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云南民族文化及其变迁（论文文献综述）
刘天明[1]（2021）在《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丽江洞经音乐是云南丽江的纳西族传统音乐。它大多流传于纳西族聚居区域,经历了几百年的传承和不断的发展,从最早的道教音乐逐步向纯粹的审美形态变迁,并逐步成为丽江纳西族的文化标志。丽江洞经音乐并非丽江纳西族的本土艺术,其大致在明清年间从中原地区传入了云南丽江。早期它是道教音乐,融合谈、诵等道教仪式性,成为一种具有高度宗教信仰价值的艺术形式。随着云南丽江地区改土归流的完成和科举制的发展,丽江洞经音乐逐步成为吸引统治阶层和知识分子群体的文化艺术形式,并逐步得到丽江地区高雅艺术审美群体的认同,使它从宗教性传播语境向现实语境变迁。音乐是一种艺术性的社会表达和主体表达方式,它用高度艺术性和凝练性的方式诠释了历史发展进程、时代信仰和社会性审美。丽江洞经音乐作为以音乐形态承载丽江历史和社会风俗的存在,其对丽江地区历史的演进和社会架构的流变具有高度的诠释性。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深度推进使得丽江洞经音乐对道教信仰的表达逐步弱化,取而代之的是融合儒家思想的内核与佛教的外在表达形态,兼具高度道教信仰性质的综合性艺术形式。而随着辛亥革命的推进及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丽江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的影响下,丽江洞经音乐进一步成为当下时代语境的艺术性表达,也成为具有高度民族审美性与民俗审美性、高度整合时代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产物。本文在写作中运用到了归纳法和演绎法、田野调查分析法、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以及文献分析法等等,进行了基于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变化发展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第一部分描述了丽江洞经音乐总体状况及特征,针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结合丽江洞经声乐器乐类型、群众基础、格律音韵、宗教属性及传播媒介等进行论述,分别从其对传统经腔及曲式的传承性、对“调音曲”的传承与保留、对传统工尺谱的保留与使用等方面进行特征概述。本体研究中也探索了丽江洞经音乐民俗学的源流,针对它从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明嘉靖年间传入等不同的缘起说法进行基于史料的辩证分析,并针对道教科仪的起源传统、中原仪式音乐的形式、古代中原的传承方式等进行归纳和辨析,同时结合《丽江府志略》《高上玉皇本行集经》《永保平安》等文本论着进行源流分析。第二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部分。通过进行入户走访调查、代表人物走访和组织表演观摩,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管乐、弦乐和打击乐等各类乐器的使用状况进行概括和探索。调研过程中,笔者发现丽江洞经音乐表演者在对工尺谱的传承上所呈现的高度历史延续性和传统保留性,使得丽江洞经音乐迥异于一般传统音乐的衍生特征,所以笔者与丽江博物馆洞经音乐研究员木琛老师将调研搜集到的所有古籍工尺谱进行了专业系统的抄写与整理,并融合其即兴特征性美学、演奏融合性美学、节拍、韵律美学以及经腔和曲式美学进行全面对比分析。笔者对丽江洞经音乐所进行的田野调查,对于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形态和表演形态等进行了细致分析。最后,该部分也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传承生态刻画,对丽江洞经音乐当代的传承状况和艺术表达状况形成了深刻认识。第三部分研究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的嬗变。着眼于历史与民俗文化审美变迁思路,结合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元代戏剧文化及音乐曲牌等阶段性审美融合代表进行分析,并结合民族聚居与杂居、宗教信仰与宗教融合、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等因素进行关联性分析,对丽江洞经音乐在历史与民俗文化、美学符号功能等方面的嬗变线索进行了梳理。最后一部分是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价值与发展。该部分对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东巴文化、传播丽江纳西民族精髓、弘扬传统宗教文化、诠释古城文化及非物质文明等功能进行传承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的归纳,进而结合丽江洞经音乐助力云南丽江民族文化传承,来对丽江洞经音乐在打造云南民族文化产业集群、推动我国民族音乐文化融合、保留民族地区宗教文化传统以及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发展等方面的意义进行概括。最后,提出丽江洞经音乐在保护和发展中融合政府力量、社会性主体力量、传媒力量等多方力量进行发展的路径和逻辑,形成了系统性的丽江纳西族文化传承和保护脉络,这是丽江洞经音乐获得长久发展活力的关键。本文在宏观研究意义方面从文化融合、宗教融合、文化迁徙等角度探究了丽江洞经音乐的发展脉络,形成了对丽江洞经音乐系统性的理解和审美认识,梳理了丽江洞经音乐的音乐文化发展框架,对丽江洞经音乐实现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融合的意义和价值进行了基于美学和民俗学的高度确认。本文在微观研究方面的意义和贡献则表现为进行了丽江洞经音乐的本体刻画,对于这种具有高度民族性和民俗性的经典文化景观进行了全方位描述,整合了历史线索及时代线索,进行了基于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全面剖析。本文的创新性体现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两个层面。理论创新性在于结合民俗学和美学的分析范式,以全新视角审视丽江洞经音乐,在学科交互的论域下针对丽江纳西族文化形式、宗教历史变迁和社会生活衍生性进行刻画;本文的实践创新则体现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古城文化和东巴文化的宣传保护、政府和社会组织的联动协同保护作为提高丽江洞经音乐传承与发展水平的探索,探索经典的传统民族文化获得长期发展的可行路径。
陈斌[2]（2021）在《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文中提出盘江流域由南盘江、北盘江及共同交汇而成的红水河和诸支流构成。该水系所覆盖的地理区域,上可经横断山脉承青藏高原,下可凭广西盆地接东南低山丘陵,总体处于云贵高原向东南低山丘陵过渡的斜坡地带。高原、盆地、丘陵在山脉与河流的交错分布中有序排列。同时,由于该地域主体部分面向海洋,大气湿度极高,导致境内生物多样性水平较高。苗、布依和汉族作为其主体居民,各民族原有的社会文化,在与世居于此的仡佬族相遇之后,再加上多样性生物特征的作用,不仅促生出新文化形态,为多民族共生传统提供人文多样性资源,而且能将人文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很好地契合起来,以创造盘江流域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自秦朝以来的历代王朝国家,或间接、或直接地对此区域实施治理。明清承接前朝遗产,在此综合实施土司、卫所、州县等制度,旨在强化中央集权统一,为民国和新中国奠定治理秩序框架。社会发展史暨“单线进化论”者认为,这些自上而下的制度,是王朝国家对其实施治理的主要内容,也是盘江流域发展进步的唯一动力。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实地考察,认为上述社会发展史叙事有失偏颇。一方面,忽略了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在斗争哲学视野下,有将边疆地方与王朝国家对立二分的嫌疑。美国政治人类学家斯科特（James C.Scott）,采用从边疆看中心的范式,先后推出“弱者的武器”、“佐米亚”（Zomia）等创新概念,彰显东南亚山民文化的主体能动性,以此弥补了社会发展史的缺陷。但他又因为片面强调山民与河谷平原王朝国家的矛盾冲突斗争哲学,忽视了国家大传统与地方小传统的兼容共生机制。事实上,双方除了冲突斗争的消极层面,还有在交往交流和交易博弈中构建共生秩序的积极层面。本文结合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在对盘江流域文史和社会沿革机制有整体认知的前提下,考察该流域内各民族自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生活实践,一方面,彰显当地居民多民族共生传统的主体能动性和社会文化的内生活力。另一方面,超越斗争哲学和对立二分视野,在凸显多样主体前提下,通过开放博弈、公平传承方式,实现多元一体的社会治理共生秩序。质言之,探求、理解和维护文化生态多样性体系形态,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持续机制,乃本文的主要旨趣。为此,本文进而提出三方面创新观察角度。第一,盘江流域是中国大西南山地诸多类型缩影之一。当地居民依托山地文化生态家园和传统资源,相互之间建立起互动互惠交往模式,且在危机时刻能为外来人提供庇护,由此生成多样化民族文化共生机制;第二,元明清以来的中原王朝强化西南山地开发加深统治。这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又因生计资源过度开发而影响到当地可持续发展。面对新的环境压力,山地民族发挥文化多样性社会整合功能,积极地与王朝国家官吏及其代理展开顽强博弈。