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的双重性（论文文献综述）
朱晓涵[1]（2021）在《《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人物形象解读》文中指出《威尼斯商人》是莎士比亚在早期的戏剧作品,作品中的鲍西亚巾帼不让须眉,堪称完美,她的形象过于绚丽,很容易让大家忽视另外一个女性角色——杰西卡。作为"四大吝啬鬼"之一夏洛克的女儿,她与夏洛克截然不同,她挥金如土,她为爱私奔,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于爱情的赞美和追求。但是仔细研究杰西卡的语言和行为,不难发现她并不是完美的新女性,对于爱情的勇敢追求下是她对亲情的漠视,她的性格缺陷也印证了莎士比亚对于人性的深刻洞悉,对于社会的深刻思考。
韩颖[2]（2019）在《反转的童话：《威尼斯商人》中的鲍细霞》文中认为在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威尼斯代表现实世界,贝尔蒙脱代表童话世界。从童话及其反转的角度看,贝尔蒙脱的女主角鲍细霞在"三匣选亲"的故事中表现为典型的童话公主,之后,特别是在威尼斯的法庭上,则颠覆了公主形象。童话反转的节点则是威尼斯的信使闯入贝尔蒙脱,带来了现实世界的消息。曾经柔顺的公主化身为英雄人物,不是被拯救,而是去拯救她的恋人及其朋友。在现实世界,童话故事里的爱情变得不堪一击。回到贝尔蒙脱,爱情才再次成为主题,虽已变了味道。公主不过是假面罢了,女扮男装的鲍细霞反而更接近真实。
周莉莉[3]（2018）在《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韦恩·布斯是美国当代着名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和修辞学家。他一生着述丰硕,在文学理论和修辞学等研究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中,他的小说修辞学引起了中西方学界的共同关注和激烈讨论。其实,除了小说修辞学,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也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他的小说伦理学改变了传统伦理批评观念,并不强调对小说进行道德审查,或是要求小说传递先验的、普适的伦理价值,而是更为注重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的“共导”,研究小说讲述或呈现的各种德性,挖掘小说的多元伦理价值。布斯的小说伦理学,有创见性地开拓了小说理论与批评的研究视域,因而值得充分重视和深入研究。本论文对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展开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一方面,在考察它的生成语境和理论渊源的基础上,对其主要理论命题与基本观点,进行概括梳理和理论阐释;另一方面,与传统伦理批评观念进行比较,同时联系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的历史背景与趋势,对这一理论的意义价值进行历史和辩证的评析。论文内容结构分为引言、结语和六个章节。引言部分综述了布斯小说伦理学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布斯的文学理论在英美国家和中国都受到广泛关注,而且国内外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渗透在他论着当中的伦理情怀。但是,他们更多地是在研究布斯的叙事学、修辞学等理论时,提及他的伦理意识,或者介绍他《小说伦理学》着作中的观点,还没有从总体上全面、深入地梳理和分析他小说伦理学的主要理论命题,也缺少在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的视野下,阐释和评价该理论的价值意义。第一章是对布斯小说伦理学理论来源的追溯。该部分分析了西方的伦理批评传统、芝加哥学派的形式理论、巴赫金等理论家的话语理论等等,对布斯小说理论的形成产生的影响。布斯的小说伦理学源起于西方的伦理批评传统,在批判吸收形式研究理论和话语理论之后,逐渐从以先验道德准则为主导的伦理批评,向探寻多元化小说伦理价值的伦理批评转向。第二章论述布斯对伦理批评的重新定位。在布斯看来,以先验的道德准则作为文学价值判断的首要标准,忽视文学的多元化价值,是伦理批评在现代文学批评中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重新定位了伦理批评。布斯的重新定位,一方面厘清了“道德”和“伦理”两个概念,将伦理与先验的道德准则区分,使小说伦理批评从泾渭分明的道德审查,转变为研究作品中那些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的或好或坏的“德性”;另一方面,他将小说的叙述形式也纳入到伦理批评的研究范畴,使小说的伦理价值不局限于内容中的伦理表达,而是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在形式和内容中的对话“共导”产生。第三章介绍和评析布斯小说伦理学在审美与伦理问题上的理论观点。传统伦理批评将小说的审美特征视为伦理表达的装饰,而审美批评又将伦理意义排除在小说的“纯审美”之外。面对这样的矛盾,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将小说的审美特征与伦理表达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发现对小说的审美往往包含对其伦理内涵的感悟,这样的小说趣味超越了对小说文本的“纯审美”。而且,小说在形式上的审美特征,并不一定是内容中伦理表达的装饰,而可能是另一种伦理表达,能够形成不同观点的碰撞和对话,深化小说的伦理意蕴。第四章阐释和讨论布斯小说伦理学在修辞与伦理问题上的理论观点。