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会计信息质量与模糊性关系的分析（论文文献综述）
王静[1]（2021）在《并购重组下评估增值率影响因素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并购重组能够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实现和创造企业价值。近些年,我国一直在完善相关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指导并购重组事项的开展,例如《重组办法》等法律法规对于并购重组中与再融资相关的定价、以及为了买入资产所要进行的前提准备都进行了规定。这些法规都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但是,在并购重组业务中,高评估增值率相关方面的问题经常被证监会提及和问询,这种高评估增值的现象会在一定程度上给并购重组业务的发展带来较大的阻力,一些交易事件的评估增值率明显高于其真实价值,这种现象的存在甚至会直接造成上市企业并购重组的失败。2019年年初,A股市场上发生的商誉爆雷事件,更是将研究者的注意力集中到资产评估增值方面上来。因此,对于并购重组高评估增值率方面的研究极其重要。本文在己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并购重组以及评估增值率的概念进行界定,并且基于协同理论、信息信号理论、委托代理理论、融资优序理论等基础理论,系统地构建了关联交易、股份支付、资产评估机构声誉、评估方法、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五大因素与并购重组评估增值率的理论框架,系统阐述这五大因素是如何影响评估增值率。最后,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 QCA）方法,来探索多种因素对并购重组评估增值率的“组态效应”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替代关系。文章选取2018年沪深两市制造行业上市公司,通过筛选得到41个重大资产重组事件,探寻资产评估机构声誉、评估方法、关联交易、支付方式以及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五个因素导致并购重组高评估增值率的因素组合,研究的是这五大因素如何组合起来影响高评估增值率的发生,最终实证得出四条条件组态。并且根据简约解、中间解得出每条组态的核心条件,根据核心条件将导致高评估增值率的四种组态条件归类于三种模式,分别为:信息不对称驱动型、低声誉评估机构驱动型、股票支付驱动型,然后再结合现有理论对三种模式的影响路径进行解释。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的优点就是可以进行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因此,本文第六章又结合典型案例丰富研究内容。最后,提出相关对策和建议。文章的创新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本文丰富了并购重组资产评估增值率方面的研究。并购中诸多因素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其作用于并购重组资产估值时,并不是相互独立的,而是相互影响、共同作用。因此,本文分析导致并购重组高评估增值率的组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丰富了并购重组资产评估增值率方面的相关研究。并且文章针对目前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的热点问题,以及标的资产高评估增值率现象,具有较强的研究时效性。另一方面,本文选择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定量和定性研究方法的有效整合,分析的是多种原因共同产生的结果,即组态问题。并且,评估增值率方面的大部分文献都是通过个例或者线性回归来研究,本文引入克服传统定性或定量研究不足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使之前研究方法得到改进。这是也是在并购重组资产评估增值率领域尝试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曹瀚予[2]（2021）在《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在我国地方法之制定、修缮以及运行实践中,善于观察和思考的人士或许已经觉察到一种现象,即由地方立法直接推动的地方治理乃至国家治理和制度革新,无论是在专家学者们的理论研究中,还是在实务工作者基于立法经验和实践建议建言中,会经常提到几个未能解决的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立法的创新性不足、立地方立法边界不明、“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等,而这些难题都与地方立法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创制性立法有关。如果将我国整个立法体制视作一个国度,中央立法就是这个国度的“领导者”和“管理者”,统摄管理整个立法国度,制定基本政策,把握发展方向,地方立法则扮演着“执行者”和“协助者”的角色。从制度设计的角度出发,地方立法起着“上通下达”的重要作用:协助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等中央立法在地方的有效执行、解决中央立法无法独力处理或暂时不宜处理的问题、解决理应由地方自主处理的问题、为中央立法提供“先行先试”的经验。但随着改革发展进程不断推进,尤其在进入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新时期,社会关系愈发复杂,急需新的规则去规范约束,此时国家对地方立法的要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总结过往经验、肯定已有做法,而是要求其在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进行执行性立法的同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些具有引领意义的创制性立法。倘若地方立法丧失了创制性,只作为中央立法的实施细则紧随其后,就丧失了其地方性的本质属性。如此,地方立法增加了一个“改革者”、“实验田”的角色。创制性立法作为一种立法类型和立法现象,客观地存在于地方立法之过程中,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并未引起诸多学者之关注。诸学者所提创制性立法仅是为论证其他主题之需要,而附带说明或借鉴思考,无意作科学周延之诠释,且很多时候将“创制性立法”理解为“立法的创新性”。实际上,在学术研究和立法实践中,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存在区别的,创制性立法既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属性,又可以被视为一种地方立法的类型。将其视作一种立法属性时,“创制性”等同于“创新性”,”“创制性立法”亦即“具有创新性的立法”。就地方立法而言,创制（新）性是一项基本特征,一部地方性法规或地方政府规章,相较上位法若没有丝毫创制,则其必要性势必受到质疑,也很难通过备审制度的监督。此时的地方立法根据不同划分标准,可以分为执行性立法、先行性立法、补充性立法、试验性立法、自主性立法等不同立法类型,即便在执行性法规中也会存在“创制性条款”,从而具备执行性和创制性双重属性,都可以一定程度超出上位法规定的范围。而将其视为立法类型时,创制性立法是与执行性立法相对应的概念,“创制”的涵义在于“创设”、“增设”,以立法目的和立法内容为划分标准,地方立法仅包括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两种类型。地方创制性立法是指享有地方立法权的国家机关,为了弥补法律、行政法规等上位法的空白或不足,解决地方出现的具体问题或满足某种需求,就不存在上位法或上位法尚未规定的事项,运用自主立法权制定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创制新的权利义务规范的活动。在从当前各地地方权力机关开展的立法活动境况来看,创制性立法已经成为我国地方立法发展的一个鲜明倾向。与执行性立法相比,创制性立法更能体现地方立法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作为近年来地方立法过程中最为活跃的力量,必然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依据。其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了试验治理理论、国家试错策略论、地方制度竞争论、地方性知识理论、地方法治观理论等诸多法学理论和国家政策。但由于缺乏制度上的规范,创制性立法缺乏统一且完整的判定标准。目前已有的研究对创制性立法的区分大致可以从法对制度和权利的设定、上位法依据、依附关系三种角度出发,但这三种观点都有所欠缺,无论是从逻辑行还是操作性上,很难明确合理地将创制性立法和执行性立法区分开。将判断标准和判断方法结合来看,判断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以及其中的具体条款,可以通过依据性标准、创制性标准以及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三个标准进行认定。而这三个标准又可以通过诸多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予以判断:依据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名称和法源条款进行判断;创制性标准可以通过法的权利性条款、义务性条款以及责任性条款加以判断;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可以通过立法目的条款和法规内容整体把握。这些标准既相互独立,又彼此联系,很难仅通过其中某一单独标准对地方创制性立法进行准确判断,必须将三个标准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才能更好地对地方立法的属性进行判断。我们可以按照创制性立法的三个判断标准将创制性立法进行分类:按照依据性标准可以分成整体型创制和部分型创制,或者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其中后者可以看作是部分型创制的下级分类,这两种分类四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立法整部法规或具体条款与上位法的关联性;按照创制新的权利义务性标准,可以分成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这两种类型表现的是地方性法规中具体的创制内容;按照立法目的和立法原则标准,可以分成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表现的是地方立法主体创制性立法的目的是“管理地方性事务”还是“先行先试”,其中自主性立法对应的是地方事务型创制,先行性立法对应的是先行先试型创制。基于无知论的假设和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哲学立场,任何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建构出比由经济社会演化而来得更有效的规则,都是不可能的。通过对山东省和几个设区的市地方立法的实践进行考察剖析后可以发现,目前的地方创制性立法正面临着“形式增长”、“地方”着力不足、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不匹配、“与上位法不一致”的合法性质疑等困境。出现诸多问题的症结在于央地立法权限的分配问题,包括传统理解下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张力、创制边界模糊、创制能力短缺、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矛盾、创新试验与既有法制的冲突。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不断发展中完善的,创制性立法亦是如此。面对以上如此困境,地方立法机关首先应从理论观念上进行革新,主要包括了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等。除了通过理念革新外,在新时期下还应当重视大数据技术在地方立法活动中的应用,切实提高地方创制能力外,例如提升创制性立法的公众参与能力、立法后评估水平等,同时还需完善监督和防范机制来防止地方立法权的滥用。
刘丁睿[3]（2020）在《基于投资者视角的关键审计事项增量信息与决策有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是市场经济体制中的重要中介制度,具有维护资本市场中资本商品交易秩序的重要作用。审计报告是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各方参与人之间沟通的重要信息媒介,也是投资者决策的重要依据。随着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的演化,审计报告逐渐发展为标准化模式,自进入21世纪以来,金融危机的冲击使传统标准化模式审计报告受到了诸多挑战,为满足使用者对审计报告信息含量和决策有用性日益增高的需求,国内外相关机构相继开展了审计报告改革工作,其中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是一项核心内容。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颁布和实施旨在通过提高已执行审计工作的透明度来增加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通过为财务报表预期使用者提供除审计意见以外的增量信息来提高审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在审计报告的预期使用者中,投资者是审计报告最为直接和重要的服务对象,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是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的首要目的,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向投资者传递了怎样的增量信息,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所传递的增量信息是否对投资者的决策产生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以国内外审计报告演化历程和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实施现状为背景,结合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特点,基于投资者视角对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的增量信息内容和决策有用性进行研究。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在我国全面实施以来,在现有研究中缺乏对投资者信息需求的深入理论分析,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以解释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实现增量信息价值的具体机制,同时缺乏对关键审计事项实施现状进行全样本的动态分析,也未对其信息含量与审计意见进行区分,难以得知在不同类型审计意见基础上关键审计事项增量信息价值及决策有用性的差异。