其实质是山民希望与王朝国家达成新秩序的维权诉求;第三,王朝/国家面对山民的诉求,应是通过双方代理人理性协商推出新制度,形成“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新治理秩序。唯因形格势禁或双方代理人损公肥私,乃至无论羁縻制到土司制、土司制到改土归流及“改卫设县”的制度升级中,都难免出现“反抗镇压+善后安民”的运作机制。但事后看,王朝开发新边疆拓展政治经济利益的诉求,总要通过包容民众维护生态家园、生存环境和社区、生计资源权益的某种自治诉求,才能基于互惠达成长治久安。盘江流域山民与历代王朝/国家的长时段博弈,凸显出如下两方面特征:第一,理论上,盘江流域山民与中原王朝/国家的互动,既非完全的斗争哲学,又非完全的消极顺从。更具体讲,它是界于斯科特（James C.Scott）的“佐米亚逃避”、宋怡明（Michael A.Szonyi）的“积极被统治”与拉铁摩尔（O.Lattimore）的“贮存地对抗”之间的“就地坚守在服从中博弈”。它为各界思考边疆民族与王朝国家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类型样本。第二,实践上,现代国家应对边疆民族基于文化生态家园权益多样性公平传承的博弈诉求,或可借鉴盘江流域互惠双赢的成功经验,致力于边疆民族社区发展与国家治理秩序共建共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关系和主体能动性相互包容意识。本文力图展现盘江流域与王朝国家博弈过程,旨在基于长时段历史经验,探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丰富内涵和机制结构,以此揭示中国筑牢现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厚文化资源,为“一带一路”沿线项目建设提供有普遍价值的社会产品,进而助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秩序建设。但因笔者志大才疏眼高手低,缺陷漏洞在所难免,恳请前辈导师侪辈同仁鞭策提携批评指正。
李晓玲[3]（2021）在《南诏铁柱祭祀文化历史流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弥渡古称勃弄川,（1）是唐南诏时期以大厘城为中心的“十赕”之一的“白崖赕”之地,是南诏的核心统治区域。勃弄川古有“十赕沃壤”之称,也因其地处古道要津,又被誉为“六诏咽喉”（2）,而其西北的“昆弥岭”（3）则是滇中进入洱海地区的必经之地。现存于昆弥岭下的南诏古城遗址——白崖城,就是唐时期扼守在昆弥岭下南诏的重要军事防御城址;同时,白崖城也是南诏时期王室亲贵及高级官吏的主要居住之所。唐南诏蒙世隆时期的重器——南诏铁柱,就矗立在今弥渡县弥城镇蔡庄村委会庙前村铁柱庙内,铁柱柱身刻有“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二十二个阳文楷书铭文,铁柱即为南诏第十一代王蒙世隆建极十三年（872年）所铸立,至今已有1149年的历史,是现存全国唯一的唐代铁柱实物遗存,也是南诏时期原始宗教的有力佐证。一千多年来,随着朝代更替、民族的交往融合、意识形态的现实需求等诸多因素的变更,而对南诏铁柱的祭祀也从“部落首领祭祀”逐渐向“民间祭祀”流变,并体现在祭祀主体、祭祀空间、祭祀方式等传承路径的流变,也揭示了不同族群、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南诏铁柱信仰的态度。本论文内容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为南诏铁柱概况。重点对南诏铁柱矗立的地域环境和矗立于弥渡的诸多因素进行介绍和分析,并对南诏铁柱的现状保护、南诏铁柱的价值进行了概述;第二部分为南诏铁柱立柱诸说流变考。历代关于南诏铁柱立柱诸说的出现一方面展现了民族文化的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变迁背景下不同历史时期的群体对南诏铁柱祭柱文化内涵解读的心理变化过程。故重点对自唐以来出现的与南诏铁柱相关的蜀汉丞相诸葛亮立柱纪功说、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立柱说、南诏开国之君细奴逻立柱说、南诏第十一代王蒙世隆重铸等立柱诸说的由来及其原因进行了考证。第三部分为南诏铁柱祭祀文化传承路径流变。重点从“祭祀主体、祭祀空间、祭祀方式”三方面对唐初以来铁柱祭祀从“部落首领祭祀”逐渐向“民间祭祀”的流变进行了分析探讨;第四部分为南诏铁柱祭祀文化流变内涵,从政治方面、文化方面、族群关系等方面对南诏铁柱祭祀文化的流变内涵进行分析;文末对南诏铁柱祭祀文化流变的内涵进行了简要的归纳总结。通过对唐代至当代南诏铁柱祭祀文化的流变现象的全面考察和研究,旨在梳理历史文献和民间记忆中关于南诏铁柱祭祀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南诏铁柱祭祀文化的流变现象及其流变原因,同时也为南诏铁柱历史文化研究和民俗文化旅游提供参考。
骆雪[4]（2019）在《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于一个无文字民族来说,社会经验的延续主要靠文化的口头传承,山歌也因此成为布依族社会记忆、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是人们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的重要沟通媒介。作为本土文明的产物,布依山歌是布依本土社会中具有核心地位的文化符号和概念,它自布依族群的口中唱出,反映出族群过去以及现在的人情道德、生活形态、风俗习惯和制度文化等,并在乡村社会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已然内化为村民的生活方式、情感结构以及观念意识,为民众制造出在生活中所依赖的意义世界。然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主义的话语下,这一分析无文字落后民族的犀利工具、代表着中国软实力的乡土民间文化却被认为是愚昧与落后的。在早期发展传播学的强势影响下,在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的研究中往往只见外来文化及力量不见本土文化及其活动主体。于是在这样的研究语境中,许多前大众传播时代的媒介及其活动,即所谓的传统媒介及其活动,没有被纳入中国乡村传播学的主流视野中。这在布依山歌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研究成果的数量相比较少,显示出布依山歌一直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另一方面,就现有的成果来看,研究的学术视野较为狭窄,仅仅停留在浅层的分析上,在这样的分析中,“人”的视角是完全缺乏的,即完全把歌谣与创造和实践它的本土社会以及广大民众及其生活现实脱离开来的。随着现代化的渗透,农民得以“安身立命”的价值基础和意义系统被不断改变和重构,乡村社会也相应开始出现价值荒漠化,而这一切的根本在于乡土社会中文化的解体,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内蕴的意义和价值随现代性的加深而逐渐消失殆尽。但是在广大布依族地区,作为族群传统之一的布依山歌依旧活跃于布依族群的生活世界里,并发展成为布依社会在如今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传统文化代表形式,那么布依山歌为何能够在时代与社会的发展变迁中得以持存?本文通过对黔中地区布依族村寨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田野考察,顺着当今中国乡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趋势,透过回到布依山歌这一布依族群传统文化的本体,在文化持有者、历史以及社会的互动中考察布依族群是如何阐释和实践自己的文化,以期对新时代背景下如何维系并发展乡土社会原生态的文化表达,形成“吾土吾民”在民族文化传播与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提出一些解决路径上的思考。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第一、二两章,主要是针对本研究的选题缘由、意义、文献回顾、方法、结构安排,以及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作一番背景性的交代。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由第三、四、五三章组成。该部分从文化的内生性出发,围绕布依社区文化持有者的具体实践与日常生活、社会、历史的互动关系,动态、立体地把握布依山歌的本质。第三章引用“叠写传统”这一分析概念来探究布依族群在本土的“生活世界”中是如何通过山歌来言说历史,以构建其在不同特定时段所依赖的意义世界,将布依山歌“置身历史情境”来看其传播历程以把握当地社会与文化在稳定性与变迁性方面的全貌。第四章遵循格尔兹研究宗教象征符号的分析范式,从世界观和精神气质两方面来解码当地社会的传播文本――布依山歌所包含的“意义模式”。第五章借助互动与关系视角,采用“主体——实践”的情景、过程式研究范式,通过关注当地村民在社会生活中的声音实践,即布依山歌的传播活动,从“流动的歌声”中看到“流动的社会关系”进而看到村庄的社会网络以及蕴藏在其中的社会结构和秩序。第三部分是文章的结论部分,一方面是对前面分析过的内容做进一步的总结,从“实践范式”出发对布依山歌作一番“实践化理解”。这一番“实践化理解”遵循以“物化”来理解媒介的思路来探讨布依山歌这一传统媒介,将布依山歌看作是布依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城”,其中所含的人,技术,权力,资本,记忆等传播要素在这一“行动场城”中彼此汇集和互嵌,体现的是一种动态的互动和建构。同时,由于乡土中国是在自身闭合性与开放性的循环中不断发展,因而社会、人以及文化在其中得以再生产,并且由于有人的参与及实践,这样的再生产就不只是简单的复制,而是创造性地改变和创新。因此,布依山歌在现代社会的持存与转变也就映射出了布依族群在社会发展中对自身文化实践的主体性:首先,他们总是在自身社会文化体系中体会和理解时代、社会的发展。其次,他们又利用传统创造新的实践来适应时代、社会的发展。正是在这一糅合了传统与创新的实践,布依社会的“主体”得以始终“在场”,少数民族社会的逻辑与机制也在新形式下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对布依族群的传统文化——布依山歌在当代发展话语下如何传播进行了思考,从突出族群的主体性、形成价值维度的“复合表达”以及发扬容纳多元的文化传统三方面提出布依山歌传播的策略建议。本文遵循以乡村作为研究中国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对布依山歌传播的研究来体现国家对“三农”问题以及乡村文化建设的观照;另一方面,从传播学的角度严密考察布依族群对山歌的文化实践,既能深入细致地窥见族群成员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世界,理解当地社会及其文化的运行结构和整体机制,又能丰富和扩展布依山歌的研究,进而看到传播学本土化的一种有效实现途径。