布斯小说伦理学中的修辞,不是指修饰文字语句的技巧方法,而是古希腊意义上的言说艺术,他把小说整个文本视为各种言说的交流活动。在布斯这里,参与到小说修辞的言说者,不仅有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以及在故事中言说的人物,还包括藏匿在故事中的隐含作者,以及阐释故事的读者。他们都可以通过修辞,通过自己的言说艺术,参与到小说的伦理表达。而且,布斯的小说伦理学并不是单独研究这些言说者各自的伦理立场,而是主张通过文本细读,倾听不同言说者的对话,发现小说的多元伦理价值。第五章探讨布斯小说伦理学的他者视野。受到文化研究理论的影响,布斯小说伦理学并没有将小说的伦理意义完全归于作者意图,而是向各种不同文化身份的读者开放。他的理论充分考虑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种族、不同性别的读者在阐释小说伦理意义时的多种可能性,主张尊重来自不同文化的“他者”,倾听他们在小说的伦理表达中发出的声音。不过,他所说的开放,是有限的开放。他虽然支持读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小说进行伦理解读,但仍然强调读者的阅读伦理,即读者应该首先是小说文本本身的听众,细读文本、理解作品,然后再结合不同的文化语境,对小说中的伦理表达进行多视角探寻。第六章分析布斯的多元主义理论如何运用于对小说的伦理解读。在布斯之前,罗纳德·克兰、肯尼斯·伯克和艾布拉姆斯等理论家都提出过多元主义的观点,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布斯的批评方法多元主义主张“一”与“多”的结合。根据他的多元主义,对小说进行伦理解读,应该以小说价值的二重性为基础,既坚持小说本身潜能的“一”,又考虑小说需求价值的“多”。小说的潜能是指小说是语言符号的构成物,它由讲述者的讲述,以及在一定文化中承载着价值观念的语言赋予的意义。小说需求价值的“多”是指小说是语言符号的虚构物,其指涉并没有唯一对应物,具有广阔的被阐释空间。小说语言符号存在的相对客观性和指涉的丰富性决定了小说的伦理价值是“一”与“多”的结合。结语部分对布斯的小说伦理学进行总结和评价。布斯小说伦理学发生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形式研究式微、文化研究兴起的语境之下,既承继了前者细读文本的研究方法,也吸纳了后者的文化视角。在此基础上,布斯对道德与伦理的区分,对审美与伦理、修辞与伦理、他者伦理、小说伦理价值二重性等问题的探讨,转变了以先验道德准则为核心的伦理批评观念,将小说伦理批评重新定位为对小说中“德性”的研究,从小说的审美特征和修辞对话中,探析小说所呈现的“德性”,发掘小说的伦理价值。布斯小说伦理学,发现了由小说形式、作者意图以及读者感受共同建构的小说伦理趣味。他的研究实现了形式研究与小说伦理意义研究的有机结合,开启了以“共导”原则研究小说伦理价值的批评路径。布斯对小说伦理价值的坚守和探索,不仅是一位人文学者的伦理诉求,更是当代西方文论伦理转向中一种重要的理论思想,拓展了小说伦理学甚至文学伦理学的研究视野。
邓楠[4]（2017）在《国内《威尼斯商人》人物形象研究述评》文中指出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不仅深受中国读者喜爱,而且还在国内引发了广泛的热评。尤其在夏洛克、安东尼奥和鲍西娅等主要人物形象的评价上,可谓众说纷纭。批评者从不同的角度将夏洛克、安东尼奥和鲍西娅评价为"狠毒的复仇者""吝啬鬼""伪君子""正面人物""反面人物""人文主义者""非人文主义者""悲剧人物"等各种类型。对学界所产生的这些成果进行梳理和评述,将有助于推动《威尼斯商人》研究的深入开展。
孙卓[5]（2015）在《从《威尼斯商人》看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文化因素》文中指出《威尼斯商人》虽然以威尼斯为叙事地点,但却清楚地反映出了当时英国社会与英国文化的问题。作品中的三条线索分别指向法治与人治、古典文化与人文主义、民族与种族等深刻的社会问题,而这一系列问题又可以归化到古典王权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的冲突之中。正是这样的文化冲突构筑起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灵魂。
邸含玮[6]（2015）在《评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戏剧人物形象》文中指出《威尼斯商人》是英国着名作家威廉·莎士比亚早期创作的一部喜剧,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夏洛克、鲍西亚、安东尼奥、巴萨尼奥等几位主要人物,每个形象都个性饱满、栩栩如生,本文主要对上述四个主要人物个性进行剖析,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作品。
张传霞[7]（2014）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文中提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享有崇高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女作家,创作涉及诗歌、小说、文学评论、儿童文学、电视剧本等各种文体,收获加拿大本土和国际众多文学奖项,有“加拿大文学女皇”、“加拿大文化代言人”之称。纵观阿特伍德的整个创作生涯,其作品充满了大量的希腊神话、西方童话、圣经故事、文学经典等“前文本”,论者把这一创作特色定义为“经典重构”。本论文将在后现代主义的背景下,结合经典论争的讨论,考察阿特伍德作品主题与“经典重构”之间的关系,旨在说明阿特伍德以“经典重构”的叙事策略成功地表达了“生存”的主题。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后现代文化思潮的兴起,在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领域出现了文学经典重构的潮流。