本文针对既有文献研究存在的不足,基于投资者视角构建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具备增量信息和决策有用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并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其具体作用机理。在研究脉络上,本文首先从关键审计事项的改革需求、披露内容和实施效果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综述,基于现有研究成果的不足寻找研究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其次,本文基于审计报告改革的脉络,对关键审计事项形成的历史沿革进行梳理,并对2016-2018年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在我国颁布以来的实施现状进行统计分析;第三,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商品理论、信号传递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对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形成增量信息和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的机理进行理论分析,并根据理论框架和实施现状提出研究假设;第四,采用我国新准则全面实施以来2017-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对关键审计事项在不同审计意见基础上具备的增量风险披露信息和决策有用性分别进行实证检验,形成以投资者视角为基础的关键审计事项实现增量信息价值和决策有用性的作用机理,并进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政策建议,并根据本文研究的不足和局限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本文研究主要得出以下结论:（1）投资者在决策时需要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的双重风险信息。本文基于投资者视角,根据马克思资本商品理论对投资者决策信息需求进行分析。投资者的审计需求由资本商品的本质属性和定价机制决定,资本商品的价值并不完全由现有价值决定,而是根据未来价值决定,因此投资者在决策时对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信息具有双重需求,一方面投资者需要注册会计师合理保证历史会计信息的公允可靠,充分揭示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另一方面投资者需要对投资的安全性和未来收益的可获得性进行判定,充分了解企业潜在的持续经营风险。同时投资者需要了解相关风险程度,以便在审计意见相同的公司中进一步筛选,进一步优化投资策略,提高投资收益。本文根据投资者的需求动机探讨传统审计报告模式的不足和关键审计事项实现增量信息价值的具体机制,为进一步分析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增量和决策有用性奠定理论基础。（2）关键审计事项的增量信息披露能力在不同类型审计意见下存在差异。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中,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均显着正相关,而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中,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与关键审计事项内容的多少无显着相关关系。这说明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下,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在审计意见的基础上提供增量风险信息,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在审计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风险披露维度,改善传统审计报告“二元化”或“一刀切”的结论模式,将“风险的有无”扩展为“潜在风险的高低”;而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下,在审计结论已经具有重大风险指示作用的情况下,关键审计事项难以在审计意见的基础上披露增量风险信息。（3）在不同类型审计意见下,关键审计事项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存在差异。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下,关键审计事项对于投资者决策具有负面影响,并能反映在股票价格之中;而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下,投资者不在审计意见的基础上对关键审计事项产生额外的市场反应,关键审计事项不具有决策有用性。这说明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下,关键审计事项能够将增量信息有效传递至投资者,从而影响投资者决策并产生负向的市场反应;而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情况下,关键审计事项所传递的风险信号作用弱于审计意见,投资者不再对其敏感,也不会左右投资者的决策意愿和行为,这说明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结论已经对审计过程中识别出风险的总和进行了概括,当审计意见披露风险足够重大时,关键审计事项无法在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基础上提供增量决策相关信息,投资者不再对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信息敏感,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增量价值和决策有用性难以体现。同时,本文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事务所声誉和机构投资者对关键审计事项的决策效应调节作用不显着。本文研究表明,关键审计事项的决策有用性在不同审计意见下产生差异,这与关键审计事项的增量信息在不同审计意见下存在的差异相一致,说明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所传递的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持续经营风险能够有效满足投资者的决策需求,投资者在利用关键审计事项作出决策时,是建立在充分理解其信息含量的基础上的,表明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已经具备一定成熟度,资本市场信息传导机制具有一定有效性。本文通过实证研究分析,发现投资者对于不同审计意见和关键审计事项中风险信息敏感度可按照重大错报风险、重大持续经营风险（持续经营不确定性）、财务信息质量风险和一般持续经营风险的顺序依次递减,相应地,不同审计意见和关键审计事项之间的信息含量和决策有用性也按照非无保留审计意见、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审计意见、关键审计事项、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顺序依次递减。因此,关键审计事项扩展了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和非标准审计意见之间的风险区间,扩展了审计报告的信息披露层次,弥补了审计意见信息含量不足的缺陷。综上所述,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在我国实施初期取得了一定成效,基本实现了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审计报告的信息含量和决策有用性,但是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增量价值和决策有用性在不同审计意见下存在差异,在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下,进一步揭示了审计过程中识别出的风险信息并有效地将风险信息传递给投资者,从而辅助其进行投资决策;而在非标准审计意见下,由于风险信息已经通过非标准审计意见进行了传达,因此关键审计事项难以在审计意见的基础上向投资者进一步提供增量信息,难以影响投资者决策并产生相应市场反应。本文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审计制度理论,建立了关键审计事项在审计意见基础上实现信息增量价值和决策有用性的分析框架和具体机制,有助于进一步降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强化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的制度表征职能,弥合投资者的期望差距,对于审计报告模式的深化改革和资本市场体制的完善具有积极意义。
涂江林[4]（2020）在《内部控制视角下政府审计对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认为最近几年财务造假案如康美药业案的接连爆发,使得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低质量的会计信息不仅给股东和债权人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审计工作效果的讨论。有效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方法包括加强企业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督机制的力度。首先,会计信息产生于企业内部,其质量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内部会计信息产生与传递的过程,而内部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此外,对于中央企业来说,根据政府审计结果,单位或个人违法行为和虚假的会计信息一定会被要求整改,并且为了杜绝类似情况继续发生,政府审计部门会要求中央企业改进管理尤其是内部控制薄弱环节。即内部控制与政府审计,均能影响到央企的会计信息质量。那么在政府审计影响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过程中,内部控制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现有研究中学者各自检验了审计与内部控制之间存在的“替代”和“互补”两种对立关系,但考虑到政府审计相较社会审计在审计业务中关注的重心不同,政府审计不仅关注企业的损益情况,更要着重检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建设与运转情况,并督促企业对检查出的制度问题进行整改,也就是说政府审计一定会对企业的内部控制产生影响。再考虑到内部控制在会计信息的生成与传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那么在政府审计影响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途径中理论上内部控制存在“中介作用”,但这一假说还需要进行实证检验。有鉴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政府审计、内部控制和会计信息质量三者各自相关研究,其中着重介绍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评价体系与方法、内部控制质量影响因素以及对公司治理的作用等四方面。再结合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指出政府审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一定程度上能有效克服企业内部管理的缺陷,为国企解决部分代理问题,已有研究也支持了政府审计具有的外部治理效应。最后站在内部控制这一视角,结合理论和实务工作阐述了政府审计如何影响企业内部控制,而内部控制五要素各自又如何影响会计信息质量,引出了以下研究假设:1.政府审计可以有效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2.政府审计可以有效提高央企控股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3.在政府审计影响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路径中,内部控制发挥着中介作用。实证研究中采用温忠麟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办法,依次检验了政府审计对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总效应,政府审计对内部控制的影响以及内部控制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府审计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和会计信息质量均有所提高,并且内部控制是政府审计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主要作用途径。最后,文章总结了自身存在的局限性和后续可研究的方向,并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分别针对政府审计部门、中央企业在如何加强外部审计监管和内部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牛卫东[5]（2020）在《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受益于政策支持和经济发展,我国民营企业不论是企业数量还是企业规模都获得了快速发展,GDP占比以及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都已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底召开的民用企业座谈会提出了一系列鼓励民营企业发展的意见,肯定了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民营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机遇。管理层权力是指公司管理者影响公司治理机制并执行自身意愿的能力。随着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完善,管理层权力配置成为强化管理者工作热情和提升组织运行效率的基本保障与有效途径。但是,权力也使得管理者有动机和能力做出不利于组织发展的自利行为,复杂经营环境中管理层权力过度配置带来管理层寻租的负向效应也开始显现。