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应对“入世”策略（论文文献综述）
宋子昕[1]（2021）在《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文中研究表明所谓浴堂是指供人洁身沐浴之场所。浴堂的发展在古时与宗教仪式及庶民文化联系颇深。进入20世纪,北京的公共浴堂发生了重大变革,其社会功能、经营模式、行业组织、使用设备、顾客群体与以往相比截然相异。这一时期,北京代浴堂的发展沿革可以简单划分为五个阶段:1900——1911年,北京浴堂快速发展阶段;1912——1927,北京浴堂繁盛阶段;1927——1937,北京浴堂沉浮阶段;1937——1949,北京浴堂衰落阶段;1949——1952,北京浴堂回暖恢复阶段。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的演变与城市现代化进程推进、社会经济起伏、卫生观念普及、民众生活习惯变迁联系紧密,浴堂在这一时期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空间——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因素并存于其中,国家、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浴堂从业者、浴堂消费者皆对其有着基于自身需求的建构。因此研究北京浴堂可以管窥20世纪上半叶北京城市中公共场所及小商业的发展模式及行业依托。对北京浴堂进行自下而上的微观考察能够从另一个维度上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北京社会,获知近代北京的经济环境、政治环境及文化环境。以浴堂这一社会基层单位为切入点,分析其中不同群体的活动亦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微观层面的个体经验、实践与宏观社会进程的关系及相互作用。浴堂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城市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以来,自来水、电气设备、日化产品等现代产物在北京的浴堂中普及开来,现代技术改变了浴堂的生产方式,与此同时浴堂的资本组织形式、产权结构、经营手段也相应调整。在浴堂广泛使用现代设施的时候,其运营成本也会相应提高,因此各浴堂不得不开源节流,甚至无视政府颁布的诸项规定。浴堂与政府不断地协调互动又常发生冲突,这点在社会经济困难时期体现的尤为明显。二者产生矛盾的根源在于双方对浴堂不同功能的侧重:政府注重浴堂的卫生功能,浴堂则偏重于追求更多的利润。现代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调整,雇佣制度的变化、顾客消费核心需求的转移,社会价值观念的变革,这些变化改变了浴堂业的生产体系,亦影响了浴堂伙计的生存实践。具体而言,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了浴堂的消费群体与消费需求,这直接导致浴堂经营模式的变化——服务质量成为决定浴堂收益的重要指征。为了保证服务质量,浴堂行业构建了工资制度,以行业内伙计的生存为条件,强迫他们提高服务水准。在此约束之下,伙计为了生存,不得不市侩殷勤以赚取更多小费,形成了浴堂业独有的服务方式、工作态度与营生技巧,他们的生存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浴堂的行业体制。浴堂经营者为了逐利,浴堂伙计为了生存,出于维护各自利益,浴堂同业公会与浴堂职业工会便应运而生。不同于传统的行会,北京浴堂同业公会是在行业资本化的趋势之下,以各店家共同的经济利益为基础而设立,其主体是各店铺的经营者,为了保障自身的经济收益,他们尽可能地降低伙计数量,延长其工作时间。因此同业公会的存在使得浴堂内部劳资双方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情形下,浴堂伙计为了生存,便合力抵抗资方压迫,开始组建浴堂职业工会。职业工会的出现增强了工人店伙群体在浴堂行业中的地位,改善了工人的生活待遇,平衡了资方与工人之间的矛盾。城市公共卫生事业的开展,市民卫生意识的提高使得浴堂成为20世纪上半叶北京市重要的公共场所。与此同时,国家也试图凭借对城市的卫生改良将自己的权力传达到基层,浴堂既是政府施政的对象,又是政策实施的场所。但国家权力通过城市改良、卫生行政来介入城市基层事务的意图并非顺水推舟,政府虽然针对浴堂制定了一系列管理规定,着力建设平民及女性浴所,但效果均不尽如人意,这些政策及规定常受到来自浴堂经营者、从业者及顾客的巨大阻力。浴堂的卫生改良并不单纯是公共健康问题,浴堂并非像政府想象的那样,能够顺利成为既卫生廉价,又能“批量生产”干净整洁、遵纪守法市民的公共场所,其中还包含有浴堂经营状况、民众消费观念、行政机关经费等诸多变量。在推行现代化政策、改良城市面貌的过程中,城市移民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成分复杂,这使得城市肮脏、拥挤、贫困,充斥着犯罪、不良行为。暗娼、偷窃、赌博、毒品等问题同样在浴堂中滋生。对这些社会问题的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甚至还常会有矫枉过正的现象发生,但北京浴堂盗窃、嫖娼等案件依旧频频发生。社会问题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而非问题本身。现代社会意识、公共道德、现代劳动薪酬制度与时人传统惯习之间的矛盾是社会问题发生的主要原因,此外殖民者的文化介入等因素对其亦有影响。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之际,作为社会体制得以存续的介质,日常生活逐渐受到国家、政府及社会进步人士的关注,成为推进现代化进程的主要场域,以及国家权力支配、组织的重要对象。对人们沐浴经验的改造是这一趋势的范例,改造方式是将沐浴行为与现代的社会价值观念关联,将浴堂、浴室及沐浴行为赋予平等、自由、健美、文明等现代意义,并通过重复单调的日常生活内化于人们的意识中,以为世人所接受。其实现途径是制造闲暇时间与构建消费观念,前者意图将沐浴规律化、惯习化、日常生活化,后者旨在通过引导人们对沐浴的需求来传递现代日常生活的价值观。但这种尝试在实施层面中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和分歧。浴堂中并非自由平等,其中阶级分明,闲暇会带来如“有闲阶级”、“不劳而获”等不被时人称道的世风,消费则培养起人们崇奢心理。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存在着很多非政府、社会进步人士本意与预期的情形,这些歧义自然也会体现在浴堂中。浴堂中充斥着政府与浴堂店家、资方与劳方、店伙与顾客、国家权力与个体实践之间的对抗,不过这些对抗并非总是发挥着消极作用,其也会改变执政者们的政策,调节社会资源的分配,形成人们对社会的认知。政府所制定的每一个政策,浴堂店家、伙计、顾客对政策的每一次回应,政府与社会进步人士对这些回应的反思与治理,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环节。中国的现代化并非是单方面受西方经验的影响,其自身亦有腾挪的空间。
岳凯[2]（2020）在《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步伐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但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公共产品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单纯依靠政府无偿注资是远远不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改变地方政府作为公共基础设施的唯一投入主体,动员社会资本投入到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行列中来,同时起到节省财政资金、发展民营经济、提高公共产品服务效率的作用。本文主题就是剖析当前地方投融资改革模式的成效与不足,探索能在成效与风险之间建立高水平均衡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本文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前些年大行其道的地方投融资平台。这些平台的风光一时尽管有其主客观原因,但也给财政运行带来的巨大风险,虽然尽管随后的地方投融资模式整体上有所进步,但在风险管控上并无根本性改善。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集权式管理的统收统支模式,地方政府开始拥有较大的自主权限。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公共基础设施投融资主体逐步多元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锐减,但伴随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任务更加繁重,建设资金需求十分迫切,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作为其主要实现方式的地方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出台了以扩大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为地方投融资平台提供了做大做强的必要条件。以地方融资平台为主要特征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本质上的操作主体仍然为地方政府,其融资依据依然以政府信用为主。以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为主要内容的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固然有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经济社会运行环境、稳定经济增长的效果,但是其负面效应是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与日俱增,地方政府乃至整个国家债务风险凸显。“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①。2010年以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和政府债务越加严重,财政投资的规模边界约束越发明显,对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规范、约束势在必行。对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的主导思路是更加突出市场机制,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PPP、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性的投融资模式快速发展。但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认为,上述投融资模式创新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公共基础设施提供与财政运行安全的均衡问题,甚至在实际操作中进一步扩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加大了政府债务风险。“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①。国外公共基础设施的融资实践和债务管理经验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欧美国家近年来兴起了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浪潮,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大量参与公共设施建设运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日本在二战之后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积极吸收国内资金,集中全国之力用于基础设施和战略性产业建设,为国内经济振兴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西方国家在危机管理和债务管理方面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近年来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由高速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投资边界在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中的约束越发明显,因此更有必要借鉴国外经验,重新审视地方政府投融资的方式和路径,在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健全相关法律体系建设,强化社会资本在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中的作用。本文分析框架沿用了“理论阐释—现状分析—‘他山之石’—政策建议”的成熟架构。