20世纪后期这些文艺理论的共同核心是对传统的反叛、对权威的颠覆。在此背景下,作为承载了权威、典范、永恒等品质的文学经典,成为被审视、被质疑的对象,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经典问题的讨论。从考察“经典化”的过程出发,人们认识到经典的形成不完全是根据其美学价值而确定的客观事物,而是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合力建构的结果。通过考察传统西方文学经典,人们发现入选的都是欧洲的、白人的、男性的和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家作品,即作者的种族、阶级、性别身份决定了经典之列的被包含或被排除。因此所谓经典其实是权力等外因操控与建构的结果,带有种族歧视、男权中心、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裔、女性、劳动阶层的边缘化过程起到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经典成为社会权力合法化的合谋。可见,在多元化的背景下,作为文化表征的文学经典已经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成了带有“政治”色彩的权力争夺场。阿特伍德自称是一个“政治”作家,她的“政治性”是一种权力意识,本质上是对边缘与中心位置重新排列的兴趣。阿特伍德“政治性”的集中体现是作品传达的“生存”主题。“生存”在阿特伍德的文学世界里具有多重内涵,具体来说,即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艰难生存、加拿大民族在英国和美国双重帝国主义阴影下的尴尬生存、人类在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里前景堪忧的生存。概括来讲,就是女性生存、民族生存、人类生存。女性、加拿大民族、大自然在传统的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大自然二元对立模式中,显然处于边缘、下层的位置。重构“中心”、“权威”代表的文学经典,为实现阿特伍德寻求的边缘事物到中心从而实现“生存”的目标提供了绝佳的契合点。通过重构文学经典,阿特伍德修正了男权中心下的女性神话,把女性从“神”的位置上解救下来还原其作为独立的人的真实面目；改变了英美帝国中心下的“附庸”加拿大民族形象,以文学想象构建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批判了人类中心思想下人类对自然的践踏,对身处生态危机中的人类发出预警。论文第一部分为“绪论”,分两节展开论述。第一节首先从阿特伍德作品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经典“前文本”入手,梳理了“经典重构”、阿特伍德的“政治性”与“生存”主题的关系,进而指出“经典重构”是阿特伍德传达“生存”主题的叙事策略,即通过重构历史上的文学经典,质疑经典背后的权力关系,让处于边缘的女性、加拿大民族、自然借文学形式得以发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的“经典重构”不是对文学经典的颠覆与消解,而是对文学资源选择性地再利用。第二节是文献综述,首先梳理了国内外阿特伍德的研究现状,进而指出本文的研究切入点和研究目标：从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叙事表层入手,深挖“生存”主题的表达。第一章分三节阐述了关于“经典”的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经典”辨析。通过辨析中外“经典”概念的词源及其演变,指出经典背后隐藏的权力因素。第二个问题是“经典论争”。围绕“经典化”问题形成了“扞卫经典派”和“拓宽经典派”两大阵营。“扞卫经典派”以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为代表,坚持认为经典本身具有的审美品质是构成经典的本质要素。“拓宽经典派”认为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主张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男权中心主义的传统精英标准,拓宽经典,纳入更多女性、少数族裔作家及作品。第三个问题是“经典重构”。通过对重写、改写、重述、反写、重构几个相近概念的辨析,指出阿特伍德经典重构的后现代语境意义。第二章题为“女性神话的重述”,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女性生存主题的表达。该章首先指出女性在传统文学经典中是以要么“天使”要么“女妖”的两极化形象而存在的,表明女性只是男性以自我存在为参照建构出来的“神话”,本质上反映了女性无言的生存处境。阿特伍德通过赋予文学经典中的女性以话语权,颠覆了男性建构的“女性神话”,展现了女性作为一个真实的人类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本章从女性与男性、女性与自我、女性与母亲三个角度展开论述,全面分析了阿特伍德笔下所呈现的女性世界的丰富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文学经典塑造的女性形象的单一性。第一节“女性与男性”论述了异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分两小节分别从“语言”和“身体”的角度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以及女性的反抗。第二节“女性与自我”与第三节“女性与母亲”探讨了同性关系中女性的生存处境,论述了女性在男权中心社会里对女性身份的抗拒与认同。