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规范棉花收购市场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史晓玲[1]（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研究指明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张新升[2]（2020）在《新赛精纺公司商业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商业模式是利益相关者的交易结构,研究商业模式的意义在于商业生态中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本文以商业模式的架构对棉纺企业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企业现有商业模式的问题和不足,并以此为基础对企业进行商业模式重构,提出商业模式实施的保障措施,使企业在新经济常态下实现价值创造和价值传递,最终实现价值共享,促进企业在商业生态中健康成长和发展。本文以新赛精纺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案例分析方法,以魏朱六要素商业模式为理论指导,从定位、业务系统、关键资源能力、盈利模式、现金流结构和企业价值六个维度对企业进行分析,对企业的现有商业模式进行剖析,深入探究棉纺企业在内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下的发展现状,从而发现企业经营中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商业模式画布工具,结合公司经营现状,重构企业商业模式,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勇于自我革新,探索符合企业发展的商业模式之路。棉纺行业作为传统生产制造业,商业模式的重构与实施对企业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棉纺行业进行商业模式研究,分析构建新的商业模式,并提出商业模式的实施内容,对企业进行新的定位和业务系统改造、从利益相关者方面获取关键资源能力、拓宽企业盈利模式、根据现有资金状况进行现金流结构调整,可以丰富商业模式的实践案例。通过资金保障、管理层推动、战略调整和组织变革等,顺利实施新的商业模式,使企业不断焕发新活力,有效提高企业价值增长。通过对新赛精纺公司进行商业模式重构,并提出实施方案及保障措施,具备一定的操作性,为其他传统棉纺行业商业模式变革提供一种借鉴方案。
陈星[3]（2020）在《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江西棉区属于长江流域优势植棉区,然而近年来江西棉花产业面临着种植规模不断递减、生产加工能力甚至变弱的情况,无论在棉农数量、棉花种植方面（面积、单产、总产）以及在棉花收购、加工产业等方面均落后于新疆地区。本文针对的是棉花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以江西省棉花产业的发展现状为重点,通过线上、线下问卷调查和实地走访调查。研究分析现阶段江西棉花产业在植棉基础、植棉生产、棉花收购与加工等环节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归纳出这些困境的表现以及总结形成原因,在此研究的基础上制定出符合江西省棉花产业科学发展的对策。这对于江西棉花产业实现转型升级,合理规划发展路线,提升江西棉花产业竞争力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同时以期对乡村振兴做出棉花产业应有的贡献。主要结果如下:1、江西省植棉区属于棉花种植优势区域,全省除鹰潭地区没有种植外各地区均有种植,以环鄱阳湖地区传统植棉地区播种面积较大。虽然播种面积在全国排名没有下降,但近年来播种面积数额、棉花产量下降幅度明显,且单产水平近几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棉花产业转型升级已刻不容缓。2、江西省棉区棉花种植基础薄弱:棉田基础设施落后;棉田土地流转不规范;棉农综合素质较差;棉花育种能力下降进程缓慢,市场品种混杂。3、江西省棉区棉花生产困境:棉区分布不集中,集约化程度低;植棉机械化程度低,植棉技术落后;植棉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作物间种植比较效益差距大。4、江西省棉区流通与加工出现的问题:收购主体多样且不稳定,收购方式多样且标准不统一;棉纺企业数量变动大。5、棉花产业转型升级的对策有:提升江西省棉花产业的种植基础,强化棉花种植生产环节,稳定棉花收购与加工,加强政策扶持力度等。
杨柳[4]（2020）在《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文中提出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各地开始推进特色农产品的种养殖,“一乡一品”“一村一品”逐步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新格局。与农产品结构的调整几乎同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也正在改变农产品的销售形式。在农村,农户除了在传统市场上进行交易外,还利用互联网有效地选择、并自发地建立了一些网络信息平台,借以推进农产品的交易,这使得不同类型平台的结构（尤其是信息结构）对农户的交易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影响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主题。本论文综合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为调查点,对该县416户地瓜种植户进行调查。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以农户从事地瓜交易的平台为切入点,以平台中的信息结构为关键点,将施坚雅等人分析的基层市场视为农户进行农产品交易的一个平台,并以此为参照,探讨自主网络平台和既定网络平台这两类网络平台在交易中的运用,进而分析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在传统交易平台,农户的销售渠道选择较为多元,他们既可以在专业地瓜交易市场上同外来的地瓜采购商进行跨区域地交易,又可以通过当地的地瓜“代办”进行面对面的交易;同时,传统集市平台的兴盛使得地瓜的零售交易仍然存在,而新型综合性交易市场（如超市）的兴起亦使得优质产品获得独立的交易机会。就信息结构来看,传统交易市场平台仍依附于原有的地域空间,交易形式仍以面对面沟通达成为主,但是,当“代办”和收购经纪人这类“中间人”日益增多时,传统地瓜交易市场的层级开始呈现出扁平化特征;同时市场信息得以在既定的空间内针对性地传达。农户选择传统平台进行交易的分析结果显示,相对于非传统平台而言,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2018年家庭纯收入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传统交易平台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与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拥有地窖、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只有户主的年龄对农户选择传统交易平台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在自主网络平台（微信交流群）中,虚拟的时空结构使外来采购商的采购半径大大拓展,也使得农户获得了更具发散性的交易链接通道。微信交流群通过成员身份选择,使交易信息在不同成员之间有选择地传递,不同的交易对象能借助自主网络平台来突破空间的限制,进而进行交易对象选择、价格谈判,并最终达成交易。由于农户种植规模及产品品质的差异,其在微信交流群的平台准入、信息发送和交易对象的选择等信息的获取上具有层级性特征。对影响农户选择微信交流群作为信息交流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相对于不选择地瓜微信群而言,地瓜总产量、地瓜交易量、地瓜收入占总收入比例、地瓜种植经验、是否加入合作社均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同样地,相对于地瓜微信群在内的多个平台而言,地瓜总产量、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只有家庭的代际层级数对农户选择地瓜微信群有着显着的负向影响。对影响农户在微信交流群交易效果的因素分析表明,农户的地瓜总产量、地瓜采购量、地瓜收入占家庭收入比例、农户的信息发送方式对其在微信群的交易均有正向影响;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成功交易也有一定影响。相比于从高到低报价和从低到高报价而言,农户不报价、从客户中间选择一个最高价的交易策略有助于帮助其更好的达成交易。在既定网络平台（“一亩田”平台）中,信息的内容、种类、频率均被平台设置成既定模式。此类平台在提供海量信息的基础上,采用了控制单边卖方（农户）准入来实现与买方对接的信息发送模式,这使得此类平台更类似于全天候卖方集市,其通过对信息的甄别而实现匹配交易。此类平台的信息结构虽然具有虚拟时空的特点,但是却因为信息量大而具有横向匹配的层级性特点。这就使得在争取信息流通效率的过程中,那些交易量大、品质优、更具价格竞争优势的地瓜农户愿意为了追求更高的交易匹配率而支付更高的平台使用费,去搜寻更合宜的交易对象。对影响农户选择“一亩田”作为交易平台的回归分析表明,地瓜交易量对农户的平台选择有着显着的正向影响,地瓜种植经验对农户能否成功在“一亩田”上达成交易有显着正向的影响;户主年龄与其平台选择在统计上呈负相关。对影响农户在“一亩田”平台交易效果的回归分析表明,是否注册与农户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关系;是否发送信息、农户收到的信息反馈速度、地瓜采购量对农户的平台交易量有正向影响;然而,农户的议价策略对其在平台上的交易量无显着影响。本文最终得出四个基本的结论:第一,夏津农户在从事地瓜种植时,由于资金、技术及风险偏好的差异而在种植规模及种植方式上存在不同,这种不同导致农户之间出现分化,并影响他们的地瓜交易行为;第二,传统市场平台、自主性网络平台与既定网络平台所蕴涵的信息结构特征影响着农户的交易平台选择,且不同的农户在这些平台中的交易行为存在差异;第三,当农户通过网络平台来促进农产品的交易时,互联网自身的超时空性则使得农户不必再囿于农村的基层市场体系逐级向上运输,这令传统的具有等级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第四,农户通过分散建立地窖来储存产品而获得了较高的利润,这使得该产品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发生改变,此类特色产业的产业链拓展需要应对产业利润分配的事实,而提升终端产品的附加值。
华清君[5]（2020）在《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陈云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作为国家财经工作的卓越领导人,在长期的国家财经治理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从各个时期的国情实际出发,不断研究、探索、创新、总结,彰显了非凡的国家财经治理能力,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并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国家财经治理思想。陈云的财经治理能力首先源于青少年时期他在苏南勤勉忙碌的商业氛围和上海浓郁发达的商业环境中耳濡目染受到的深刻影响,此后经过长期反复踏实的财经理论学习与钻研,他的财经理论功底不断得以增强、深化和升华。这使他在长期的财经领导工作中,能够把自己财经方面的超凡天赋与财经科学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能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本的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为主要的实践参照和理论思考,以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为重要的思想启发和借鉴运用,从而在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重大决策实践过程中,在对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行保障开展治理的过程中,能够创造性地研究、制订、实施有效的治理策略,在每一次危机的紧要关头,他常常临危受命,并总是不负众望,一次又一次使国家和人民转危为安。研究陈云同志国家财经治理的理论渊源、实践历程和建立的丰功伟绩,其间显现着鲜明独特的思想脉络,主要可以概括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等六个方面。陈云关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着眼于从上层建筑角度发挥制度促进经济发展的保障激励作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发挥利益攸关方促进经济发展的能动创造作用,从资源配置角度发挥要素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引领作用,从再生产过程角度发挥各环节促进生产发展的导向联动作用。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明确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以及实现这个中心任务应当构建的体制机制,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核心和目的,也是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所围绕的核心和目的,旨在阐明发展依靠什么,如何激发活力,而其他各个思想分支,是为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的思想服务的。陈云关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的思想,着眼于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在与时俱进不断改革中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不断改善。