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夺淡水 黎以相互威胁（论文文献综述）
刘爽[1]（2021）在《“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文中研究说明城市的拓展亦是一个征服高地的过程,从罗马城的“七丘”到帝国境内的大量山地城市,“山地建城”的理念也成为多数罗马城市的一大共性,在中世纪的宗教狂热中催生出一座座“山巅之城”,那些在图像中高悬山巅的建筑,成为与神明最为接近的“圣地”,赋予了城市一顶形制特殊的“冠冕”。在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理想在“七丘之城”罗马得到极大强化,通过一系列的城市改造、在罗马之劫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圣城,不仅引起境内城市的竞相效仿,更在海权时代再度拓展到地中海的“边缘”,从而在曾经历罗马化的伊比利亚半岛获得了自由,发展出更具适应性的本土化山城格局。但与4世纪已将自身打造成“第二罗马”的君士坦丁堡不同,这些城市虽与罗马教廷的宗教运动息息相关,却同本国的海外事业有着更大的关联。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不仅通过系列“重建罗马”的计划向圣城靠拢,更将其改造成以“下城区”为核心的“滨海山城”,以此展现海权时代的核心推动力——跨洋贸易。在这一过程当中,经过葡萄牙“本土化”的山城理念被带往印度洋的各个海岸和岛屿,罗马教廷的强盛势力也通过里斯本王室渗透其中,最终以一座座群山环抱下的新城塑造了葡萄牙帝国的海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果阿凭借绝对的政治、宗教地位被打造成一个东方的罗马,它不仅与地中海的第一罗马遥相呼应,更使“高地建城”的理念进一步向远东传递,借助完备的山地建设和系列适应政策,将“真十字之地”澳门营建成一座特征鲜明的“妈港神名之城”。然而,在这种不断“移动”的圣城背后,是罗马人“从山地到海滨”的城市化进程,并在海权时代“从地中海到印度洋”的贸易局势下,经历了建城“媒介”的一次次转变,从而在适应山区、平原、海滨与岛屿的过程中,由古典向近代社会迈进,最终在中西交汇的“十字路口”,将遥想中的“真十字之地”（澳门）化作了现实。
魏立飒[2]（2021）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文中研究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当前国际秩序的全球性构建,以寻求人类的共同价值为目标,携手塑造人类的共同利益和永续发展。安全和发展相辅相成,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也需要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安全格局的构建意指解决国际社会中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的主要安全问题,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的大背景下,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国际安全为切入点,对国际安全格局的现状和困境进行深入分析。当前国际社会中的国际行为规范、国际安全机制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保障着国际安全,但是随着世界局势的动荡出现新态势,现存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也漏洞百出,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面临新挑战,国际安全机制滞后性特征明显,霸凌主义带来了国际治理新问题。与此同时,各种新全球性问题频发,主要表现为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共同作用、信任赤字使国家间隔阂和争端不断,这些都成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阻碍。国际安全格局需要与时俱进的安全理念,习近平安全思想体系中的新安全观基于国内国际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摒弃了西方安全观中的零和博弈等观点,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理念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将习近平新安全观置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中,是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变革的指南。要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应对当前国际安全主要面临的三大问题:第一,通过推进区域合作和维护地缘政治安全、加强国际军事安全合作、健全防扩散机制的设计以应对传统安全威胁;第二,推动多边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第三,破解信任赤字,要增进平等互信、在国际社会有效传播和推进我国的新安全观。呼吁世界各国应摆脱意识形态歧视和政治制度之争,推进战略互信机制,通过合作协商应对国际问题,构建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许林[3]（2020）在《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文中研究指明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技术革命带来生产发展,世界经济秩序面临重构;民粹主义与新冠疫情冲击欧美政治,全球化进程出现逆流。世界变局影响着中国变局,中国正处于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是社会结构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中国成为国内市场承载不下自身生产能力的制造业大国,经济格局决定了中国必须开放开明,以求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进而增进世界对中国产品的认同;二是世界秩序从冷战后美国独大的单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型,中国正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针对“修昔底德陷阱”的对抗性竞争疑虑,中国突破零和博弈思维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赢理念,并躬行自明身体力行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的全球公共产品建设,中国与世界的思想文化交流与碰撞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密切与深入,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意义重大;三是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更新换代,全球文化交流的平台呈现出网络社交媒体化倾向,以往主要建立在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与当下的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等各类传播混合一体无缝接轨的信息扩散交流实践不相适应,亟待创新开拓。