在基本理论板块,本文介绍了凯恩斯需求管理理论,阐释了经典IS-LM模型及其陷阱,揭示了财政投资政策边界约束,导出改变公共基础设施供给方式、引入民间投资的必要性;在现状分析板块,本文剖析了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成长历史和现状,分析了地方政府自主发债、PPP模式、政府投资基金等新型融资方式的主要特点和典型案例,梳理了这些地方投融资模式更迭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在经验借鉴板块,本文归纳了西方发达国家在公共基础设施融资和相关风险管控方面的成熟经验,作为设计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进一步改革方案时的参考对象;在政策建议板块,本文依据前述问题分析和他国经验,以及相关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能够实现提升公共基础设施供给能力和债务风险防控的双赢目标的理想模式。本文共由八章组成。第一章,绪论。该章属于全文总括性介绍。主要内容有研究背景及意义,文献归纳及评述,研究内容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二章,理论基础。界定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和模式等基本概念,阐释凯恩斯需求管理政策的理论框架、经典IS-LM模型的含义与缺陷,揭示财政投资政策的“投资陷阱”与边界约束,导出单纯财政投资政策的局限性。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处于政策边界的无效区间后,再通过增加赤字扩大政府投资已经无能为力了,只会增加越来越严重的债务负担,甚至诱发系统性风险。循着上述理论分析路径,本章实证分析验证了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指出今后在财政投资政策面临边界约束的情况下,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的作用,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第三章,对我国地方投融资体制改革和主要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地方投融资平台进行了重点分析。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展开的固定资产投资体制改革为地方投融资模式创新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条件。第四章至第六章,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主要分析2014年以来,国家在加强政府债务管理、限制融资平台随意扩张的情况下,国家所鼓励和推进的地方政府自行发债、政府投资基金、PPP等几种新型投融资模式的特点,同时重点实证分析了近年来PPP项目和PPP投资规模对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影响。第七章,风险分析。结合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重点分析政府投融资行为增加杠杆累积政府债务所蕴含的风险,采用KMV模型对各省市债务风险进行实证分析。第八章,政策建议。分析评述西方发达国家民间资本进入公共产品领域的历史和带来的成效,以及我国可以借鉴的国际经验。根据前述现存地方投融资模式的问题分析尤其是风险分析,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我们提出了下一步化解债务风险提出政策建议,对政府投融资方向做出展望。“不日新者必日退”①。本文力求在研究观点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提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以往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下,往往是以假定政府可以无限举借债务、扩大政府投资作为前提的,没有考虑财政投资的边界问题。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修正了凯恩斯主义框架下的IS-LM模型,明确指出财政投资政策的边界性,政府的投资能力不能无限扩大,否则将会出现过大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运行风险。二是指出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以往关于政府投资和民间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中,一般都是从政府投资的角度出发,重点关注政府投资增长后,对民间投资是否存在“挤出效应”。但是经过历史数据研判,我们发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总体趋势是政府投资比重下降,民间投资所占比重上升（尽管近年来的增速下降了）,可以理解为民间投资逐步替代了政府投资,因此是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这与之前的研究主要关注政府投资是否挤出民间投资的视角是不同的,在当前的历史时期,需要进一步发挥民间投资对政府投资的替代效应,提高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市场程度。三是通过实证分析指出近年来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实践可能进一步加大了财政运行风险。一方面,综合分析2015-2018年PPP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各省市财政收支缺口的关系,得出PPP模式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的结论,与之相反,过多过大的PPP项目可能还会加大财政收支缺口;另一方面,使用KMV模型和最新的政府债务数据,验证各省市近年来财政运行风险有所增加。
冯志峰[3]（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陈靓[4]（2018）在《从GATS到TiSA ——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建构与中国的选择》文中提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服务贸易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在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三个主要动因中,各经济体本土服务业的发展（生产力）和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服务与制造”相融合的全球价值链（生产关系）可以视为全球服务贸易的“经济基础”,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形成的各类优惠贸易安排所形成的国际层面的规则,包括服务贸易市场准入规则（涵盖服务贸易四种提供方式）以及围绕市场准入而形成的系统规则和纪律,可以视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上层建筑”。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以及中国的选择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并深入研究的问题。本研究分别从两条分析路径出发展开,一条是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的内在逻辑进行理论分析,并进行实证检验;另一条路径则是遵循“GATS→区域/双边服务贸易自由化谈判→TiSA谈判”的谈判进程,梳理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建构的历史轨迹中所隐含的核心内容,并寻找未来建构的方向及核心要件。最后,将两条路径合二为一,对TiSA谈判的可能成果进行预判、模拟其对各成员以及服务贸易乃至货物贸易增长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全球贸易规则建构过程中的总体战略选择,并以中国加入TiSA谈判为切入点,尝试设计中国参与TiSA谈判的策略和方案。本文主要内容由六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为相关文献综述。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从本质上讲清楚了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谈判、服务贸易规则以及全球价值链等基础概念的核心内涵、彼此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的背后推动力,为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支持。同时,相关文献的研究成果也为本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分析、实证及预测评估做好了理论和方法论的储备。第二章从论述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服务贸易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着重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如何通过减少或取消服务贸易限制措施,来影响服务贸易和制成品贸易增长的理论逻辑。同时,基于历史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贸易和制成品贸易的实际促进作用进行实证检验。第三章回顾了以GATS为代表的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框架的形成背景,着重阐述了 GATS如何确立了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初步框架,以及这一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初步框架的核心标志与内涵。第四章从区域/双边FTA的视角,分析这区域/双边途径对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实际推动,包括以韩美、欧加FTA为代表的双边层面的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以TPP协定为代表的区域层面对服务贸易规则的扩展两个部分,并总结归纳出区域/双边FTA对服务贸易规则的共同推动力及方向。第五章深入研究了以TiSA为代表的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建构的内涵和本质,分别从对市场准入水平“量的提升”和对服务贸易规则“质的完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阐述。同时,对TiSA可能达成的成果进行初步预判,并根据第二章实证结果进行预测分析。结果显示,TiSA达成将促进成员方服务贸易出口增长1.97%8.24%;促进成员方制成品总出口增长0.93%4.14%、制成品总进口增长0.56%2.68%。第六章回顾了中国参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相关实践以及中国服务贸易规则水平与国际水平的差异。对于中国加入TiSA谈判可能效应的初步模拟显示,中国加入TiSA,不仅有利于中国和TiSA其他成员方整体服务贸易出口的提升,还将有力地扩大制成品贸易增加额。在当前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背景下,从总体战略上来看,笔者认为中国应应积极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并提出了中国需要明确的重要战略意图。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参与TiSA谈判进行了具体的策略和方案设计。最后,在总结全文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为后续研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许正[5]（2017）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全世界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六十余年的“长期和平”。这种所谓的“和平”,是在美苏紧张对峙、核武器的发明及其技术的扩散以及全球军备水平大幅升级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仅没有使得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变得重要性,相反却变的更为突出。表现在安全观念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没有整个人类的共同安全,单个国家的安全是较为脆弱和没有保证的。在实现安全的手段上,安全机制作为中观层次解决方案中最具影响的流派之一,得到了学界人士更多关注。根据相关理论,安全机制是指国家这一行为者在双边或多边军事关系上或在某个全球共同关注的特定安全问题领域上达成的相互遵守的协定与规则。安全机制的确立并不必然仰赖成员在制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一致,与之相反,它常常是在对立的政治世界中寻求对威胁和武力使用的约束与控制。而且安全机制中的大部分属于问题性质,目的是解决特定的安全议题,应对威胁整个人类安全的议题。自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结束以来,人类发展史上的第一个安全机制“欧洲协调”应运而生,它所确立的谈判制度和协商精神,成为了之后各个安全机制所遵从的标准。