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基本路径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脉络和主线,旨在阐明经济如何发展,成果如何分配,对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以及对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对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有着决定性影响。陈云关于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的思想,着眼于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维护理性的计划执行控制。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资源配置的根本方法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精髓和动力,旨在阐明经济发展所需的要素如何组织,应当怎样配置,是对如何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而在资源配置上作出的制度安排。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思想,服从于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思想,服务于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思想,决定着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思想。陈云关于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的思想,着眼于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运用政策工具稳定市场物价,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动态监控与理性校正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关于对经济运行实行休养和调理的机制,是诊治手段,旨在阐明如何监控经济运行过程,经济运行如何回归理性,因而是对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其他分支思想的再运用。陈云关于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的思想,要求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坚持把政治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选拔任用干部的根本要求,指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把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思想上的基本建设。陈云的这一思想,着力于解决财经治理的力量源泉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支柱和载体,旨在阐明治理活动的根本依靠是什么,如何形成长久的依靠,因此是践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个思想分支的主体力量,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中最能动最根本的部分,是保证思想正确执行和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根本依靠。陈云关于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的思想,要求把有利于人民、满足人民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工作中坚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作决策,因此是解决干部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问题,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根基和活的灵魂,旨在阐明治理思想的思想方法以及如何发挥作用,是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保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方法论基础。陈云财经治理实践的一个显着特点,就是始终保持积极而又稳妥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根据具体情况运用相应的规律和财经理论,不因顺境而冲动,也不因困难而气馁,始终把握好国民经济运行的效益效率和安全稳定,循序渐进,稳扎稳打。这在根本上是由他的治理思想的理论品格所决定的,就是在财经治国中始终坚持风险思维,防止犯颠覆性错误。陈云财经治理的思想与实践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宝贵财富。新时代,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保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助于我们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妥善处理分配问题;有助于我们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助于我们牢固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更好地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改革的双轮联动,避免陷入改革和市场经济治理中的形而上学。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发端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逐步成熟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丰富并发展于改革开放新时期,主要作用于以发展对人民有利的社会生产力为根本目标、以克服纠正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而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重点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奠基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思想不仅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发挥了巨大作用,许多相关思想对于今天的财经治理实践仍有着指导意义,必然为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继承,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而令其焕发出新的思想魅力。
刘锐金[6]（2020）在《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文中认为自2004年以来,我国逐步建立了以市场价格支持、农业补贴和专项支持为主体的农业支持体系,对保障粮食安全、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保护农业生产者利益等发挥了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对农业支持政策进行一系列改革,先后取消了棉花、油菜籽、玉米等农产品临时收储政策,逐步降低了水稻和小麦的最低收购价,进一步优化和创新了农业补贴政策体系。但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依旧面临着诸多挑战,如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在WTO的适宜性,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对进口的依赖。继续完善改革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已经成为共识,但具体怎么改还存在一定的争论。为了更好理清改革思路,本研究评估了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对农户的产品产值、物质投入的影响,探索了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不同退出方式对生产的冲击及其收储价格设定的合理性,探讨了农业直接补贴对农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家庭收入及其收入流动的作用,分析了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政策在WTO规则下的争议焦点,识别了农民对农业支持政策选项的偏好,最后提出未来政策改革方向和一些建议。主要结论如下:（1）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urvey,CFPS）4期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分析稻麦最低收购价和玉米临时收储政策发现:当收购价格下跌并触发最低收购价政策时,较好地稳定了政策执行区水稻和小麦种植户的产品产值,但对种子化肥农药投入的影响弱,即政策的要素投入扭曲小;随政策收购量增加,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曾对稳定东北地区玉米种植户的产品产值、增加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具有显着的作用,当2015/2016年度价格大幅度下跌时,虽然政策性收储量大幅度增加,但政策效应是负面的,无法实现政策目标。（2）运用省级统计和农产品成本收益调查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和断点回归分析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发现:临时收储政策对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产量和化肥投入的影响差异大,由强到弱依次是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退出对油菜籽的负面影响最大,主要源于政策改革沟通不畅、配套政策不到位;油菜籽临时收储价格设置不如玉米和棉花有效,棉花和玉米的临时收储价格附近,种植户化肥投入明显提高。（3）运用CFPS的3期数据,利用面板数据分位数回归和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业直接补贴发现:政府对农户家庭的直接补贴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尤其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但品种之间有差异,水稻种植户特别是规模较大的种植户种子化肥农药投入对政府补贴的弹性较小;大多数农村家庭获得了农业补贴,政府直接补贴金额增加、对补贴的依赖程度提高不利于低收入农户家庭向上流动,也不利于较高收入组稳定在原收入组,而户主的健康水平则具有显着的正向作用;稳健性检验表明,直接补贴对中西部农村家庭的负影响较弱,非农就业能有效促进家庭收入向上流动,但无法改善政府补贴的负影响。（4）运用WTO和OECD的报告数据,比较分析水稻、小麦和玉米市场支持量及其关键参数发现:同一作物不同国家用于计算市场支持量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不同,选择有资格接受管理价格的收购量也有不同的考量;若按照美国提交WTO的计算方法,无论如何调整稻麦最低收购价政策,都会超出限额,除非取消。（5）运用Best-Worst Scaling问卷设计获得的农户调查数据,使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农户政策偏好发现:农户对无需付费的市场支持政策或目标价格补贴最为期待,对各类保险保费补贴的政策选项偏好程度低;拥有非农兼业就业机会、生活态度乐观、种植规模大的农户更加关注农业生产性投入支持,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更高的农户则更希望直接获得货币补贴。（6）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在生产促进、农户政策偏好和WTO规则之间有难以协调的矛盾,建议继续保留水稻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保持现有农业支持总量稳定,研究提高农业支持政策的地方适应性和透明度,更好落实“米袋子”省长制;大幅度提高对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农村婴幼儿、儿童和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的营养保障水平,增强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更加突出农户的企业属性。
