旨在找到英语传播背后的动因机制。本研究在完善Cooper（1979,1982）的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的基础上,结合语言政策与规划学、传播学、语言经济学等相关理论,通过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对阿联酋、阿曼、巴林、卡塔尔、科威特、沙特和伊拉克这7个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以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和剖析。主要研究发现如下:（1）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经铺垫期、兴盛期和矛盾期。英保护国体制并不是影响英语传播的主要因素。石油经济的兴起才真正促发了英语传播,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为英语传播接力,而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对本土语言文化的重视和回归成为英语进一步传播的阻力;（2）各对象国个案研究的结果印证了经济和文化是影响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传播的主导因素,但在人口、历史、政治和地缘因素的调节和制约下,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又表现出各自的特色;（3）综合历时与共时、整体与个案的分析结果,笔者提出了英语传播的“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不但验证了 Quirk（1988）语言传播“经济文化模式”的宏观传播思想,还进一步深化和细化出具体的英语传播机制。“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提出不仅为语言传播理论研究提供了一些新思路,而且给国际中文传播实践也带来一定的参考和启示。
李青[2]（2021）在《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文中提出非正式科学教育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培育了具备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的现代公民,以教育的现代化彰显人的主体性和科学理性,最终指向人的现代性。但当前,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却面临制度、观念和方法等因素制约而无法对接社会转型需要。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良性发展,为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培育了具有自主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科学公民,有力地推动科学与社会的融动互进。美国社会现代化诉求是如何借助非正式科学教育渗透到民众心智中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在此过程中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研究以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历程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出美国社会现代性是如何体现并作用于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过程。研究采用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进行系统化梳理。依托社会文化情境理论等,对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社会情境进行剖析,揭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演进与美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互动关系,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具有主体意识、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思维的科学公民来顺应社会现代化转型的。绪论部分主要交代选题的价值、相关学术动态、研究设计的依据以及研究对象的合理化界定,使研究对象明确、重点突出、思路清晰。第一章聚焦宗教神性裹挟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培育虔诚信徒,培育神性社会所需的宗教价值观;第二章聚焦政治化的非正式科学教育,剖析非正式科学教育如何通过科学启蒙为新国家培育具有民族意识和政治素养的国家公民,践行为民主政治巩固民意的政治使命;第三章聚焦工业化时期非正式科学教育是如何回应社会形态跃迁和生产力解放诉求,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塑造的技术理性及其极化对人性的异化;第四章转向对技术理性极化的利弊反思,以培育具备科学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的能动公民为目标,批判技术理性对整全人性的异化,并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需要渗透知识背后的方法、态度和价值观元素,推动公众理解科学的价值及潜在的风险;第五章则根植于后现代实践哲学下的追求个体解放和意识独立的时代诉求,强调非正式科学教育逐渐从服务宗教、政治、经济和文化意识的姿态回归到追求个体自主意识的理性精神的本真使命,强调教育的实践性、情境性和交互对话性,以主体间性思维审视传播主体和公众间的互动关系,倡导公众在交流对话中加深对科学的认知,塑造具有整全理性的科学公民。研究认为,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科学大众走化向大众科学化的历程,即逐渐从外在于人的工具的现代性形态转向回归人性本体的后现代性形态。教育目的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实施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体现出一种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的态势。研究指出,美国文化传统、资本主义精神和分权自治体制是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目标与内容明晰、实施模式多元、广受社会支持和重视成效评估是其实践经验。最终在把握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面临的理念、经费、人员、制度和评估困境的基础上,提出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路径:根植我国科学教育发展历史与现实,正确处理文化差异与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辩证关系;营造适切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生态环境,提升其制度体系完善性和民主参与的文化生态;聚焦专业性人才培养,加强非正式科学教育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重视家庭情境中的科学知识传递,弥补家庭科学教育的缺失;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成效评价,健全其的成效测评体系。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需要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适切性,思考“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模式的互鉴可能;检视整体迈向“公众参与科学”阶段是否冒进;探索非正式科学教育“情境断裂”的缝合思路。
吴良生[3]（2020）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文化上“多元一体”的国家,各地方的文化各富特色,之间也存在着差异。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在文化强国战略下实现各地文化的现代化,也尊重其文化差异和文化特色,与此同时,维护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体性。这也就对理论提出更为具体的要求: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可在指导地方文化的建设实践中继续深化,为地方文化建设提供更为具体的指导。客家文化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一元”,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客家文化较早受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却找不到转型之路。直到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客家基本居住区的赣南、闽西、粤东建立了中央苏区,客家文化第一次全面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文化建设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客家文化的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实践经验对于其他的地方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本着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学术路径,本文基于对客家文化建设的实践分析对地方文化建设理论开展研究,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绪论部分对选题缘起、学术综述、研究方法进行阐述。认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在的地方实践,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第一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进行了梳理,并分析了地方文化建设的性质、目标、内容等,作为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第二章对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与内容进行了分析,结合了毛泽东《寻乌调查》、《兴国调查》等经典着作对客家传统文化的产生与内容性质进行了论述。客家传统文化遇到西方文化入侵与冲击时,客家人为了客家文化近代化做出了努力,但均以失败告终。