第三章题为“民族史诗的重唱”,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民族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史诗”这一古老文学体裁对民族身份建构的意义,同时通过分析加拿大特殊的历史和地理状况造成的民族身份的尴尬处境,指出阿特伍德通过文学建构民族身份的努力就是为加拿大谱写“民族史诗”。本章分两节从两个角度分析阿特伍德为寻求加拿大民族生存采取的策略。策略一：召唤“幽灵”,阿特伍德通过梳理本国文学经典、寻找本国文化祖先,树立加拿大的文化自信,从而建构独立的加拿大民族身份。策略一对抗的是宗主国——英国对加拿大身份建构的影响,阿特伍德通过写作代表加拿大民族文学的评论专着、塑造苏珊娜·穆迪为加拿大人原型、追认加拿大土着居民为祖先,表明加拿大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根基,力图解决加拿大民族的“异乡人”之感。策略二：心灵“去魅”,阿特伍德通过构建施害（美国）／受害（加拿大）模式,塑造“施害者”的美国形象,对这一帝国中心进行“反写”。“美国人”在阿特伍德笔下已成为一个特殊名词,它与国别的关系不大,而是具有破坏力、征服欲和善于使用现代工具的一类人（尤其是男性）的代称。需要指出的是,阿特伍德塑造反面的美国人形象,不是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心理,而是体现了她对加拿大社会现实乃至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反思。第四章题为“创世纪的再创”,探讨了阿特伍德通过“经典重构”对人类生存主题的表达。本章首先指出在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支配下,人类片面强调对自然的权力,而忽视了对自然应负有的责任和义务,生态系统的平衡被严重破坏,人类面临严峻的生存前景。阿特伍德通过戏拟的一系列“恶托邦”小说,讲述了一个现代版的“创世纪”故事,把人类毁灭的图景赤裸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以期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起到预警作用,提醒人们重新思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本章分三节重点分析了《使女的故事》、《羚羊与秧鸡》、《洪疫之年》、《债与偿》四个文本,探讨阿特伍德对人类生存不同角度的思考。结论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和提升。为弱势事物“寻找位置”是贯穿阿特伍德创作的内在驱动力。女性、加拿大与自然在传统男性／女性、英、美／加拿大、人类/自然的二元对立关系中均处在弱势的位置上。如何让这些处于弱势、边缘位置的事物获得应有的位置,阿特伍德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即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重构,把非主流事物带到中心,目的并非取代而是获得和谐平等的地位。阿特伍德通过重构文学经典,让非中心的女性、加拿大和自然得以“幸存”,也获得了“生存”应有的尊严。
张雯[8]（2013）在《《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悲剧形象的深度解读》文中指出一、引言莎士比亚是英国着名的戏剧家和诗人,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古典剧作家。他一生创作了多部戏剧,为读者展现了17世纪英国社会的全貌,因而,被马克思称为"最伟大的戏剧天才"。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一统天下,犹太人被视为上帝唾弃的民族,是一切罪恶的魁首,因而成为被奴役、被压迫的主要目标;经济上,犹太人的财产常被无辜地剥夺,他们既没有
李宏鸿[9]（2013）在《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 ——以本雅明和德里达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是源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的翻译理论,自问世以来就充满了争议。本着正本清源的精神,本论文以解构主义翻译观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人物本雅明和德里达为研究对象,从它的哲学渊源开始,对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探讨了该理论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发展轨迹,指出它对文学翻译深刻的启示意义,最终阐明了解构主义翻译观借助哲学、语言、文学、翻译等多种渠道传递出的一种多声部的和谐精神,展示了蕴含在它精神深处的和谐主题。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言。概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以及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深远意义,同时也对德里达和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除了表现在它对翻译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系统看法之上,更着重表现在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意义之上。因为,解构主义翻译观关于意义永远无法确定、文本无定解、翻译不是为了传递内容,而是为了释放真理等思想与文学作品的语言的无限创造性、文本的高度虚构性以及随后衍生的文本解读的开放性等突出特征共同构成的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精神高度契合。