李攀[7]（2019）在《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文中指出近代意义上的合作运动源于西方,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19世纪初,英、法空想社会主义者首先提出合作社的思想,并进行了实践探索。从1844年英国罗虚代尔消费合作社成立至今,合作社的发展历经一个半世纪。在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合作社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和论断,成为指导合作社发展的科学指南。二十世纪初叶,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时,合作思想作为一种“救世”学说被引入中国,中华大地上各种政治势力、各类社会团体出于各自目的,曾试办过不同类型的合作社,在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中国共产党与合作社渊源颇深,中共自诞生伊始就把发展合作社作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特别是农村问题的重要举措。1922年9月,毛泽东参与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合作社——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从此合作社的种子开始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生根发芽,其中,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陕甘宁边区的南区合作社是其典型代表,也是供销合作社的雏形。1950年7月,组建成立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统一领导全国的供销、消费、手工业等合作社具体业务。1954年7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更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合作事业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从那时起,60多年来,供销合作社走过了很不平凡的历程,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也经受了不少挫折。供销合作社因农而生、因农而兴,它扎根农村、贴近农民,为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为引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左”的观念的影响,供销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质曾发生过多次改变,经营管理机构也屡遭撤并,和国营商业“三分三合”,尽管如此,其为农业生产服务、为群众服务的办社宗旨始终没有变化,即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左”的错误的影响下,供销合作社广大干部职工依然坚守岗位,为稳定农业、发展生产做了大量工作。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供销合作系统进行了改革,一度取得了不少成效,但由于市场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机制的制约,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遭遇经营困境,一度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90年代中期,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得以重建,供销合作系统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供销合作社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继续办好供销合作社,加快打造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这一重要指示为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回顾历史是为了总结经验,引领未来。本文试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进行梳理,研究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共决策层对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发展的认识过程、决策过程,考察政策在基层的实施效果,探究供销合作社发展变化的深层次原因,总结历史经验,以期为正在进行的供销合作社体制机制改革提供镜鉴和参考。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的缘起和意义、研究综述、核心概念的界定、研究方法、研究的创新之处及研究重难点等基本情况。第一章,回顾合作社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发展演进过程,重点对马克思主义合作社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进行梳理。对建国前中共领导合作社的历史进行归纳,勾勒出供销合作社萌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轨迹。第二章,主要研究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国家重点发展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梳理供销合作社发展方针的演化、确立过程。研究供销合作社超常规发展的内在动因和具体过程。第三章,主要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之后,供销合作社落实“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做法举措及成效。探讨供销合作社领导农村私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过程。第四章,探究“大跃进”期间,供销合作社所有制性质的变化过程及原因。研究人民公社化运动兴起之后,供销合作社被“下放”为人民公社“供销部”的实际影响。研究中央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和实际效果。第五章,研究文革对供销合作社造成的严重损失。探讨文革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为稳定农业生产起到的重要作用。第六章,研究探讨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深化改革的具体过程和实际效果。对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的改革进行总体评价。第七章,探究农村供销合作社在二十世纪90年代陷入经营困境的具体原因。研究供销合作系统摆脱困境的历史过程。第八章,对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进行总体评价。总结党领导供销合作社发展的主要经验。
李婕[8]（2019）在《提质增效背景下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优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兵团是我国重点投资建设的优质棉生产基地,其棉花产业的生产规模、机械化程度、单产水平等与我国其他植棉区相比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同时棉花产业也是兵团的支柱性产业,其中职工总收入的60%来源于该地的棉花产业。因此,兵团棉花产业的发展不仅关乎团场职工的收入,还深刻影响着兵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临时收储政策执行以来兵团棉花产业低成本高质量的植棉优势荡然无存,2014年目标价格补贴政策实施后棉花的定价权再次回归市场,棉花质量的重要性在国内外市场中越来越凸显出来。当前形势下,巨额的生产成本、不具优势的棉花质量成为制约兵团棉花产业发展的突出瓶颈。因此,在提质增效背景下研究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提升兵团棉花产业的竞争力已成为亟需开展的重要课题。本文基于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各个环节对兵团各植棉师的棉花质量管控现状进行深入调查,以定量分析的方法测评十个植棉师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中各个环节的得分及综合得分,并探究其对棉花质量及职工植棉效益的影响,从而为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提出具体的优化内容及相关建议,以达到兵团棉花品质提升、职工收益增加的目的,进而提高兵团棉花产业在国内外棉花市场的产业竞争力。主要研究结论如下:兵团各植棉师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综合评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七师、第六师、第八师、第十师、第二师、第五师、第四师、第一师、第十三师和第三师。质量管控优异型植棉师包括第六师、第七师、第八师、第十师,其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各个环节的管控水平均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质量管控中等型植棉师包括第二师和第五师,其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各个环节的管控水平与行业平均水平几乎持平。质量管控差弱型植棉师包括第一师、第三师、第四师和第十三师,其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中除了加工环节的平均得分略微低于行业平均发展水平之外,其余各环节均明显低于行业平均发展水平;兵团各植棉师棉花质量综合得分从高到低依次为第七师、第十师、第六师、第八师、第五师、第四师、第一师、第二师、第十三师和第三师。各个单项评分中第十三师棉纤维颜色级得分及轧工质量得分最高,第七师棉纤维长度级得分最高,第六师棉纤维马克隆值得分最高,第十师棉纤维断裂比强度得分最高,第五师棉纤维长度整齐度得分最高;南疆植棉师和东疆植棉师的植棉亩均收益高于北疆植棉师,因为虽然北疆植棉师的植棉成本较低,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明显,兵团各植棉师中植棉最高成本与最低成本之间仅差210元/亩。而相比之下南疆植棉师和东疆植棉师的单产水平与北疆植棉师相比却具有极大的优势;在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和其他因素对棉花质量的影响估计方程中,质量管控体系综合得分对棉花质量有正向影响作用,而降水量和积温对棉花质量有负向影响作用;在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和其他因素对植棉效益的影响估计方程中,质量管控体系综合得分、机采率和单产对植棉效益均有正向促进作用。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文章最后提出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内容,并提出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建议:建立兵团棉花质量管控示范基地;深化土地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统一品种区划;优化机采棉技术集成体系;加强棉花质量检验工作,规范“优质优价”定价原则;探索棉花“期货+保险”新型补贴模式。
张祥梅[9]（2019）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棉纺织业因其特殊地位备受国民政府重视,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即成立农产促进委员会对沦陷区棉花进行收购。1938年国民政府迁往大后方后,即开始了对棉纺织业的管制。依时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的管制过程历经市场调剂、部分管制、全面管制三个阶段。1937-1940年主要靠农本局福生庄收购纱布,在供需较少,市价过高时投放到市场,起平抑调剂之效;1940-1941年,通过平价购销处对重庆棉纱市场进行行政管理,严格规范棉纱市场交易秩序、对纱价作出限制;1942年-1945年,国民政府把对棉纺织业的产供销纳入管制,至此进入到棉纺织业的全面管制阶段。棉业管制过程牵扯到复杂的人事矛盾、官商矛盾。其中因经济部和财政部对棉业管制事权的争夺,翁文灏和孔祥熙矛盾较大,隶属于二者势力范围的物资局局长何浩若和农本局总经理穆藕初在关于陕棉征购事中矛盾公开化,双方因陕棉征购日期、价格意见不合,不自觉地卷入孔祥熙和翁文灏的斗争中。人事纠纷的结果导致了农本局总经理的停职处分和物资局的被裁撤;此外,商人与政府管制行为亦有颇多互动,“四大纱厂”作为行业中的托拉斯企业,垄断市场,对花纱布市场有决定之影响力。他们表面上顺应政府命令,争取讨价还价的空间,暗地却联合同业进行囤积原棉、黑市交易的活动,助长了后方纱价的上涨。为了平衡生产和供应的关系,政府在实施部分管制行为时,对他们谨慎对待,积极考虑他们的诉求。当后方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政府全面收紧政策,从谋财政收入的角度出发,对他们的需求和生存几乎不考虑,使得商人的利益受到很大影响。国民政府实行的棉业统制政策不自觉地受战争形势的影响,自国民政府迁都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方经济处于相对比较稳定的状态,在此阶段,国民政府对战时花纱布的管制类似于承平时期苏德经济的统制经济模式,对私营经济进行领导,一切以保障生产为前提,谋纺织业长久平稳之发展,民营纺织企业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得后方经济形势发生动荡,为集中资本服务于战事,国民政府统管花纱布产购销事宜,杜绝私人经济市场活动的空间。但是政府全面管制后,没有顺应市场规律,所定的价格、工缴、利润较低,严重影响了商人、农民的积极性,造成后方花纱布产量减产,棉纺织业衰败情形。