土地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文化建设中对客家文化进行创新,让客家文化展现了新的面貌。第三章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进行分析。客家文化建设以文化认同为主线展开,以实现客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为目标。用文化认同团结海内外客家人,形成一个“客家文化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度的认同,与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紧密连接。同时,客家文化建设与当地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相互融合,创新实践社会主义建设的“五位一体”。客家文化建设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建设程度不高,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在地方传统文化现代化、文化融入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中、文化如何实现民族凝聚力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实践探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在指导地方文化建设上有着一定的启示作用。第四章初步提出地方文化建设理论的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础,通过“双创”的方式将地方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变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地方传统文化的内容被转换为适应社会主义生产生活的现代内容,增强文化自信并提升文化软实力。以文化认同为纽带将现代化的地方文化的“多元”紧紧连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让地方文化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体”。这就是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路径。结语部分指出,客家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地方实践,是一个从用理论指导地方文化建设实践出发,理论联系实践,再从实践升华为理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路径体现。
侯宪利[4]（2020）在《“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互联网+”深刻地变革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交往方式,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哲学变革。在人类社会这场数字化变革的进程中,互联网实现了由最初作为“工具型应用”的“+互联网”到作为“构成社会基本生产组织要素”的“互联网+”的跃升,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数字化、智能化发展,重构了以共享经济为特色的网络时代新型生产关系,拓展了人类生存和交往的新时空,形成了“开放、创新、普惠、共享、自由、平等、包容”的互联网核心价值理念,有力地推动了“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人类社会这场全面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互联网重构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和人与自我的关系,变革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互联网+”所体现的哲学理念是对传统工业社会价值理念的批判,重构了信息社会重要的时代精神。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尤其是“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非常有必要进行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互联网转向”:把“镜头”对准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所带来的诸如思维与存在、现实与虚拟、技术与人文、自由与必然、主客体的融合重构、人类解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现实的哲学问题,并在回答这些问题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促进“人向人的本质的全面回归”,推动“人类解放”。“互联网+”首先是一种新型生产工具,由劳动者和“互联网+”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方式——网络生产方式,是人类有史以来第四代生产方式,其最大特点是劳动者与机器分离的“分离生产方式”。这种“分离生产方式”是一场全新的颠覆性革命,将给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当下的产业转型升级带来史无前例的影响。伴随着“互联网+”的深入推进和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不断升级,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泛互联网”技术的进一步综合利用,互联网已逐步由最初作为一项技术的“信息沟通工具”上升为全新的“生产要素”和“技术、生态平台”,已经由消费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和文化生态领域。“互联网+”多维度地推动了互联网由“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生态互联网”和“价值互联网”的跃升,“互联网+”由此逐步成为一种思维方式和价值传递方式,重构了新的生产力要素和网络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使信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发生了数字化转型,催生了互联网哲学理念,促进人类社会由“传统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向“现代科技智慧型生产”的信息智能社会转变。“互联网+”对人类社会的变革既是“重大的现实问题”,又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本文通过对“互联网+”对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变革的考察和研究,探寻“批判的互联网”对传统工业社会现代性的批判价值,并通过对“互联网的批判”研究,剖析互联网哲学思想的核心价值内核,规避互联网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倡导东西方文明在互联网时代的交融互鉴,以互联网生态化的多维思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构网络时代“开放、共享、包容”的全球人类核心价值观,力图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借鉴。
尹秀娟[5]（2020）在《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与现实社会并存的虚拟社会,一方面承载了现实社会的部分矛盾,反映了现实社会中人的发展困境和窘迫;另一方面也相对地独立于现实社会,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了形成了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等特点。作为人类发展空间的新拓展,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之间的矛盾、虚拟社会内部矛盾等成为影响国家和社会发展甚至是全人类发展的重大课题。本文立足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主要思想,选取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在虚拟社会中的异化问题,作为切入点开展研究,显然是对这一背景下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自然回应。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正是在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思想的指导下,本文以虚拟社会生产资料的改变对生产方式的影响、虚拟社会实践对生产关系的影响、虚拟劳动对虚拟主体的影响作为研究的主要框架,以虚拟社会从萌芽、现阶段发展及可预见的未来发展情况作为暗线,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引领,研究了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主体对异化的扬弃、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未来虚拟社会对人的全面发展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同时分章节地集中探讨了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问题、虚拟社会的本质及主要特征问题、虚拟生存的价值及人类虚拟生存困境问题、虚拟社会中个人主体的异化问题、虚拟社会中虚拟主体异化的扬弃问题、以及以人工智能为主要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心智发展、数字劳动及人的进一步解放等问题。基于案例分析和互联网产业前景判断,在对“虚拟”条分缕析过程中,明确了虚拟社会形成的基础与条件,指出了虚拟社会的存在有其自身的规则外,它在本质上是人类用数字化的方式对现实社会的虚拟表述,是人类自身需要的技术表达。由于人类在自身发展中,还没有寻求到调节虚拟需要和现实需要矛盾的平衡机制,导致了主体发展必须面临的哲学困境、主体发展所陷入的时空困境、主体发展带来的精神困境、主体发展中的虚拟生存困境,进而产生了个体主体在虚拟社会的异化。个体在虚拟社会中异化的同时,也凸显出个体对虚拟生存的需要,彰显了虚拟生存的意义。扬弃虚拟生存中的出现的主体异化不仅需要个体在虚拟生存中强化对虚拟社会基本规则的尊重,也需要通过对虚拟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法理环境、的治理来实现人的更大发展自由。而以人工智能为基本特点的后虚拟社会中,人工智能将进一步推进人的心智发展,以及互联网共产主义的萌芽,都为人类超越虚拟提供了极大条件,为人类实现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极大可能。