尤其是民营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整体偏高、公司治理中委托人参与程度高”等相对独特的治理特征,使得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的逻辑更加复杂。同时,基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双面性和不确定性,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共同关注的重要课题。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营数据,在理论演绎的基础上,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和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相关研究内容及结论包括如下几方面:第一,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两方面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规律性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1）与传统行业相比,高科技行业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更高;（2）民营上市公司规模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3）民营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的资产负债率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资产负债率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4）民营上市公司的上市时间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上市时间越长,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5）民营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管理层权力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具体表现是随着股权集中度的上升,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6）民营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两权分离度与管理层权力负相关,即实际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7）民营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持股与管理层权力之间未发现显着的相关关系。第二,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及其权变性。本文将企业成长性分为反映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和反映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两个维度,对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扩张性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考察了以上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权变性,结果显示:（1）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负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低,反映民营上市公司短期获利水平的盈利性表现越好;（2）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正相关,即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越高,反映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空间的扩张性表现越好;（3）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团队异质性会强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也会弱化管理层权力配置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4）公司规模越大,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5）外部关注度越高,管理层权力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弱、与扩张性的正相关关系越强;（6）股权集中度越高,管理层权力配置与盈利性的负相关关系越强,与扩张性的关联性未发生明显变化。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基于委托代理框架,从内部治理视角梳理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并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的逻辑;基于代理理论和管家理论,通过对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不同维度差异化关联机理的分析,验证了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双重效应;通过对诸多要素在管理层权力与成长性关系中调节作用的分析,明晰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同时,相关研究结论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情境的特殊性,关于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权变思考的相关研究结论能为实践中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的科学配置提供借鉴,推动民营上市公司持续成长。本文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具体体现在:一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时,主要是从内部治理视角分析了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所包含要素的作用机理,尚未考虑外部治理机制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水平的影响;二是在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管理团队特征、公司特征、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机制几方面考察了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性,但是实践中,管理层权力作为代理人履行职责的重要保障,在公司治理中发挥作用的过程会受到多层次和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考虑,其他权变情境对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影响值得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索和分析。
陈蓓[6]（2020）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盈余持续性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文中认为企业盈余反映了企业一段时期内的经营成果,是企业重要的投资信息,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的广泛关注。持续性作为盈余信息应具有的质量要求之一,体现了企业竞争力和经营状况,能向投资者传达更丰富的预测信息,从而有利于资本市场有序发展。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伴随着我国自2011年9月的“经济新常态”阶段以及2015年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府经济政策调整频繁,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明显增加。中国当前处于经济转型期,市场和法律体制还不完善,政府影响力较大,其出台的调控政策对企业影响巨大。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影响企业经营环境的重要因素,进而影响了企业的经营决策和财务决策,可能对企业盈余持续性产生影响。但现有研究中,鲜有文献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效果,也很少有学者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研究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因素。在当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将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联系起来,探究我国特殊国情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对于企业持续经营、资本市场有序发展、经济平稳运行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国这样的关系型社会,“客户关系”成为企业应对冲击和激烈竞争时可以依赖的宝贵资源。因此,面对外部环境的变化,客户关系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中是否发挥了作用值得探讨。本文试图探索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路径,丰富了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同时为研究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因素提供了新的方向,加深了对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两者关系的理解。在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关系的基础上,创造性地从客户关系角度,探究客户集中度能否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中发挥调解作用,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本文基于我国2007—2018年度A股上市企业的财务数据以及Baker等（2016）构建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探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影响,并且从客户关系角度研究了客户集中度对上述关系的调节效应。此外,进一步检验了不同产权性质和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性影响,最后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盈余持续性的作用机制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从客观关系角度出发,引入客户集中度作为调节变量,发现其削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持续性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的盈余持续性的影响一致,都具有显着负效应;地区市场化水平削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盈余持续性负向影响;中介效应的实证检验证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盈余持续性的负向影响通过增大企业经营风险、增加代理成本发挥作用。
韦睿[7]（2020）在《事务所频换对日海智能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审计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尤其是2018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审计地位空前提高。审计是加强外部监督、提高经济信息质量、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制度安排。近年来,在行政监管、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督的共同努力下,审计的独立性不断增强,执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显着提高。但随着毕马威41亿天价罚单的出现,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质疑。许多企业甚至为了粉饰报表,不惜花重金通过频繁更换会计师事务所来实现审计意见的购买。据中注协网站数据表明,近些年事务所更换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截止至2020年3月,共有40家会计师事务所向中注协报备了上市公司年审机构的变更信息,涉及上市公司656家。相较于前一年变更的298家而言,变更的增长速度高达120.13%。日益频繁的变更情况发人深思,变更之后又会对审计质量造成怎样的影响?鉴于事务所频换已经成为我国目前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本文展开了后续的进一步研究。关于上市公司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这一课题国内外已有大量学者进行相关研究,然而对于单个公司频繁变更的研究却寥寥无几。因此本文将运用文献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展开研究。首先,大量地阅读了审计质量的衡量标准、事务所变更原因及后果的相关国内外文献综述。紧接着分别从事务所变更和审计质量两方面来进行概念的论述。然后引入日海智能公司作为本文的案例公司,分别从操控性应计、市场反应、审计费用和会计稳健性这四个方面,对事务所每次变更后审计质量的变化进行分析,最终得出结论。以日海智能公司为例,研究发现频换会计师事务会导致审计质量下降,本文针对这一结论分别对资本市场中的参与者和监管者提出几点建议。