李亚茹[10]（2018）在《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文中认为最低收购价与临时收储政策连续实施多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价格调控机制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及种植结构失衡等困境。我国政府于2014年推出农产品价格形成与政府补贴相脱钩的价格机制改革,其核心是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即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实施近5年,虽已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面临着农产品面积核实成本较高、难以调整种植结构及政府财政资金压力较大等困境。随着农产品市场化定价的形成,价格风险已成为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农产品“保险+期货”主要包括“价格保险+期货”和“收入保险+期货”两种形式,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民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农产品价格保险目标价格厘定困难和缺乏系统性价格风险转移机制的两大内生缺陷,其自推出之日起便受到国家高度重视,2016年、2017年及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稳步扩大“保险+期货”模式。与目标价格补贴与生产者补贴政策相比,农产品“保险+期货”具有相似的运作机制,但国家财政资金压力相对较小,保险公司完善的农业保险服务体系可显着提高运行效率,且属于WTO绿箱政策,比较优势明显,故其在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值得探讨。尽管农产品“保险+期货”发展如火如荼,但现行试点方案采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单一的运作模式,存在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与期货公司对冲压力较大等问题。鉴于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现存问题,特别是基于方案设计与定价在“保险+期货”中的缺失及重要意义,本文尝试基于价格调控机制视角研究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问题。本研究具体章节的内容安排如下:第1章,绪论。首先分析本文的研究背景与意义;接着初步界定了农产品价格保险、农产品收入保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包括“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及价格风险管理的相关概念;进而给出本文的基本研究思路、主要研究内容、采用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及不足之处。第2章,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首先分别梳理和评述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价格调控政策、“保险+期货”及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确定了本文的研究范围;然后阐述了农产品价格波动、农产品风险管理、价格调控、“保险+期货”及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的相关理论。既引出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又奠定了后续研究的理论基础。第3章,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首先以玉米和鸡蛋为例,分析农产品价格波动的特征与影响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具有周期性、季节性、地区差异性、金融化、集聚性与非对称性等特征;影响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四大类因素为供给、需求、政策与国际市场因素。其次,采用基于历史模拟、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最后,通过梳理国内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历程引出农产品“保险+期货”。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保险与期货的跨界融合,既克服了农户难以进入期货、期权市场的困难,又弥补了价格保险的两大内生缺陷,比较优势明显,但仍面临基差风险、制度风险、违约风险与定价风险。尽管农产品价格风险是不可保风险,但保险人通过不断改进自身的技术条件能将不可保风险转化为可保风险,农产品“保险+期货”利用现有技术可将赔付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可行性强。第4章,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本章首先以育肥母牛风险保护保险（LRP）、生猪毛利润保险（LGM）为例,分析美国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具体实践方案,得出有益于我国“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经验启示,如完善的再保险体系是推行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前提、较短的理赔款计算周期可有效保障农户实际损失等;以玉米（排除收货价格）收入保障保险（RP（HPH））与大豆（排除收货价）区域收入保障保险（ARP（HP））为例,介绍“收入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得出多种保险补贴政策分别是经营“收入保险+期货”的基础和前提等经验启示;以奶牛利润保障项目（MPP-Dairy）为例,介绍运用保险运作机制代替传统牲畜价格支持政策的实践,得出基于保险机制的价格支持政策,可显着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启示。其次,详细分析了国内具有典型代表意义的“大连”方案、“北票与法库”方案、“桦川”方案及“重庆”方案四个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尽管四个试点方案各具特色,但存在“保险+场外看跌期权+场内期货”三个环节的操作流程、交易所与期货公司占据主导地位及完全基于期货市场价格设计产品的共同特点;面临农户承担较大基差风险、保险公司“中介”地位尴尬及期货公司对冲风险压力大等问题。最后,从基本运作模式、参与主体、产品内容与市场环境四个方面比较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得出我国需加大力度推进农产品期货与期权发展、加快农业生产规模化经营步伐、完善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体系与重构“保险+期货”运行机制的启示。第5章,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本章首先梳理了我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发现其主要面临国内外价格倒挂、进口量与库存量齐增、仓容压力巨大、农产品种植结构难以调整与种植面积核实成本高等困境。其次,阐述了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若农产品“保险+期货”是一种价格调控政策,其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接着,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最后,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与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方面,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从方案设计方面,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长期方案采用两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方面,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6章,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仍采用与现有试点类似的三环节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与现有模式不同,此方案具有显着降低农户基差风险与保险公司是风险承保主体两大特色。设计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本章主要运用期权定价模型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故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首先,运用基于M-H算法的贝叶斯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MCMC）方法估计Bates模型的参数;其次,运用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方法模拟农产品价格波动路径,最后,基于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式亚式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得出保费。本文选取河南、山东、河北、江苏、湖北、四川六大鸡蛋主产区价格数据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实证结果发现:基于期货市场价格的鸡蛋价格保险不能满足养殖户价格下跌风险保障的需求;基于现货市场为农户提供价格保险,运用场外看跌期权为保险公司提供的再保险保障非常有限,远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风险的需求,尤其是不能满足保险公司分散极端风险的需要;设计的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中保险公司承担的场外期权对冲风险较之现行“价格保险+期货”试点,有助于降低养殖户的基差风险。为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本章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均略高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但都小于0.01,可见,本文运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厘定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是可行的。第7章,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本章首先设计保险公司向农户提供的收入保险,且采用区域收入保险的形式,价格指数与产量指数分别是农产品省级现货价格与亩均产量;保险公司向期货公司购买分散部分价格风险的场外看跌期权产品;期货公司通过复制场内期权分散场外看跌期权的价格风险三个环节的基本运作模式。选取国内玉米七大主产区即河北、内蒙古自治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与河南,进行“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定价的实证研究。首先选择Weibull（3P）、Burr（4P）、Log-Logistic（3P）、Logistic、Lognormal（3P）、Normal与Gamma（3P）七类分布分别模拟玉米七大主产区的价格对数收益率与产量波动率数据,以K-S、A-D与卡方检验三类方法选取七大主产区价格与单产风险的合适分布。接着以欧式距离最小为选择标准,在五种Copula函数中选出最优相关函数。最后依据收入保险费率厘定公式计算保费。由费率厘定结果,我们发现同一保障水平下,不同地区的区域收入保险费率差异较大,全国玉米七大主产区费率高低的排序与各地区价格、产量风险的相关性并不直接相关;同一地区不同保障水平下,区域收入保险的费率差异较大。第8章,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对全文进行总结,归纳出本文研究得出的七大基本结论,并对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本文的创新之处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尝试探讨了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及政策定位。首次基于我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困境,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作用于价格调控机制的理论逻辑,即价格调控政策通过作用于调控对象以达到政策目标。农产品“保险+期货”作为价格调控政策的调控对象包括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消费者及保险公司、期货公司等,故从国家、农产品市场、农产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及相关企业四个方面初步分析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通过比较农产品“保险+期货”与价格支持政策的实施效果,初步得出其可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与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重要工具的政策定位。第二,从运行机制、方案设计、农产品适用范围三个方面,初步构建我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即从运行机制来看,本文认为需由中央财政给予资金补贴、财政部与农业农村部主导、银保监会监督指导、商业保险公司运作、期货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农业农村部与银保监会牵头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再保险管理机构提供再保险。就方案设计而言,本文认为应坚持可复制、可持续与简单易懂的原则;短期方案可采用与现有试点相似的三个环节的运作模式,但每个环节的具体内容较现行试点方案有所改进;长期方案则采用两个环节（即保险公司提供农产品价格或收入保险,再保险机构向保险人提供相应的再保险方案）的运作模式。