无论是国际联盟、联合国、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华沙条约组织、欧洲安全合作会议还是上海合作组织这些安全机制,大体上都是在“欧洲协调”确立的原则上所构建的。尽管这些安全机制都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和不足之处,甚至其中某些安全机制早已解体,但是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湄公河次区域位于中国和南亚次大陆之间,是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和南亚的枢纽,西靠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和安达曼海域,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一个地理相连数目高达六个的国家板块群,而且由于该地区战略地位重要且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成为了大国博弈的一个重点区域,从英法殖民时期至今以来便战乱不断,各个大国在不同时期的介入成为了威胁该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此衍生的大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的地区的安全问题会不定期的爆发。尤其是在冷战时期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甚至被描述为“叛乱的地区”、“东方巴尔干”和“多米诺地区”。新建立的民族国家虚弱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后殖民时期国家之间的领土纠纷,域内意识形态的一度两极化,跨国有组织犯罪、地区分离主义的猖獗以及抵御经济风险的薄弱,都表明了该地区地缘政治经济的特征。这些冲突不仅危及到某些国家政权的存亡,也对该地区的整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在安全机制的构成上,根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和发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包括次区域各国领导人及部门首长定期会晤机制;安全决策和信息交流机制,其中应设置秘书处、成员国常驻代表机构、观察员机制和对话伙伴机制,以加强六国间安全信息的交流;维和机制,其中应包含各国总参谋长会晤机制、安全理事会以及一支必要的维和部队,由各国总参谋长和安全理事会来统一指挥维和部队,应对域内各种安全威胁;核不扩散机制,包括负责常规武器和核武器的裁军事务部们,还有提供技术支持的裁军研究所;警务合作机制,包括警察首长定期会晤机制、联合武装执法巡逻机制、统一逮捕令制度、犯罪情报交流机制和警务培训制度等;联合演习机制,次区域各国定期举行联合演习,以增强次区各国应对地区安全问题的协同行动能力,增加政治互信。根据以上安全机制的构成,次区域的安全机制的构建已经迫在眉睫。首先,泰国和柬埔寨、柬埔寨与老挝、泰国和缅甸依旧中国和越南之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能源安全问题、环境安全问题、跨国拐卖妇女儿童和毒品犯罪问题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又纷纷涌现出,各种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使得地区安全问题变得愈发的棘手。而且,次区域既有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领土争端解决机制已逐渐沦为摆设,无论是在结构上或是效果上都远不足以应对区域内日益严重的各类安全问题。由于冷战时期分属不同阵营,次区域各国在冷战时期曾多次兵戎相见。泰国在冷战初期,追随美国在次区域的反共政策,武装干预了越南和老挝的民族解放战争。越南在冷战时期为实现称霸东南亚的企图,在苏联的支持下,曾武装侵占了柬埔寨并与中国和泰国在边境上爆发了冲突。尽管战争已经结束多年,但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战争留下的后遗症,次区域各国的政治互信依然不足。而且,由于长期遭受殖民掠夺和战争频发,再加上统一后的新政府采取了错误的经济发展模式,导致次区域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低下,需要依赖国际援助才能维持国家正常运转。老挝、柬埔寨和缅甸至今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泰国和越南则是因为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越南在十年内连续遭遇两次经济危机;泰国军事政变频发,历届政府制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经常夭折,缺乏稳定的经济发展环境,目前泰越两国的经济复苏仍未有明显起色。中国云南省作为与次区域各国对接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国内各省的经济排名中常年处在倒数的位置,经济指标、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文科技等方面的发展均严重滞后。尽管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由于该地区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抑制中国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美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澳大利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纷纷在该地区展开角逐,次区域部分国家被迫在各大国的竞争缝隙中,采取平衡外交的手段来维护自身的利益。次区域各国政治互信的不足,经济的落后和域外大国的干预等因素对该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造成了严重的制约。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应遵循以“先易后难”与“合作求安全”以及“以经济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理念,循序渐进的推动大湄公河次区域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首先,要加强次区域各国间的互信,建立互信机制,强化安全合作。根据现阶段次区域的安全形势,建立互信机制是完成构建安全机制的首要条件,实践的可行性相对更大。在“循序渐进”和“先易后难”的构建原则下,互信机制的构建需要搁置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正确看待其它国家的发展道路。争取前期成功建立起沟通协商子机制、危机评估子机制与危机评判子机制,以加强在平时以及预防或处理潜在安全威胁的协调。在以上三个子机制的基础上,构建起次区域国家间的互信机制。其次,进一步深化次区域各国间的经贸合作,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的进程。继续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的建设,首先,明确现阶段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不足。在政治、经济、人文方面继续推进经济走廊的建设。再次,拓宽融资渠道,吸纳更多的投资资金,为新阶段次区域的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外,还有继续深化次区域国家的环境合作。在深入推进以上三个领域的基础上,将老挝作为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加以重点经营,推进“中老友好合作条约”的谈判与签署,以经贸合作带动安全合作,以此给次区域其它国家树立典范,在条件成熟时将相关模式向柬埔寨和泰国扩展,并最终覆盖到缅甸和越南。以“中路突破”带动两侧应该是中国与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在进行安全合作的一个较合适的选择。这些更为密切的经贸合作势必对地区安全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带动地区安全合作的开展和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除此之外,还需要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其中包括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深化次区域国家间产能合作以及加强民间交流,发挥民间外交的特殊功能,为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提供建设性思路。
刘少军,毛快,汪健松,郭佑宁,马英博,排则莱提,肖强,刘震,盛利,曲嘉琦,张超然,李军南,陈岚,蹇梦婷[6]（2014）在《2014～2015年金融法研究综述》文中认为20142015年度,在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国金融法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了使这些成果能够得到更为广泛地传播和了解,我们试图对这一年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综述,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本年度金融法研究的总体概况。根据我们的不完全统计,20142015年度共出版教材、着作九十余部,在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重要论文二百余篇,囿于我们
靳政钰[7]（2014）在《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得到2012年天津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课题（ZFZX2012-27）——“促进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研究”的资助，且研究成果得到黄兴国市长，崔津渡、尹海林、任学锋副市长的审阅与批示。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与历史人文优势，天津已逐渐形成了较为典型的外贸依赖型经济增长模式。不可否认的是，该模式抗冲击性较弱，一旦外贸需求疲软，将迅速拉低经济增长速度，拖累天津经济发展全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后天津对外贸易增速下降，外贸进出口出现持续逆差等现象为天津调整贸易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我国自2012年开始步入经济结构转型调整的新时代，天津市作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为严重的重灾区之一，在固有产业结构出口优势渐微，经济增长弹性缺失的情况下，主动调整贸易结构、转型经济增长模式则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对策研究需要建立在对现实问题具有深刻认识的基础上。鉴于此，本文采纳广义外贸结构概念，首先从对外贸易规模、外贸对经济增长贡献度、贸易结构、利用外资质量以及口岸辐射功能几方面对天津市近7年来的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作出详实描述。为确保能够准确洞悉制约天津外贸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因素，本文构建了天津外贸结构建设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在多元统计思想的指导下，运用因子分析模型归纳出决定天津外贸结构建设质量的三大关键因子。根据各因子近年来的得分情况，结合论文写作前期的调研反馈资料，本文锁定了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主要困境，首创性地提出“内部贸易运行体系”和“外部贸易支撑体系”，并针对体系内的薄弱环节找寻国内外先进优化案例。外贸结构作为整体经济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其持续调整过程中，长、短期目标间会面临矛盾，本文的最终研究成果即立足政府宏观调控视角，分别以短期和长期为时间界点，以商品、市场、贸易方式和参与主体为空间划分，提出一系列既能有效解决当前问题，又能有助于长期结构优化的对策建议。主张政府灵活运用长短期政策搭配，在及时解决当下矛盾和平稳实现长期目标间寻找最佳决策契合点，以减轻转型阵痛。