如何在大变局中做好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本论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内容分析法,从理念内核、组织传播、公民外交等方面较为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建设性的建议:树立仁和善念为核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世界观,学习佛教基督教等组织的成功经验,借助网络社交媒体开展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创新。论文首先以史为鉴,利用文献研究法,深入剖析了中国仁和理念的进阶之程:炎黄先祖已学会了建立我者与他者之间的非战争关系,顺利实现了三个部落的融合,部落融合后又以禅让制体现出了对权力公正的正确政治追求;而夏、商、周,从部落禅让到宗法分封再到周以后秦的中央集权的建立,呈现出了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中国政治视野里的“天下”体系的动态生成,也体现了以“中和”为目标的中国整体哲学观的初步形成;今天的中国将血脉传承里、集体无意识里自远古起就一直充盈着的仁爱万物、和待天下的善念发展成为能维系全球和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哲学信念,每个中国公民都应理解并拥有这份善念,并将这份善念作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理念。论文接着继续使用文献研究法从传播环境适应、传播主体设定、传播内容把关等三方面总结佛教与基督教等外国文化在中国传播的经验得失,发现外来宗教在他国的传播要获得成功:一是要弱化组织色彩,规避与当权者争夺文化领导权的嫌疑,以得到当权者的支持;二是必须主动融入当地文化,要先树精英形象、寻求社会身份认同,选用与当地精神同质、生活贴近的传播内容,以生动传播形式,进行“适应”传教;三是从文化抵触、文化顺应到文化同化,外来文化必须经过长期自觉的“本土化”过程,不断调整、变化,才可能真正融入本地文化。这对我国孔子学院类的文化对外传播组织有启发意义。论文还从现实层面,采用内容分析法,呈现了国际舆论利用中国民间舆论消解甚至黑化中国国家舆论场的引导作用的现象,并探究了其原因:信息科技的发展让普通网民借助网络社交媒体成为了对外文化传播的主力,这些网民却媒介素质堪忧并缺乏相关国际公共关系常识。论文创造性地提出文化对外“轻传播”实践方式,认为要利用好社交类平台做好文化对外传播,应将重心放在引起他者对我方文化的兴趣上,即争夺关注度上,并在此基础上获取认同度,要采用以下策略:注重关注度、彰显独特性、扩大接触面、铺陈情感律。具体操作方法是:一要善于契合他者文化心理痛点,借势名人晕轮效应,培养超级文化传播者,搭乘热点话题公关;二要政治人物形象个性化、重要人物形象生活化;三要尽一切可能扩大本文化与他者的接触面,因为这是“滚动摩擦”时代的媒介接触,要善于全平台协作传播;四要以情动人,在中国故事里附加上浓烈的感情。
赵晓丹[4]（2020）在《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延续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在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严重破坏了生态平衡和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生态环境的危机日益凸显并逐渐向全球蔓延,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严重最棘手的问题。突破发展极限,探索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成为全人类的共识。以绿色运动为起点,西方社会一些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不断探索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思想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论以及西方自然科学的相关理论,从根本上探索和研究生态危机的解决之道。通过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深入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由少数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源源不断的利润,因此资本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加重对工人的剥削,操控科学技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各种手段刺激劳动者进行不必要的消费,采取污染输出、资源掠夺等方式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生态侵略,不仅破坏了本国生态环境的平衡,还导致生态危机全球性蔓延。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由此指出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元凶是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产生的技术异化、消费异化都是加重生态危机的帮凶,而生态帝国主义则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根源所在。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良的方式来解决生态危机是不现实的:自由市场理论主张通过征收生态税和许可证制度的方式内化资本主义的环境成本,其实质是将自然环境商品化了,使得大企业囤积购买排放许可,低减排的企业却得不到发展,最终导致减排达到上限;绿色经济青睐于小规模的生产和小型独立资本,但这并不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本性;新型技术如核能、生物燃料、太阳能、风能等在生态实现上都存在着诸如资金消耗大、效率低、清洁性差等弊端,即便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资本家却会因此而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导致消耗的增大;人口的增长与个人生活方式并不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同时人口减少的政策也不具有可行性。