从农产品适用规则与范围来看,本文研究认为养殖业适用于“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种植业适用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具体而言,农产品“保险+期货”适用于稻谷、小麦、棉花、玉米、大豆、鸡蛋等农产品。第三,基于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地区差异的评估结果,尝试探讨分地区承保农产品的价格波动风险。本文分别采用基于历史模拟和极值理论POT模型的Va R法,评估全国七大玉米主产区与六大鸡蛋主产区的价格波动风险,结果发现,玉米与鸡蛋价格波动风险均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需分地区向农户提供价格风险保障。故设计的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与“收入保险+期货”方案中价格保险与收入保险的农产品价格指数不再是现行试点方案的农产品期货价格,而是农产品的省级现货价格。省级现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小于农产品期货价格与农户实际售卖价格的差异,可见,本文探讨的分地区承保农产品价格波动风险,可显着降低农户承担的基差风险。第四,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费率。本文初步设计的“基于现货市场的价格保险+对冲部分风险的场外期权+场内期货”的方案中,农产品现货价格保险与场外看跌期权的本质是固定执行价格离散算术平均欧亚期权,故尝试运用期权定价法厘定其费率。农产品价格波动呈现出明显的随机波动与跳跃特征,采用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拟合其价格波动路径。且分别运用农业保险定价的参数法与非参数法厘定设计方案的费率,以确保期权定价法费率厘定结果的准确性。由实证结果可知,期权定价法的费率厘定结果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法的费率厘定结果差异均较小,可见,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是可行的。
二、规范棉花收购市场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规范棉花收购市场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
| 二、学术史回顾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生态环境与历史演变:鲁西北植棉业的变迁 |
| 第一节 鲁西北的生态环境 |
| 一、气候资源 |
| 二、水资源 |
| 三、土地资源 |
| 四、自然灾害 |
| 第二节 从中心到边缘: 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进程 |
| 一、山东植棉业之滥觞 |
| 二、明代劝导政策与鲁西北植棉业的商品化 |
| 三、清代鲁西北植棉业的专业化 |
| 四、清末民国时期鲁西北植棉业的规模化 |
| 五、1949年以来鲁西北植棉业的曲折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更新与淘汰: 优良品种的引进与培育 |
| 第一节 改良开端: 清末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 |
| 一、美棉的早期试种(1900-1911) |
| 二、民国时期良种的选育与推广(1912-1937) |
| 三、日伪时期棉种改良与强制推广(1938-1945) |
| 四、品种改良与推广的影响 |
| 第二节 自主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良种繁育 |
| 一、棉花良种引进与繁育的几个阶段 |
| 二、良种繁育推广体系的组成 |
| 三、繁育和推广的主要品种 |
| 四、新品种繁育推广的影响与特点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灾害应对与技术革新: 棉花的耕种与管理 |
| 第一节 棉田生态改造 |
| 一、水利设施的修建 |
| 二、盐碱地的治理与应对 |
| 三、土地肥力的培养 |
| 第二节 棉花耕种技术的革新 |
| 一、19世纪以前传统耕作技术的演进 |
| 二、清末民国时期科学植棉的初步探索 |
|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技术植棉 |
| 四、耕作技术演进的特点 |
| 第三节 棉花病虫害防治技术的变迁 |
| 一、鲁西北棉花主要病虫害 |
| 二、不同历史阶段病虫害防治技术与措施 |
| 三、病虫害防治技术变迁的特点 |
| 第四节 棉作技术传播方式的改进 |
| 一、传播方式的初步探索 |
| 二、互助合作中的技术传播 |
| 三、家庭生产模式下的技术传播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从乡村到国际: 棉花市场流通体系的建构与重组 |
| 第一节 由内到外: 1945年以前的棉花市场 |
| 一、明清时期的棉花集市贸易 |
| 二、清末民国棉花流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三、日伪对棉花市场的“一元化”统制 |
| 第二节 从自由到统购: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棉花流通 |
| 一、规范秩序: 抗战后的棉花市场 |
| 二、实行统购: 棉花市场的一元化 |
| 三、稳定市场与统一调配: 棉花统购政策的影响 |
| 四、“买棉难”与“卖棉难”: 统购时期的流通困境 |
| 第三节 多元化与边缘化: 新经济体制下的棉花市场 |
| 一、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的曲折历程 |
| 二、市场体制改革中的地方棉花交易 |
| 三、全面市场化对区域棉花生产的影响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棉纺织业的浮沉: 棉花生产对区域经济的影响 |
| 第一节 土布中心: 1949年以前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明清时期鲁西北手工棉纺织业的初步发展 |
| 二、清末民初民间纺织的延续和新型纺织业的兴起 |
| 三、抗战前后工厂停业与民间纺织的复苏 |
| 四、鲁西北棉纺织业相对削弱与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二节 时起时落: 新中国成立以来鲁西北的棉纺织业 |
| 一、互助合作时期传统手工棉纺织业的延续 |
| 二、1958-1978年机械化棉纺织业的曲折前进 |
| 三、1979-1990年棉纺织企业遍地开花 |
| 四、1990年代棉纺织业的萎缩 |
| 五、新世纪棉纺织业的转型与发展 |
| 六、鲁西北棉纺织业浮沉的影响因素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以棉换粮”与“弃棉从粮”:棉花与区域社会生活 |
| 第一节 棉粮争地: 棉花生产与区域种植业结构变迁 |
| 一、清末至民国: “粮棉兼种”与“以粮挤棉” |
| 二、1949年至1978年:从“爱国家种棉花”到“以粮为主” |
| 三、改革开放初期: 以棉为主的种植结构 |
| 四、1990年以后: 棉花萎缩与多种经营的产业结构 |
| 第二节 借棉致富: 棉花生产对农民收入和生活的影响 |
| 一、以棉换粮: 棉花扩张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06-1948) |
| 二、陷入困境: 棉花徘徊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49-1979) |
| 三、超越全国: 植棉高峰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80-1990) |
| 四、弃棉从粮: 波动萎缩时期的农民收入与生活(1991-2015) |
| 第三节 角色转换: 棉花生产对区域从业结构的影响 |
| 一、“美差”的消失: 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 |
| 二、突破家庭藩篱: 从自纺自织到纺织工人 |
| 三、加入附带行业: 腹地民众依靠棉花副业创造价值 |
| 四、打破男耕女织: 妇女成为植棉主力军 |
| 第四节 由内聚到开放: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网络 |
| 一、请进来与走出去: 棉花生产带来的内外交流 |
| 二、专业人才培养: 创建专业研究机构和培训学校 |
| 三、与外省联姻: 农民婚姻网络之变迁 |
| 第五节 偷棉事件: 棉花生产与地方社会秩序 |
| 一、扞卫经济利益: 民国时期的偷棉与护棉 |
| 二、严肃的政治问题: 集体化早期的偷棉事件 |
| 三、不是秘密的秘密: 集体化后期心照不宣的偷棉行为 |
| 四、利益冲突与调整: 偷棉事件中的国家、集体与农民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棉花视角下的生态、市场、技术、国家与农民——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特点及影响因素分析 |
| 一、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特点 |
| 二、鲁西北棉花生产与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 |
| 三、疑问与思考: 透过鲁西北植棉业历史变迁看农业发展 |
| 附录 |
| 附录一: 鲁西北棉花生产大事记 |
| 附录二: 部分统计表 |
| 表1 1368-2006年鲁西北行政区划统计表 |
| 表2 1949-2015年聊城地区棉田面积及产量 |
| 表3 1949-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加工企业基本情况简表 |
| 表4 1949-2000年鲁西北9县棉厂统计表 |
| 附录三: 访谈记录选编 |
| (一) STC访谈记录 |
| (二) WFJ访谈记录 |
| (三) 杨俊生访谈记录 |
| (四) 闫荣军访谈记录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2）新赛精纺公司商业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理论意义 |
| 1.1.3 实践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评论 |
| 1.3 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的技术路线 |
| 第2章 魏朱商业模式理论及方法 |
| 2.1 魏朱商业模式构成要素 |
| 2.1.1 魏朱商业模式六要素 |
| 2.1.2 六要素之间的关系 |
| 2.2 商业模式的经济解释 |
| 2.2.1 商业模式是全息的交易结构 |
| 2.2.2 共生体和商业生态 |
| 2.3 商业模式重构的方向和契机 |
| 2.3.1 商业模式重构的方向 |
| 2.3.2 商业模式重构的契机 |
| 2.4 魏朱六要素商业模式画布 |
| 2.4.1 商业模式画布 |
| 2.4.2 商业模式画布应用 |
| 第3章 新赛精纺公司商业模式分析 |
| 3.1 新赛精纺公司及行业现状 |
| 3.1.1 新赛精纺公司经营状况 |
| 3.1.2 新疆棉纺行业现状 |
| 3.2 新赛精纺公司现有商业模式分析 |
| 3.2.1 定位 |
| 3.2.2 业务系统 |
| 3.2.3 关键资源能力 |
| 3.2.4 盈利模式 |
| 3.2.5 自由现金流结构 |
| 3.2.6 企业价值 |
| 3.3 商业模式的主要问题 |
| 第4章 新赛精纺公司商业模式重构 |
| 4.1 定位 |
| 4.2 业务系统 |
| 4.2.1 企业本身 |
| 4.2.2 供应上游 |
| 4.2.3 供应伙伴 |
| 4.2.4 客户 |
| 4.2.5 市场伙伴 |
| 4.3 关键资源能力 |
| 4.3.1 人力资源 |
| 4.3.2 供应交易活动资源能力 |
| 4.3.3 生产活动资源能力 |
| 4.3.4 市场交易活动资源能力 |
| 4.3.5 外部关键资源能力配置 |
| 4.4 盈利模式 |
| 4.4.1 公司收入 |
| 4.4.2 公司支出 |
| 4.4.3 收支来源 |
| 4.5 自由现金流结构 |
| 4.6 企业价值 |
| 第5章 商业模式的实施及保障措施 |
| 5.1 原则与目标 |
| 5.1.1 原则 |
| 5.1.2 目标 |
| 5.2 商业模式实施内容 |
| 5.2.1 定位和业务系统改造 |
| 5.2.2 关键资源与能力的获取 |
| 5.2.3 盈利模式多样化 |
| 5.2.4 现金流结构调整 |
| 5.3 商业模式实施的保障措施 |
| 5.3.1 资金保障 |
| 5.3.2 管理层推动 |
| 5.3.3 战略调整 |
| 5.3.4 组织变革 |
| 第6章 结论 |
| 6.1 主要研究结论 |
| 6.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3）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2.1 国外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2.2 国内棉花产业发展现状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创新与不足 |
| 第2章 江西棉花产业的现状 |
| 2.1 江西省棉花产业的生产概况 |
| 2.1.1 棉花育种现状 |
| 2.1.2 棉花播种面积、产量、单产及分布 |
| 2.1.3 棉花栽培技术 |
| 2.1.4 棉花种植模式现状 |
| 2.2 江西省棉花收购、加工概况 |
| 2.2.1 江西省棉花收购现状 |
| 2.2.2 江西省棉花加工企业现状 |
| 第3章 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 |
| 3.1 棉花种植基础存在的困境 |
| 3.1.1 棉田基础设施落后 |
| 3.1.2 棉田土地流转不规范 |
| 3.1.3 棉农综合素质较差 |
| 3.1.4 棉花育种能力下降进程缓慢,市场品种混杂 |
| 3.2 棉花种植生产环节存在的困境 |
| 3.2.1 棉区分布不集中,规模化程度低 |
| 3.2.2 机械化程度低,植棉技术落后 |
| 3.2.3 植棉成本与收益不成正比,作物间种植比较效益差距大 |
| 3.3 棉花收购与加工存在的困境 |
| 3.3.1 收购环节的困境 |
| 3.3.2 加工环节的困境 |
| 3.4 政府支持强度弱 |
| 3.4.1 职业棉农培训不规范 |
| 3.4.2 棉花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 |