方俊[8]（2013）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立足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问题，试图回应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思想的原初样态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进行了怎样的卓有成效的理论建树？在新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剧烈变革的现时代，不管是主动求变求适应也好，还是现实政治生态变迁形成的巨大倒逼机制也罢，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应进行怎样的样态变革才能顺应时代发展趋势要求，实现协同戮力善治格局？国家与社会，是人类组织构造和秩序生成的两大载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关注的重要命题和理论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当代公共治理范式探究的管理哲学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思想谱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有着十分深厚的理论内涵和重要的现实价值。荦荦大者计有“国家源于社会”、“社会决定国家”、“公共管理的社会性”、“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对立与统一”、“国家消亡与社会复归”等观点和原理，刻画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轮廓。于喷沫鸣溅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洗礼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在探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真谛。卓越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袖们在理论道路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在集体智慧的基础上承续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形成了厚重的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图谱。这一样态图谱包括理论样态和实践样态两种样态呈现。理论样态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所阐释的丰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文章对上述思想的核心内容、基本框架和理论流变着力进行爬梳。实践样态就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亟待厘清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形而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化为“形而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并高于实践，实践是理论的材料“原产地”。国家的治理以政府为载体，社会的发展以社会组织为依托。现实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论文有六章构成。第一章，绪论本章主要阐明了课题的研究背景、研究主旨、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说明本文的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结构，并进行相关的国内外文献综合述评和概念的界定和厘清，为本体研究开启序幕。第二章，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本章从历史的、理论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进行梳理与解读。认为，以批判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的曲解作为逻辑起点，马克思恩格斯形成了自己的科学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包括市民社会理论、公共管理的社会性思想和国家源于社会并复归社会的思想。之后，列宁全力扞卫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基本思想，包括“国家消亡”的学说、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和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生活状况等一系列新的理论主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给我们的启示。第三章，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本章从历史的、文献揽读的角度研究了几代卓越的中国共产党政治领袖们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系列真知灼见，包括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以及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一系列新的思考和探索。毛泽东的民本民权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和人民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主要见之于三个方面：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党、国家、社会理论具体体现为：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思想；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的思想。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体现为：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第四章，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的理论样态梳理与解读后，逻辑上本章进而转向研究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现实样态。较之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理论务虚性，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具有明显的实践务实性。为此，本章立足广东，实证性研究了近年来社会组织的发展概况。继而，通过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得出现实语境下的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尚未建立起破除心理隔阂的互信关系和良好互动关系的结论。第五章，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与传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并由此造成国家相对于社会的单线性发展的观点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是围绕公共权力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所有者循着一条从社会—国家—复归社会的路径演进，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为分析根基，本章主要回应这么一个问题：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构建面临哪些动力的支持和阻力的牵制？文章认为，社会组织对治理政府失灵的矫正力、源于体制改革的合作关系的催生力、基于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合作关系的回应力、面向公共利益这一共同目标的合作关系的契合力是支持和促进合作关系构建的强大驱动力；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二者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总体性社会”格局难以冰释、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重重、制度、利益与激励难题亟待破解等问题是支离和牵制合作关系构建的巨大阻滞力。第六章，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有关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以及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的构想两个方面反映出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以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审视和指导构建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在现实层面就是要构建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这一合作关系的构建亟需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作为地方政府，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积极而审慎的行为选择，包括：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作为社会组织，要为合作关系的实现做出诚挚而高效的自身努力，体现为：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肖璞[9]（2013）在《后危机时代中国有效金融监管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级贷款风暴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急剧动荡，金融危机的阴霾至今尚未完全散去。危机之后的研究表明，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具有内在联系，金融监管的缺位与失职是此次危机的重要原因。痛定思痛，世界各国在危机后更加重视金融监管问题，相约相继推出一系列监管改革措施，中国也就金融监管改革做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将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Ⅲ。不过从实施效果与现实情况来看，国际金融监管改革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最终实现有效金融监管还任重而道远。本文主要通过历史考察、横向对比与实证研究，着重对中国金融监管尤其是银行有效监管问题进行探讨。通过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现状的考察发现，尽管中国金融监管近些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相比国际标准和行业发展要求仍然存在较大差距。首先，监管的微观基础仍然比较薄弱，金融机构在公司治理、风险管理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等方面离监管的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其次，监管者系统性风险监管能力不足，诸多有效的系统性风险防控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第三，宏观经济失衡、法制环境不健全、会计制度执行不到位、市场约束软弱等金融生态问题突出，有的甚至在恶化。针对这些突出问题，本文依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及评估办法，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中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就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升。因此，鉴于中国金融正处于增长转段、发展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的国情，本文提出有效监管建设必须与深化银行改革和改善外部环境相结合。根据危机后全球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空前关注这一现实，立足于中国银行业近十年具体市场微观主体的改革情况，本文提出加强对系统重要性性银行的监管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的关键，并对其进行了实证研究。同时，在对我国金融监管能力建设历程全面回顾的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因素，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不仅如此，针对如何实现有效金融监管，本文还从建立可持续平衡的经济金融发展机制、强化金融机构自我约束、改进金融监管治理体系、改善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本文的特色主要在于：首先，从监管视角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原因，检讨当前金融监管体制的机制性问题，提出需要从更新监管理念、突出监管重点和改进监管方式等方面来增进监管的有效性。