因此根除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生态危机的解决要求人们正确处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问题上,早期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多持生态中心主义的观点,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发现以生态中心主义为代表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存在理论上的弊端,非人类中心主义站在自然角度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赋予非人存在物与人类相同的道德关怀,其实质是反人类的。完全的自然角度也是不存在的,必须要通过人类进行表达,因此无可避免地受到人类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们因此回归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但是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强调人类的主体地位,忽视自然规律,肆意破坏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在对这两种思想进行批判的基础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控制自然”的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坚持人类的主体地位,认为从人类的角度出发有效地“控制自然”能够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从而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生态危机的最终解决需要建立起一种生态友好型的社会主义制度。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提出了具体的构想,他们主张未来社会的构建应该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实现充分民主以及社会公平正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系列具有生态关怀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制度。在经济上主张实行真正的生产资料公有,采取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实行经济的适度增长;在政治上重视生态环境,反对官僚化,实现真正的民主,在全球范围内解决生态问题;在文化上遵循生态价值标准,发挥教育在生态文化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使人们树立全新的价值观;在发展模式上主张实行包括经济、社会和人在内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在实现生态社会主义所依靠的主体力量的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大都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在实现方式上,他们主张通过非暴力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内部的变革。虽然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也声称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来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倡导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但是本质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无论在理论基础、社会变革方式上,还是在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上都具有根本的区别。生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够彻底,因此无法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也不够彻底,这就决定了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乌托邦性质。在经济危机全球性蔓延的国际背景下,全面而准确地评价生态社会主义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具有积极的贡献,它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出了全新的生态政治理论、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社会主义存在方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国际背景下,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建国以来以及改革开放初期所采取的粗放式经济发展方式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恶化,随着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重要内容,因此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为研究对象,希望通过对这一理论系统而全面地研究,找寻其中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启示。文章由七个章节构成:第一章为绪论,主要对文章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研究现状、思路方法以及创新和不足进行概述;第二章对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进行阐释,并总结其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以及发展脉络;第三章揭露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并指出改良资本主义的虚幻性,以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为例来系统论述生态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中,奥康纳的“双重危机”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全面地批判,更具有代表性;第四章在否定非人类中心主义和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并以佩珀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为例来阐述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主流观点,佩珀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是在继承格伦德曼思想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更加具体和深刻;第五章总结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以及实现路径,并以科威尔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为例来展示未来社会的完整图式,科威尔对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包括构建原则、政党建立以及实现过程,是提出最早的具体的生态社会主义构建思想;第六章通过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比较,揭示生态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七章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全面总结,并探索其对当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借鉴和启示。