一方面旨在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加大对频繁变更事务所这一行为的监管和处罚力度,从而整肃行业风气,减少信息使用者和提供者之间存在的不对称现象;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给其他上市公司和审计机构一定的经验借鉴,避免重蹈覆辙,从而共同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李南海[8]（2020）在《社会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通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社会公众得以了解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程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社会公众了解企业环境责任履行的重要渠道。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活品质提高,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责任履行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注越来越高。为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部门就环境信息的披露原则和披露内容等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一系列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学术界就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进行了大量研究,推动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仍然存在重数量而轻质量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整体水平较低等现实状况,难以满足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社会期望。面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越来越高的社会期望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制度现状和理论研究现状,企业同样需要了解披露环境信息带来的实际意义。实际上,体现企业负外部性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可避免受外部具体制度环境影响,受社会公众对环境问题的集体社会认知以及社会行为规范习俗等社会文化影响。不同社会文化构成了社会公众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不同社会期望,给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同社会压力和组织合法性压力;不同社会文化因社会行为规范习俗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社会信任水平,影响了相应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获取的组织合法性回报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通过社会期望和社会信任水平,社会文化影响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组织合法性回报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社会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密切关系以及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国家战略的实施,使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但现有文献较少关注社会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具体关系。此外,作为企业战略项目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企业的一项投资选择,企业是否披露环境信息披露和披露哪些环境信息,是企业对环境信息披露投资选择权的执行,赋予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不同的期权价值。企业是否进行环境信息披露以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高低,对企业增长机会和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文化制度环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赋予企业的期权价值不同。鉴于此,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为研究对象,以组织合法性理论、环境伦理理论、嵌入性理论和信息不对称理论为理论基础,借鉴Kroeber and Kluckhohn的社会文化理论,将社会文化分为体现社会成员对某些普遍性社会问题看法的社会价值文化和反映日常社会行为规范习俗的社会结构文化,从理论上阐述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机理以及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的作用机理,建立“社会文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理论分析框架。以2015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为时间起点,选取2015年至2018年中小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法获取样本公司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数,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以及因子分析法等对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以及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进行实证检验,通过进一步分析加深研究深度,通过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确保研究结论稳定性。首先,以Hofstede社会价值文化理论为理论基础,运用VSM2013调查问卷获取各省级行政区社会价值文化指数,从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四个维度对社会价值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其次,以费孝通差序格局理论为理论基础,设计社会结构文化调查问卷获取各省级行政区社会结构文化指数,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以及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实证检验;再次,结合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对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综合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进行实证检验;最后,以企业期权价值为研究视角,对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社会价值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权力距离显着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显着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集体主义不显着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相比非低碳试点省份,低碳试点省份权力距离和集体主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大,男性化气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更大;相比普通话方言区,非普通话方言区的权力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更大,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权利距离显着降低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显着增加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集体主义和男性化气质显着增加了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保留意见等审计意见类型和董事会成员领取薪酬显着降低了权力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权力距离、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显着影响不存在内生性。改变社会价值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度量水平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权力距离、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显着影响不变。第二,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着负相关,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着正相关,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着负相关。相比非低碳试点省份,低碳试点省份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更高,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更低;相比接受大学教育程度较高省级行政区,接受大学教育程度较低省级行政区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更高。进一步分析表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人情取向社会结构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显着降低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显着增加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显着降低了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保留意见等审计意见类型和董事会成员领取薪酬降低了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以及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提升了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及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显着影响不存在内生性问题。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和社会结构文化度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及其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显着影响不变。第三,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综合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方面。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显着影响了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不显着影响男性化气质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特征越显着,权力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减少程度越高,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越低,但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对权力距离和不确定性规避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关系的显着影响只体现在居民受大学教育程度较低和市场化进程较低的省级行政区。进一步分析表明,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显着提升了权力距离对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的减少程度,显着降低了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和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的减少程度;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显着提升了男性化气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增加程度,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和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不显着影响权力距离、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的关系。基于制造业样本和删减2018年度样本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保持不变。第四,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方面。