张金艳[6]（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提出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高丁丁[7]（2019）在《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体系中,货币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但是,在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冲击下,马克思的这一重要思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面对现实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对马克思的货币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并认识其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聚焦于研究与分析货币的起源、本质、作用功能以及形态的逐渐变化等问题,并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其思想的重要基础,所以远远超过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范畴（1）。在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一直将货币放在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范围内来研究和探讨货币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形态是货币本身,另外一种是以资本的形式存在的货币;后者相较于前者来说,具有更根本的价值意义。正是由于经历了形态上的转变与延伸,货币逐渐以资本的形式出现,才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行的核心,构成了资本主义瓦解传统封建社会的强大力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金本位退出了社会经济体系之中,货币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虚拟形式也成了货币的一种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由此导致整个市场中货币的流通方式也有了较大的转变,但是货币本质不会因此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马克思指出的个人与个人之见、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经济联系依然是货币关系的真实内涵。在我们看来,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代表性思想可概括为:货币本质思想、货币价值思想、货币运行思想和货币控制思想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深入研究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有助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一步分析和理解货币现象,把握货币运行的规律,对货币实施有效控制,从而推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积极贡献。本文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力求深化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研究,细致地探寻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脉络,根据马克思的紧密关联社会经济发展和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货币研究路径,归纳其货币思想发展阶段,研究马克思关于货币的本质、价值、运行以及控制等思想,了解马克思货币思想中的货币起源理论、货币本质理论、货币职能理论和国际价值理论的主要内容,明晰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的发展及表现形式,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与趋势,明确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借鉴意义。本文绪论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文本梳理,竭力刻画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全貌。第一章全面介绍了重商主义、古典主义等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渊源,第二章对货币思想的新发展进行了研究,以便更好的认识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实践意义。第三章至第六章是本文的重点,分别从本质、价值、运行、控制等四个方面阐述马克思货币思想。第七章阐述了发展马克思货币思想在理论和现实方面的深刻意义以及在完善我国货币政策的重要作用。绪论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发展史进行了梳理,从马克思的早期着作《论犹太人问题》、《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其思想成熟期的着作《资本论》中的主要的货币思想作了简要介绍,初步描述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整体面貌。接着概括、梳理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展现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理论在国外理论界受到的重视以及在国内研究的缺失,更进一步的揭示出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随后提纲挈领地描绘出马克思货币思想的核心理念,包括货币起源理论、货币的本质理论、货币的职能理论、货币流通规律等,并由此进一步阐明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第一章介绍了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渊源。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批判性的吸收自重商主义时代以来各个主义流派及代表人物的思想基础。重商主义的代表人威廉·配第的主要货币思想如货币流通速度、初步的劳动分工理念、土地的剩余是地租、原始的劳动价值论、资本的重要性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重要影响作用,古典主义学派大卫·休谟的货币流通理论、国际贸易理论也对马克思货币思想体系的完善有着贡献。亚当·斯密对货币职能的研究以及对国家债务的看法也深刻的影响了马克思,而且马克思在其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货币与资本的关系,最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纸币价值的研究也为马克思货币思想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方面的支持。第二章描述了货币理论的新发展。费雪、庇古等人的货币数量说成为古典货币理论成熟时期的代表;威克赛尔提出了累积过程理论,认为利率影响具有累积效应,指出货币对经济过程拥有实质性的影响,同时将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融合在一起,打破了传统的“两分法”;凯恩斯深刻的认识到了货币对经济的巨大作用,深入分析了货币供求、利率变动与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了货币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使货币理论突破了古典货币学说只研究货币与物价关系的狭隘界限,创立了以产出和就业为中心的货币经济理论。文章还对凯恩斯流动性偏好理论对我国货币需求变化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凯恩斯之后,货币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日趋受到各类经济学派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货币理论,影响力较大的主要有:费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内生货币供给理论以及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等,这些理论都对马克思主义货币思想的当代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第三章探讨了马克思的货币本质思想。主要是从人本视角出发,阐述了货币的社会性的本质和货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指出货币具有普遍性、力量性、转化力、颠倒性等四种特性。同时,马克思对货币属于私有财产的这一属性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私有财产到货币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深刻的指出商品交换的媒介并不是货币的本质,商品交换双方的劳动和劳动的社会化属性才是货币的本质。更进一步的分析了劳动异化和货币异化的关系,指出劳动异化是货币异化的基础,商品从劳动中发展而来,进一步发展为货币,最终成为资本,同时从多个方面对货币的异化对人的影响做了深入的分析。第四章研究了马克思的货币价值思想。马克思认识到对货币的分析离不开对商品的进一步认识,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最为典型的单位商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揭示了商品内包含着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内在矛盾,而这个矛盾来源于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即劳动的二重性,分析了货币产生在商品交换过程中的根本原因,论证了货币的起源。