李明奎[5]（2019）在《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文中认为与中国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绩相比,相关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则略显滞后。简言之,目前中国环境史料的研究多集中于先秦、唐宋和明清几个时段的正史、方志、档案等文献史料的讨论,而于丰富的口述、实物和图像中的环境史料的关注稍显不足;此外,学界对域外文献、田野调查资料、自然科学观测数据等特殊环境史料的利用亦不多见;至于环境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与环境史研究取得的成果相比,则更显滞后。上述环境史料研究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深入和本土化、国际化发展水平。鉴于此,本文在学界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利用等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以促进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构建和相关史料的整理研究。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则对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史料类型、该学科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思考,初步认为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以反映中华民族与自然环境互动的历史文献、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的价值和利用为研究对象,以阐明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和类别、鉴别相关史料的真伪并分析评论史料的思想性、倡导并践行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工作、阐述编纂环境史工具书和筹建环境史料数据库的基本设想等为学科任务,以跨学科研究、田野调查、历史文献研究法等为基本研究方法。该史料学与文献学、口述史学、人类学、民族学以及包括考古学、地质学等在内的自然科学等学科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此外,就中国环境史的史料而言,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四大基本史料。其中,包括正史、方志、实录、档案等在内的文献以文字记录着人与自然互动的历史,而传说、神话、谚语、访谈记录等口述史料则以口头语言的形式讲述着记忆中的人与自然,遗物遗址之类的实物史料则以具体实物展现着人与自然相处的过往,至于包括壁画、岩画、绢纸画、漫画、照片等在类的图像史料则以图像透露着人与环境互动的点滴。四类史料虽有不同的形式,然各有其特点和价值,彼此互补,互相印证。从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研究需掌握基本的方法和途径,但平淡忠厚、谨小慎微的心态尤其重要。此外,做好跨学科研究、夯实语言文字基础等方面的准备亦有利于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工作的进行。第二部分则属于专题研究,从众多的文献史料中选取正史、方志、档案、实录等常见的史料进行环境信息的分析,同时尽其所知,对口述史料、实物史料和图像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及其搜集利用进行了初步的讨论。研究认为包括正史、方志、档案、实录在内的文献史料是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其搜集整理和利用既要结合中国古代史、思想史、方志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亦要依靠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方面的知识技能,全面看待每种文献史料的价值和不足,综合利用,取长补短。而口述、实物和图像三类史料蕴含的环境信息亦极为丰富和珍贵,需要结合考古学、口述史学、图像史学、古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相关环境信息的分析和解读,以最大化地发挥相关史料的价值。第三部分则是对第二部分的补充,在丰富的文献史料中,除正史、方志、档案等基本环境史料外,日记、书信、报刊、文史资料、自然科学数据、域外文献等特殊环境史料蕴含的信息亦极为珍贵。其中,日记、书信和文史资料除记录了作者对天地自然和相关人事的观察、经历外,还记录了作者本人对许多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情感认知和心理态度,对于研究具体环境事件和微观环境史、环境认知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域外文献则以他者的视角记录着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观察、认知和评价,尤其是其中对中国山川自然、都城建筑、农田水利、风物特产、疾病医疗、人情风俗、气候变化、灾害事件等方面的记载均透露出不少珍贵的环境信息,值得大力挖掘和利用。田野调查资料则以调查者的亲身经历和见闻为基础,不仅对环境史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许多珍贵的文献、口述、实物和图像史料,还提供了认识史料、解读史料的现场感受（实地观感）和分析视角。而自然科学数据则以严谨的方法、精准的仪器为环境史研究提供许多气候、地质、土壤、水文、动植物等方面精确的数据信息,能更好地展现环境史跨学科研究的特点。总之,为促进环境史史料的研究和中国环境史的深入发展,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实有其必要。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不仅是一门基础学科,亦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尤其是图像、口述、实物三类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自然科学数据的利用,以及环境史料的数字化等问题均涉及多种学科的交叉和合作,非一人或单一学科所能完成。然从长远来看,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整理和利用刻不容缓,其相关的环境史史料学亦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本文相信,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建立和发展,必将促进中国环境史研究在理论化和本土化方面的深入。
刘贞文[6]（2019）在《“昆明八景”与城市景观变迁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昆明八景”的变迁为研究对象,采用历史地理学学科研究方法,基于“八景”相关理论研究,详细勾勒出“昆明八景”发展变化的过程与状况。本文对此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一是中国“八景”文化的发展过程与特征;二是界定“昆明八景”的起源时期和最终定型版本;三是分析与滇池变迁关系密切的三个景观;四是分析对昆明城发展过程中显着影响的两个景观;五是分析与昆明生态环境相关的四个景观。关于“八景”的研究,成果颇丰,本文在相关研究基础上,对“八景”进行系统分析和归纳,辨析了“八景”起源的几种说法,并得出相关结论;进一步发现,还没有关于“昆明八景”系统研究的成果出现,因此选取此内容进行历史地理学方面的研究,此研究可以理清“昆明八景”发展的基本脉络,了解边疆地区“八景”的发展过程,加强地域文化认同感,也对现今昆明城区规划、土地利用、旅游管理、生态保护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元明清时期“昆明八景”的演变,与昆明这一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昆明八景”的发展可认为起源于元代,发展繁荣于明清两代,定型于清末三个阶段。元明清“昆明八景”的构建者主要是当地的文人士大夫。“滇池夜月”景观反映了明清文人在滇池的游观状况,尤其是清代为了方便游观,官绅阶层兴建大观楼,“官渡渔灯”反映了滇池东北岸水退成陆的过程,“虹山倒影”的消失与“西湖”消失是同步的;“云津夜市”由于其地处昆明水陆交通集散地,反映了清代中后期,昆明南城外热闹的商业贸易状况,“金碧交辉”反映了文化的传播与交融;明清以来,随着城市建设、人口增多,生产生活所需,城市内部及周边森林植被的逐渐减少,“商山樵唱”、“五华莺绕”基本都在清末民初时消失,“螺峰叠翠”还可在圆通山动物园寻得存留的气息,“翠湖春晓”一景如今在翠湖公园还可感受到,只是都已失了以前的韵味。