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显着增加了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权力距离显着提升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集体主义和男性化气质显着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不确定性规避不显着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显着减少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不显着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清算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进一步分析表明,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和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显着增加了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权力距离显着提升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集体主义和男性化气质显着降低了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集体主义显着降低了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显着降低了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和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权力距离、集体主义、男性化气质和不确定性规避以及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不显着影响企业硬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和企业软披露环境信息水平对企业清算期权价值的增加程度。改变企业权益价值度量方法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对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的显着增加作用不变,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变。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研究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为财务学文化革命提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微观证据;将社会文化划分为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拓展了社会文化影响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为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马克斯·韦伯命题提供了微观层面经验证据,为马克斯·韦伯关于中国传统社会适应现世理性主义妨碍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论述提供了微观层面经验证据;关于差序格局的理论阐述和经验分析,充实了差序格局理论研究;对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的研究,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总之,本文研究拓展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和经济后果的研究视角,丰富了财务学文化革命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文献。本文研究在具有一定学术意义同时,还可为监管部门提供政策制定参考。首先,可将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理念引入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制定过程,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监管政策。其次,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资本市场监管政策,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公司治理和企业期权价值的积极作用,促进管理层积极主动披露环境信息。最后,创造良好社会文化氛围,形成有利于管理层积极披露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推动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发展。
张鑫[9]（2020）在《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问题研究》文中指出在国内物业服务市场发展日趋成熟,相关管理法规不断健全的背景下,物业服务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强内部控制是有效的管理方法。近年来,国内外企业的财务报告造假案件层出不穷,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性伴随这些案件的频频曝光,逐渐引起相关人群广泛关注。加强对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是保证企业会计核算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重要安排,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优化与完善对会计信息质量的改进意义重大。本文以VK物业服务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调查研究法、文献研究法和层次分析法,对该企业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现状及问题进行了研究。依据内部控制五要素,提出了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中存在控制环境不健全、风险评估相对薄弱、控制活动不到位、信息与沟通不畅通、内部监督缺失、以及出具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不客观等问题。以层次分析法为主结合模糊综合评价法对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问题进行了评价验证。评价结果显示,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和内部监督处于一般等级,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控制环境和风险评估较差,需要引起充分的重视。评价结果与VK物业企业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现状及问题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并针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在加强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建设方面,提出加强思想理念方面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关注,并对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优化,建立内部审计部门等。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基本体系优化方面,围绕内部控制五要素,提出完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环境,实施有效的财务报告风险评估,保持财务报告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严格把握财务报告控制活动,健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监督等具体措施。
梁琦[10]（2020）在《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家税费改革之前,国家通过“三提五统”的资源提留方式向农村提取资源,并通过高度组织化的村级组织完成资源汲取,村级组织具有强制度性权威,村级组织代表国家的行政意志直接和村民打交道而具有较强的治理能力。2003年国家税费改革以后,国家从农业资源中汲取工业化建设资本转为向农村输送公共品资源,大量资源下乡,一方面,乡镇基层政府的收益基础发生了改变,由此也将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向上争取项目资金和资源,而不是关心村庄中的资源、公共事务和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基层政权走向“悬浮”。另一方面,村级自治组织的治权开始衰落,农村基层组织治理资源和动力不足,越来越多的村庄走向私人治理路径。在国家制度供给能力不足,村庄治权衰落的背景下,许多资源稀疏的一般农业型村庄,其村级组织的配置性权威丧失,村干部只能靠在村内“表面公平潜在的利益攫取”、“针对性的私人动员”、“拉关系、套近乎、讲感情”的私人协商方式抑或是“消极作为”、“不出事逻辑”、等私人治理逻辑来积累治理资源,另一方面,乡镇政府的管控也使得村级组织的自治能力没有培育起来,乡村共同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发生改变,村级组织没有培育起治理能力,造成了动员困境、项目落地困境、公共性萎缩困境等问题,此外,村庄的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并没有培育村庄公共性而仅构成村庄私人关系的聚合,这些因素在村庄内的合力就构造了该村的私人治理,应该看到该村的治理逻辑是一种“去权威生成机制”而无法生产出农村治理现代化所需的体系与能力。基于此,本文运用深描和比较的手法,运用丰富的经验材料分别从两个村庄的乡镇政府、村级组织、村民小组、普通村民、钉子户等不同村庄力量的行动逻辑、参与过程以及扮演角色来呈现同样为资源稀疏的农业型村庄,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不同的基层治理实践机制和结果,以及竹村在私人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治理困境、河村的制度公共性激活村级治理。具体来说,竹村村级私人治理逻辑主要存在着制度权威衰落困境、治理资源缺乏困境、村庄利益分化困境等,而河村主要动用了“制度动员、价值动员以及舆论动员”、“村—组—湾"三级治理架构”、“五议两公开”等再造公共性的规则,通过对两个村庄治理逻辑的对比,从而探讨私人治理对国家政权合法化的冲击、村级组织的治理困境、以及激活村庄治理公共性对基层治理的重要意义。基于大量的经验资料,本文通过对资源禀赋上相近但治理逻辑相异的两个村庄的比较分析来揭示私人治理的运用在基层治理中的困境,并试图通过针对性的动员逻辑再造村庄公共性,其目的主要有:其一、在治理资源和治理权威绝对衰落以及治责结果化导向下,私人治理治理过程中不仅大量耗散村庄资源增加治理成本并进一步压缩治理的空间,还割裂了村庄的完整性和村治主体之间的异化,最终导致了治理困境。其二、探讨如何发挥村民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促成国家资源与村庄真实需求对接从而再造村庄内生的公共性进行“多元治理主体”的治理动员与激活村民主体化的民主协商机制;其三、探讨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制度框架和国家大量资源输入的背景下,占主体的农业类型村庄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体系建设如何能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四、对再造村庄公共性的意义与对国家-农村社会-农民关系之间的探讨,并为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一点经验之谈。其五、结合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解,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进行解读以期能成为有价值的参考。
二、会计信息质量与模糊性关系的分析（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会计信息质量与模糊性关系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并购重组下评估增值率影响因素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路线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路线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1.4.1 研究内容方面 |
| 1.4.2 研究方法方面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资产评估增值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1.1 评估方法对评估增值的影响研究 |
| 2.1.2 评估机构声誉对评估增值的影响研究 |
| 2.1.3 并购方股权集中度对评估增值的影响研究 |
| 2.1.4 关联交易对评估增值的影响研究 |
| 2.1.5 支付方式对评估增值的影响研究 |
| 2.2 资产评估结果的合理性研究 |
| 2.3 资产评估结果的市场反应的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第3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
| 3.1 概念界定 |
| 3.1.1 并购重组的含义与分类 |
| 3.1.2 评估增值率 |
| 3.2 理论基础 |
| 3.2.1 协同理论 |
| 3.2.2 信息信号理论 |
| 3.2.3 委托代理理论 |
| 3.2.4 融资优序理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设计、样本选择与变量测度 |
| 4.1 评估增值率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
| 4.1.1 收益法与评估增值率 |
| 4.1.2 评估机构声誉与评估增值率 |
| 4.1.3 支付方式与评估增值率 |
| 4.1.4 非关联交易与评估增值率 |
| 4.1.5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评估增值率 |
| 4.2 研究方法的选择 |
| 4.3 样本选取 |
| 4.4 测量和校准 |
| 4.4.1 结果变量 |
| 4.4.2 前因条件变量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fsQCA实证结果分析 |
| 5.1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
| 5.2 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研究结果及案例分析 |
| 6.1 信息不对称驱动型 |
| 6.2 低声誉评估机构驱动型 |
| 6.3 股票支付驱动型 |
| 6.4 因素间的替代关系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结论与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的述评 |