在此基础上,其首次分析了价值的历史演变过程及实现形式,从个别的或偶然的到扩大的高级价值形式,最后到一般的价值形式及货币的价值形式,也总结了货币的五大职能,也就是在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价值尺度职能、流通手段职能、贮藏货币职能以及支付手段职能和世界货币职能,这为进一步认识货币的流通规律和必然向资本发展的趋势,对揭露并批判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五章阐述了马克思的货币运行思想。马克思在他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的本质是固定的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流通是为商品流通提供服务的,同时表现出一定的社会关系。货币流通规律就是商品流通过程中货币量需求总规模的规律,因此,流通中货币需求量和流通中的实际的商品的总量息息相关,同时货币的流通次数也就是周转快慢对流通中货币的需求量也有着明显的影响。通过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马克思研究出货币向资本转化的不可违背的历史潮流,认识到货币向资本的转化的原因及本质,同时对资本和虚拟资本的表现形式做了研究和分析。本章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现实对社会经济体系发生重大影响力的数字货币的发展历程、形式、职能以及应用。第六章探讨马克思的货币控制思想。在对货币的本质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揭示出了货币拜物教是比商品拜物教性质更隐蔽和明显的本质。马克思指出,金属货币如黄金能够成为货币,不仅仅是只依靠其自然属性,更本质的原因是蕴含在商品内部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发展以及黄金对社会关系本质的颠倒的结果。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剖析了货币拜物教的本质,同时对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世界市场在对外贸易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货币也将走出国门,货币在世界市场中的应用,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后,得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也就是国际价值,即各国的国别价值在世界市场上的转化形态。本章也对货币国际价值的应用以及货币对国家的效用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第七章主要分析了研究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科学意义。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深刻揭示了隐藏在货币内部的异化问题,深刻理解马克思的货币思想有利于从根本上消灭货币拜物教,同时有助于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同时能够指导我们从本质上认识全球货币金融危机的根源,指导我们采取多种措施,建立健全现代货币金融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框架,完善货币政策目标和手段,妥善采取货币政策,加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的构建,更好地促进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最后一部分是结语。主要是表明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出发,揭示了货币是一般等价物形式的发展过程,本质上代表了一种社会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的货币思想,从而对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做了系统的说明。本文在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全面分析和解读了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体系,系统呈现了其货币思想的全貌,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马克思专门思想的研究范本。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角度,全面界定了马克思主义货币思想的的本质特征,围绕马克思货币思想中唯物史观的理论维度进行具体的铺陈,系统、准确、详实地把握马克思货币思想的内在脉络,厘清国家信用货币思想对马克思货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处,同时与新时代数字货币的发展紧密相连,揭示了马克思所要倡导和达到的社会愿景与政治目标,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对于人实现自由、平等、解放的根本作用。
王太平[8]（2017）在《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理由和具体方案》文中指出"知识化"问题是中国民法典编纂需要回答的"应该编纂一部什么样的民法典"问题的最重要方面之一。知识经济的发展、世界民法典编纂的趋势、经济新常态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均要求中国民法典"知识化"。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关键是总则的"知识化",可以通过将知识产权客体和有体物并列作为权利客体章的一节而提升知识产权客体的地位而实现总则的"知识化"。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的核心是知识产权的独立成编,目前学术界关于知识产权不能独立成编的理由不能成立,知识产权编独立成编的具体内容包括合理安排知识产权编在民法典中的位置、知识产权编的具体内容和编排方式。物权、合同、侵权责任、亲属、继承等编的"知识化"是中国民法典"知识化"的重要内容。
周军[9]（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温俊萍[10]（2006）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研究 ——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已有不少。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对局部经济安全问题的探讨，缺乏对整体经济安全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忽略了经济全球化的动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联系。加之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安全实践的困境。因此，论文以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和新趋势(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信息全球化、人力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五个主要方面)为切入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别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构建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综合分析框架。 为此，本文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理论视角，同时借鉴国际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和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阐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呈现的新特征及其根源，揭示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及具体表现形态，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与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论文明确提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作为发展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加以系统研究，这既是对经济安全研究视角的积极探索和创新，也是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本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包括论文选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基本结构及特色。 第二章主要阐释了本论文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视角。首先探析了论文的核心概念，主要对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论述了以往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依附理论视角、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视角以及制度经济学视角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分析，并
二、知识经济将给21世纪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知识经济将给21世纪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论文提纲范文）
（1）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致谢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缘起 |
| 1.1.1 语言传播研究中英语的凸显 |
| 1.1.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语言传播的理论研究 |
| 1.2.2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英语传播研究 |
| 1.2.3 本节小结 |
| 1.3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1.3.1 研究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结构 |
| 第2章 语言传播研究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语言传播 |