刘悦[7]（2019）在《峨山亚尼坝彝族村落形态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村落是最初的人类聚居形式,多元化的民族分布使得云南地区的村落形态呈现多样化特征。彝族村落作为彝族文化的实物载体之一,投射出的是古老而完整的彝族原始建筑文化本质。同时,这些彝族建筑实体也反过来为这种根源的影响力提供了证据。随着社会发展以及多种因素的作用,村落空间产生了变化,这种变化被称作是村落形态变迁。通过研究村落形态的组成要素及其变迁发展过程,有助于挖掘其保护价值,从而可以更好地传承民族建筑文化。亚尼坝村位于峨山彝族自治县塔甸镇的亚尼河谷中,历来是彝族人的聚居区,其形成和演变过程蕴含着彝族人的思想意识,其独特的村落空间形态和富有特色的民族民俗文化是研究村落形态变迁因素的理想范本。加之汉族人迁入后民族融合的过程使得村落形态更加丰富多元。近些年来尤其是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村落形态进一步发生变化。为了探究影响村落形态变迁的因素,论文拟通过文献阅读、实地调研测绘、访谈问卷等多种方式,对亚尼坝村的空间状态、村民的生活状态进行记录,以求还原村落当下的社会生活图景。对比分析导师20年前所做的调查研究,对出现的空间变迁现象进行分析总结。通过概述彝族营建活动发展史和云南地区彝族汉族相互融合的历史,探究影响村落形态变迁的自然力和社会力因素,描述生活习俗、交往习惯、农业生产关系等因素对彝族杂姓聚居的亚尼坝村的村落形态变迁产生影响。通过分析这些体现了当地营造思想与生存智慧的村落空间、公共空间、街道空间、院落空间等的形态以及人在这些空间中的行为活动,挖掘其背后隐含的变迁因子。尝试从历史价值、生态人文价值、建构技术价值三方面思考亚尼坝村落空间保护更新活化的方法策略。
罗文雄[8]（2019）在《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是黎族在长期开发、建设海南岛的社会生产生活中,创造出来的一门手工技艺。黎族没有文字,依靠织锦图案来记录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幅黎锦便是一幅黎族的历史画卷。黎族传统织锦技艺及其文化在黎族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黎锦在秦汉时期就已闻名于内地,成为敬献历代朝廷的贡品。随着社会的发展,黎族织锦技艺不断得到发展与升华。宋末元初,着名的女纺织革新家黄道婆到崖州城（今海南省三亚市天崖区水南村）,跟当地黎族妇女学习棉纺织技术,学成后返回故乡松江府（今上海市）乌泥径,传播和推广黎族的棉纺织技艺,推动了江南地区棉纺织业发展。黎锦技艺对促进我国棉纺织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黎族传统的采棉、植棉、弹、纺、染、织、绣等技艺,源远流长,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然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社会,海南黎族地区受现代文化和外来文化冲击,社会变迁速度加快,传统的织锦技艺受到严重冲击,其生存空间不断缩小,生存环境恶化。随着织锦艺人的不断谢世,健在的织锦艺人中相当一部分年事已高,织锦技艺后继乏人,织锦技艺濒临绝境。黎锦技艺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为此,黎族织锦工艺及其文化引起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高度重视,相关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2003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被国家文化部列为全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十大保护试点项目之一,2006年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2009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黎锦技艺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时世之变迁及囿于自身的特殊性,在现实中对黎族传统织锦技艺的保护与传承仍然存在不少困难与问题。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主要阐述海南岛与黎族概况、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等,阐明保护与传承的意义;二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与变迁,阐述黎族传统的织锦原料、织锦工艺流程,同时阐明随着黎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演变与发展;三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阐述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艺术特色、解读织锦纹样与文化蕴涵;四是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状况,通过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织锦技艺传承状况、织锦原料的匮乏与危机、村民观念变迁、保护资金、专业人才、政府立法等方面情况的调查分析,说明在现代大工业文化的冲击下,传统织锦工艺的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不断缩小,面对各种问题与挑战,保护与传承刻不容缓;五是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与建议,主要是针对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生存环境、存在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从保护原则、法律与政策、保护措施、传承机制、研究与开发利用等方面,寻求切合实际的保护与传承的方法与途径,给政府部门提供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及建议,力图使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得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为海南国际旅游岛、自由贸易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的建设,注入民族文化元素和内涵。
吴芳梅[9]（2018）在《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文中研究说明文章从丹砂这一“圣物”切入,以贵州务川龙潭仡佬族为个案,从“业缘”这一特殊视角,围绕丹砂的社会生命及王朝、国家势力的渗透为线索,采用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分析方法,探讨了丹砂在特定的地方所展呈的历史进程、变迁及再认知过程,以及丹砂在历史上如何勾连地方与中央及族群内外的复杂利益关系,进而思考“业缘”在龙潭仡佬族生活中何以超越“亲缘、地缘、神缘”,成为其族群认同之内聚力,致使民族识别时也主要以“祖辈是否从事丹砂采掘”为依据来确定仡佬族族属。龙潭仡佬族与丹砂的渊源可追溯到远古时代。早在殷商时期,仡佬族的祖先濮人就已活动在西南广大地域。据史料记载,周武王伐纣时,濮人就与其他部族参加了牧野盟誓,并以丹砂敬献周武王。献丹者被封为宝王之后,并带领濮人在务川地区开荒辟草,以丹为业,繁衍生息。随着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及上层建筑对“贵生、长寿”的极度追求,大大刺激了龙潭地区丹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因丹砂的用途及价值大增,使龙潭仡佬族地区直接被卷入了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网络中,由此展开了以丹砂为中心的各项活动、人群、文化的相互碰撞。在历史进程中,不同的互动方式、关系的建立以及文化的交融,使地方丹砂获得一种特殊生命力及意义价值的地方化表述。明清时期是当地丹砂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鼎盛时期,丹砂巨大的经济价值将龙潭仡佬族及其社会带入一个更大范围的人文和经济关系网络中,促进了龙潭地区加速进入王朝直接统治的架构及族际关系的建构中。同时,丹砂经济促进了龙潭邑聚的形成,改变了龙潭仡佬族传统的观念意识,这具体体现在龙潭仡佬族对丹砂资源的控制及身份认同的文化表述方面。为此,文章先后从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变迁等视角加以诠释,从中揭示出王朝介入的背后动因及复杂共存的关系网络,以及地方社会在此作用下所展现出的适应性策略。至清末民国时期,由于受帝国主义入侵、“易货还款”等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加强对丹砂资源的管控,沉重打击了龙潭仡佬族丹砂生产的积极性,同时丹砂的神秘光环也被人们日益增强的认知逐渐消解,昔日繁盛的龙潭丹业江河日下。新中国成立以后,丹砂资源逐步收归国有,大多数龙潭仡佬族人失去了世代赖以生存的资源依托,返土归耕,发展农业延续至今。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国家对资源、生态环境保护的日趋重视,对重度污染环境的汞矿资源实施政策性关闭。至此,龙潭仡佬族的丹业时代宣告结束。综上可见,随着历史更迭及现代经济的冲击,丹业逐渐由盛转衰,龙潭仡佬族人们对丹砂文化的记忆亦渐行渐远,族群凝聚力日渐涣散。为了实现族群的生存和延续,地方政府、宗族精英、民间大众试图借助旅游情境的反馈,对已逝去的文化传统进行追溯性复原和展演,试图唤醒族人的危机感、归属感和族群认同感。笔者在梳理经典族群认同理论,剖析影响族群凝聚力因素的基础上,结合田野实践发现,人们大多以“亲缘--地缘--神缘”等关系凝聚在一起,以历史、记忆、宗教、文化等的延续形成共同体。此外,笔者发现还有一种以“业缘”而聚的群体,如龙潭仡佬族。他们主要以“业缘”作为其族群凝聚和汇合的基础,成为该民族识别的标志,甚至成为区分龙潭仡佬族与其他族群的边界。因此,本研究为族群边界理论的拓展提供了一个分析案例。