源于解构哲学的解构主义翻译观虽然带有破坏性的表象,然而它实际上传递的是一种语言和谐的精神以及超越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和谐主题,这一点在它从本雅明到德里达的翻译思想的发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虽然本雅明并未给自己的翻译思想贴上解构主义的标签,然而他的翻译思想以其与德里达翻译观在解构思想上的高度亲缘性而成为事实上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源头。第二章阐述了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哲学思想到翻译思想的发展轨迹,追溯了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哲学渊源,对解构哲学进行了理论综述,并对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进行了文献综述。本章指出,解构主义的形成是建立在对传统哲学的解构的基础之上,海德格尔的此在思想和索绪尔的结构主义对于德里达反传统的解构思想的形成是影响最大的一对组合。然而究其本质,这两种思想都是形而上学的另一种形式的复活,甚至连解构思想本身也依然没有逃脱柏拉图的日全食式的影响。不过,解构主义借助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概念割断了能指与所指间的对应关系,让意义流动起来,凸显语言的相关性,展示了语言在动态关联中表现出的生命力及其所营造的和谐景象。这又使得解构主义明显地有别于传统哲学,也成为它为哲学的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解构主义哲学中的延异、痕迹、涂抹、播撒等主要概念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表现为对翻译中的根本问题所提出的一整套看法,如,它否定了原作的绝对权威地位,认为译作和原作同为意义的能指链上的一分子,翻译并非意义的输送、而是一种有规律的转化,翻译的目的是要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等等。本章同时指出,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在西方和中国都长期遭遇了对它的普遍误读,究其原因有四：1.解构主义论着自身文字的晦涩难懂；2.受新批评传统长期熏陶的学者对文字游戏的过分迷恋所导致的解构思想中最为精髓的人文思想的旁落；3.解构主义长期以来只被当作一种方法论来看待而导致的其哲学内涵的流失；4.解构思想中“禅宗”的东方元素与德里达的西方式讲解的中西结合给读者带来的阅读困难。为了准确把握解构主义翻译观的精神内涵,目前译界应加大对它的文本细读的力度,并要将其置于它的哲学背景之下去理解和探讨。第三章在对本雅明阐述其语言观和翻译观的主要着作“译者的任务”和“论语言本身和人的语言”进行细读的基础上,从翻译的本质和目的、（不）可译性、原作/译作关系、纯语言、译者的任务、以及翻译的标准及方法这六个方面阐明了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内容,说明虽然本雅明的翻译观中已露出和谐精神的端倪,但由于神学对他的过度影响使得这种和谐始终戴着镣铐跳舞,变得和而不谐。第四章对德里达的“巴别塔”一文进行了详细的文本分析,阐述了德里达和本雅明之间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内在亲缘性。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该文的后半部分完全就是德里达对本雅明的“译者的任务”所做的解读,这种结构本身就昭示着二者之间的内在亲缘性,充分体现了德里达对本雅明的继承和发展,就像格拉海姆所指出的那样：“在精心构思的术语和主题中,不仅缺失的东西得以补充,含蓄的东西也被清晰地表达出来,不重要的变成重要的了,边缘的变成核心的了。这样的补充可被正确地看作赞扬。”（78）在德里达对本雅明所做的补充和完善的阐述当中,尤以他对“纯语言”这一核心概念的发展最为突出。本雅明在这个概念中倾注了深厚的神学思想,将其看成能够表达神启的上帝的语言。德里达在保留其源初的宗教性的基础上,借助巴别塔的隐喻从“谈论语言的起源和分散”（ibid）开始,将纯语言进而阐释为表达了人间真意的“真理”,让它从神界走进人间,将神性进一步融入人性,赋予纯语言更多的人文情怀。德里达指出,翻译的任务是让且仅让我们与真理的语言变得相关,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个遥远的终点,只能在翻译的过程中去体验（感觉）它。所以德里达说,翻译即体验,体验即翻译。我们通过体验那段遥远的距离从而体验到真理语言的存在。真理本身对于人类而言也是如此。我们永远无法穷尽它,但我们会在追寻它的过程中感觉到它的力量。德里达的思想有效地削弱了本雅明翻译观中过重的神学影响,将其转化为对人类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思想。故而,德里达的翻译观不仅让语言和谐的精神得以全面呈现,而且还表达了建立一个和谐世界的人文精神。第五章对德里达体现在“相关的翻译”中的翻译观进行了详尽的阐释,对其中的重要概念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梳理,指出“相关的翻译”指的是能够升华、净化、调节、内化、救赎语言的翻译,澄清了译界对它的严重误读,突出表现在将德里达自己所说的：“因此,适当的翻译简单说就是‘好的’翻译,与人们的期待相符合的翻译,简言之,履行了使命、偿付了债务、完成了任务或职责的一种表达（version）,同时又在接收语言中抄写了对原文最适当的（relevant）等同物,最正确的、合适的、相关的、充分的、诗意的、明确的、单声的、惯用的语言”（150）误解为是德里达对于翻译的本质的看法。