| 2.1.2 英语传播 |
| 2.1.3 海湾阿拉伯国家 |
| 2.1.4 地租经济 |
| 2.1.5 知识经济 |
| 2.1.6 文化互化 |
| 2.2 语言传播研究的五大要素 |
| 2.2.1 传播背景 |
| 2.2.2 传播主体 |
| 2.2.3 传播内容 |
| 2.2.4 传播模式 |
| 2.2.5 传播成效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现状 |
| 3.1 海湾阿拉伯地区复杂的语言环境 |
| 3.1.1 多元文化汇集下的多语共存 |
| 3.1.2 阿拉伯语的双言及式微现象 |
| 3.2 英语的多面角色 |
| 3.2.1 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
| 3.2.2 外籍人口的沟通桥梁 |
| 3.2.3 国民就业的制约筹码 |
| 3.2.4 教育改革的焦点 |
| 3.2.5 外宣和外交的工具 |
| 3.2.6 西方文化的象征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地区的传播历程 |
| 4.1 英语传播的铺垫期(1820s～1910s) |
| 4.1.1 奥斯曼帝国时期英语传播的萌芽 |
| 4.1.2 英国保护国体制下英语的缺席 |
| 4.1.3 阿英双语者的出现 |
| 4.2 英语传播的兴盛期(1920s～1990s) |
| 4.2.1 促发英语传播的石油经济 |
| 4.2.2 现代化建设中兴起的英语传播 |
| 4.2.3 西方文化助推英语传播 |
| 4.3 英语传播的矛盾期(2000s～现在) |
| 4.3.1 “9.11”事件后英语的强势传播 |
| 4.3.2 经济转型对英语传播的影响 |
| 4.3.3 本土语言民族主义的觉醒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海湾阿拉伯各国的英语传播 |
| 5.1 阿联酋 |
| 5.1.1 语言社区概述 |
| 5.1.2 缺乏语言接触的英保护体制 |
| 5.1.3 经济驱动的英语传播 |
| 5.1.4 助推英语传播的四次教育改革 |
| 5.1.5 本土文化回归与英语传播的制衡 |
| 5.2 阿曼 |
| 5.2.1 语言社区概述 |
| 5.2.2 契约关系下有限的英语输入 |
| 5.2.3 石油催生的英语传播 |
| 5.2.4 强调英语交际的教育改革 |
| 5.2.5 英语传播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冲击 |
| 5.3 巴林 |
| 5.3.1 语言社区概述 |
| 5.3.2 保护体制对巴林行政英语的影响 |
| 5.3.3 石油和外籍劳工共助英语传播 |
| 5.3.4 通过教育改革提升英语能力 |
| 5.3.5 国家发展战略中英语的淡化 |
| 5.4 卡塔尔 |
| 5.4.1 语言社区概述 |
| 5.4.2 保护国时期英语外来词的传播 |
| 5.4.3 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对英语的矛盾需求 |
| 5.4.4 以英语为中心的教育转向 |
| 5.4.5 阿拉伯语回归中的语言平衡 |
| 5.5 科威特 |
| 5.5.1 语言社区概述 |
| 5.5.2 保护国时期的行政和外交语言 |
| 5.5.3 随着石油经济兴起的英语 |
| 5.5.4 助推英语传播的教育体制 |
| 5.5.5 亲美文化下英语的流行 |
| 5.6 沙特 |
| 5.6.1 语言社区概述 |
| 5.6.2 英国与英语的到来 |
| 5.6.3 石油业带动的英语传播 |
| 5.6.4 从自发到被迫的英语教育 |
| 5.6.5 西方文化与瓦哈比思想的悖逆 |
| 5.7 伊拉克 |
| 5.7.1 语言社区概述 |
| 5.7.2 委任统治下英语教育的推广 |
| 5.7.3 英语从二语到外语的变迁 |
| 5.7.4 伊拉克战争后英语的流行 |
| 5.7.5 牵制英语传播的多方因素 |
| 5.8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传播模式 |
| 6.1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构成 |
| 6.1.1 五大传播要素的特征 |
| 6.1.2 传播机制的多维双重结构 |
| 6.2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在语言传播中的互动 |
| 6.2.1 经济驱动是语言传播的源动力 |
| 6.2.2 文化互化是语言传播的博弈场 |
| 6.2.3 经济驱动与文化互化的辩证统一 |
| 6.3 经济驱动-文化互化模式的意义 |
| 6.3.1 对语言传播理论研究的推进 |
| 6.3.2 对中文国际传播实践的启示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语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创新 |
| 7.3 研究局限 |
| 参引文献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相关研究 |
| (二)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研究概况 |
| (三)现代性相关研究 |
| (四)文献述评 |
| 三、研究设计 |
| (一)现代性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关系 |
| (二)理论基础 |
| (三)具体方法 |
| (四)研究思路 |
| (五)研究内容 |
| 四、核心概念 |
| (一)现代性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 |
| 第一章 “侍奉上帝”与宗教信徒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时期的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前殖民阶段的美国社会发展样态 |
| (二)前殖民阶段的非正式科学教育概况 |
| 二、“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清教政治模式在殖民地初步践行 |
| (二)殖民地经济贸易水平逐渐增强 |
| (三)欧洲文化教育传统在北美的沿袭 |
| (四)宗教性教育政策法规的颁布实施 |
| 三、“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义问答”模式中的家庭教育 |
| (二)“社区布道”中的科学知识推广 |
| (三)本杰明·富兰克林等人的科学实践 |
| (四)“报刊出版”中的科学知识扩散 |
| 四、“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为开拓“新耶路撒冷”而教 |
| (二)教育类型与方式分散多样 |
| (三)以立法巩固教育的宗教性 |
| (四)教育的实用性倾向日渐凸显 |
| 五、“侍奉上帝”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宗教神性对自然人性的无情宰治 |
| (二)“杂乱拼凑”的教育师资队伍 |
| (三)“潜匿于神学体系中的科学知识”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层级化明显 |
| 第二章 “科学立国”与“国家公民”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新生国家为自由民主而战 |
| (二)“旧科学”的落寞与“新科学”的荣盛 |
| (三)“大觉醒运动”与西进运动的发展 |
| (四)以立法形式巩固民主政治观的实践 |
| 二、“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培育民族情感”的场馆科学实践 |
| (二)“宣扬理性”的公共讲座与科学博览会 |
| (三)“知识福音”与教会性科学知识推广 |
| (四)政治主导的科学知识推广实践 |
| (五)职业科学人的热情参与 |
| (六)“公民社会塑造”与科学新闻出版 |
| 三、“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科学立国”成为核心价值诉求 |
| (二)“宗教性的消退”与“世俗化的觉醒”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具有国家化倾向 |
| (四)注重借鉴西欧教育的优质经验 |
| 四、“科学立国”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立国之师”的质量参差不齐 |
| (二)“科学立国”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 |
| (三)“科学立国”的实利主义倾向显现 |
| (四)“国家公民培育”面临“肤色歧视” |
| 第三章 “技术时代”与“科技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内战对美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助推 |
| (二)“手工训练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
| (三)进步主义运动与进步教育实践 |
| 二、“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教会推行的“科学肖陶扩之旅” |
| (二)“政府推动”的技术知识推广 |
| (三)“报刊科学”中的科技知识传递 |
| (四)科学场馆的科学知识宣传 |
| (五)技术行会的产业技能培训 |
| (六)“新闻媒体人”的科技资讯传播 |
| 三、“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以培育具有技术理性的产业人为目标 |
| (二)教育内容更注重生产实用性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遵循“新闻模式” |
| (四)“新闻人的出场”与“科学人的隐退” |
| 四、“技术时代”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唯技术理性的价值取向盛行 |
| (二)科学新闻的“碎片化”与“主观化” |
| (三)伪科学与迷信冲击下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出现衰退迹象 |
| 第四章 “科学危机”与“批判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危机”激化了美国社会发展矛盾 |
| (二)“莫斯科的威胁”与“华盛顿的警觉” |
| (三)公众“科学万能论”价值观的消解 |
| (四)“经济起落”与非正式科学教育的“颠簸” |
| 二、“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新闻科学”的“荧幕化”与内容“专精化” |
| (二)增强公众科学鉴别力的“电视科学” |
| (三)创设“科学原生态”的场馆科学模式 |
| (四)“共筑科学理解力”的“科学共同体” |
| (五)“从做中学”的社区化科学教育 |
| 三、“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理解科学”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 |