杨雪琼[10]（2018）在《国家、市场与村落共同体：尾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社会结构为中心对尾村进行研究,这里的社会结构是指村落共同体中连接其内部系统各组成部分的组织原则。对每一个时期尾村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形态进行大致勾勒,纵向上将其与尾村后期所历经社会结构进行比较,分析变迁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找到影响其变迁的因素,以及这些影响因素中的主要因素,从而能够获得对尾村社会结构变迁过程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知。通过对相关文献与实地调查资料的分析,本文对尾村所经历的三个时期进行了总结和探讨:第一,传统时期尾村社会中治理实践的主体是由土司及下属的管事构成的,他们成为了乡村社会中权力与权威的载体,使得传统乡村社会秩序得以维系。故自秦汉以来的王朝国家在尾村社会中只是作为一种象征存在,尾村村民的内心对于王朝国家的认知与汉村村民一般:“天高皇帝远”。第二,民族国家的出现打破了传统乡村社会与国家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皇权不下县”的相处模式。村落中每一个个体都需要直面国家,国家的权威深入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此时的国家对于尾村而言“近在咫尺”。第三,1980年代以来尾村依据国家的方针政策和市场的需求进行着“传统的发明”,其中市场是最主要的引领力量。正如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所提出那样经济不再是浸没在整个社会的每个角落当中,而是整个社会需要服务于经济的发展。
二、元代云南民族文化及其变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元代云南民族文化及其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目的 |
| 三、研究意义 |
| 四、国内研究综述 |
| 五、研究方法及内容 |
| 六、创新点和难点 |
| 总结 |
| 第一章 丽江洞经音乐本体概述及源流探讨 |
| 第一节 概念界定 |
| 一、丽江洞经音乐 |
| 二、纳西古乐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概况 |
| 一、声乐及器乐类型概况 |
| 二、群众基础概况 |
| 三、格律音韵概况 |
| 四、宗教及文化属性概况 |
| 五、传承与传播媒介概况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起源 |
| 一、三国时期传入说 |
| 二、宋代末期传入说 |
| 三、明洪武永乐年间传入说 |
| 四、明嘉靖年间传入说 |
| 五、清雍正年间传入说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史料文本追溯 |
| 一、《丽江府志略》 |
| 二、《高上玉皇本行集经》 |
| 三、《雪山诗选》 |
| 四、《清史稿》 |
| 五、《永保平安》 |
| 六、《玉龙旧话新编》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田野调查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田野调查概述 |
| 一、入户走访调查 |
| 二、代表人物走访 |
| 三、组织表演观摩 |
| 第二节 乐器使用及表现方式 |
| 一、管乐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二、弹拨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三、打击乐器类型及表现方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音乐属性特征 |
| 一、即兴演奏特征 |
| 二、演奏融合性特征 |
| 三、形式美及韵律美特征 |
| 四、经腔及乐曲审美表现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生态刻画 |
| 一、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形态 |
| 二、丽江洞经音乐表演形态 |
| 三、丽江洞经音乐传承组织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嬗变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总体嬗变脉络 |
| 一、道教科仪的时代流变 |
| 二、组织形式的演进流变 |
| 三、演奏传承方式的嬗变 |
| 四、经腔乐曲的流变进程 |
| 第二节 丽江洞经音乐民俗美学符号属性及功能嬗变 |
| 一、道教传统和民族文化载体 |
| 二、汉学的云南地区推广载体 |
| 三、儒释道三教礼乐融合载体 |
| 四、洞经音乐本土化发展力量 |
| 第三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历史线索 |
| 一、南诏王朝与唐朝文化互通 |
| 二、宋代道教及宋词曲牌渗透 |
| 三、元代戏曲文化及曲牌影响 |
| 四、明清市民文化的交融影响 |
| 第四节 丽江洞经民俗音乐美学嬗变的社会线索 |
| 一、民族聚居与杂居的深刻影响 |
| 二、儒释道信仰与民族宗教融合 |
| 三、民族文化和中原文化的渗透 |
| 四、经济社会发展对音乐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丽江洞经音乐当代价值与发展 |
| 第一节 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当代价值 |
| 一、丽江洞经音乐艺术与文化价值 |
| 二、丽江洞经音乐的当代传承意义 |
| 第二节 新时期丽江洞经音乐传承基础 |
| 一、市场及社会组织资金支持 |
| 二、专门文化组织扶持与认可 |
| 三、主流文化的认可与推崇 |
| 四、民族多中心协同治理格局 |
| 五、媒介工具的升级与发展 |
| 第三节 当代丽江洞经音乐传承路径 |
| 一、政府有机保护丽江洞经音乐传承 |
| 二、社会主体助力丽江洞经音乐保护 |
| 三、市场主体促进丽江洞经音乐发展 |
| 四、媒体广泛参与丽江洞经音乐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 |
| 致谢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边疆发展和治理研究前沿探索 |
| 一、选题定义: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 |
| 二、理论成果综述 |
| (一) 政治人类学 |
| (二) 边疆治理研究 |
| (三) 贵州特色经验 |
| 三、本文创新进路 |
| 四、资料来源概说 |
| 五、总体研究框架 |
| 第一章: 盘江流域人文生态 |
| 第一节: 区位沿革与居民构成 |
| 一、内涵四至 |
| 二、边关通道 |
| 三、居民层累 |
| 第二节: 资源耕作与混融秩序 |
| 一、山水田土资源 |
| 二、生计耕作结构 |
| 三、治理秩序混融 |
| 第二章: 集市、生计与互惠 |
| 第一节: 集市类别与功能 |
| 一、形成机理 |
| 二、集市类别 |
| 三、集市功能 |
| 第二节: 族际互惠:青岩案例 |
| 一、名称及区位 |
| 二、形成及变迁 |
| 三、辐射及职能 |
| 四、物源及去向 |
| 第三节: 社会互惠:营屯案例 |
| 一、区位.村名.村史叙事 |
| 二、集市、物产与社会关系 |
| 三、为社会而互惠:WXH的生活史 |
| 第三章: 社会整合绘事后素 |
| 第一节: 拟血亲拓展村寨圈 |
| 一、源起与内涵生成 |
| 二、云顶村案例 |
| 三、营屯村案例 |
| 四、鸟王村案例 |
| 第二节: 结姻亲拓展交际网 |
| 一、婚姻制度与结构功能 |
| 二、“坐花园” |
| 三、“射背牌” |
| 四、姻亲即社会 |
| 第三节: “主客-陪客”丧葬礼制 |
| 一、内涵概说 |
| 二、传统形式 |
| 三、现代沿革 |
| 四、文化逻辑 |
| 第四章: 维权抗争:卫所制度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 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一、卫所营建及过程 |
| 二、“借地设防”以牟利 |
| 三、被“再域化”的日常生活 |
| 第二节: 原住民维权抗争类别 |
| 一、常态抗争 |
| 二、非常态抗争 |
| 三、逻辑特征 |
| 第三节: 天顺石门战事 |
| 一、事件过程 |
| 二、社会背景 |
| 三、边政疏失 |
| 四、经验教训 |
| 第五章: 博弈求秩序:流官治理下的民意表达 |
| 第一节:“改土归流”得失辨析 |
| 一、土司制属性 |
| 二、招抚之策 |
| 三、改土归流 |
| 第二节 :控告土官 |
| 一、韦清澜联名控告 |
| 二、云顶村民联合智斗 |
| 三、“均衡三角” |
| 第三节 :抵制胥吏 |
| 一、村名叙事 |
| 二、村庄茶产 |
| 三、胥吏苛征 |
| 四、案例启示 |
| 第六章 :观念秩序:民间传说中的共生超越 |
| 第一节 :背牌图案印章叙事 |
| 一、背牌型构 |
| 二、隐序图案 |
| 三、认同与区分体系 |
| 第二节 :印章起源传说与衍文 |
| 一、青山长官司与副长官司 |
| 二、“倒停王”与“看家虎” |
| 三、牛作为山民祖先化身 |
| 四、“牛虎相争” |
| 结语:内生活力与共生秩序 |
| 一、盘江流域的发展与治理 |
| 二、边疆发展与治理研究的主要范式 |
| 三、盘江流域发展与治理中的共生秩序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主要学术活动及成果 |