| 3.4.3 棉农融资难,资金投入少 |
| 3.4.4 补贴力度弱 |
| 第4章 典型模式及效果研究 |
| 4.1 典型种植技术 |
| 4.2 典型种植模式 |
| 第5章 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对策 |
| 5.1 提升棉花种植基础的对策 |
| 5.1.1 加速推进高标准棉田合理建设 |
| 5.1.2 规范棉田土地流转 |
| 5.1.3 提升棉农素质 |
| 5.1.4 规范育种和棉种市场 |
| 5.2 强化植棉生产环节的对策 |
| 5.2.1 规划棉区分布,推进植棉规模化进程 |
| 5.2.2 提高机械化水平,革新棉花生产方式 |
| 5.3 稳定棉花收购与加工环节的对策 |
| 5.3.1 稳定收购主体,规范收购市场 |
| 5.3.2 强化加工企业核心竞争力 |
| 5.4 加强政策的扶持力度 |
| 5.4.1 规范职业棉农培训 |
| 5.4.2 健全棉花科技推广体系 |
| 5.4.3 强化投融资渠道 |
| 5.4.4 加强补贴力度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4）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引子: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4 文章结构与研究主题 |
| 1.5 可能的创新与不足 |
| 2 概念框架、研究方法及数据 |
| 2.1 理论基础与概念框架 |
| 2.2 概念界定 |
| 2.3 研究方法 |
| 2.4 研究数据描述 |
| 3.研究区域及农产品属性概述 |
| 3.1 夏津县简介及其农业区域特征 |
| 3.2 夏津县的地瓜种植与储藏 |
| 3.3 地瓜种植、窖藏的成本与收益 |
| 4.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市场行为 |
| 4.1 夏津的传统交易平台及农产品交易的演变 |
| 4.2 地瓜交易的传统交易平台:类型与特征 |
| 4.3 传统交易平台的信息结构 |
| 4.4 传统交易平台中的农户地瓜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5.自主网络平台的农户交易行为 |
| 5.1 夏津县地瓜交易中的自主网络平台 |
| 5.2 自主网络平台中农户信号发送与交易对象选择 |
| 5.3 自主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5.4 自主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6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农户交易行为 |
| 6.1 既定网络平台的组织概况:基于“一亩田”的分析 |
| 6.2 既定网络平台中的信息发送与信息反馈 |
| 6.3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结构 |
| 6.4 既定网络平台的信息搜寻与信号发送 |
| 6.5 既定网络平台上的农户交易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
| 7 结论与讨论 |
| 7.1 群体分化、信息不完整与有限理性:对于农户行为的再认识 |
| 7.2 网络平台的运用与市场体制的嬗变 |
| 7.3 特色产业发展与产业链的拓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及述评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现有研究成果存在的不足 |
| 三、研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与发展过程 |
| 一、相关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
| (一) 国家治理 |
| (二) 国家财经治理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的特征 |
| 二、陈云财经治理的理论探源 |
| (一) 以马克思主义财经治理的思想和方法为根本指导 |
| (二) 以苏联社会主义财经管理模式为重要借鉴 |
| (三) 以西方经济治理的理论和方法为必要参考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 |
| (一) 两次相对集中学习积淀了系统而深厚的理论功底 |
| (二) 边区和东北的理财经历开始了思想的萌芽 |
| (三) 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各项工作促进了思想的初步形成 |
| (四) 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历程推进了思想的逐步成熟 |
| (五) 探索和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了思想的丰富和发展 |
| 第二章 陈云财经治理的实践历程 |
| 一、努力探求财经治理实践路径保证根据地自我供给 |
| (一) 打好与法币间的“货币战争”以稳定市场 |
| (二) 大力推进生产自救 |
| (三) 运用再分配手段治理经济困难 |
| 二、成功运用财经治理综合手段迅速恢复国民经济 |
| (一) 建立财经治理的组织与制度框架 |
| (二) 全面推进国民经济恢复 |
| (三) 灵活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和市场手段应对困难局面 |
| 三、充分调动财经治理制度力量稳步开展经济建设 |
| (一) 健全完善计划经济体制的财经制度体系 |
| (二)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
| (三) 把保障民生放在突出位置 |
| (四) 用市场手段解决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问题 |
| (五) 在加快对外贸易中解决经济发展问题 |
| 四、积极发挥财经治理思想作用扎实推进改革开放 |
| (一) 对国民经济实行清醒地健康地调整 |
| (二) 改革完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
| (三) 在改革中促进经济发展 |
| 第三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体系 |
| 一、财经治理的中心任务: 集中一切力量发展经济 |
| (一) 发挥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保障激励作用 |
| (二) 发挥利益攸关方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能动创造作用 |
| (三) 发挥资源配置在促进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引领作用 |
| (四) 发挥再生产各环节在促进生产发展中的导向联动作用 |
| 二、财经治理的基本路径: 发挥计划与市场两方面作用 |
| (一) 把计划的优越性与国情实际结合起来 |
| (二) 激发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巨大作用 |
| (三) 坚持国民经济的计划理性与市场活性 |
| (四) 协调国内经济的计划性与国际市场的风险性 |
| 三、财经治理的根本方法: 坚持有计划按比例与综合平衡 |
| (一) 筹划稳健的计划控制总量 |
| (二) 权衡协调的发展比例关系 |
| (三) 保持稳固的四大平衡格局 |
| (四) 坚持计划全过程理性控制 |
| 四、财经治理的诊治手段: 坚持适时冷静的经济调整 |
| (一) 从信息情报中洞悉市场状态 |
| (二) 在健全法制中整顿经济秩序 |
| (三) 运用政策工具治理市场物价 |
| (四) 采取综合措施促进生产发展 |
| (五) 深入基层一线解除群众疾苦 |
| 五、财经治理的依靠力量:建设可持续的人才与干部队伍 |
| (一) 国家财经治理依靠大量培养和使用专业人才 |
| (二) 把大力选拔任用年轻干部作为党的重大战略和生命 |
| (三) 严格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国家财经治理的根本要求 |
| (四) 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
| (五)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财经治理在思想上的基本建设 |
| 六、财经治理的方法论基础:坚持丰富实用的财经治理哲学 |
| (一) 坚持有利于人民的价值理性 |
| (二) 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调查研究 |
| (三) 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策 |
| 第四章 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
| 一、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理论的基础 |
| (一)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
| (二) 不同经济运行模式下的财经治理具有共同的目标与手段 |
| (三)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经治理思想的丰富发展指明了方向 |
| 二、对国家治理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行了形象概括 |
| (一) 陈云的市场和市场经济始终是关在“笼子”里的 |
| (二) 坚持政府的宏观调控与市场的自主调节 |
| (三) 政府与市场发挥作用的辩证关系 |
| 三、为防范国家财经治理中的颠覆性错误提供了思路 |
| (一) 防范颠覆性错误是国家治理的重大命题 |
| (二) 坚持人民性和计划性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思想保障 |
| (三) 陈云财经治理哲学思想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有效方法 |
| (四) 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防范颠覆性错误的物质基础 |
| 结语 |
| 一、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 |
| 二、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始终紧扣各个时期关键问题 |
| 三、陈云财经治理思想形成并服务于他所处的时代 |
| 四、陈云财经治理思想服务于时代又超越了时代 |
| 主要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情况 |
| 发表学术论文 |
| 出版学术专着 |
| 成果获奖情况 |
| 主持科研项目 |
| 致谢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一、现行的农业支持政策框架 |
| 二、市场价格支持政策 |
| (一)最低收购价 |
| (二)临时收储政策 |
| (三)临时收储政策退出的替代政策 |
| 三、农业直接补贴 |
| (一)补贴政策的生产效应 |
| (二)农业补贴与家庭收入及其流动 |
| 四、WTO规则与我国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改革 |
| (一)主要争端点 |
| (二)对粮食安全的影响 |
| 五、农业支持保护政策制定 |
| 六、总结性评价 |
| 第四节 思路与框架 |
| 第五节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文献计量分析 |
| 第一节 材料与方法 |
| 第二节 文献计量学分析 |
| 一、期刊 |
| 二、作者 |
| 三、重点方向 |
| 第三节 被引次数前500位的文献分析 |
| 一、高引用论文 |
| 二、期刊 |
| 三、作者 |
| 四、关键词 |
| 第二章 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与农业补贴政策评价 |
| 第一节 理论模型分析 |
| 第二节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一、数据来源 |
| 二、家庭特征 |
| 三、耕地与种植结构 |
| 四、农业投入 |
| 五、农业收入 |
| 六、政府补贴 |
| 第三节 政策实施情况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实证策略与预处理 |
| 二、最低收购价政策 |
| (一)水稻 |
| (二)小麦 |
| 三、农业直接补贴政策 |
| (一)种子化肥农药投入 |
| (二)农户家庭收入 |
| (三)农户家庭收入流动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三章 棉花、玉米和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与比较 |
| 第一节 价格、生产和政策变动情况 |
| 一、国际大宗商品市场 |
| 二、棉花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三、玉米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四、油菜籽 |
| (一)价格 |
| (二)生产 |
| (三)化肥投入 |
| 五、政策实施的比较 |
| 第二节 理论分析 |
| 第三节 数据来源说明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计量分析策略 |
| 二、棉花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三、玉米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 |
| 四、油菜籽临时收储政策评价 |
| (一)产量 |
| (二)化肥投入 |
| (三)断点回归结果 |
| 五、品种间比较分析 |
| 六、基于CFPS的玉米临时收储政策效应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四章 我国农业支持政策的WTO规则适宜性分析 |
| 第一节 WTO农业规则体系 |
| 第二节 中美对重要农产品价格支持量的测算结果 |
| 第三节 WTO农业协定的固定外部参考价格 |
| 第四节 WTO成员国计算MPS的参考价格选择 |
| 第五节 OECD计算MPS的参考价格 |