| (二)理性批判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三)“现代公众”概念的逐渐清晰化 |
| (四)科学与消费的联姻:“科学广告”盛行 |
| 四、“科学危机”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消费文化对公众理智精神的侵蚀 |
| (二)科学在公众视野中的形象滑落 |
| (三)迷信和虚假内容仍然充斥其中 |
| (四)公众定位从“知识缺失”转向“理解缺失” |
| 第五章 “交往社会”与“实践理性人”培育的非正式科学教育 |
| 一、“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背景 |
| (一)科学哲学的“生活实践转向” |
| (二)知识生产模式的后现代转型 |
| (三)社会转型对非正式科学教育提出新要求 |
| (四)美国社会持续关注科学教育事业 |
| 二、“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样态 |
| (一)为公众参与科研创设“公共科学领域” |
| (二)鼓励实践探索的科学场馆活动 |
| (三)推行交互对话的科学传播模式 |
| (四)“活动式”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开展 |
| (五)“专业化”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 |
| 三、“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特征 |
| (一)强调公众参与科学的机会平等 |
| (二)注重科学参与的交互性对话 |
| (三)凸显公众参与科学的情境化 |
| (四)关切非正式科学教育的成效测评 |
| 四、“交往社会”时期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困境 |
| (一)“公众参与”面临过度商业化的侵蚀 |
| (二)科学人与公众的科学理解错位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缺乏自我批判反思 |
| (四)公众参与科学的活力受限 |
| 第六章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审思:历程审视、影响因素、经验与反思 |
| 一、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审视 |
| (一)目标追求:从外在的目的转向本体的目的 |
| (二)教育内容:从有序的科学转向跨界的科学 |
| (三)实践模式:从单向的灌输转向双向的交互 |
| (四)“自我批判”:从依附性发展转向批判性发展 |
| 二、影响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 |
| (一)美国文化传统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二)资本主义精神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分权自治政治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四)科学自身发展对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影响 |
| 三、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良性发展的实践经验 |
| (一)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清晰 |
| (二)非正式科学教育的实施模式多元化 |
| (三)非正式科学教育的社会支持力度高 |
| (四)非正式科学教育更强调成效评价 |
| 四、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与反思 |
| (一)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
| (二)美国经验对我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的启示 |
| (三)理性反思美国经验的本土化转译 |
| 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改革年表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在校期间的科研成果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学术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建设理论探索 |
| 2.有关于地方文化建设与理论探讨 |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客家研究亟待深入的新视角 |
| 四、本文研究目标与方法 |
| (一)研究目标 |
| (二)拟采取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地方文化建设的理论背景 |
| 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程 |
| (一)20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末的文化建设 |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文化建设 |
| (三)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内容 |
| (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
| (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 |
| (三)基于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目标 |
| 三、“多元一体”的地方文化建设理论探讨 |
| (一)地方文化建设的基本问题 |
| (二)地方文化建设的目标 |
| 第二章 客家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的初步努力 |
| 一、客家传统文化的历史形成 |
| (一)客家文化的发展史 |
| (二)客家传统文化的内容体系 |
| 二、近代客家文化与资本主义的遭遇 |
| (一)资本主义对客家地区的冲击与客家人的早期革命斗争 |
| (二)清末至民国客家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努力 |
| 三、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尝试 |
| (一)中央苏区建设的客家文化背景 |
| (二)中央苏区时期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 (三)中央苏区文化建设的标本意义 |
| 第三章 客家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 |
| 一、社会主义时期客家文化的现代困境 |
|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客家文化建设实践 |
| (一)社会主义改造至改革开放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 (二)改革开放至十八大前的客家文化建设 |
| 1.认同的回归: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客家文化建设 |
| 2.认同的强化:世客会平台上的客家文化建设 |
| 3.认同的运用: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 |
| (三)新时代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 |
| 三、“五位一体”下的客家文化融合发展 |
| (一)客家文化产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建设 |
| (二)政治建设中的客家传统文化作用 |
| (三)社会建设:客家文化新凝聚力的形成 |
| (四)客家文化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
| 四、客家文化建设效果评价 |
| 五、小结 |
| 第四章 客家文化建设的理论启示 |
| 一、以文化认同加强中华文化的“一体” |
| 二、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方向推动地方文化的转型 |
| 三、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地方文化的共建共享 |
| 四、以文化自信促进地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着作及重要文献 |
| (二)中文专着及译着 |
| (三)期刊论文 |
| (四)报纸文章 |
| (五)英文文献 |
| (六)博士论文 |
| (七)史料及汇编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 附件 |
（4）“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互联网+”与人类生存方式 |
| 第一节 互联网与“互联网+” |
| 一、什么是互联网? |
| 二、何为“互联网+”? |
| 三、“互联网+”催生新的哲学理念 |
| 第二节 人类生存方式的变迁 |
| 一、采集和渔猎的原始化生存 |
| 二、耕作和养殖的农业化生存 |
| 三、大机器生产的工业化生存 |
| 四、后工业时代的信息化和虚拟化生存 |
| 五、未来的智能化生存 |
| 第三节 “互联网+”的思维方式 |
| 一、何为互联网思维? |
| 二、“互联网思维”开启人类信息文明新时代 |
| 三、互联网思维是多维思维 |
| 四、互联网思维的核心价值理念 |
| 第二章 “互联网+”引发人类生存方式的“化学反应” |
| 第一节 “互联网+”的生产方式 |
| 一、从“+互联网”到“互联网+” |
| 二、“互联网+”生产方式的特点 |
| 三、“互联网+”与“泛互联网”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组织方式 |
| 一、生产组织模式:从B2C到C2B |
| 二、协作组织模式:“网络众包”开始盛行 |
| 三、传播组织模式:碎片化的精准小众传播 |
| 四、社会治理方式:自组织的威力 |
| 第三节 “互联网+”的生活方式 |
| 一、“互联网+”的生活主体及其特征 |
| 二、“互联网+”的生活时空 |
| 三、“互联网+”的生产生活资料 |
| 四、“互联网+”的生活样式 |
| 五、“互联网+”的生活交往 |
| 第三章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方式的新特征 |
| 第一节 “互联网+”拓展了人类生存的新时空 |
| 一、生存时间上的泛在性 |
| 二、生存空间上的拓展性 |
| 三、“互联网+”时代的“时空辩证法” |
| 第二节 “互联网+”时代人类生存的新样态 |
| 一、现实生存到虚拟生存 |
| 二、社群生存到类生存 |
| 三、生活世界与网络世界的并行“交互” |
| 第三节 “互联网+”开辟了人类共享式生存新方式 |