其次，在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下，从有效监管出发界定监管者的责任，将应对市场的非正常波动、给投资者正确的信号和引导、监控市场主要参与者的交易行为、加强对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监管、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及进一步丰富监管工具箱等内容纳入到有效监管的范畴，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以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提出完善金融监管的政策建议；第三，强调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是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改革关注的焦点问题，本文利用CoVaR方法，结合分位数回归技术，量化了我国上市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效应及单个银行对整个银行系统的风险贡献率，在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进行识别基础上，有针对性的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建议；第四，从宏观经济效应、行业效果以及监管效率三个方面给出了关于有效监管的具体的标准，构造了衡量监管有效性的综合指标体系，使用门限回归方法对我国金融监管的有效性进行实证分析，从时间维度对我国银行业的监管的有效性做出了客观评价。本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绪论。提出研究的背景、思路和方法，界定相关概念并对现有的研究进行了相关梳理、总结与评价。第二章，金融监管理论的流派与最新发展进行综述。对学术界有关金融监管理论演进进行了陈述，同时梳理了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新发展，并就金融危机与金融监管的反思进行了简要总结。第三章，美国金融危机的反思与金融监管改革。这一章回顾了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和演进过程及其反思。在反思的基础上，本章得出了后危机时代加强和改进有效监管的诸多启示。第四章，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突出问题。对照巴塞尔协议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及其评估办法，分析了中国银行业有效监管存在的问题与差距，以此作为深化我国有效银行监管体系建设的现实出发点。第五章，中国金融市场微观主体改革与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本章对中国金融机构改革与重组的实践进行了梳理，提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是实现有效金融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关键。基于实证研究，这一章对我国的系统重要性银行进行了识别，并提出了相应的监管建议。第六章，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建设与监管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银行业改革发展与监管成效这一问题做了全面分析。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我国银行业有效监管的评价标准，并做了实证检验。第七章，从更广泛的视角考虑中国有效银行监管新框架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和改进金融有效监管的政策建议。
盛建明[10]（2013）在《服务贸易补贴与贸易救济等法律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人世十年以来,中国服务业开放的步伐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其发展的速度和幅度也是史无前例的。面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突飞猛进的大好形势和眼务业前昕未有的全面开放的格局,面对中国服务业发展先天不足②和面临发达国家激烈竞争的背景,考虑到外国政府有可能趁多边服务贸易补贴纪律不严明之机而大肆实施政府补贴的发展态势,中国政府和企业必须未雨绸缪,加强对服务贸易
二、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应对“入世”策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应对“入世”策略（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和旨趣 |
| 二、学术回顾 |
| 三、概念界定与文献来源 |
| 四、研究方法与文章框架 |
| 五、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城市空间与浴堂生态 |
| 第一节 北京浴堂的发展概述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浴堂 |
| 二、新式浴堂的发展及繁荣(1900——1926) |
| 三、北京浴堂行业的由盛及衰(1926——1952) |
| 第二节 20 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行业兴起的社会条件 |
| 一、沐浴的文明化 |
| 二、沐浴的知识化 |
| 第三节 浴堂与北京城区商业格局 |
| 小结 |
| 第二章 浴堂的经营与管理 |
| 第一节 浴堂的资本与流水 |
| 一、浴堂的资本模式 |
| 二、浴堂的产权结构 |
| 三、浴堂的营业流水 |
| 第二节 浴堂的日常开支 |
| 一、电力与通讯 |
| 二、毛巾与肥皂 |
| 三、燃料 |
| 四、自来水 |
| 五、铺底与房租 |
| 六、纳税与认捐 |
| 第三节 收费标准与价格起伏 |
| 一、价格的分化与浮动 |
| 二、影响价格的因素 |
| 三、恶性通胀时代的澡价调控 |
| 第四节 浴堂经营与管理策略 |
| 一、浴堂的管理体制 |
| 二、浴堂的营业方式 |
| 三、浴堂的经营之道 |
| 小结 |
| 第三章 浴堂的从业者及社会团体 |
| 第一节 浴堂从业者的工作与生活 |
| 一、浴堂从业者的工作职责 |
| 二、浴堂从业者的身份与社会来源 |
| 三、北京浴堂伙计的工作日常 |
| 四、北京浴堂伙计的收入与生活状况 |
| 第二节 北京浴堂伙计的价值观念及社会形象 |
| 第三节 北京浴堂同业公会 |
| 一、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成立始末及历史沿革 |
| 二、北京浴堂同业公会的组织情况 |
| 三、浴堂同业公会的功能 |
| 四、政府在浴堂同业公会中的权力渗透 |
| 第四节 北京浴堂职业工会 |
| 一、浴堂职业工会产生的社会要素 |
| 二、浴堂职业工会成立风波 |
| 三、浴堂职业工会成立后的劳资纠纷 |
| 第五节 浴堂中的地下活动 |
| 一、浴堂中开展地下工作的优势 |
| 二、北平市和平解放之际浴堂业的地下工作 |
| 小结 |
| 第四章 公共卫生、卫生行政与北京浴堂业 |
| 第一节 公共卫生与城市改良 |
| 一、北京的卫生环境与市民沐浴观念 |
| 二、浴堂卫生规章的历史沿革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北平浴堂业的管理 |
| 一、北平市政府对浴堂卫生的监督与稽查 |
| 二、北平市政府对违章浴堂的惩处 |
| 三、政府对浴堂卫生管理不力的原因分析 |
| 第三节 市政体系中的浴堂 |
| 一、浴堂与城市沟渠排水系统 |
| 二、防疫、公共卫生与浴堂 |
| 第四节 女性及平民浴堂 |
| 一、女性浴所的设立 |
| 二、平民浴堂的创办 |
| 小结 |
| 第五章 浴堂中的社会问题 |
| 第一节 浴堂的公共安全 |
| 一、晕堂 |
| 二、火灾与触电 |
| 三、建筑安全 |
| 第二节 浴堂中的盗窃犯罪 |
| 一、盗窃案件频发的社会背景 |
| 二、浴堂中偷窃案件的地缘因素 |
| 三、浴堂中偷窃案件的犯罪方式与窃贼身份 |
| 四、浴堂中偷窃犯罪的治理 |
| 第三节 浴堂中的风化问题 |
| 一、浴堂中的混浴现象 |
| 二、女浴堂中的男性工役 |
| 三、政府对浴堂社会风化问题的治理 |
| 小结 |
| 第六章 浴堂与日常生活 |
| 第一节 沐浴社会价值的重塑 |
| 一、沐浴内涵的转释 |
| 二、沐浴的日常生活化过程 |
| 第二节 沐浴的日常生活化建构 |
| 一、作为惠工设施的职工浴堂 |
| 二、作为规训手段的学生浴间 |
| 三、作为现代日常生活基本单元的家庭浴室 |
| 四、以消费构建现代生活的公共浴堂 |
| 第三节 公共浴堂与沐浴之现代释义的争论 |
| 一、浴堂消费模式与平等观念的矛盾 |
| 二、日常生活构建过程中的分歧 |
| 三、闲暇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抵牾 |
| 小结 |
|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目的 |
| 1.2 研究背景 |
| 1.3 文献综述 |
| 1.3.1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概念界定 |
| 1.3.2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活动效率或效果 |
| 1.3.3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防范化解方面 |
| 1.3.4 关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转型 |
| 1.3.5 关于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和改革 |
| 1.3.6 综合述评 |
| 1.4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5 研究创新和不足之处 |
| 1.6 本章小结 |
| 第2章 主要概念与基本理论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投资、融资和投融资 |
| 2.1.2 政府投融资和地方政府投融资 |
| 2.1.3 公共基础设施 |
| 2.1.4 财政政策与财政投资 |
| 2.2 相关基本理论 |
| 2.2.1 公共产品理论和公共产品供给理论 |
| 2.2.2 政府投资理论 |
| 2.2.3 政府债务理论 |
| 2.3 地方政府投融资行为的理论依据 |
| 2.3.1 理论分析 |
| 2.3.2 实证检验 |
| 2.4 财政投资政策边界和投融资风险的理论分析 |
| 2.4.1 IS-LM模型的修正 |
| 2.4.2 财政投资政策的债务边界约束 |
| 2.4.3 财政投资政策的预期收益边界约束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逻辑起点——融资平台公司 |
| 3.1 地方政府投融资的动因 |
| 3.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性质与发展过程 |
| 3.2.1 地方融资平台的概念以及与地方财政的关系 |
| 3.2.2 地方融资平台的发展历程 |
| 3.3 主要城市融资平台发展情况 |
| 3.3.1 以内部资金循环实现整体可持续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上海模式 |
| 3.3.2 以构建风险防控“三不”防火墙为主要特征的重庆模式 |
| 3.3.3 以借贷资金“借、用、管、还”封闭性运作为主要特点的天津模式 |
| 3.4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和债务风险 |
| 3.4.1 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实践经验 |
| 3.4.2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发展过程中蕴含的风险 |
| 3.5 政府融资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 |
| 3.6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一——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 |
| 4.1 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进程 |
| 4.2 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效果 |
| 4.3 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存在的问题 |
| 4.4 完善地方政府债券自主发债的政策建议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二——PPP模式 |
| 5.1 PPP模式的基本原理 |
| 5.1.1 PPP模式的概念 |
| 5.1.2 PPP模式的典型特征 |
| 5.1.3 推广PPP模式的意义 |
| 5.2 PPP模式发展情况 |
| 5.3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与流程 |
| 5.3.1 PPP模式中的财政责任 |
| 5.3.2 以财政改革为契机,重构PPP管理流程 |
| 5.4 PPP模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