新时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应该充分借鉴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有益成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生态价值,坚决抵制生态帝国主义的入侵,加强生态环境的治理,最终取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胜利。
高欢[5]（2020）在《阿以矛盾的建构和重塑》文中研究指明本篇论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从建构主义的观念建构逻辑来看,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性观念是如何发展变化的。中东地区问题频发,战乱不断。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关系作为中东地区一大重点问题,一直存在,到现在也尚无解决方案。但随着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不断的互动,阿以之间的矛盾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建构主义的观念层面研究这一变化,能为分析阿以关系提供一个新颖且有意义的视角。文章首先回顾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的观念建构逻辑;然后运用这一建构逻辑,通过梳理自20世纪20年代起犹太复国主义（1948年建国后即为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互动,得出阿以之间存在对抗性共有知识并且这一共有观念是动态变化的结论。其后,文章首先分析阿以之间的对抗性观念是如何在互动中建构起来的。接着,文章进一步分析这一对抗性共有知识是怎样强化的。通过分析可发现阿以之间的对抗性观念在互动中强化到一定程度后开始进入弱化。后来,阿以产生的新的互动又进一步催生了新的共有知识和互相认知,表现在行为上即双方都采取了更加理智和审慎的的举措,关系进一步缓和。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性观念经历了四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阿以对抗性观念的产生和形成—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强化—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弱化—阿拉伯国家开始在观念上逐渐接受以色列。
谈东晨[6]（2020）在《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研究路径的选择对于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问题至关重要。公共外交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国家利益,只是在以实践为导向的中间环节上呈现多元化,这决定了研究的真正对象是中间环节的关系过程,即机制问题。相较于传统外交,公共外交的间接性导致其机制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延展,作用和合理性也因此受到质疑。为了该学科的立足和发展,学界重心应当由构建公共外交学说转向“有效公共外交”研究。这类研究是兼具政治性、过程性和工具性的机制研究,贯穿从外交理念到多元实践再到政治效果的全过程,且至少要厘清并阐明国家为何、如何开展公共外交,以及怎样实现公共外交目标这三个问题。考虑到上述要求和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特性,可以汲取后者的核心论点和逻辑,尝试探索出理解或解释公共外交的建构主义路径。通过对公共外交的政治权力论、软实力论、国际传播论和国际公关论等主流范式的梳理,回归相应的国际关系理论,可知它们的莫衷一是实际为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的争鸣,这反而印证了拓展建构主义理论范式的必要性。对公共外交的体系理论研究和国际规范研究构成了理论命题部分。温特贡献的体系理论被用于解释公共外交在国际社会中实现政治目标的机制,尤其是分析公共外交中的结构、施动性和文化。在当今社会性结构的观念分配中,公共外交更具建构优势;公共外交蕴含着两种施动性,它所激发的个体施动性对国家的团体施动性发挥建构作用;公共外交建构共有知识,但仍是文化负载者之间的竞争行为。另一方面,从规范演进视角出发,重点研究国际规范扩散、变动和双向社会化中公共外交的位置和角色,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有效性:实现理念传播的合作性或竞争性目标、促进制度化、提升规范内化效率,还可形成话语对峙阻滞规范扩散;通过话语和社会实践,促进于己有利的规范变动;行为体在规范的巩固与变革中运用公共外交协调博弈关系,实现自我利益与规范创新的融合。为检验上述研究路径的可靠性,分别对以色列和新加坡两国的公共外交活动进行案例分析。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以色列的公共外交活动虽然在冲突结构下争取到来自美国的支持,但脱离国际公众的广泛参与,无法有效契合欧洲文化,最终仍旧处于孤立状态。缺少强硬权势支撑的新加坡通过公共外交构建弱势小国和小国领袖形象、传播可持续发展理念、串联小国利益诉求并协调合作关系,最终助力于建构国际规范而达成政治目标。这条公共外交研究的建构主义路径,不仅在宏观分析和实证研究方面具备价值,还有助于认识中国公共外交中身份演进与问题的变化,并带来一些启示。当前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仍任重而道远,与时俱进的公共外交理论将是中国为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需文化的行动指南。