| 一、共享经济产生共享式生存 |
| 二、共享式生存的互联网特征 |
| 三、共享式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
| 第四章 “互联网+”克服异化与“新异化” |
| 第一节 批判的互联网 |
| 一、脱胎于工业社会的互联网 |
| 二、工业文明现代性批判的进思理路 |
| 三、互联网对工业文明的批判视角 |
| 第二节 互联网的批判 |
| 一、克服异化后的“新异化” |
| 二、“去中心化”后的“新中心化” |
| 三、公权力对互联网的垄断 |
| 四、网络犯罪、网络战争的新威胁 |
| 五、物联网:使人对象化 |
| 第三节 人工智能:互联网异化的新疑问 |
| 一、何为人工智能? |
| 二、人工智能:人与非人,谁是主体? |
| 三、人工智能:打破技术孤岛 |
| 四、“智能生命体”能否与人和平共处? |
| 第五章 “互联网+”的哲学思考 |
| 第一节 “互联网+”给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新课题 |
| 一、本体论世界观的变革 |
| 二、认识论真理观的革命 |
| 三、人的存在方式和实践观的变革 |
| 四、价值观和哲学观的变革 |
| 五、落后民族跨越“卡夫丁峡谷”和“互联网+”的共产主义旨归 |
| 第二节 “互联网哲学思想”解读 |
| 一、“技术”和“关系”式解读 |
| 二、东西方文化式解读 |
| 三、批判式解读 |
| 第三节 “互联网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
| 一、互联网让地球成为“小山村” |
| 二、网络命运共同体 |
|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 |
| 四、“互联网+”推动人类“普遍交往” |
| 五、东方文明的互联网复兴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 |
（5）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的缘起及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坚守与突破相融合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思考与展望相结合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内容 |
| 五、研究方法 |
| 六、研究价值及意义 |
| 第一章 虚拟社会的形成与发展 |
| 第一节 虚拟概念的发展性 |
| 一、哲学史上的“虚拟” |
| 二、虚拟社会的“虚拟” |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形成 |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发展 |
| 第二章 虚拟社会的本质及特征 |
| 第一节 虚拟社会中的人 |
| 第二节 虚拟社会中的虚拟社会关系 |
| 第三节 虚拟社会中的虚拟社会实践 |
| 第四节 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 |
| 第五节 虚拟社会的基本特征 |
| 第三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 |
| 第一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多元性与多元性主体 |
| 一、虚拟社会的多元性主体 |
| 二、虚拟社会的个人主体特点 |
| 三、虚拟主体:主体发展的新阶段 |
| 第二节 虚拟社会主体发展困境 |
| 一、主体发展的哲学困境:从现实性哲学到虚拟性哲学 |
| 二、主体发展的时空困境:从现实社会分层到虚拟社会分层 |
| 三、主体发展的生存困境:现实生存还是虚拟生存 |
| 四、主体发展的精神困境:从主客体对立到主客体统一 |
| 第三节 虚拟社会:主体发展的新机遇 |
| 一、困境中主体发展的新因素 |
| 二、困境中主体发展的新趋势 |
| 第四章 虚拟社会的虚拟生存 |
| 第一节 虚拟生存的特点 |
| 一、什么是虚拟生存 |
| 二、虚拟生存的技术化 |
| 三、虚拟生存的人化 |
| 四、虚拟生存的伦理秩序 |
| 第二节 虚拟生存的困境 |
| 一、虚拟生存的内在矛盾 |
| 二、虚拟生存与现实要求之间的矛盾 |
| 三、虚拟生存的技术性和人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
| 四、虚拟生存的不确定性及潜在危机 |
| 第三节 虚拟生存的价值 |
| 一、虚拟生存:生存的哲理新意 |
| 二、虚拟生存:生存的诗意栖息 |
| 三、虚拟生存:生存的空间正义 |
| 四、虚拟生存:生存的经济理性 |
| 第四节 虚拟生存和现实生存的关系 |
| 一、现实生存决定虚拟生存 |
| 二、虚拟生存是对现实生存的拓展 |
| 三、虚拟生存不是人类生存的最终目的 |
| 第五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 |
| 第一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表征 |
| 一、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特点 |
| 二、虚拟社会的主体与精神自我的冲突 |
| 三、虚拟社会的主体与虚拟劳动的对立 |
| 四、虚拟社会的主体与内在自我的矛盾 |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类型 |
| 一、虚拟社会的主体自身异化 |
| 二、主体的客体化 |
| 三、客体的主体化 |
| 四、主体异化的异化 |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原因 |
| 一、虚拟社会的技术对主体的异化 |
| 二、虚拟社会政治环境对主体的异化 |
| 三、虚拟社会的文化对主体的异化 |
| 四、虚拟社会的经济对主体的异化 |
| 五、虚拟社会的法律规则对主体的异化 |
| 六、虚拟空间异化带来的主体异化 |
| 七、虚拟主体异化的积极作用 |
| 第六章 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的扬弃 |
| 第一节 马克思对异化的扬弃 |
| 第二节 虚拟社会的规则——主体异化中对规则的尊重 |
| 一、交互与共享 |
| 二、离散与认同 |
| 三、适应与超越 |
| 第三节 虚拟社会的治理——主体异化扬弃路径选择 |
| 一、虚拟社会的政治环境治理 |
| 二、虚拟社会的文化环境治理 |
| 三、虚拟社会的经济环境治理 |
| 四、虚拟社会的法理环境治理 |
| 第七章 “后”虚拟时代 |
| 第一节 “后”虚拟社会的哲学阐释 |
| 一、“后”虚拟社会与“第四世界” |
| 二、“后”虚拟社会对虚拟的超越 |
| 第二节 “后”虚拟社会人的心智发展 |
| 一、人工智能的本质 |
| 二、人工智能与人的心智发展 |
| 第三节 “后”虚拟社会与人的进一步解放 |
| 一、“后”虚拟社会中人的劳动 |
| 二、“后”虚拟社会中共产主义的萌芽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7）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货币思想发展阶段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 |
| (二)国内 |
| 三、核心思想 |
| 四、研究意义和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货币哲学的思想渊源 |
| 1.1 重商主义-威廉·配第 |
| 1.2 古典学派先驱-大卫·休漠 |
| 1.3 古典学派-亚当·斯密 |
| 1.4 古典学派-大卫·李嘉图 |
| 1.5 小结 |
| 第二章 19世纪以来货币思想的发展 |
| 2.1 古典货币理论 |
| 2.2 累积货币理论 |
| 2.3 凯恩斯货币理论 |
| 2.3.1 流动性偏好理论 |
| 2.3.2 流动性理论发展阶段 |
| 2.3.3 对货币需求的影响机理分析 |
| 2.3.4 流动性偏好的影响 |
| 2.4 货币理论的新发展 |
| 2.4.1 费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 |
| 2.4.2 内生货币供给理论 |
| 2.4.3 真实经济周期理论 |
| 2.5 小结 |
| 第三章 马克思的货币本质思想 |
| 3.1 马克思早期货币思想研究 |
| 3.1.1 人本视角下的货币理论 |
| 3.1.2 私有财产与货币的关系 |
| 3.1.3 劳动与货币的关系 |
| 3.2 商品与货币的关系 |
| 3.3 劳动和货币的异化 |
| 3.3.1 劳动异化是货币异化的基础 |
| 3.3.2 货币与人的异化 |
| 3.4 聚焦货币本质的社会批判思想 |
| 3.4.1 货币是人类的外化能力 |
| 3.4.2 货币是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特殊商品 |
| 4.4.3 货币是流通活动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价值形式 |
| 3.5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的货币价值思想 |
| 4.1 货币的起源 |
| 4.2 价值表达形式 |
| 4.2.1 个别的或偶然的初级价值形式 |
| 4.2.2 扩大的高级价值形式 |
| 4.2.3 一般的价值形式 |
| 4.2.4 货币的价值形式 |
| 4.3 货币的职能 |
| 4.3.1 价值尺度 |
| 4.3.2 支付手段 |
| 4.3.3 流通手段 |
| 4.3.4 贮藏手段 |
| 4.3.5 世界货币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马克思的货币运行思想 |
| 5.1 货币的流通规律 |
| 5.2 货币的发展趋势 |
| 5.2.1 货币的虚拟化过程 |
| 5.2.2 货币到资本的飞跃 |
| 5.3 资本表现形式 |
| 5.3.1 生息资本 |
| 5.3.2 股份资本 |
| 5.4 虚拟资本表现形式 |
| 5.5 数字货币的发展 |
| 5.5.1 货币形式发展历程 |
| 5.5.2 数字货币的产生及职能 |
| 5.5.3 数字货币的应用 |
| 5.6 小结 |
| 第六章 马克思的货币控制思想 |
| 6.1 马克思对货币拜物教理论的批判 |
| 6.2 马克思的货币国际价值思想 |
| 6.3 马克思货币国际价值思想的应用 |
| 6.4 货币对国家的效用 |
| 6.4.1 增强经济凝聚力 |
| 6.4.2 强化集体意识 |
| 6.4.3 提高国家宏观管理能力 |
| 6.4.4 货币超国家趋势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发展马克思货币哲学思想的科学意义 |
| 7.1 理论意义 |
| 7.2 马克思货币理论对应对金融危机的现实意义 |
| 7.2.1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简介 |
| 7.2.2 金融危机爆发原因分析 |
| 7.2.3 金融危机应对措施 |
| 7.2.4 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
| 7.2.5 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建议 |