| 5.4.1 制度体系不健全,顶层设计欠缺 |
| 5.4.2 各级政府部门的认识不到位,单纯作为新型融资模式 |
| 5.4.3 项目操作程序不规范,定价机制不合理 |
| 5.4.4 项目落地率低,后续融资困难 |
| 5.4.5 风险共担机制弱化,风险收益不对等 |
| 5.4.6 违规实施钻空子,变相积累债务风险 |
| 5.4.7 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分布不均衡 |
| 5.5 运用PPP模式是否增加财政运行风险的实证分析 |
| 5.5.1 指标构建与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说明 |
| 5.5.3 面板回归 |
| 5.6 完善PPP模式的政策建议 |
| 5.7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之三——政府投资基金 |
| 6.1 国外政府投资基金实践和理论研究情况 |
| 6.2 我国政府投资基金运行情况 |
| 6.3 政府投资基金发展中存在的风险 |
| 6.4 规范政府投资基金发展的政策建议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当前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风险分析 |
| 7.1 地方投融资行为的风险传导机制 |
| 7.1.1 国内风险传导机制 |
| 7.1.2 国际风险诱导机制 |
| 7.2 风险的逐步显现 |
| 7.2.1 整体杠杆率维持高位 |
| 7.2.2 与地方投融资行为相关的风险现状 |
| 7.3 地方政府投融资风险分析——基于KMV模型 |
| 7.3.1 模型和数据 |
| 7.3.2 实证模型 |
| 7.3.3 相关结论和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完善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的政策建议 |
| 8.1 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国际经验借鉴 |
| 8.1.1 通过政府投融资筹集建设资金 |
| 8.1.2 开展基础设施的私有化改制 |
| 8.1.3 保持政府对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调控作用 |
| 8.1.4 防控地方债务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
| 8.1.5 国际投融资运作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
| 8.2 推进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的政策建议 |
| 8.2.1 加快特许经营和PPP领域立法,健全投融资法律框架 |
| 8.2.2 健全地方政府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长效机制 |
| 8.2.3 本着量力而行的原则,科学合理地确定政府投资项目 |
| 8.2.4 简化投融资管理体制,营造便捷高效的营商环境 |
| 8.2.5 进一步加强债务管理,严格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
| 8.3 本章小结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4）从GATS到TiSA ——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建构与中国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依据 |
| 三、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内容、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主要问题及细化 |
| 二、研究的思路、方法与技术路线图 |
| 三、研究的重点、难点及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相关章节安排 |
| 第一章 国内外研究成果综述 |
| 第一节 服务贸易规则谈判的理论分析 |
| 一、WTO谈判的多边框架视角 |
| 二、FTA谈判的区域/双边视角 |
| 三、TiSA谈判的“诸边”视角 |
| 第二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 |
| 一、全球价值链和贸易自由化 |
| 二、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及作用 |
| 第三节 服务贸易自由化及其影响 |
|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总体经济影响 |
|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量化测度 |
| 三、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应评估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理论分析与实证 |
| 第一节 贸易自由化的理论逻辑 |
| 一、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服务贸易规则的内在关系 |
| 二、服务贸易开放与服务贸易增长的理论逻辑 |
| 三、服务贸易开放与制成品贸易增长的理论逻辑 |
| 第二节 服务贸易开放与服务贸易增长的实证检验 |
| 一、实证模型的选择 |
| 二、数据处理及估计方法 |
| 三、实证结果 |
| 第三节 服务贸易开放与制成品贸易增长的实证检验 |
| 一、实证模型的选择 |
| 二、数据处理及估计方法 |
| 三、实证结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ATS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初步框架的确立 |
| 第一节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框架形成的背景 |
| 一、服务贸易规则形成的经济基础 |
| 二、服务贸易规则初步框架的形成过程 |
| 第二节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初步框架的核心标志 |
| 一、相关概念及适用范围的界定 |
| 二、市场开放承诺正面清单模式的确立 |
| 三、各成员核心义务及纪律的确立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区域/双边FTA对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推动 |
| 第一节 以美韩、欧加FTA为代表的双边层面 |
| 一、双边层面FTA的主要进展 |
| 二、美韩FTA协定对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的体现 |
| 三、欧加CETA协定对服务贸易规则新发展的体现 |
| 第二节 以TPP为代表的区域层面 |
| 一、区域层面FTA的主要进展 |
| 二、TPP对市场准入承诺模式的扩展 |
| 三、TPP对服务贸易规则纪律的加强或扩展 |
| 第三节 区域/双边FTA协定对服务贸易规则发展的共同推动 |
| 一、市场开放承诺模式的推动 |
| 二、规则纪律层面的推动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TiSA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建构 |
| 第一节 TiSA谈判的启动与推进 |
| 一、谈判启动的背景和进展 |
| 二、全球价值链下与区域/双边FTA谈判的呼应 |
| 第二节 TiSA对市场准入模式的扩展 |
| 一、基于正面清单的市场准入承诺 |
| 二、基于负面清单的国民待遇承诺 |
| 三、各方减让表制定方式的明确 |
| 第三节 TiSA对服务贸易规则、纪律的加强与扩展 |
| 一、透明度和国内规制的全面提升 |
| 二、传统服务部门纪律的升级 |
| 三、对跨境服务贸易规制的加强 |
| 第四节 当前TiSA各方核心分歧及成果预判 |
| 一、主要分歧点及分歧方 |
| 二、可能成果的方向性预判 |
| 三、对TiSA可能成果效应的初步预测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建构进程下中国的选择 |
| 第一节 中国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实践 |
| 一、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回顾 |
| 二、中国服务贸易开放现状 |
| 三、中国服务贸易规则的国际比较 |
| 第二节 中国加入TiSA谈判可能效应的初步预测 |
| 一、基于高水平情景的预测 |
| 二、基于折中水平情景的预测 |
| 三、总体利益的衡量 |
| 第三节 中国总体战略选择及具体谈判策略设计 |
| 一、中国参与全球服务贸易规则建构的总体战略 |
| 二、中国在TiSA谈判中需要解决的难点 |
| 三、中国加入TiSA谈判的具体方案和策略 |
|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及未来研究方向 |
| 总体结论 |
| 未来研究空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实证模型和预测结果汇总 |
| 后记 |
（5）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缘起 |
| 二、选题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思路与框架 |
| 第一章 国际安全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与发展 |
| （一）“欧洲协调”的形成背景 |
| （二）“欧洲协调”的形成 |
| （三）大国对“欧洲协调”的基本认同 |
| （四）“欧洲协调”遭遇的挑战及其解体 |
| 二、国际联盟的成立与发展 |
| （一）国际联盟成立的背景 |
| （二）国际联盟的发展 |
| （三）国际联盟安全机制解体的原因 |
| 三、联合国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 （一）联合国的建立 |
| （二）联合国的作用和缺陷 |
| 四、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立 |
| （二）冷战时期北约军事战略的调整 |
| （三）北约在后冷战时期的转型 |
| 五、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一）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 |
| （二）华沙条约组织的发展 |
| （三）华沙条约组织的解体 |
| 六、“欧洲安全合作会议”安全机制的成立与发展 |
| （一）欧安会安全机制的形成及特征 |
| （二）欧安会安全机制的作用 |
| 七、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与发展 |
|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 |
| （二）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 |
| 第二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形势的历史与现状 |
| 一、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
| （一）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 （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侵略和反侵略斗争 |
| 二、二战时期远东重要战场 |
| （一）二战时期日本南进政策的形成 |
| （二）日本对缅甸的入侵 |
| （三）中美英盟军反攻缅甸 |
| 三、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重要地区 |
| （一）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 |
| （二）越南战争 |
| 四、冷战结束后次区域安全问题凸显 |
| （一）泰国南部地区分离主义运动 |
| （二）毒品犯罪问题 |
| （三）武器走私问题 |
| （四）非法移民问题 |
| （五）湄公河航运安全问题 |
| （六）经济安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 |
| 第三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与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成 |
| （一）各国领导人和部门首长会晤机制 |
| （二）安全信息和决策交流机制 |
| （三）维和机制 |
| （四）警务合作机制 |
| （五）裁军与军控机制 |
| （六）联合演习机制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必要性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间的领土争端问题长期无法解决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面临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加剧 |
| （三）大湄公河次区域既有的国际机制无力解决安全问题 |