黄庄巍[7]（2020）在《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随即台湾光复,重归祖国怀抱,民国以来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延续至台,使我国台湾地区正式走上现代建筑之路。在国际上冷战东西方阵营对立、国内海峡两岸对峙的特殊时空背景下,中国台湾地区属于欧美阵营,客观上与西方战后现代建筑运动直接相通,使之成为战后风起云涌的现代建筑运动中国化的重要实践基地,台湾建筑界在1950年代至1980年代,承担了西方现代建筑中国化的重要任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均有诸多成就。而1990年代之后,社会多元思潮泛起,台湾地区逐渐走向本土化,以现代化、地域化为创新特征的建筑设计,成为中国当代地域建筑发展的先行样本之一。中国近代建筑是中国与西方建筑文化的相融进程,“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二元要素构成了1949年之前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核心动力。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台湾地区战后现代建筑发展和创新进程,是中国近代建筑脉络后续发展的重要分支,是中国战后现代建筑探索、发展历程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了现代建筑设计与理论中国化进程的重要篇章,具有相当的研究价值。塔夫里曾言,“建筑是一种布满意识形态的体制”,台湾现代建筑错综复杂的创新叙事及其内涵,唯有放置于中国两岸乃至世界历史时空中,方能得其要义。本研究以建筑设计创新学为工具,基于大量原始文献和实地调研,联结两岸,承续历史,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活动（1950s-2010s）的全面研究,提出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承续了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发展脉络、具有“三重维度”下的创新价值特征,发现了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三个时段”创新时段特征、“四条脉络”的创新源流特征、“五种动力”的创新动力特征,认为该时期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具有“九大板块”的创新结构特征。同时本文重点发掘1949年后台湾地区对我国自晚清民国所发展的近现代建筑脉络的延续叙事,重点书写了台湾地区作为1950-1970年代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脉络与西方现代建筑思潮直接碰撞的特殊地区其建筑设计活动在中国建筑现代化与战后世界现代建筑运动进程中的创新叙事与价值意义,补充中国近现代建筑文化发展整体图景中的“台湾拼图”。
杨天宇[8]（2020）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自赫德利·布尔的《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在1977年出版以来,全球秩序理论研究就成为了国际关系学界的新关注点。它可以理解为是关于国际体系如何运行与管理的一种整体性安排。全球秩序的沿革反映了国际体系的运行方式、价值规范和治理路径的新变化与新趋势。当代全球秩序的基本框架由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在二战之后塑造和建立。它历经七十余年的国际政治时代变革不断演进,一度被西方学界视为一种“完美”的全球秩序版本。然而在冷战结束近30年后的今天,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却相继涌现出严重的领导权威危机、合法性认同危机和全球治理失灵等问题。对此,在大国权力政治复兴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认真反思全球秩序出现的问题和如何有效应对新现实和新变化。因而,本文研究一个核心问题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对于全球秩序现状、挑战与前景的新观点与新看法。它关注的是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在全球大变局的背景下能否与如何进行自我修正和调适以及研判中国与全球秩序的关系互动。对此,不同理论学派也展开了丰富的争鸣。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源于两方面。一方面,中国等新兴大国的集体性崛起标志着新一轮权力转移趋势在不断加快。继而,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出现了新的竞争者,自由主义价值规范认同也受到他者崛起带来的多元价值观念的竞争。另一方面,布什主义、特朗普主义、反全球化运动、全球化失衡与全球治理失灵等一系列政治问题严重削弱了西方全球秩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在内涵和要素指向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在全球秩序框架下将如何互动,自由主义价值与多元主义价值的割裂将如何弥补,全球治理与多边合作将如何迈向更高水平以及新的领导权威、价值规范和治理模式如何发挥作用。在扞卫自由主义价值基础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是对于全球秩序安排进行的一种功能性修正,以有效应对危机与挑战。在领导主体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强调全球秩序的领导权威要向新兴大国开放,它寻求跨越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价值和文化分界线建立的一种新的领导方式。在价值目标上,包容的自由主义是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新特征。在此基础上,它支持一种为不同的价值理念表达提供空间的地区主义新范式。在合法性问题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提出通过培育全球共性规范和增强国家自主性作为重塑合法性的新来源,以调适西方和非西方在全球秩序视域下的紧张关系。在有效性问题上,不同行为体承担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被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视为能够有效应对全球性问题和实现涵盖不同行为体的全球合作的新路径。在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关注的众多议题中,以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向全球秩序施加的结构性压力的影响最为深远,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组变量是中美关系的互动与走向。自此,全球秩序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评介大国权力转移视域下全球秩序的前景,即它是和平稳定导向的还是冲突对抗导向的,它会是自由主义全球秩序范式的延续,还是中国等新兴大国会贡献新的全球秩序版本或价值观念。