| 7.3 马克思的货币思想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指导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英文 |
| (二)中文 |
| 博士在读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述评 |
| 1.2.1 现有研究水平 |
| 1.2.2 存在问题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基本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变革的时空坐标 |
| 2.1 政府模式变革中的时代精神与现实关怀 |
| 2.1.1 行政改革:西方改革的时代意涵 |
| 2.1.2 时代课题:政府模式变革的方向 |
| 2.1.3 理论建构:政府变革的现实关怀 |
| 2.2 面向社会现实的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 |
| 2.2.1 西方对未来治理模式的探索 |
| 2.2.2 中国改革对服务型政府的探索 |
| 2.2.3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实践面向 |
| 2.3 在时代背景中寻找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
| 2.3.1 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坐标 |
| 2.3.2 新的时空坐标系的生成 |
| 2.3.3 定位政府模式及其坐标 |
| 第3章 空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全球化视野 |
| 3.1 正确定位全球化 |
| 3.1.1 地域化、世界化与全球化 |
| 3.1.2 作为一场历史运动的全球化 |
| 3.1.3 全球化视野中的制度创新 |
| 3.2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及其解构 |
| 3.2.1 资本主义世界化运动 |
| 3.2.2 基于中心—边缘结构的世界 |
| 3.2.3 全球化运动中的去中心化 |
| 3.3 全球正义诉求中的政府变革 |
| 3.3.1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 |
| 3.3.2 正义遭受质疑及其重建之路 |
| 3.3.3 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全球正义 |
| 3.4 在全球合作中实现政府转型 |
| 3.4.1 人类社会携手合作的动力 |
| 3.4.2 在去中心化中谋求合作 |
| 3.4.3 建构支持全球合作的政府 |
| 第4章 时间坐标:政府模式变革的后工业化取向 |
| 4.1 考察“后工业社会”概念的多种理解 |
| 4.1.1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概念 |
| 4.1.2 后工业社会概念外延的扩展 |
| 4.2 社会治理后工业分析的多元语境 |
| 4.2.1 后工业行政中的服务要素 |
| 4.2.2 把信息技术应用于组织设计 |
| 4.2.3 后工业经济的质量增长方式 |
| 4.2.4 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构想 |
| 4.3 后工业化进程中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 |
| 4.3.1 人类社会中的差异性和不平等 |
| 4.3.2 能者统治的社会及其改进方案 |
| 4.3.3 治理责任承担合作路径的建构 |
| 4.4 在后工业化进程中自觉规划社会治理 |
| 4.4.1 从竞争走向合作的尝试 |
| 4.4.2 破解组织中心—边缘结构 |
| 4.4.3 建构支持合作的政府模式 |
| 第5章 复杂性:全球化、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特征 |
| 5.1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 |
| 5.1.1 在简单的环境中寻求确定性 |
| 5.1.2 在复杂环境中开展社会治理 |
| 5.1.3 社会高度复杂性提出的挑战 |
| 5.2 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失灵与变革 |
| 5.2.1 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 |
| 5.2.2 复杂性增长中的控制失灵 |
| 5.2.3 建构任务型组织的逻辑 |
| 5.3 政府模式变革的复杂性理论视角 |
| 5.3.1 还原论、系统论和复杂性理论 |
| 5.3.2 用复杂性理论看后工业化的现实 |
| 5.3.3 复杂性增长中的政府模式建构 |
| 5.4 风险社会中的政府模式变革 |
| 5.4.1 风险社会提出的变革要求 |
| 5.4.2 政府模式变革的内在逻辑 |
| 5.4.3 德制框架下的服务型政府 |
| 第6章 创造性:复杂性社会条件下的人类创造智慧 |
| 6.1 知识—智慧体系中的政府变革逻辑 |
| 6.1.1 增长:人类社会的知识存量与扩散 |
| 6.1.2 管理:建构封闭性的知识应用体系 |
| 6.1.3 服务:促进知识共享之上的创造智慧 |
| 6.2 生产体系变革中的政府模式转向 |
| 6.2.1 工厂体系映射下的社会治理逻辑 |
| 6.2.2 分工—协作体系中控制导向的政府 |
| 6.2.3 网络化生产体系中的服务型政府 |
| 6.3 科学范式转换中的政府变革要求 |
| 6.3.1 从分析到综合的科学体系 |
| 6.3.2 从摹仿到创造的人类启蒙 |
| 6.3.3 创造性科学兴起中的政府 |
| 6.4 创造性技术涌现中的政府模式选择 |
| 6.4.1 变革时代的创造性技术 |
| 6.4.2 技术聚合中的政府创新 |
| 6.4.3 创造性社会的治理变革 |
| 第7章 网络结构:创造性技术兴起中的社会变迁 |
| 7.1 网络化—去中心化:建构作为行动者的政府 |
| 7.1.1 在边界消融中生成的合作关系 |
| 7.1.2 空间特性变革中的网络化思维 |
| 7.1.3 社会去中心化中的行动者建构 |
| 7.2 符号化—虚拟化:引发政府思维方式的革命 |
| 7.2.1 现实的符号化所建构的现实 |
| 7.2.2 虚拟世界中的虚拟思维范式 |
| 7.2.3 时空约束衰落中的政府变革 |
| 7.3 个性化—多元化:促进社会走向成熟自治 |
| 7.3.1 个性化的“新人类”及其性格 |
| 7.3.2 从人的总体性到社会的多元化 |
| 7.3.3 成熟自治社会中的政府变革 |
| 7.4 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变革政府模式 |
| 7.4.1 技术应用:掀起治理变革的浪潮 |
| 7.4.2 社会结构:从等级制到网络结构 |
| 7.4.3 政府模式: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 |
|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10）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研究 ——发展经济学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结构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视角选择 |
| 第一节 核心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传统理论视角探析 |
| 第三节 理论视角的选择:当代发展经济学 |
| 第三章 经济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一般分析 |
| 第一节 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与新趋势 |
|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衍生的经济安全效应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新特征 |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源 |
| 第四章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一节 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二节 贸易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三节 跨国公司全球扩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四节 信息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五节 人力资本全球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 |
| 第五章 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国内战略选择 |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维护经济安全的国际战略选择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知识经济将给21世纪经济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冲击（论文参考文献）
- [1]英语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传播[D]. 刘景珍.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21(09)
- [2]现代性视角下美国非正式科学教育发展研究[D]. 李青. 四川师范大学, 2021(10)
-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下的客家文化建设研究[D]. 吴良生.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5)
- [4]“互联网+”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变革[D]. 侯宪利. 黑龙江大学, 2020(03)
- [5]虚拟社会的主体异化研究[D]. 尹秀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20(01)
- [6]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7]马克思的货币哲学思想研究[D]. 高丁丁. 山西大学, 2019(01)
- [8]中国民法典的“知识化”:理由和具体方案[J]. 王太平. 知识产权, 2017(11)
- [9]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 [10]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研究 ——发展经济学的视角[D]. 温俊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