（3）南诏铁柱祭祀文化历史流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理论与方法 |
| (一)研究理论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一)资料创新 |
| (二)方法创新 |
| (三)内容创新 |
| 五、研究现状 |
| (一)南诏铁柱渊源的研究 |
| (二)南诏铁柱铸造工艺研究 |
| (三)南诏铁柱与民族关系研究 |
| (四)民间祭祀文化流变的研究 |
| 六、研究意义 |
| 七、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一章 南诏铁柱概况 |
| 第一节 南诏铁柱矗立的地域环境 |
| 一、庙前村—南诏铁柱矗立之地 |
| 二、西山彝族各村—南诏铁柱祭祀文化遗存较多的群体 |
| 三、西山脚下汉族村—相传因冶炼而形成的村邑 |
| 第二节 南诏铁柱缘何立于弥渡 |
| 一、政治因素 |
| 二、经济因素 |
| 三、地理因素 |
| 四、工艺因素 |
| 五、文化遗存 |
| 第三节 南诏铁柱现状与保护 |
| 一、南诏铁柱现状 |
| 二、南诏铁柱保护 |
| 第四节 南诏铁柱的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研究价值 |
| 三、文化价值 |
| 第二章 南诏铁柱立柱诸说流变考 |
| 第一节 蜀汉丞相诸葛亮立柱纪功说 |
| 一、宋元时期 |
| 二、明代 |
| 三、清代 |
| 第二节 白子国国王张乐进求立柱说 |
| 一、唐南诏时期 |
| 二、明清时期 |
| 第三节 南诏开国之君细奴逻立柱说 |
| 一、历史文献记忆 |
| 二、民间故事传说 |
| 第四节 南诏第十一代王蒙世隆重铸说 |
| 一、宋元时期 |
| 二、明清时期 |
| 第三章 南诏铁柱祭祀文化传承路径流变 |
| 第一节 祭祀主体流变 |
| 一、唐代“部落首领”祭祀 |
| 二、元代以白人为主的祭祀 |
| 三、明清汉族移民和土民的融合和祭祀 |
| 四、现当代西山彝族为主导的多民族参与祭祀 |
| 第二节 祭祀空间流变 |
| 一、露天祭祀 |
| 二、立庙祭祀 |
| 三、村落祭祀 |
| 第三节 祭祀方式流变 |
| 一、祭柱 |
| 二、祭祖 |
| 三、踏歌 |
| 第四章 南诏铁柱祭祀文化流变内涵 |
| 第一节 政治变革 |
| 第二节 文化变迁 |
| 第三节 族群交融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语境及缘由 |
| 1.1.1 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1.1.2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布依族研究综述 |
| 1.2.2 布依山歌的研究 |
| 1.2.3 现有布依山歌研究存在的问题 |
| 1.3 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法 |
| 1.3.1 乡村传播学:乡村文化传播的本土化 |
| 1.3.2 研究方法:民族志调查 |
| 1.4 研究路径 |
| 第二章 布依山歌传播的文化生态系统 |
| 2.1 布依族传统历史与文化 |
| 2.1.1 布依族的族源与族称 |
| 2.1.2 布依族的历史发展 |
| 2.1.3 布依族的民间文化 |
| 2.2 布依山歌传播的民间现实形态:拐吉村与拐吉村的山歌 |
| 2.2.1 拐吉村概述 |
| 2.2.2 拐吉村的山歌 |
| 第三章 叠写的传统:布依山歌的地方传播史 |
| 3.1 1953年以前:“传统”的想象 |
| 3.1.1 定位身份:家谱的追溯 |
| 3.1.2 族群传统的“在地化”:布依山歌的学唱 |
| 3.1.3 “拟制”的族群文化实践:传统的想象与再造 |
| 3.2 1958—1990:政治话语与社区记忆 |
| 3.2.1 国家的力量:自然村落到社会主义集体社会 |
| 3.2.2 布依山歌的社会主义表达 |
| 3.2.3 歌声串起的社区记忆 |
| 3.3 1990——至今:现代化与山歌听觉的现代性 |
| 3.3.1 布依山歌传播的式微 |
| 3.3.2 自制山歌录像碟:信息社会中村民听觉经验的变革 |
| 小结 |
| 第四章 可供解读的文本:布依山歌传播的意义模式 |
| 4.1 地方性知识与地方的世界:布依山歌描绘的“乡村图景” |
| 4.1.1 《砍牛经》与“老祖公”:宗教经典中的大宇宙与小世界 |
| 4.1.2 情歌对唱文本中的“阴阳相合” |
| 4.1.3 村庄山歌文本中的“生态整体性”表达 |
| 4.2 地方的语言与地方的人群:山歌所散发的族群精神气质 |
| 4.2.1 山歌中的地方语言与族群的道德隐喻 |
| 4.2.2 山歌中地方语言的审美特征与村民的审美意识 |
| 4.2.3 村庄山歌中地方语言所折射的族群文化性格 |
| 小结 |
| 第五章 歌声的流动:声音实践中的社会网络 |
| 5.1 “声临其境”:村庄山歌传播的仪式化场景 |
| 5.1.1 日常生活的仪式化场景 |
| 5.1.2 生命过渡的仪式化场景 |
| 5.1.3 历法/节庆的仪式化场景 |
| 5.2 声音实践中家庭系统的互动 |
| 5.2.1 从自由到个人主义:布依山歌与村庄青年的恋爱和择偶 |
| 5.2.2 微信里的对歌:布依山歌传播中的夫妻互动 |
| 5.2.3 走下神坛:布依山歌传播中的亲子关系 |
| 5.3 声音实践中的社群互动 |
| 5.3.1 身份的交融:“声音共同体”的时代 |
| 5.3.2 关系的区隔:山歌演唱队与社群边界 |
| 5.3.3 “礼物经济”还是“商品经济”:社群关系的变与不变 |
| 5.4 声音实践中的“国家—社会” |
| 5.4.1 传统节庆歌会:乡野自生的文化空间 |
| 5.4.2 “被发明的传统”:舞台节日的国家发明 |
| 第六章 结论:族群传统·文化实践·发展 |
| 6.1 布依山歌:族群文化实践的“行动场域” |
| 6.2 发展话语下布依山歌该如何传播 |
| 附录 |
| 附录一:田野笔记摘选 |
| 附录二:田野调查图片选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回顾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的研究 |
| (二)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研究 |
| 三、基本写作思路和框架 |
| 四、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五、文中相关概念的解释 |
| (一) 史料与史料学 |
| (二) 环境史史料与中国环境史史料学 |
| (三) 口述史料与口述史学 |
| (四) 实物史料 |
| (五) 图像史料与图像史学 |
| (六) 域外文献 |
| 上篇 |
| 第一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研究对象、主题、方法和学科任务 |
| 第一节 研究对象、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主题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学科任务 |
| 第二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
| 第一节 与文献学的关系 |
| 第二节 与自然科学、人类学、民族史、图像史学等学科的关系 |
| 第三章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
| 第一节 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可能性和基础 |
| 第二节建立中国环境史史料学的必要性 |
| 第四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来源、类型和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来源 |
| 第二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的类型和特点 |
| 第五章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环境史史料搜集整理面临的困难 |
| 第二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的心态 |
| 第三节 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的基本方法与途径 |
| 第四节 从事搜集整理中国环境史史料应有之准备 |
| 第六章 经史子集文献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经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二节 史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三节 子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四节 集部文献中的环境信息 |
| 第五节 经史子集文献中环境信息的搜集整理与利用 |
| 中篇 |
| 第七章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正史中的环境史史料特点及其搜集利用 |
| 第八章 地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及其搜集利用 |
| 第一节 地方志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
| 第三节 地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解读利用 |
| 第九章 实录与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及其搜集利用 |
| 一、实录中的环境史史料价值 |
| 二、实录中环境信息的搜集利用 |
| 第二节 档案中的环境史史料 |
| 一、档案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二、档案中环境史史料的搜集与利用 |
| 第十章 中国口述环境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中国的口述传统和口述史料遗存 |