德里达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进一步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继承,同时更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对本雅明的发展和超越。如,在继承了本雅明对语言差异性的尊重的基础之上指出语言的相关性；在继承了本雅明关于翻译的任务是释放真理、救赎语言的基础之上提出翻译对于语言还有升华、净化、调节、内化的功能；在继承了本雅明通过陶罐的碎片、后世之生命、果皮／果肉之于皇袍／身体、切线与圆等一系列隐喻所阐述的关于原作／译作关系的思想的基础之上,利用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作为人类思想经典所特有的寓言性的隐喻功能,通过对可译性的阐述,将原作和译作由于翻译而建立的语言层面上的关系升华到超越了语言的人文意义上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德里达在继承本雅明的基础上提出系统的“相关的”翻译的翻译观,笔者认为这是对本雅明的重大超越,也是说明解构主义翻译观日臻成熟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标志。它将和谐的精神在语言以及所有事物的相关性中演绎得入木三分,使其达到“风触及风琴一样”那般深邃,充分彰显了解构精神的精髓。第六章以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阐释为前提,回归文本,探讨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其宏大的哲学背景下对于文学翻译的微观应用。通过将解构主义翻译观与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相融合后笔者发现,前者对后者至少有着以下几点启示意义：第一,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第二,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第三,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第四,文学翻译应采用拱廊直译。拱廊直译指的就是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所倡议的那种能够让原作的光芒照进译作的直译,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既译词、又译味的直译,在根本上有别于传统译论中寻求字当句对的直译。本章的论述表明,文学翻译应当寻找语言间意指方式的和谐,而后在语言和谐的颤音中释放出那个失落的纯语言（真理）。第七章是结论,主要是对以上章节的讨论进行总结和概括,同时指出本论文的主要特色和贡献。笔者认为,解构主义翻译观从其哲学渊源到它的主要思想直至它对文学翻译的启示都蕴含着深刻的和谐主题。具体地说,这种和谐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解构主义翻译观在哲学、语言、文学与翻译中穿行时利用这些领域间内在的相关性让它们相互阐释,互为补充,展现出秘响旁通的和谐景象；其二,解构主义翻译观本身表达了实现语言王国的和谐的愿望,解构主义哲学本身更表达了实现全世界和谐的宏大愿望。故而,解构主义翻译观所体现的和谐精神是一种多声部的和谐交响曲,它用翻译象征着一个万事万物在互补中共生的理想世界。
陈红薇[10]（2012）在《“再写”: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文中认为在上个世纪后现代文化语境下,莎士比亚在战后英国戏剧中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再写"文学的出现:一方面,透过"再写",莎士比亚作为"大写"作者的身份被消解,其"圣经"般的文本成为众多互文溪流中的一脉;但另一方面,"再写"也是一种"活者与亡者"之间的对话,是莎剧在20世纪语境中一种独特的诗学存在,是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文本修正和衍生。
二、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的双重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的双重性（论文提纲范文）
（1）《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人物形象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威尼斯商人》简介 |
| 二、人物简介 |
| 三、勇敢追爱 |
| 四、冷漠不孝 |
| 五、虚荣自私 |
（2）反转的童话：《威尼斯商人》中的鲍细霞（论文提纲范文）
| 一、童话公主 |
| 二、童话反转 |
| 三、雌雄莫辨 |
| 四、结语 |
（3）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 选题依据 |
|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 研究意义 |
| 第一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的理论渊源 |
| 一 西方伦理批评传统 |
| (一)道德审查的伦理批评 |
| (二)伦理批评与普遍价值 |
| 二 布斯与芝加哥学派 |
| (一)芝加哥学派的形式论 |
| (二)多元主义批评方法 |
| 三 布斯与巴赫金的话语理论 |
| (一)小说的“客观性” |
| (二)话语与他人的声音 |
| (三)巴赫金之后的话语理论 |
| 第二章 布斯对伦理批评的重新定位 |
| 一 小说与伦理 |
| (一)小说中“伦理”与“道德”的区分 |