| 第四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制约因素 |
| 一、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间政治互信不足 |
| （一）越南与柬埔寨 |
| （二）泰国与越南 |
| （三）老挝与泰国 |
| （四）中国与越南 |
| 二、大湄公河次区域各国经济落后，财政困难 |
| （一）柬埔寨 |
| （二）缅甸 |
| （三）老挝 |
| （四）泰国 |
| （五）越南 |
| （六）中国云南省 |
| 三、域外大国的影响 |
| （一）美国 |
| （二）日本 |
| （三）俄罗斯 |
| （四）欧盟 |
| （五）澳大利亚 |
| （六）印度 |
| 第五章 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路径 |
| 一、明确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的原则 |
| （一）倡导“以合作求安全”的理念 |
| （二）逐步稳妥的推进安全机制构建 |
| （三）秉持“积极推动”的政策取向 |
| 二、加强次区域国家互信，强化安全合作 |
| （一）构建次区域国家互信机制的可行性 |
| （二）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前提 |
| （三）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方法 |
| （四）构建次区域互信机制的阶段目标 |
| 三、深化经贸合作，发展经济，加大安全投入 |
| （一）进一步加强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走廊建设的力度 |
| （二）拓宽融资渠道，为新阶段经济合作提供拥更强有力的资金支持 |
| （三）继续深化次区域环境安全合作 |
| （四）重点经营中国与老挝的关系，借此加强与次区域其它国家的合作 |
| 四、开展次区域功能性合作情报共享 |
| （一）推进湄公河流域安全执法合作 |
| （二）探索展开次区域金融合作 |
| （三）深化次区域产能合作 |
| （四）加强民间交流，为次区域安全机制建设提供建设性思路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1.2.1 理论意义 |
| 1.1.2.2 现实意义 |
| 1.2 对外贸易结构优化的理论溯源 |
| 1.2.1 对外贸易结构的概念界定 |
| 1.2.2 静态外贸结构优化理论 |
| 1.2.2.1 古典贸易理论 |
| 1.2.2.2 新贸易理论 |
| 1.2.3 动态外贸结构优化理论 |
| 1.2.3.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
| 1.2.3.2 竞争优势贸易理论 |
| 1.2.3.3 贸易结构优化理论述评 |
| 1.2.4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4.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4.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内容及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天津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分析 |
| 2.1 外贸规模逐步扩大 |
| 2.2 外贸经济增长贡献度趋弱 |
| 2.3 贸易结构渐趋合理 |
| 2.3.1 外贸方式灵活多样 |
| 2.3.2 出口商品逐步升级 |
| 2.3.3 贸易市场日益丰富 |
| 2.3.4 贸易主体多元发展 |
| 2.4 利用外资质量全面提升 |
| 2.5 口岸辐射功能增强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天津对外贸易结构建设水平综合评价 |
| 3.1 天津对外贸易结构建设水平指标体系构建 |
| 3.1.1 模型变量的选择与定义 |
| 3.1.2 模型构建 |
| 3.2 天津外贸结构建设水平实证分析 |
| 3.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3.2.2 评价模型应用 |
| 3.2.3 结论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困境及其原因探究 |
| 4.1 强大的外需依赖性加剧了外向经济的脆弱性 |
| 4.1.1 基于出口市场集中化角度的外需变动敏感性分析 |
| 4.1.2 基于外需萎缩角度的“转销”困境分析 |
| 4.1.2.1 营销渠道单一 |
| 4.1.2.2 自主品牌缺失 |
| 4.1.2.3 资金环流不畅 |
| 4.1.2.4 国内外市场环境相异 |
| 4.2 贸易结构不平衡凸显成本压力 |
| 4.2.1 人民币汇率走高趋势下的出口困境表现 |
| 4.2.2 天津贸易结构与汇率波动响应关系探究——基于贸易成本视角 |
| 4.2.2.1 出口商品结构与汇率波动 |
| 4.2.2.2 贸易方式结构与汇率波动 |
| 4.2.2.3 贸易主体结构与汇率波动 |
| 4.3 贸易融资困境抑制外贸企业成长规模 |
| 4.3.1 融资需求的动力源——“供应链式”外贸生产模式 |
| 4.3.2 融资困境因素探究 |
| 4.3.2.1 微观视角：银企信贷关系不畅 |
| 4.3.2.2 宏观视角：整体融资环境相对脆弱 |
| 4.4 支撑体系欠完善放缓贸易结构调整速度 |
| 4.4.1 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支撑体系”理念概述 |
| 4.4.2 外贸支撑体系弱势环节分析 |
| 4.4.2.1 人才机制过于保守 |
| 4.4.2.2 信息沟通渠道欠畅通 |
| 4.4.2.3 行业协会流于形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内外贸易结构优化经验借鉴 |
| 5.1 国外贸易结构优化经验借鉴 |
| 5.1.1 鼓励外商投资——巴印韩模式 |
| 5.1.1.1 “巴印韩”模式简介 |
| 5.1.1.2 对天津的启示 |
| 5.1.2 加大创新研发——美国模式 |
| 5.1.2.1 “美国模式”简介 |
| 5.1.2.2 对天津的启示 |
| 5.1.3 完善金融服务——德国模式 |
| 5.1.3.1 “德国模式”简介 |
| 5.1.3.2 对天津的启示 |
| 5.1.4 开展信息咨询——法国模式 |
| 5.1.4.1 “法国模式”简介 |
| 5.1.4.2 对天津的启示 |
| 5.2 国内外贸结构优化宏观战略借鉴——以浙江省为例 |
| 5.2.1 战略借鉴的可行性分析 |
| 5.2.2 浙江与天津对外贸易的比较分析 |
| 5.2.2.1 贸易主体结构差异巨大 |
| 5.2.2.2 贸易方式结构区别显着 |
| 5.2.2.3 区域发展均衡性差距明显 |
| 5.2.3 浙江外贸发展宏观战略特征概述 |
| 5.2.3.1 结合先天条件寻求结构优化突破口 |
| 5.2.3.2 “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引导 |
| 5.2.4 浙江外贸发展战略对天津的启示 |
| 5.3 针对天津外贸薄弱环节的国内微观经验启示 |
| 5.3.1 合理利用外资——“江苏模式” |
| 5.3.1.1 “江苏模式”简介 |
| 5.3.1.2 对天津的启示 |
| 5.3.2 健全人才机制——“上海模式” |
| 5.3.2.1 “上海模式”简介 |
| 5.3.2.2 对天津的启示 |
| 5.3.3 强化金融支持——“广东模式” |
| 5.3.3.1 “广东模式”简介 |
| 5.3.3.2 对天津的启示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对策 |
| 6.1 短期策略 |
| 6.1.1 甄选龙头企业，培育自主品牌——针对夕阳产业的转型战略规划 |
| 6.1.1.1 搭建试点企业甄选体系，集中力量培育重点品牌 |
| 6.1.1.2 尊重市场选择机制，合理推进战略重组 |
| 6.1.1.3 政府有所作为，重视环境建设 |
| 6.1.2 启动政府助推，分羹联合国采购 |
| 6.1.2.1 设立联合国采购信息中心 |
| 6.1.2.2 明确奖惩制度 |
| 6.1.3 加大信保补贴力度，实现基金动态管理 |
| 6.1.3.1 扩大投保范围，提升补贴力度 |
| 6.1.3.2 丰富补贴形式，聚焦结构调整 |
| 6.1.4 开启“先销后税”模式，突破转销瓶颈 |
| 6.1.5 开辟“企业转型方案立项审批绿色通道” |
| 6.2 长期策略 |
| 6.2.1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 |
| 6.2.1.1 鼓励柔性生产，促进技术创新 |
| 6.2.1.2 强化退税补贴的调节功能 |
| 6.2.1.3 促进有形商品与无形商品贸易协调发展 |
| 6.2.2 对外贸易市场结构的优化 |
| 6.2.2.1 巩固传统市场基础上细分贸易对象 |
| 6.2.2.2 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 |
| 6.2.2.3 大力推进区域开放合作 |
| 6.2.3 对外贸易方式结构的优化 |
| 6.2.3.1 加工贸易——以人才促转型，以转移促升级 |
| 6.2.3.2 一般贸易——挖掘附加值，提升软实力 |
| 6.2.3.3 鼓励资源整合，拓宽贸易方式 |
| 6.2.4 对外贸易主体结构的优化 |
| 6.2.4.1 做大做强本土企业，推进实施“走出去”战略 |
| 6.2.4.2 合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
| 6.2.5 贸易支撑体系的优化——建立政策实施效果监督反馈机制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致谢 |
（8）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3.1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外研究综述 |
| 1.3.2 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内研究综述 |
| 1.3.3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研究述评 |
| 1.4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1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4.2 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
| 1.5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1.6 相关概念厘清 |
| 1.6.1 国家 |
| 1.6.2 社会 |
| 1.6.3 政府 |
| 1.6.4 社会组织 |
| 1.6.5 样态 |
| 第二章 经典创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缔造 |
|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 |
| 2.1.1 重构市民社会理论 |
| 2.1.2 公共管理的社会性 |
| 2.1.3 国家复归社会思想 |
| 2.2 列宁的社会管理思想 |
| 2.2.1 坚持马克思主义“国家消亡”论 |
| 2.2.2 劳动者享有管理社会的最高权力 |
| 2.2.3 最大限度地改善工人和农民生活 |
| 2.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学说之启示 |
| 2.3.1 着力倡导推进公民社会有序建构 |
| 2.3.2 社会事务管理的人民主体性原则 |
| 2.3.3 国家权力向社会本体的回复归位 |
| 第三章 理论承续：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接力探索 |
| 3.1 毛泽东的民权民本观 |
| 3.1.1 权力属于、源于并造福于人民的思想 |
| 3.1.2 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工作方法 |
| 3.1.3 关心群众疾苦攸关政权之存亡的观点 |
| 3.2 邓小平的民主公权理论 |
| 3.2.1 对于群众团体正确引导而不包办的思想 |
| 3.2.2 权力要为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服务的思想 |
| 3.2.3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 |
| 3.3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政党、国家、社会理论 |
| 3.3.1 紧跟时代潮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3.3.2 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
| 3.3.3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 |
| 3.4 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对社会管理问题的新探索 |
| 3.4.1 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
| 3.4.2 社会管理上务必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
| 3.4.3 完善协同参与共治的社会管理格局 |
| 第四章 样态呈现：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显示 |
| 4.1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在中国实践平台的现实观照 |