| 第二节 口述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三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特点 |
| 第四节 中国口述环境史史料的搜集整理途径 |
| 第五节 口述史料中环境信息的提取和征实 |
| 第十一章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利用途径概论 |
| 第一节 实物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价值 |
| 第二节 实物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利用途径 |
| 第十二章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与搜集解读概论 |
| 第一节 图像史料中的环境信息及其价值 |
| 第二节 图像史料的搜集与解读 |
| 下篇 |
| 第十三章 几种特殊的环境史史料概论 |
| 第一节 书信、报刊与文史资料 |
| 第二节 田野调查资料与自然科学观测试验数据 |
| 第三节 日记 |
| 第四节 域外文献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致谢 |
（6）“昆明八景”与城市景观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阐述 |
| 四、研究内容、问题 |
| 五、研究思路和创新点 |
| 六、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料 |
| 第一章 “八景”文化与“昆明八景”的起源和定型 |
| 第一节 中国“八景”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
| 一、源于先秦的长时段历史图景说 |
| 二、源于南北朝沈约《八咏诗》说 |
| 三、源于北宋孔宗瀚《虔州八境图》及苏轼《虔州八境图八首并序》说 |
| 四、源于宋迪《潇湘八景图》说 |
| 第二节 “八景文化”定型的标志性要素及其景观文化内涵 |
| 一、区域性: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 |
| 二、数目化:具备特定的景观数目组合 |
| 三、实景性:必然以实际所见的真实景观为依托 |
| 四、系统性:具备景观、诗文、图画、建筑等多种元素共同构成的八景文化体系 |
| 第三节 “昆明八景”的起源、发展和定型 |
| 一、王昇《滇池赋》:“昆明八景”的起源和雏形 |
| 二、明代昆明地区八景诗的涌现:从“滇阳六景”到“昆明八景”的发展 |
| 三、清代至民初“昆明八景”的定型 |
| 四、不同时期“昆明八景”的位置变化 |
| 第二章 “昆明八景”与滇池变迁的互动关系 |
| 第一节 “滇池夜月”景观反映明清文人近郊游观状况 |
| 一、“昆明八景”中看滇池 |
| 二、大观楼——清代文人士大夫游观滇池胜地 |
| 三、从“滇池夜月”诗看滇池周边交通 |
| 第二节 消失的“官渡渔灯”:滇池东北岸水退成陆的过程 |
| 一、“官渡”由来 |
| 二、“官渡渔灯”何时消失 |
| 第三节 “虹山倒影”与“西湖”变迁 |
| 一、“西湖”因何消失 |
| 二、“西湖”的干涸导致“虹山倒影”景观消失 |
| 第三章 “昆明八景”与昆明城市空间格局 |
| 第一节 昆明城发展历程 |
| 一、元代以前的昆明城 |
| 二、元代中庆城 |
| 三、明清云南府城 |
| 第二节 “云津夜市”:昆明城南商业市场的兴衰变迁 |
| 一、“云津桥”的建造变迁历程 |
| 二、“云津夜市”的形成因素 |
| 三、嘉道时期“云津夜市”的繁荣景象 |
| 四、咸同年间“云津夜市”的衰败 |
| 第三节 “金碧交辉”:本土文化和汉文化的交融 |
| 一、“碧鸡秋色”与“金马朝晖”:自然景观的呈现 |
| 二、金马碧鸡传说:文化的传播与融合 |
| 三、“金碧交辉”:人文与自然融合的奇景 |
| 第四章 “昆明八景”与昆明生态环境变化的联系 |
| 第一节 从“龙池跃金”到“商山樵唱”:商山景观的变化 |
| 一、商山及其景观 |
| 二、诗人描述商山景观变化的原因 |
| 第二节 “螺峰叠翠”对昆明城生态建设的启示 |
| 一、螺峰山 |
| 二、“螺峰叠翠”:圆通山生态环境 |
| 三、现代新景观“圆通樱潮”:圆通山观景的变化 |
| 第三节 “五华莺绕”:明清时期五华山生态环境状况 |
| 一、什么是“五华莺绕”景观 |
| 二、辨析“五华莺绕”与“五华鹰绕” |
| 第四节 “翠湖春晓”:翠湖景观的变迁与定型 |
| 一、翠湖变迁 |
| 二、历代官员对“翠湖春晓”景观的营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峨山亚尼坝彝族村落形态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论文选题缘起 |
| 1.1.1 乡村振兴 |
| 1.1.2 资源吸引 |
| 1.1.3 建筑文化 |
| 1.1.4 顺应自然 |
| 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1 村落保护迫切性 |
| 1.2.2 村落“存古”期望与村民“求新”诉求的矛盾 |
| 1.3 传统村落研究的学术基础 |
| 1.3.1 文献检索与统计 |
| 1.3.2 国外关于村落形态的研究 |
| 1.3.3 国内关于村落形态的研究 |
| 1.4 研究范围和相关名词解释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相关名词解释 |
| 1.5 研究方法及框架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亚尼坝村的历史演进及现状调研 |
| 2.1 时间维度下村落发展变迁与塑造 |
| 2.1.1 彝族民居的源流 |
| 2.1.2 南诏国时期建造活动 |
| 2.1.3 汉彝融合与文化变迁 |
| 2.2 亚尼坝村现状调研分析 |
| 2.2.1 村落概况 |
| 2.2.2 直观体验 |
| 2.2.3 村落空间形态现状调研 |
| 2.2.4 村民生活现状调研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村落形态及其构成要素分析 |
| 3.1 村落形态的发展过程 |
| 3.1.1 族群结构改变与村落形态变迁 |
| 3.1.2 村落空间形态演变过程分析 |
| 3.1.3 村落边界自主生长 |
| 3.2 村落空间形态要素构成 |
| 3.2.1 自然环境要素 |
| 3.2.2 社会人文要素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村落形态及其变迁因素分析 |
| 4.1 公共空间与社会生活 |
| 4.1.1 担负节庆活动的“青棚” |
| 4.1.2 显示婚丧嫁娶的“公房” |
| 4.1.3 原始商业集市的“汉人门前” |
| 4.2 街巷空间与社交行为 |
| 4.2.1 街巷类型 |
| 4.2.2 街巷视觉空间比例感受 |
| 4.2.3 街巷断面 |
| 4.2.4 街巷节点 |
| 4.3 院落空间与生活习俗 |
| 4.3.1 院落空间的分类 |
| 4.3.2 院落大门 |
| 4.4 亚尼坝村空间结构变迁因素分析 |
| 4.4.1 人口结构变化下土地资源空废 |
| 4.4.2 新建筑思潮下村落风貌混乱 |
| 4.4.3 新生活方式下村落基础设施薄弱 |
| 4.4.4 快速建造下村落生态环境恶化 |
| 4.4.5 无组织规划下的村落空间乱象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亚尼坝村保护更新与活化 |
| 5.1 亚尼坝村现状问题 |
| 5.1.1 社会文化 |
| 5.1.2 村落空间 |
| 5.2 亚尼坝村保护价值 |
| 5.2.1 历史研究价值 |
| 5.2.2 生态人文价值 |
| 5.2.3 建构技术价值 |
| 5.3 村落模式与思考 |
| 5.3.1 村落保护模式 |
| 5.3.2 村落保护思考 |
| 5.4 建筑保护更新活化——以亚尼坝村32 号为例 |
| 5.4.1 基本情况 |
| 5.4.2 民居各建筑使用状况 |
| 5.4.3 民居平面更新设计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 B:图片索引 |
| 附录 C:传统村落调查登记表 |
| 附录 D:调查问卷 |
（8）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学术前史 |
| (一)西周至清代黎族传统织锦文化史料记载与研究 |
| (二)民国时期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三)新中国成立后的黎族传统织锦文化研究 |
|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
| (五)成绩与问题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主要研究内容 |
| 四、研究方法 |
| (一)田野调查法 |
| (二)文献分析法 |
| (三)比较研究法 |
| 五、研究创新 |
| (一)对黎族传统文化研究领域与内容拓展 |
| (二)点面结合的多维度观察与阐释 |
| 六、相关问题说明 |
| (一)主要概念 |
| (二)调查点概况 |
| 第一章 黎族及其传统织锦工艺概述 |
| 一、海南岛自然环境 |
| (一)位置与地貌 |
| (二)气候 |
| (三)自然资源 |
| 二、黎族概况 |
| (一)族称与族源 |
| (二)各支系分布概况 |
| (三)文化习俗 |
| (四)社会经济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历史梳理 |
| (一)新石器时代的纺织技术 |
| (二)秦代至民国时期的黎族纺织技术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黎族文化中的地位 |
| (一)织锦与妇女 |
| (二)民族精神家园 |
| (三)人定胜天的理念 |
| (四)人纹艺术化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现代价值 |
| (一)历史价值 |
| (二)文化价值 |
| (三)艺术价值 |
| (四)科研价值 |