| (二)小说伦理学的复兴 |
| 二 小说中的伦理判断 |
| (一)伦理判断的观念嬗变 |
| (二)伦理评判者的标准 |
| (三)小说伦理判断的决定因素 |
| 三 小说伦理学的“共导”原则 |
| (一)基于感知的伦理交流 |
| (二)自我与他者的“共导”关系 |
| 第三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一：审美与伦理 |
| 一 审美与伦理的矛盾性 |
| (一)审美伦理化的局限 |
| (二)审美去伦理化的矛盾 |
| 二 小说的趣味 |
| (一)审美经验的伦理视角 |
| (二)伦理阐释的美学维度 |
| 三 审美与伦理的融合 |
| (一)审美与伦理的二律背反 |
| (二)审美与伦理的辩证合一 |
| 第四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二：修辞与伦理 |
| 一 小说修辞的伦理旨归 |
| (一)小说修辞与伦理的渊源 |
| (二)非人格化叙述与伦理 |
| (三)关联“事实”与“价值”的小说修辞 |
| 二 “隐含作者”与修辞伦理 |
| (一)从“作者”到“隐含作者”` |
| (二)“隐含作者”与伦理效果 |
| 三 小说修辞的形式与伦理 |
| (一)从叙述距离到小说效果 |
| (二)可靠叙述与伦理 |
| (三)不可靠叙述与伦理 |
| 第五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三：他者伦理与阅读伦理 |
| 一 “他者”研究的兴起 |
| (一)文化研究的“他者”视野 |
| (二)哲学研究的“他者”伦理 |
| (三)小说伦理学中的“他者” |
| (四)布斯“他者”伦理的批评实践 |
| 二 阅读的伦理 |
| (一)他者伦理与作者意图 |
| (二)叙述的听众和作者的听众 |
| (三)倾听修辞的伦理旨归 |
| 第六章 布斯小说伦理学命题之四：多元对话与伦理阐释 |
| 一 “多元主义”的对话 |
| (一)布斯对克兰多元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布斯对伯克戏剧多元视野的延伸 |
| (三)布斯与艾布拉姆斯的对话 |
| 二 布斯的批评方法多元主义 |
| 三 多元主义与小说伦理阐释 |
| (一)多元视野下的伦理困惑 |
| (二)小说伦理价值的二重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等 |
（4）国内《威尼斯商人》人物形象研究述评（论文提纲范文）
| 一、夏洛克形象研究述评 |
| 二、安东尼奥形象研究述评 |
| 三、鲍西娅形象研究述评 |
（5）从《威尼斯商人》看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文化因素（论文提纲范文）
| 一《威尼斯商人》中的英国痕迹 |
| 二《威尼斯商人》中的三重冲突 |
| 三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深层文化因素 |
（6）评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戏剧人物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一、吝啬、贪婪、残忍的夏洛克 |
| 二、机智、果断、调皮的鲍西亚 |
| 三、慷慨、乐于助人、狭隘的安东尼奥 |
| 四、奢侈浪费、挥霍无度、重情义的巴萨尼奥 |
（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绪论 第一节 |
| “经典重构”与“生存”主题 第二节 |
| 研究综述及本文之目标 第一章 |
| 关于“经典”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
| “经典”辨析 第二节 |
| 经典论争 第三节 |
| 经典重构 第二章 |
| 女性神话的重述 第一节 |
| 女性与男性：以“语言”和“身体”反抗压制 第二节 |
| 女性与自我：“女朋友”和“化身” 第三节 |
| 女性与母亲：从对抗到认同 第三章 |
| 民族史诗的重唱 第一节 |
| 召唤“幽灵”：挖掘民族文化传统 第二节 |
| 心灵“去魅”：美国“反写” 第四章 |
| “创世纪”的再创 第一节 |
| 女性眼中的乌托邦 第二节 |
| 新世纪的洪水神话 第三节 |
| 《债与偿》：罪与罚 结语 附录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平及创作年表 附录二: |
| 中国大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品中译本 附录三：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期刊论文 附录四：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 附录五：中国大陆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 参考文献 致谢 在读期间发表论文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8）《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悲剧形象的深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一、引言 |
| 二、夏洛克的悲剧形象分析 |
| (一) 贪婪、自私、毫无人情味的吝啬鬼 |
| (二) 被歧视、被迫害的形象 |
| (三) 狠毒、奸诈、坚韧的种族复仇主义者 |
| (四) 被迫无奈的高利贷者 |
| 三、夏洛克的悲剧成因剖析 |
| (一) 家庭原因 |
| (二) 宗教信仰因素 |
| (三) 民族歧视因素 |
（9）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 ——以本雅明和德里达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第一章 导言 |