| (一)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二) 国内外文献综述的简析 |
| 三、结构安排与方法选择 |
| (一) 结构安排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研究对象的限定 |
| 第一章 地方立法的创新难题 |
| 一、“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质疑 |
| 二、“不抵触原则”的判断标准模糊 |
| 三、设区的市立法事项范围存在争议 |
| 四、“如法炮制”的“景观式立法” |
| 第二章 创制性立法的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创制性立法的概念界分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概念诠释 |
| (二) 立法中“创制”涵义的多重性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辨析与定位 |
| (一) 地方立法的类型划分 |
| (二) 创制性立法的对应概念: 执行性立法 |
| (三) 创制性立法的相近概念辨析 |
| (四) 创制性立法在地方立法中的定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论基础 |
| (一) 试验治理理论与国家试错策略论 |
| (二) 地方制度竞争理论 |
| (三) 地方性知识理论 |
| (四) 地方法治观念理论 |
| 第三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与创制维度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标准 |
| (一) 依据性标准 |
| (二) 创制性标准 |
| (三) 立法目的和原则标准 |
| 二、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判断方法 |
| (一) 法的非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二) 法的规范性内容中创制性的判断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类型 |
| (一) 整体型创制与部分型创制 |
| (二) 独立型创制和依附型创制 |
| (三) 权利义务型创制和处罚强制型创制 |
| (四) 地方事务型创制和先行先试型创制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的创制维度 |
| (一) 对权力的创制 |
| (二) 对权利的创制 |
| (三) 对义务的创制 |
| (四) 对责任的创制 |
| 第四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现实境遇 |
| 一、山东省创制性立法的现状考察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数量和层级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领域和事项 |
| (三) 地方性法规的创制程度 |
| (四) 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体例结构考察 |
| 二、立法事实与制度设计出现偏差 |
| (一) 创制性立法的“形式增长” |
| (二) 立法供给难以满足地方需求 |
| (三) 立法的“地方”着力不足 |
| (四) 创制内容与体例结构选择不匹配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暴露出的法治化困境 |
| (一) 传统理解下的法制统一与地方特色的矛盾 |
| (二) 创制边界模糊与创制能力短缺 |
| (三) 中央制约管控与地方有效治理的张力 |
| (四) 传统立法技术与数据转型的脱节 |
| 第五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规范上的边界厘正 |
| 一、省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基本底限: 中央立法保留之外 |
| (二) 外在界限: 不与上位法抵触 |
| (三) 内在界限: 地方性事务 |
| (四) 特殊限制: 行政立法的限制 |
| 二、设区的市级立法的合法创制空间 |
| (一) 三类具体立法事项限制 |
| (二) “等方面事项”限制 |
| (三) 其他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
| 三、地方创制性立法的专有创制空间 |
| (一) 地方创制性立法下的“不抵触”原则 |
| (二) 地方创制性立法行政行为的设置权限 |
| 四、地方创制性立法空间的适度释放 |
| 第六章 地方创制性立法实践上的效果改进 |
| 一、地方创制性立法的理念革新 |
| (一) 对“法制统一”原则的再理解 |
| (二) 根据实际需求合理配置立法供给 |
| (三) 正确看待“突破上位法”的合法性问题 |
| 二、利用大数据技术提高创制性立法公众参与水平 |
| (一)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技术优势 |
| (二) 大数据在立法公众参与中的应用趋势 |
| (三)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中的瓶颈制约 |
| (四) 大数据应用于立法公众参与领域的建议 |
| 三、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立法后评估制度 |
| (一) 传统立法后评估技术存在的问题 |
| (二)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必要性 |
| (三) 大数据技术应用于立法后评估的可行性 |
| 四、完善创制性立法的监督和防范机制 |
| (一) 完善设区的市立法报批制度 |
| (二) 合理选择立法的体例结构 |
| 结语 |
| 附表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附件 |
（3）基于投资者视角的关键审计事项增量信息与决策有用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目的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基本概念界定 |
| 1.4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5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审计报告模式改革的需求 |
| 2.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 |
| 2.3 关键审计事项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 |
| 2.4 关键审计事项对其他利益关系人的影响 |
| 2.4.1 对审计师的影响 |
| 2.4.2 对上市公司治理当局的影响 |
| 2.4.3 对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
| 2.5 文献评述 |
| 第3章 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历史沿革和实施现状 |
| 3.1 关键审计事项准则的历史沿革 |
| 3.1.1 标准化审计报告主要内容的历史沿革 |
| 3.1.2 关键审计事项的形成 |
| 3.2 关键审计事项准则在我国的实施现状 |
| 3.2.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结构分析 |
| 3.2.2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统计 |
| 3.2.3 关键审计事项的行业特征分析 |
| 3.2.4 关键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分析 |
| 3.2.5 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意见类型分析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
| 4.1 基于资本商品理论的关键审计事项提供增量信息的机理分析 |
| 4.2 基于信号传递理论的关键审计事项投资者决策有用性分析 |
| 4.3 基于青木昌彦制度理论的关键审计事项决策有用性分析 |
| 4.4 假设提出 |
| 4.4.1 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增量相关假设 |
| 4.4.2 关键审计事项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相关假设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关键审计事项增量信息的实证检验 |
| 5.1 实证研究设计 |
| 5.1.1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5.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 实证结果分析 |
| 5.2.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5.2.2 相关性分析 |
| 5.2.3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5.3 稳健性检验 |
| 5.4 内生性检验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关键审计事项投资者决策有用性的实证检验 |
| 6.1 实证研究设计 |
| 6.1.1 变量定义与模型设计 |
| 6.1.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 实证结果分析 |
| 6.2.1 样本描述性统计分析 |
| 6.2.2 相关性分析 |
| 6.2.3 实证回归结果及分析 |
| 6.3 进一步研究 |
| 6.3.1 事务所声誉的调节作用 |
| 6.3.2 机构投资者的调节作用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 |
| 7.1 主要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研究局限及未来展望 |
| 7.3.1 研究局限 |
| 7.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致谢 |
（4）内部控制视角下政府审计对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与研究目的 |
| 1.3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政府审计相关研究 |
| 2.1.1 政府审计与政府治理 |
| 2.1.2 政府审计与国有企业治理 |
| 2.2 内部控制相关研究 |
| 2.2.1 内部控制制度研究 |
| 2.2.2 内部控制评价研究 |
| 2.2.3 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2.4 内部控制的价值 |
| 2.3 会计信息质量相关研究 |
| 2.3.1 会计信息质量的计量方法 |
| 2.3.2 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因素 |
| 2.4 政府审计、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4.1 政府审计与内部控制 |
| 2.4.2 内部控制与会计信息质量 |
| 2.4.3 政府审计与会计信息质量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概念界定 |
| 3.2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
| 3.3 研究假设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取 |
| 4.2.1 政府审计的度量 |
| 4.2.2 内部控制质量的度量 |
| 4.2.3 会计信息质量的度量 |
| 4.2.4 控制变量的选取 |
| 4.3 模型设定 |
| 第5章 实证检验 |
| 5.1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
| 5.1.1 描述性统计 |
| 5.1.2 相关性分析 |
| 5.2 回归分析 |
| 5.2.1 政府审计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 |
| 5.2.2 政府审计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 |
| 5.2.3 中介效应检验 |
| 5.3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事的科研工作及取得的成果 |
（5）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框架结构 |
| 1.2.1 研究内容 |
| 1.2.2 框架结构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与理论推演 |
| 1.3.2 实证分析方法 |
| 1.3.3 比较分析方法 |
| 1.4 论文的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委托代理理论 |
| 2.1.2 最优薪酬契约理论 |
| 2.1.3 管家理论 |
| 2.1.4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5 管理层权力理论 |
| 2.1.6 不完全契约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管理层权力的内涵 |
| 2.2.2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因素 |
| 2.2.3 管理层权力配置的效应 |
| 2.3 简要评述 |
| 第3章 理论模型 |
| 3.1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特征 |
| 3.1.1 股东治理特征 |
| 3.1.2 董事会治理特征 |
| 3.1.3 经理层治理特征 |
| 3.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的关联模型 |
| 3.2.1 基于公司治理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内涵及评价指标 |
| 3.2.2 基于公司基本特征和股权特征的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因素的梳理 |
| 3.2.3 基于企业成长理论的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 |
| 3.2.4 理论模型构建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研究假设 |
| 4.1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研究 |
| 4.1.1 民营上市公司基本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1.2 民营上市公司股权特征对管理层权力配置的影响 |