| (五)社会价值 |
| (六)精神价值 |
| (七)教育价值 |
| (八)文化交流价值 |
| (九)经济价值 |
| 六、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在中国纺织史上的地位 |
| (一)黎锦织造技艺是我国纺织史上的“活化石” |
| (二)黎锦织造技艺推动江南棉纺织业发展 |
| (三)黄道婆对棉纺织业的贡献 |
| (四)黎锦织造技艺弥补了我国棉织锦技艺的空白 |
| 第二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流程及其变迁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原料 |
| (一)麻类纤维 |
| (二)棉纤维 |
| (三)动物纤维——蚕丝 |
| (四)其他原料 |
| 二、织造工具及其功能 |
| (一)腰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二)脚踏坐式织机构造及功能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流程 |
| (一)麻类纤维加工 |
| (二)棉类纤维加工 |
| (三)纺纱 |
| (四)导纱 |
| (五)上浆 |
| (六)染色(纱) |
| (七)上机 |
| (八)织造技艺 |
| (九)刺绣技艺 |
| 四、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变迁 |
| (一)黎锦织造原料变迁 |
| (二)黎锦织造技艺发展 |
| (三)黎锦图案变迁 |
| (四)黎锦功能变迁 |
| (五)黎锦织造技艺传承方式变迁 |
| 第三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及其文化蕴涵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呈现样态 |
| (一)服饰 |
| (二)锦被 |
| 二、黎锦的艺术文化特色 |
| (一)黎锦图案艺术特点 |
| (二)黎锦图案艺术风格 |
| 三、黎锦纹样与文化蕴涵 |
| (一)纹样种类 |
| (二)文化蕴涵 |
| 第四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的现实困境 |
| 一、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实践 |
| (一)传承所 |
| (二)黎锦合作社(公司) |
| 二、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困境 |
| (一)织锦艺人年事已高 |
| (二)年轻传承主体流失 |
| 三、黎族传统织锦原材料危机 |
| (一)纤维原料 |
| (二)染色原料 |
| 四、黎族村民及传统织锦艺人的观念变迁 |
| (一)55岁以上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二)30～55 岁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三)30岁以下人群(女性)的观念 |
| 五、黎族传统织锦工艺品的生存困境 |
| (一)生存环境受到冲击、毁坏 |
| (二)收藏机构保存条件差、设备落后 |
| 六、保护与传承的资金及人才的匮乏 |
| (一)保护与传承资金的匮乏 |
| (二)缺乏专业人才 |
| 七、地方相关政策法规的滞后 |
| 第五章 黎族传统织锦工艺传承性保护的对策 |
| 一、传承性保护的基本原则 |
| (一)原真性保护 |
| (二)整体性保护 |
| (三)可持续性保护 |
| (四)可解读性保护 |
| 二、传承性保护的法律保障 |
| (一)立法保护 |
| (二)依法保护 |
| 三、出台传承性保护的具体措施 |
| (一)加强调查研究 |
| (二)保护黎锦织造技艺的生存环境 |
| (三)保护传承主体 |
| (四)数字化技术保护 |
| (五)原材料基地建设 |
| (六)保护物化的各类黎锦 |
| (七)加大保护资金投入 |
| (八)加强人才培养 |
| (九)加强黎锦织造技艺保护的宣传力度 |
| 四、构建传承性保护的有效机制 |
| (一)完善管理机构 |
| (二)建立织锦培训基地 |
| (三)建立传承人培养机制 |
| (四)黎锦织造技艺普及教育 |
| (五)传承性保护与开发利用 |
| (六)博物馆保护与展示 |
| (七)建立知识产权制度 |
| (八)加强与高校、科研单位的合作 |
| (九)加强国际间交流与合作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附录A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附录B 田野调查提纲 |
（9）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背景及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与述评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研究思路及方法 |
| 第二章 龙潭人家:石旮旯里的“GLAO” |
| 第一节 区域背景及早期建制 |
| 第二节 聚落与丹族 |
| 第三节 物态与象征 |
| 第三章 丹砂之路:小地方与大传统 |
| 第一节 小地方:丹砂的社会生活 |
| 第二节 大传统:神圣之丹与“长生久视” |
| 第三节 物的实践:丹砂的地方化表述 |
| 第四章 以丹为业:明清时期丹业的发展 |
| 第一节 明代以前务川丹业概貌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务川龙潭丹业的发展 |
| 第三节 邑聚的形成及族群的区隔 |
| 第五章 丹砂之殃:从井到耕 |
| 第一节 集体记忆:东升塔传说之谜 |
| 第二节 狭缝生存:垄断下的龙潭仡佬族丹业发展 |
| 第三节 遗产与物:龙潭仡佬族丹业的蜕变 |
| 第六章 丹砂庇佑: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及其变迁 |
| 第一节 业缘:丹砂与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关系 |
| 第二节 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旅游发展情境下龙潭仡佬族身份认同的重构 |
| 第七章 “业缘”一族群认同的凝聚力 |
| 第一节 凝聚力:族群内聚和汇合的基础 |
| 第二节 “业缘”影响下的龙潭仡佬族族群认同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发表论文 |
| 致谢 |
（10）国家、市场与村落共同体：尾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提出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回顾 |
| (一)社会结构的概念演进 |
| (二)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相关研究 |
| (三)民族国家及其建设相关研究 |
| (四)市场相关研究 |
| (五)撒尼人相关研究 |
| (六)研究评述 |
| 四、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研究思路与框架 |
|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
| (四)田野点介绍 |
| 第一章 传统时期尾村的社会结构 |
| 一、乌蛮社会中的鬼主制度 |
| 二、王朝国家与土司 |
| (一)改土归流前：王朝国家-土司—地方社会 |
| (二)改土归流后：王朝国家-流官—地方社会 |
| (三)土司—管事—村民 |
| 三、保甲制度与民主自治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中国的尾村 |
| 一、基层政权的建立 |
| 二、民族识别——成为五十六个之一 |
| (一)民族关系 |
| (二)识别工作 |
| 三、土地改革 |
| (一)划分阶级 |
| (二)分配土地 |
| 小结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尾村的社会结构 |
| 一、“时移势迁”的传统 |
| (一)变迁与消失的节日 |
| (二)服饰的“革新” |
| (三)毕摩的“复兴” |
| 二、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
| (一)教育的发展 |
| (二)乡土社会与教育 |
| (三)离土人口的初步形成 |
| 小结 |
| 结论 |
| 一、国家与传统村落共同体 |
| (一)象征性的国家 |
| (二)“近在咫尺”的国家 |
| 二、市场与“传统的发明”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四、元代云南民族文化及其变迁（论文参考文献）
- [1]民俗学视域下丽江洞经音乐美学及其嬗变研究[D]. 刘天明. 吉林大学, 2021(01)
- [2]人文多样性内生活力与社会治理共生秩序研究 ——云贵高原盘江流域案例及其意义阐释[D]. 陈斌. 中央民族大学, 2021(12)
- [3]南诏铁柱祭祀文化历史流变研究[D]. 李晓玲. 大理大学, 2021(10)
- [4]山歌传播与族群文化实践 ——黔中百宜乡布依村寨的个案研究[D]. 骆雪. 上海大学, 2019(02)
- [5]中国环境史史料学论纲[D]. 李明奎. 云南大学, 2019(09)
- [6]“昆明八景”与城市景观变迁研究[D]. 刘贞文. 云南大学, 2019(03)
- [7]峨山亚尼坝彝族村落形态变迁研究[D]. 刘悦. 昆明理工大学, 2019(04)
- [8]黎族传统织锦工艺的传承性保护研究[D]. 罗文雄. 中南民族大学, 2019(08)
- [9]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D]. 吴芳梅. 厦门大学, 2018(07)
- [10]国家、市场与村落共同体：尾村社会结构变迁研究[D]. 杨雪琼. 云南大学, 2018(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