| 4.1.1 体制改革深水区探索成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推进器” |
| 4.1.2 中产阶层的渐趋壮大促进社会阶层结构“橄榄形化” |
| 4.1.3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现实样板”：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 |
| 4.2 广东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 |
| 4.2.1 广东社会组织发展概况 |
| 4.2.2 广东社会组织业务分类 |
| 4.2.3 广东社会组织功能初显 |
| 4.3 广东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问题的实证分析 |
| 4.3.1 调研方法设计与实施 |
| 4.3.2 问题实证分析与检验 |
| 4.3.2.1 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分析 |
| 4.3.2.2 x~2检验原理与应用 |
| 第五章 样态检视：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的力场博弈 |
| 5.1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博弈观 |
| 5.2 支持与促进：合作关系的驱动力分析 |
| 5.2.1 治理政府失灵：社会组织的矫正力 |
| 5.2.2 体制改革助动：合作关系的催生力 |
| 5.2.3 构建服务型政府：合作关系的回应力 |
| 5.2.4 增进公共利益：合作关系生成的契合力 |
| 5.3 支离与限制：合作关系的阻滞力分析 |
| 5.3.1 阻滞力之一：互信关系远未建立起来 |
| 5.3.2 阻滞力之二：“总体性社会”格局难破解 |
| 5.3.3 阻滞力之三：社会组织的公信力危机 |
| 5.3.4 阻滞力之四：社会组织建构的多重约束 |
| 5.3.5 阻滞力之五：几大现实难题亟待破解 |
| 第六章 样态趋势：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关系实现的路径勘察 |
| 6.1 路径开凿：遵循马克思的社会制约公权观 |
| 6.2 合作关系实现的地方政府行为选择 |
| 6.2.1 转变政府管理思路，变“防范”为“规范” |
| 6.2.2 扬弃双重管理体制，创设备案登记制度 |
| 6.2.3 破解社会组织困局，政府亟需管理智慧 |
| 6.2.4 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构筑五道防线体系 |
| 6.3 合作关系实现的社会组织自身努力 |
| 6.3.1 夯实根基，加强公信力建设 |
| 6.3.2 筑实架构，健全自组织体系 |
| 6.3.3 充实内涵，保持自身独立性 |
| 6.3.4 丰实关系，拓展国际化交往 |
| 结束语 |
| 之一：研究结论 |
| 之二：可能的创新 |
| 之三：未竟问题 |
| 之四：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面向社会组织从业人员的调查问卷 |
| 附录二 面向政府行政人员的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
| 附录四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发展和规范我省社会组织的意见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9）后危机时代中国有效金融监管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插图索引 |
| 附表索引 |
| 第1章 绪论 |
| 1.0 研究背景与目标 |
| 1.1 相关概念界定 |
| 1.1.1 与金融相关的危机概念 |
| 1.1.2 金融监管 |
| 1.1.3 有效金融监管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影响有效金融监管的因素 |
| 1.2.2 金融监管有效性的评估 |
| 1.3 研究范式与结构 |
| 1.3.1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2 本文的结构安排 |
| 1.4 论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金融监管理论的流派与最新发展 |
| 2.1 传统金融监管理论 |
| 2.1.1 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
| 2.1.2 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理论 |
| 2.1.3 经济管制理论框架下的金融监管理论 |
| 2.1.4 信息不对称理论分析框架下的银行监管理论 |
| 2.2 危机后金融监管理论的发展 |
| 2.2.1 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
| 2.2.2 顺周期性与逆周期监管 |
| 2.2.3 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 |
| 2.2.4 期限转化与流动性风险监管 |
| 2.2.5 高管薪酬激励限制 |
| 2.2.6 信用证券化和信用衍生品市场控制 |
| 第3章 国际金融危机反思与金融监管改革 |
| 3.1 监管缺位是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和教训 |
| 3.1.1 监管当局的认知偏差及处置不当 |
| 3.1.2 对影子银行体系的监管薄弱 |
| 3.1.3 系统重要性银行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上存在严重缺陷 |
| 3.1.4 政府应对危机准备不足和操作 |
| 3.1.5 信用评级机构失职 |
| 3.2 美国金融危机对于金融监管改革的启示 |
| 3.2.1 监管要求不能替代监管本身 |
| 3.2.2 保持对可能导致系统脆弱性的风险苗头的警觉 |
| 3.2.3 选择恰当的金融发展与政策框架 |
| 3.3 危机后国际社会的金融监管改革 |
| 3.3.1 G20 成员国改进和加强金融监管的主要共识 |
| 3.3.2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监管框架改革 |
| 3.3.3 金融监管体制和改革方案的国际比较分析 |
| 3.3.4 国际监管改革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 |
| 第4章 后危机时代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挑战 |
| 4.1 外部监管无法替代金融机构内部风险控制 |
| 4.1.1 公司治理差距 |
| 4.1.2 风险管理能力差距 |
| 4.1.3 管理信息系统差距 |
| 4.1.4 金融服务与创新能力差距 |
| 4.2 监管者系统性风险监管能力不足 |
| 4.2.1 准入监管存在一定缺陷 |
| 4.2.2 针对风险的审慎监管机制不完善 |
| 4.2.3 持续性监管存在较大的问题 |
| 4.2.4 监管部门之间的合作有待加强 |
| 4.2.5 跨境跨业监管能力较弱 |
| 4.3 金融监管环境欠佳 |
| 4.3.1 宏观经济失衡 |
| 4.3.2 法制环境不健全 |
| 4.3.3 会计制度执行不到位 |
| 4.3.4 中介机构参与监管不够 |
| 4.3.5 市场约束软弱 |
| 4.3.6 系统性保护机制缺乏 |
| 第5章 中国金融机构改革与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 |
| 5.1 中国金融机构改革与重组 |
| 5.1.1 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 |
| 5.1.2 农村信用社深化改革 |
| 5.1.3 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与改革重组 |
| 5.2 系统重要性银行与有效金融监管 |
| 5.2.1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内涵 |
| 5.2.2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识别的主要方法 |
| 5.2.3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目标 |
| 5.3 系统重要性银行的识别与监管 |
| 5.3.1 数据与模型 |
| 5.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3.3 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有效监管建议 |
| 第6章 中国金融监管能力建设与有效性实证分析 |
| 6.1 中国金融监管改革与创新 |
| 6.1.1 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演进 |
| 6.1.2 中国银行业监管体系的改革与成效 |
| 6.1.3 中国银行业监管实践的经验 |
| 6.2 中国银行业监管能力建设的评估 |
| 6.2.1 监管能力建设评估概述 |
| 6.2.2 监管能力建设评估的主要结论 |
| 6.3 中国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
| 6.3.1 监管有效性测定的方法与标准 |
| 6.3.2 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衡量 |
| 6.3.3 中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
| 6.3.4 实证结果分析 |
| 第7章 加强和改进中国金融有效监管的政策建议 |
| 7.1 建立可持续的经济金融发展机制 |
| 7.1.1 回归金融发展服务实体经济 |
| 7.1.2 把握金融开放的节奏与力度 |
| 7.1.3 建立金融创新与风险监管的动态平衡 |
| 7.1.4 实现金融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
| 7.2 强化金融机构自我约束 |
| 7.2.1 深化公司治理改革 |
| 7.2.2 建立风险约束长效机制 |
| 7.2.3 推进发展方式转型 |
| 7.3 改进金融监管治理体系 |
| 7.3.1 树立科学监管观 |
| 7.3.2 增强监管治理的独立性 |
| 7.3.3 强化监管问责和执行力 |
| 7.3.4 提高监管透明度 |
| 7.3.5 培育良好的监管文化 |
| 7.4 改善金融监管的外部环境 |
| 7.4.1 实行稳健且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 |
| 7.4.2 建立健全公共金融基础设施 |
| 7.4.3 完善银行业监管协调与合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附录 B 国外金融监管跨部门委员会对比 |
| 附录 C 国际三大金融改革方案的主要措施 |
| 附录 D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示意图 |
| 附录 E 欧洲金融稳定监管新框架 |
| 附录 F 欧洲金融稳定监管新框架 |
| 附录 G 中国上市银行 2010 年主要财务数据表 |
| 附录 H 中国商业银行主要监管指标情况表(法人) |
| 附录 I 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情况表（2003－2010 年） |
| 附录 J 中国银行业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 |
四、未雨绸缪 沉着应对——房地产中介服务行业应对“入世”策略（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上半叶北京浴堂研究（1900-1952）[D]. 宋子昕. 河北师范大学, 2021(09)
- [2]地方政府投融资模式创新研究[D]. 岳凯. 天津财经大学, 2020(06)
- [3]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4]从GATS到TiSA ——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建构与中国的选择[D]. 陈靓.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10)
- [5]大湄公河次区域安全机制构建研究[D]. 许正. 苏州大学, 2017(04)
- [6]2014～2015年金融法研究综述[A]. 刘少军,毛快,汪健松,郭佑宁,马英博,排则莱提,肖强,刘震,盛利,曲嘉琦,张超然,李军南,陈岚,蹇梦婷. 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年度论文集, 2014
- [7]天津外贸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对策研究[D]. 靳政钰. 河北工业大学, 2014(03)
- [8]马克思主义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的中国化样态研究[D]. 方俊. 华南理工大学, 2013(12)
- [9]后危机时代中国有效金融监管问题研究[D]. 肖璞. 湖南大学, 2013(12)
- [10]服务贸易补贴与贸易救济等法律问题研究[A]. 盛建明. 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论丛（2012）——第七届中国贸易救济与产业安全研究奖获奖论文集,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