| 4.2 基于企业成长的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研究 |
| 4.2.1 企业成长性内涵解析及维度划分 |
| 4.2.2 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对成长性的影响机理 |
| 4.2.3 管理团队异质性的调节作用 |
| 4.3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研究设计 |
| 5.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
| 5.2 变量定义与计算方式 |
| 5.2.1 公司基本特征变量 |
| 5.2.2 股权结构特征变量 |
| 5.2.3 管理层权力 |
| 5.2.4 企业成长性 |
| 5.2.5 管理团队异质性 |
| 5.2.6 控制变量 |
| 5.3 模型设计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实证检验 |
| 6.1 描述性统计 |
| 6.2 相关性分析 |
| 6.3 多元回归分析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4.1 滞后结果变量 |
| 6.4.2 替换变量测量方式 |
| 6.5 进一步分析: 管理层权力配置效应的权变思考 |
| 6.6 本章小结 |
| 第7章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管理启示 |
| 7.3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盈余持续性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研究 |
| 2.1.2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 |
| 2.1.3 客户集中度与盈余持续性 |
| 2.1.4 文献评述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动态复杂环境理论 |
| 2.2.2 企业风险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企业资源理论 |
| 第3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水平 |
| 3.1.1 基于企业经营风险的视角 |
| 3.1.2 基于管理者机会主义行为的视角 |
| 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水平: 客户集中度的调节效应 |
| 第4章 研究设计 |
| 4.1 研究样本及数据来源 |
| 4.2 变量定义 |
| 4.2.1 盈余持续性 |
| 4.2.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
| 4.2.3 客户集中度 |
| 4.2.4 控制变量 |
| 4.3 模型构建 |
| 第5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5.1 描述性统计 |
| 5.2 相关性分析 |
| 5.3 多元回归分析 |
| 5.3.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 |
| 5.3.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盈余持续性 |
| 5.4 进一步分析 |
| 5.4.1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水平: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
| 5.4.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水平: 地区市场化水平的调节作用 |
| 5.4.3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盈余持续性水平: 作用机制 |
| 5.5 稳健性检验 |
| 第6章 结论与建议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研究建议 |
| 6.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7）事务所频换对日海智能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审计质量的衡量指标 |
| 1.2.2 事务所变更的原因 |
| 1.2.3 事务所变更的影响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和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创新点 |
| 第2章 理论概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 |
| 2.1.1 事务所变更含义及分类 |
| 2.1.2 审计质量含义及特征 |
| 2.2 事务所频换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基础 |
| 2.2.1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2.2 信号传递理论 |
| 2.2.3 委托代理理论 |
| 2.2.4 深口袋理论 |
| 2.3 事务所频换对审计质量影响的理论分析 |
| 第3章 日海智能公司的案例介绍 |
| 3.1 日海智能公司简介 |
| 3.2 日海智能公司主营业务变化 |
| 3.3 日海智能公司事务所的变更情况及原因 |
| 3.3.1 日海智能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情况 |
| 3.3.2 日海智能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的变更原因 |
| 第4章 事务所频换对审计质量影响的案例分析 |
| 4.1 基于操控性应计的变更前后审计质量对比分析 |
| 4.1.1 操控性应计的计算 |
| 4.1.2 变更后日海智能公司操控性应计下降 |
| 4.2 基于市场反应的变更前后审计质量对比分析 |
| 4.2.1 累计超额收益率的计算 |
| 4.2.2 变更后日海智能公司市场反应为负 |
| 4.3 基于审计费用的变更前后审计质量对比分析 |
| 4.3.1 变更后日海智能公司审计费用上升 |
| 4.3.2 变更后日海智能公司审计费用增长率上升 |
| 4.4 基于会计稳健性的变更前后审计质量对比分析 |
| 4.4.1 会计稳健性的计算 |
| 4.4.2 变更后日海智能公司会计稳健性下降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结论与启示 |
| 5.1 结论 |
| 5.1.1 日海智能公司频换事务所后操控性应计上升 |
| 5.1.2 日海智能公司频换事务所后市场反应为负 |
| 5.1.3 日海智能公司频换事务所后审计费用上涨 |
| 5.1.4 日海智能公司频换事务所后会计稳健性下降 |
| 5.2 启示 |
| 5.2.1 监管部门应完善相关制度,加大监管力度 |
| 5.2.2 上市公司应规范自身行为 |
| 5.2.3 会计师事务所应加强风险识别,提高专业素养 |
| 5.2.4 投资人应提高对变更企业的关注度 |
| 5.2.5 社会大众应充分发挥媒体监督职能 |
|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个人简历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8）社会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内容 |
| 1.2.1 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
| 1.2.2 研究内容 |
| 1.3 研究方法与贡献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贡献 |
| 2 文献综述 |
| 2.1 社会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
| 2.1.1 社会文化对信息披露行为的影响 |
| 2.1.2 社会文化对其他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 |
| 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因素 |
| 2.2.1 外部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2.2.2 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2.2.3 管理层个体特征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2.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
| 2.3.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 |
| 2.3.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预期现金流量的影响 |
| 2.3.3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
| 2.3.4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其他公司治理绩效的影响 |
| 2.4 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因素 |
| 2.4.1 外部制度环境对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 |
| 2.4.2 内部制度环境对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 |
| 2.5 文献评述 |
| 3 社会文化、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期权价值概述 |
| 3.1 社会文化的含义与理论解释 |
| 3.1.1 社会文化的含义 |
| 3.1.2 社会文化的理论解释 |
| 3.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含义和度量 |
| 3.2.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含义 |
| 3.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度量 |
| 3.3 企业期权价值的含义和度量 |
| 3.3.1 企业期权价值的含义 |
| 3.3.2 企业期权价值的度量 |
| 3.4 社会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
| 3.4.1 组织合法性理论 |
| 3.4.2 环境伦理理论 |
| 3.4.3 嵌入性理论 |
| 3.4.4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3.5 小结 |
| 4 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分析框架与作用机理 |
| 4.1 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分析框架 |
| 4.1.1 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理论分析 |
| 4.1.2 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的理论分析 |
| 4.2 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作用机理 |
| 4.2.1 社会价值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用机理的分析 |
| 4.2.2 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作用机理的分析 |
| 4.2.3 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作用机理分析 |
| 4.3 小结 |
| 5 社会价值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检验 |
| 5.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5.1.1 权力距离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5.1.2 集体主义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5.1.3 男性化气质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5.1.4 不确定性规避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 |
| 5.2.3 社会价值文化的度量 |
| 5.2.4 模型设计 |
| 5.3 实证检验 |
| 5.3.1 描述性统计 |
| 5.3.2 相关性分析 |
| 5.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5.3.4 内生性检验 |
| 5.3.5 进一步分析 |
| 5.3.6 治理效应分析 |
| 5.3.7 稳健性检验 |
| 5.4 小结 |
| 6 社会结构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实证检验 |
| 6.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
| 6.1.1 差序格局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1.2 家族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1.3 人情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1.4 恩威取向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 |
| 6.2 研究设计 |
| 6.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6.2.2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 |
| 6.2.3 社会结构文化的度量 |
| 6.2.4 模型设计 |
| 6.3 实证检验 |
| 6.3.1 描述性统计 |
| 6.3.2 相关性分析 |
| 6.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6.3.4 内生性检验 |
| 6.3.5 进一步分析 |
| 6.3.6 治理效应分析 |
| 6.3.7 稳健性检验 |
| 6.4 小结 |
| 7 社会价值文化和社会结构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综合影响 |
| 7.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7.1.1 社会结构文化影响权力距离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 |