| 1.1 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和谐主题 |
| 1.2 解构主义翻译观对于翻译研究的意义 |
| 1.3 德里达与本雅明在解构主义翻译观上的亲缘性 |
| 1.4 研究目的 |
| 1.5 研究方法 |
| 1.6 写作思路和论文结构 |
| 第二章 从解构主义哲学思想到解构主义翻译观 |
| 2.1 解构主义的主要思想评介 |
| 2.1.1 概述 |
| 2.1.2 对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解构 |
| 2.1.3 意义的嬉戏——延异 |
| 2.1.4 延异的延异 |
| 2.2 解构主义的缘起 |
| 2.2.1 海德格尔的踪迹 |
| 2.2.2 结构主义的灰烬 |
| 2.3 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的发展概述 |
| 2.3.1 解构主义翻译观的主要思想 |
| 2.3.2 解构主义及其翻译观的文献综述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残缺的和谐：本雅明的翻译观 |
| 3.1 本雅明的语言观 |
| 3.1.1 神学渊源 |
| 3.1.2 语言是什么? |
| 3.1.3 语言的等级 |
| 3.1.4 语言的救赎 |
| 3.2 本雅明的翻译观 |
| 3.2.1 翻译是什么? |
| 3.2.2 (不)可译性 |
| 3.2.3 原作/译作关系 |
| 3.2.4 纯语言 |
| 3.2.5 译者的任务 |
| 3.2.6 翻译的标准及方法 |
| 3.3 对本雅明语言观和翻译观的反思 |
| 3.3.1 神学对本雅明翻译观的影响 |
| 3.3.2 本雅明翻译观的和谐精神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完满的和谐：巴别塔 |
| 4.1 “巴别塔”的解构 |
| 4.1.1 命名与语言的多义性 |
| 4.1.2 翻译的必要性和不可能性 |
| 4.1.3 理性的解构 |
| 4.2 “巴别塔”中的本雅明 |
| 4.2.1 围绕“任务”的讨论 |
| 4.2.2 本雅明给德里达的四点启示 |
| 4.3 巴别塔连接着德里达与本雅明 |
| 4.3.1 语言观 |
| 4.3.2 翻译观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深邃的和谐：相关的翻译 |
| 5.1 文学作品的相关性 |
| 5.1.1 词的相关性——文字游戏 |
| 5.1.2 文本的相关性 |
| 5.2 翻译的相关性 |
| 5.2.1 对文本的解构式阅读 |
| 5.2.2 翻译即转化 |
| 5.3 可译性再登场 |
| 5.3.1 从“那么,犹太人得慈悲点了”说起 |
| 5.3.2 (不)可译性引发的悖论 |
| 5.3.3 (不)可译性的呼唤——越界 |
| 5.4 什么是“相关的”翻译 |
| 5.4.1 慈悲再现 |
| 5.4.2 相关的翻译所相关的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寻找和谐：解构主义视阈下的文学翻译 |
| 6.1 文学性的若干特点 |
| 6.1.1 文学语言的文学性 |
| 6.1.2 文学的虚构性 |
| 6.1.3 文学作品呼唤文学性的翻译 |
| 6.2 解构主义翻译观对文学翻译的启示 |
| 6.2.1 文学翻译应忠实于意指 |
| 6.2.2 文学翻译应体现语言的亲缘性 |
| 6.2.3 解构式解读是文学翻译的前提条件 |
| 6.3 文学翻译应“直译” |
| 6.3.1 既译词也译味的直译——拱廊直译 |
| 6.3.2 直译的实现 |
| 6.4 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再写”: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论文提纲范文）
| “再写”莎剧:“后”时代中独特的戏剧创作 |
| “作者死了”:莎氏神话的消解 |
| “再写”:莎剧意义在当下时代中的延伸 |
| 结语 |
四、论《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形象的双重性（论文参考文献）
- [1]《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人物形象解读[J]. 朱晓涵. 时代报告(奔流), 2021(04)
- [2]反转的童话：《威尼斯商人》中的鲍细霞[J]. 韩颖.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2019(06)
- [3]韦恩·布斯小说伦理学研究[D]. 周莉莉. 江西师范大学, 2018(12)
- [4]国内《威尼斯商人》人物形象研究述评[J]. 邓楠.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7(01)
- [5]从《威尼斯商人》看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文化因素[J]. 孙卓. 作家, 2015(06)
- [6]评论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戏剧人物形象[J]. 邸含玮. 芒种, 2015(03)
- [7]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生存”主题和“经典重构”策略研究[D]. 张传霞. 山东大学, 2014(11)
- [8]《威尼斯商人》中夏洛克悲剧形象的深度解读[J]. 张雯. 芒种, 2013(21)
- [9]多声部的和谐：解构主义翻译观研究 ——以本雅明和德里达为例[D]. 李宏鸿. 华东师范大学, 2013(02)
- [10]“再写”:战后英国戏剧中的莎士比亚[J]. 陈红薇. 外国文学, 2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