| 第六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五章 农民对支持政策的偏好:以橡胶种植户为例 |
| 第一节 天然橡胶支持政策实施情况 |
| 一、良种补贴 |
| 二、橡胶树保险保费补贴 |
| 三、天然橡胶造林补贴试点 |
| 四、非生产期抚育管理补助试点 |
| 五、价格(收入)保险试点 |
| 六、国家天然橡胶基地建设 |
| 第二节 问卷设计与数据获取 |
| 一、备选政策设计 |
| 二、Best-Worst Scaling方法 |
| 三、数据获取 |
| 第三节 关于多人多项选择的理论分析 |
| 第四节 实证分析 |
| 一、政策的偏好情况 |
| 二、回归策略与描述统计 |
| (一)因变量选择 |
| (二)描述性分析 |
| (三)回归结果分析 |
| 第五节 小结与讨论 |
| 第六章 未来的改革方向 |
| 第一节 满足地区农业差异化发展 |
| 第二节 关注农村家庭营养改善 |
| 第三节 提高生产经营主体的知识运用能力 |
| 结论与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主要建议 |
| 一、谨慎推进水稻和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改革 |
| 二、提高政策制定的公众参与度和透明度 |
| 三、优化增量和存量涉农财政资金的支持结构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风险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已有研究成果评述 |
| 三、核心概念的界定 |
| 四、研究的创新点及难点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供销合作社的理论和实践渊源 |
| 一、马列经典作家关于合作社的重要论述 |
|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合作社的有关论述 |
| (二)列宁的合作社理论和实践 |
| 二、近代中国合作运动的理论和实践 |
| (一)合作思想在我国的广泛传播 |
| (二)新中国成立前中共领导的合作社运动 |
| 第二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兴起与扩张(1949-1952) |
| 一、发展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政治—经济动因 |
| (一)政治动因: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
| (二)经济动因:城乡物资交流的迫切需要 |
| (三)重要因素:为工业化提供有效支撑 |
| 二、供销合作理论的建构与政策体系的形成 |
| (一)供销合作理论的初步建构 |
| (二)政策举措的密集出台 |
| 三、“放手发展供销合作社” |
| (一)整顿老社 |
| (二)发展新社 |
| 第三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规范发展与功能提升(1953-1956)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与供销合作社的新使命 |
| (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
| (二)供销合作社新任务的提出 |
| 二、基层组织体系的完善和规范管理的加强 |
| (一)加强组织建设 |
| (二)强化民主管理 |
| (三)健全管理制度 |
| 三、“为农业生产服务”方针的全面贯彻 |
| (一)供应生产资料 |
| (二)扶持农村副业生产 |
| (三)新仓经验与“结合合同”的普遍推行 |
| (四)开展生产救灾 |
| 四、对农村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一)改造背景和改造形式 |
| (二)对农村民族资本主义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
| (三)对农村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
| 第四章 大跃进时期农村供销合作社的“下放”与 “恢复”(1957-1965) |
| 一、农村基层供销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一)县以上机构合并及所有制性质的改变 |
| (二)农村基层社“下放”人民公社 |
| 二、大跃进狂飙中的“大购大销”风潮 |
| 三、“多重压力”下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恢复 |
| (一)恢复供销合作社的决策过程 |
| (二)供销合作系统的重建 |
| 四、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继续发展 |
| (一)“轻装上阵”——开展“三清”运动 |
| (二)“强化服务功能”——开展改善经营管理运动 |
| (三)“拓展服务网点”——大力发展代购代销店 |
| 第五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徘徊与曲折发展(1966-1976) |
| 一、对供销合作社的“大批判”及后果 |
| (一)“大批判”引发思想混乱 |
| (二)供销合作社的组织撤并和性质变化 |
| (三)“贫下中农管理农村商业”的普遍推行 |
| 二、在“文革”中的曲折发展 |
| (一)供销合作社的再次恢复 |
| (二)为稳定农业生产发挥关键作用 |
| 第六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改革与发展(1977-1991)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有关争论 |
| (一)农业政策的调整与农村市场的变化 |
| (二)改革大潮中供销合作社改革方向的有关争论 |
| 二、二十世纪80年代供销合作社经营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
| (一)恢复“三性”,启动供销合作社改革(1979-1983) |
| (二)实行“五个突破”,变“官办”为“民办”(1984-1985) |
| (三)抓好“六个发展”,建立综合服务体系(1986-1991) |
| 三、二十世纪80年代农村供销合作社改革的总体评价 |
| 第七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脱困”与“新生”(1992-2002)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一)二十世纪90年代初期农村供销社陷入经营困境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陷入困境的多维分析 |
| 二、全行业扭亏为盈目标的实现 |
| (一)《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指明方向路径 |
| (二)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恢复为“脱困”提供组织保障 |
| (三)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为脱困提供政策保障 |
| 三、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创新发展 |
| 第八章 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和基本经验 |
| 一、农村供销合作社的历史作用 |
| 二、农村供销合作社发展演进的基本经验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提质增效背景下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分析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目标 |
| 1.5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提质增效 |
| 2.1.2 棉花产业 |
| 2.1.3 棉花质量 |
| 2.1.4 质量管控体系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质量管理理论 |
| 2.2.2 交易费用理论 |
| 2.2.3 产业链理论 |
| 第三章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变迁历程 |
| 3.1 兵团棉花产业相关概况 |
| 3.1.1 兵团棉花生产水平概况 |
| 3.1.2 兵团棉花质量概况 |
| 3.1.3 兵团职工植棉效益概况 |
| 3.2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前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 |
| 3.2.1 生产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2.2 采摘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2.3 收购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2.4 加工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2.5 储运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3 团场综合配套改革后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 |
| 3.3.1 生产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3.2 采摘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3.3 收购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3.4 加工环节的质量管控 |
| 3.3.5 储运环节的质量管控 |
| 第四章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评价 |
| 4.1 熵权法介绍 |
| 4.2 数据来源 |
| 4.3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权重的计算 |
| 4.3.1 指标体系的构建原则 |
| 4.3.2 指标体系的建立 |
| 4.3.3 指标体系权重的计算 |
| 4.4 评价结果与分析 |
| 4.4.1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评价与分析 |
| 4.4.2 聚类分析结果及分析 |
| 4.5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
| 4.5.1 生产环节中品种多、乱、杂,地膜使用、回收不合理 |
| 4.5.2 采摘环节中采摘管理混乱,职工棉花质量管控意识弱 |
| 4.5.3 收购环节中质量检测和价格机制不健全 |
| 4.5.4 加工环节加工企业质量责任意识差,从业人员素质低 |
| 4.5.5 储运环节物流体系不健全,仓库管理信息化程度低 |
| 第五章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对质量、效益的影响 |
| 5.1 兵团各植棉师棉花质量综合测度 |
| 5.1.1 AHP模型介绍 |
| 5.1.2 数据来源 |
| 5.1.3 指标体系的建立与权重的计算 |
| 5.1.4 测度结果与分析 |
| 5.2 兵团各植棉师棉花效益综合状况 |
| 5.3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对质量、效益的影响 |
| 5.3.1 联立方程模型介绍 |
| 5.3.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
| 5.3.3 联立方程模型构建 |
| 5.3.4 结果与分析 |
| 第六章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 |
| 6.1 兵团棉花产业的发展方向 |
| 6.2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内容 |
| 6.2.1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原则 |
| 6.2.2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的优化内容 |
| 6.3 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优化的对策建议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评价调查问卷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导师评阅表 |
（9）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 |
| (一) 选题缘起 |
| (二) 过程概述 |
| 二、概念范围界定 |
| 三、研究回顾 |
| (一) 关于战时统制经济 |
| (二) 具体行业的管制 |
| (三) 统制经济与同业公会的关系 |
| (四) 抗战时期的棉纺织业研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文章内容 |
| (一) 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二) 章节内容及论文大纲 |
| 第一章 大后方棉纺织业管制政策背景概述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统制经济的确立 |
| 一、战前社会各界对统制经济的认识 |
| 二、统制经济与战时统制经济的区别 |
| 三、战时统制经济的实施 |
| 第二节 战时大后方棉纺织业市场概况 |
| 一、中流砥柱:内迁四大纱厂概况 |
| 二、棉纺织业管制政策出台的背景 |
| 第二章 从市场调剂到全面管制——棉纺织业管制政策内容及阶段性发展 |
| 第一节 国营机构的市场供需调剂(1937-1940) |
| 第二节 部分管制状态下行政力量对棉业市场的管理(1940-1941) |
| 一、农本局继续开展棉业购销、储运与平价业务 |
| 二、农本局开展农村手工纺织推广业务 |
| 三、平价购销处对棉业市场交易秩序、行为的管理 |
| 四、平价购销处对花、纱、布最高市价的行政规定 |
| 第三节 全面管制状态下国民政府对棉纺织业的管理 |
| 一、物资局对花、纱、布的全面管制 |
| 二、花纱布管制局的全面管制 |