| 7.1.2 社会结构文化影响男性化气质/不确定性规避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关系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 |
| 7.2.3 模型设计 |
| 7.3 实证检验 |
| 7.3.1 描述性统计 |
| 7.3.2 相关性分析 |
| 7.3.3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7.3.4 进一步分析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4 小结 |
| 8 社会文化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影响企业期权价值的实证检验 |
| 8.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8.1.1 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 |
| 8.1.2 社会价值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 |
| 8.1.3 社会结构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期权价值的影响 |
| 8.2 研究设计 |
| 8.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8.2.2 社会文化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度量 |
| 8.2.3 企业期权价值的度量 |
| 8.2.4 模型设计 |
| 8.3 实证检验 |
| 8.3.1 描述性统计 |
| 8.3.2 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
| 8.3.3 进一步分析 |
| 8.3.4 稳健性检验 |
| 8.4 小结 |
| 9 社会文化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研究结论 |
| 9.2 政策建议与实践启示 |
| 9.2.1 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政策 |
| 9.2.2 提升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资本市场监管政策 |
| 9.2.3 引导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社会价值文化方向 |
| 9.2.4 引导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社会结构文化方向 |
| 9.3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
| 9.3.1 研究局限 |
| 9.3.2 未来展望 |
| 参考文献 |
| 科研成果 |
| 后记 |
（9）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评述 |
| 1.3 研究内容及结构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结构框架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调查研究法 |
| 1.4.2 文献研究法 |
| 1.4.3 层次分析法 |
| 1.5 论文创新点 |
| 第二章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相关理论 |
| 2.1 内部控制理论 |
| 2.1.1 内部控制的含义 |
| 2.1.2 内部控制的目标 |
| 2.1.3 内部控制的原则 |
| 2.1.4 内部控制的要素 |
| 2.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理论 |
| 2.2.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含义 |
| 2.2.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内容及评价 |
| 2.2.3 内部控制五要素与财务报告认定的关系 |
| 2.2.4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特点 |
| 第三章 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现状及问题分析 |
| 3.1 VK物业服务企业概况 |
| 3.2 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现状 |
| 3.2.1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现状 |
| 3.2.2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五要素方面概况 |
| 3.3 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
| 3.3.1 控制环境不健全 |
| 3.3.2 风险评估相对薄弱 |
| 3.3.3 控制活动不到位 |
| 3.3.4 信息与沟通不畅通 |
| 3.3.5 内部监督缺失 |
| 3.3.6 出具的内部控制自评报告不客观 |
| 3.4 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 |
| 3.4.1 评价方法 |
| 3.4.2 确定评价指标 |
| 3.4.3 评价指标层次分析 |
| 3.4.4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综合评价 |
| 3.4.5 评价结果分析 |
| 第四章 完善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建议 |
| 4.1 加强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建设 |
| 4.1.1 强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思想意识 |
| 4.1.2 优化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制度 |
| 4.1.3 建立内部审计部门 |
| 4.2 优化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基本体系 |
| 4.2.1 完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环境 |
| 4.2.2 实施有效的财务报告风险评估 |
| 4.2.3 严格把握财务报告控制活动 |
| 4.2.4 保持财务报告信息沟通渠道的畅通 |
| 4.2.5 健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监督 |
| 第五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局限与展望 |
| 5.2.1 研究局限 |
| 5.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10）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立论依据 |
| 1.1.1 研究问题的由来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的理论意义 |
| 1.2.2 选题的现实意义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村治中的国家-社会二元理论范式 |
| 1.3.2 村治中的实体论研究视角 |
| 1.3.3 分析范式转向: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 |
| 1.3.4 村治困境与村庄公共性的研究 |
| 1.4 篇章结构 |
| 1.5 研究方法与核心概念 |
| 1.5.1 个案访谈法 |
| 1.5.2 参与式观察法 |
| 1.5.3 核心概念 |
| 1.6 分析框架与研究思路 |
| 1.6.1 分析框架 |
| 1.6.2 研究思路 |
| 第二章 村庄社会经济基础:浙西南部竹村与鄂东北部河村概述 |
| 2.1 浙西南部竹村概况 |
| 2.1.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1.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1.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1.4 小结 |
| 2.2 鄂东北部河村概况 |
| 2.2.1 村庄区位与家计模式 |
| 2.2.2 村庄结构与户族类型 |
| 2.2.3 村治主体与班子结构 |
| 2.2.4 小结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镇政府的行动角色:两个乡镇不同的表达 |
| 3.1 行政压力向下传导与自利性表达:林乡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1.1 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 |
| 3.1.2 项目进村初期的“拉资跑项”、村级债务 |
| 3.1.3 从“跑”到“分”的自利性项目资金分配 |
| 3.1.4 运动式治理与村庄社会的接轨 |
| 3.1.5 “一票否决”的任免考核 |
| 3.2 治理现代化下的精细化、留痕化:泉镇政府的行为逻辑 |
| 3.2.1 早期结果考核的“计划生育”政策 |
| 3.2.2 治理现代化时期的运动式治理 |
| 3.2.3 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考核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村级组织的比较:被困的私人治理与公共性再造 |
| 4.1 多方被困的治理:浙西南部竹村的村级组织 |
| 4.1.1 从一项村庄公共品说起 |
| 4.1.2 私人治理的村干部寡头 |
| 4.1.3 无行动能力的村民小组、村民代表 |
| 4.2 鄂东北部河村的村级组织:多元的治理主体 |
| 4.2.1 “五议两公开”公共性再造的场域 |
| 4.2.2 村治主体的“两个原则”与“四个特性” |
| 4.2.3 治理下沉与小组善治的村民小组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被动员群众的比较:私人治理与公共性激活的呈现 |
| 5.1 私人治理下的利益群体:浙江竹村的农民群众 |
| 5.1.1 嵌入在土地利益里的“硬”钉子户 |
| 5.1.2 两头游走的政治投机分子 |
| 5.1.3 村庄中的“软钉子”与牟利群众 |
| 5.2 激活公共性的治理群体:湖北河村的农民群众 |
| 5.2.1 在公共话语场域被磨“软”的钉子户 |
| 5.2.2 双向的村务反馈与村庄决策的普通村民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私人治理:对治理困境发生机制的解读 |
| 6.1 私人村治主体与配置性权威资源丧失 |
| 6.2 村庄治理空间与乡镇政府的管控逻辑、村治自主性 |
| 6.3 项目进村困境与项目争取和落地的私人治理 |
| 6.4 私人关系建构的村庄社会基础、公共生活与仪式活动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公共性再造:一种“找回群众”的治理机制 |
| 7.1 制度动员:公共场域、精英吸纳、多元村治主体与治理身份 |
| 7.1.1 公共场域再造 |
| 7.1.2 精英吸纳逻辑 |
| 7.1.3 村治主体多元化 |
| 7.1.4 治理主体的多重身份 |
| 7.2 价值动员:“公心”评价体系、内生价值与自主参与 |
| 7.3 舆论动员:集体舆论对少数钉子户的压制 |
| 7.3.1 舆论动员 |
| 7.3.2 对钉子户的治理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总结与讨论 |
| 8.1 村治逻辑核心机制:比较与归纳 |
| 8.1.1 两村乡镇政府的治理逻辑比较 |
| 8.1.2 两村村干部治理逻辑比较 |
| 8.1.3 两村村民小组治理比较 |
| 8.1.4 两村找回村内群众的逻辑比较 |
| 8.2 对找回群众理路的探讨 |
| 8.2.1 吸纳逻辑 |
| 8.2.2 消解逻辑 |
| 8.2.3 动员逻辑 |
| 8.3 从私人治理逻辑的发生机制视角对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1 制度权威衰落困境 |
| 8.3.2 治理资源缺乏困境 |
| 8.3.3 村庄利益分化困境 |
| 8.3.4 应对私人治理的思路 |
| 8.3.5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探讨 |
| 8.3.6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
| 8.4 再造村庄治理公共性与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4.1 农村基层治理的公共性内涵 |
| 8.4.2 制度公共性在不同层面的价值 |
| 8.4.3 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再探讨 |
| 8.5 研究不足与进一步讨论 |
| 参考文献 |
四、会计信息质量与模糊性关系的分析（论文参考文献）
- [1]并购重组下评估增值率影响因素的模糊集定性比较研究[D]. 王静. 山东财经大学, 2021(12)
- [2]地方创制性立法研究[D]. 曹瀚予. 山东大学, 2021(11)
- [3]基于投资者视角的关键审计事项增量信息与决策有用性研究[D]. 刘丁睿. 吉林大学, 2020(01)
- [4]内部控制视角下政府审计对央企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D]. 涂江林. 重庆邮电大学, 2020(02)
- [5]民营上市公司管理层权力配置影响机制及效应研究[D]. 牛卫东. 山东大学, 2020(10)
- [6]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客户集中度与盈余持续性 ——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D]. 陈蓓. 山东大学, 2020(12)
- [7]事务所频换对日海智能公司审计质量的影响研究[D]. 韦睿. 华东交通大学, 2020(04)
- [8]社会文化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D]. 李南海.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9]VK物业服务企业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问题研究[D]. 张鑫. 沈阳农业大学, 2020(12)
- [10]农村基层治理中的私人治理困境与公共性再造 ——基于浙江竹村与湖北河村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研究[D]. 梁琦.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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