| 第三章 人事纠葛:管制机构在执行实践中的矛盾 |
| 第一节 机构重组:物资局成立与农本局改组 |
| 一、物资局的成立 |
| 二、农本局改组 |
| 第二节 矛盾冲突:陕棉征购中意见不合 |
| 一、陕棉征购日期意见不同 |
| 二、陕棉征购价格的意见纠纷 |
| 第三节 纠纷结果:农本局再改组与物资局裁撤 |
| 第四章 商情表达:商人对管制行为的因应 |
| 第一节 纱商巨擘在重庆后方的社会、政治活动 |
| 第二节 “部分统制”状态下商人社团的呼求 |
| 第三节 “全面管制”状态下商人的持续抗诉 |
| 一、联呈向官方表达诉求 |
| 二、利用新闻舆论传达对政府管制的不满 |
| 三、纱商非正常途径的反管制行为 |
| 第五章 棉业管制效果分析 |
| 第一节 国民政府对花、纱、布管制的利弊分析 |
| 第二节 全面管制后效果不显着原因分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界定 |
| 1.2.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概念 |
| 1.2.2 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相关概念 |
| 1.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及其管理的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主要内容及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思路及主要内容 |
| 1.3.2 技术路线图 |
| 1.4 研究方法 |
| 1.4.1 历史研究与比较研究相结合 |
| 1.4.2 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 |
| 1.4.3 随机模拟与仿真研究相结合 |
| 1.5 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5.1 研究的创新点 |
| 1.5.2 研究的不足之处 |
| 2.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
| 2.1 文献综述 |
| 2.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政策的相关文献 |
| 2.1.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文献 |
| 2.1.3 农业保险定价的相关文献 |
| 2.1.4 国内外研究简评 |
| 2.2 相关理论基础 |
| 2.2.1 农产品价格波动的蛛网理论 |
| 2.2.2 农产品风险管理与价格调控的相关理论 |
| 2.2.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相关理论 |
| 2.2.4 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2.3 本章小结 |
| 3.农产品价格风险及“保险+期货”的引出 |
| 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及影响因素 |
| 3.1.1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特征 |
| 3.1.2 农产品价格风险的影响因素 |
| 3.2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的VaR度量:以玉米和鸡蛋为例 |
| 3.2.1 农产品价格风险评估模型:历史模拟法与极值理论POT模型 |
| 3.2.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3.2.3 农产品价格风险地区差异评估的结果与分析 |
| 3.3 中国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的演进 |
| 3.3.1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货(1990) |
| 3.3.2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价格保险(2011) |
| 3.3.3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期权(2013) |
| 3.3.4 农产品价格风险管理工具:农产品“保险+期货”(2015) |
| 3.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引出:比较优势及可行性 |
| 3.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优势:与期货、期权及价格保险的比较 |
| 3.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可行性分析 |
| 3.5 本章小结 |
| 4.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比较借鉴 |
| 4.1 美国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1 牲畜“价格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2 农作物“收入保险+期货”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1.3 牲畜利润保障项目(MPP)的实践方案及启示 |
| 4.2 中国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试点方案与问题 |
| 4.2.1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大连”方案 |
| 4.2.2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北票与法库”方案 |
| 4.2.3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桦川”方案 |
| 4.2.4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实践:“重庆”方案 |
| 4.2.5 农产品“保险+期货”试点方案的共同点与问题 |
| 4.3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中美比较及借鉴 |
| 4.3.1 中美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的比较分析 |
| 4.3.2 农产品“保险+期货”实践方案中美比较的启示借鉴 |
| 4.4 本章小结 |
| 5.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与总体方案 |
| 5.1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的现状及困境 |
| 5.1.1 中国现行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概况 |
| 5.1.2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政策的实施现状 |
| 5.1.3 中国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面临的主要困境 |
| 5.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作用分析 |
| 5.2.1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作用的理论逻辑 |
| 5.2.2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可能作用 |
| 5.3 农产品“保险+期货”在价格调控机制中的政策定位 |
| 5.3.1 作为大宗农产品传统价格支持政策的重要补充 |
| 5.3.2 作为大宗农产品现代价格补贴政策的替代 |
| 5.3.3 作为鲜活农产品调控目录制度的重要工具 |
| 5.4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总体方案 |
| 5.4.1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运行机制 |
| 5.4.2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短期与长期方案 |
| 5.4.3 农产品“保险+期货”的种植、养殖业适用规则及范围 |
| 5.5 本章小结 |
| 6.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6.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6.1.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运作模式 |
| 6.1.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6.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的期权定价方法 |
| 6.2.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模型的选择: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模型 |
| 6.2.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 |
| 6.2.3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MCMC法 |
| 6.2.4 方差减少技术的Monte Carlo模拟定价 |
| 6.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实证研究:以鸡蛋为例 |
| 6.3.1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6.3.2 随机波动率跳跃扩散Bates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 |
| 6.3.3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方案的核心内容 |
| 6.3.4 鸡蛋“价格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6.4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期权定价法的稳健性检验:基于参数法与非参数法 |
| 6.4.1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参数法:基于GARCH类模型 |
| 6.4.2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定价的非参数法:核密度估计 |
| 6.4.3 农产品“价格保险+期货”三类定价方法的比较 |
| 6.5 本章小结 |
| 7.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
| 7.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 |
| 7.1.1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基本运作模式 |
| 7.1.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具体内容 |
| 7.1.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方案设计的特色 |
| 7.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模型 |
| 7.2.1 农产品价格与单产风险相关性测度的Copula函数 |
| 7.2.2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的费率测算过程 |
| 7.3 农产品“收入保险+期货”定价的实证研究:以玉米为例 |
| 7.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
| 7.3.2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分布模型的选择 |
| 7.3.3 玉米单产与价格风险联合分布的选择 |
| 7.3.4 玉米“收入保险+期货”的定价结果与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8.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及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政策建议 |
| 8.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情况 |
四、规范棉花收购市场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2]新赛精纺公司商业模式研究[D]. 张新升. 新疆大学, 2020(07)
- [3]江西棉花产业发展困境及对策研究[D]. 陈星. 江西农业大学, 2020(07)
- [4]不同类型平台中农户的特色农产品交易行为研究 ——基于山东夏津县地瓜种植户的分析[D]. 杨柳. 华中农业大学, 2020(01)
- [5]陈云财经治理思想研究[D]. 华清君. 扬州大学, 2020(04)
- [6]新形势下我国农业支持制度改革研究 ——政策效应评估及制度改革方向选择[D]. 刘锐金.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7]新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研究（1949-2002）[D]. 李攀.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提质增效背景下兵团棉花质量管控体系优化研究[D]. 李婕. 石河子大学, 2019(01)
- [9]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棉纺织业管制政策研究[D]. 张祥梅. 华中师范大学, 2019(06)
- [10]农产品“保险+期货”的方案设计与定价 ——基于农产品价格调控机制[D]. 李亚茹. 西南财经大学, 201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