对于这一问题,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回应是尽管在短期内全球秩序的稳定将面临着来自大国政治复兴压力的严峻挑战,但总体而言,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规范性因素能够帮助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实现彼此紧张关系的调适和避免霸权战争的历史宿命。中美关系不必然是历史上崛起国与守成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翻版。双方若能构建出一种相互尊重与理解、共同管控与应对全球风险的良性关系,全球秩序的前景将是稳定与有序的。在未来展望上,西方新全球秩序观认识到尽管自由主义范式仍是全球秩序的重要支柱,但它不再是唯一的价值路径,非西方国家将成为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全球秩序将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全球性和多元化的特征。在一个后西方化的世界里,全球秩序的最终面貌将是由西方主导转向为新兴大国和西方大国共同主导的新形式。围绕“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研究主题,本文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它对全球秩序的概念进行了探析以及梳理了不同理论学派关于全球秩序的论争。第二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通过比较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和美国治下秩序观的异同,它分析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在全球性与国家性、普遍性与差异性、自由性和保守性方面展现的新内涵和新特征。第三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分别从领导主体、价值目标、合法性与有效性四个维度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具体内涵予以了论述。第四章为“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指出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和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三方面因素共同作用催生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兴起。第五章为“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评介了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和不足之处,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中美竞争新态势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以及一些关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后西方全球秩序观的辨析。
王燕[9]（2020）在《水与能源耦合模拟与综合风险评估研究》文中指出水资源和能源是保证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重要的物质基础,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在气候变化、快速的城市化、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背景下,水资源、能源供需矛盾愈发凸显。在全球各项体系日益复杂并且相互关联的背景下,未来风险冲击可能性的增加对社会经济的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水资源与能源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关系。传统的水资源、能源规划往往将两个系统分开,导致以牺牲一方的资源来谋求另一方的发展,这种决策方法已不能满足的现状需求。本文通过科学解析水资源与能源纽带关系,构建水与能源耦合系统仿真模型和综合风险评估方法,以北京市为例,实证研究了典型年水资源系统的能耗量,能源生产的用水量和外部能源供应引起的虚拟水转移量,并对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变化趋势以及气候变化下耦合系统的响应进行了仿真模拟,分别设置了社会维度、经济维度、技术维度、政策维度的调控方案,并对各调控方案的有效性和能水节约的协同性进行了评价。通过优选的Frank Copula函数构建耦合系统的二维连接函数,对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综合短缺风险进行了评估。论文的主要结论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基于物理过程、系统学基本模式、纽带关系属性,从多角度科学解析了水与能源纽带关系。水资源和能源之间存在多个角度的纽带关系。从物理过程而言,在生产阶段,能源的开采、提取和生产伴随着水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同时水生产过程,即制水环节需要消耗能源来达到用水标准。在运输阶段,能源是水资源的取水、输配水、排水过程中的动力保障,水资源的运输过程的每个环节均伴随着能源的消耗。在终端使用阶段,生活部门的水与能源关系体现在水为载体,能源为动力进行的耦合,其目的是为维持正常生活提供服务。工业部门常常将水作为冷却剂、化石燃料作为动力参与工业生产。从系统学的基本模式来看,水与能源之间的因果反馈关系可归纳为增强回路、成长上限、事与愿违和富者愈富和四种模式。从纽带关系的属性而言,水与能源耦合关系在环境、社会、经济、技术与政策维度具有明显的属性。（2）定量计算了北京市的水与能源纽带关系本文从水资源系统的能耗量、能源生产的用水量及外调能源供应引起的虚拟水转移量三个方面定量化的计算了北京市水与能源的纽带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下,2017年北京市水资源利用总过程的能源消耗量为678.06万吨标准煤,约占2017年北京市能源消费总量（7132.84万吨标准煤）的9.51%。其中,用水环节的能耗最大,占总过程能耗的92.08%。2017年能源生产及外调能源生产用水总量为4.92亿m3,其中本地生产用水量为2.02亿m3、外调能源生产用水量为2.90亿m3。能源生产用水量占全市总用水量的5.1%,占工业用水量的57.7%,北京市能源生产部门是工业用水大户。2012年北京市外调能源供应引起的虚拟水流入量总计5.03亿m3,其中,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2.11亿m3）是虚拟水流入量最多的能源行业,占能源行业总量的42%,并且北京市外调能源供应引起的虚拟水流入量较多的省份主要来自于水资源匮乏的北方省份。（3）对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演变趋势进行了仿真模拟,并对各个维度调控方案有效性及能水节约的协同性进行了评价。基于构建的系统动力学的水与能源耦合系统仿真模型的预估结果表明:在基准情景下,到2035年北京市总需水量达67亿m3,相较于基准年2017年增长了1.7倍;能源需求总量到达11130.3万吨标准煤,相较于基准年增长1.49倍,总能耗在2030年后增长趋于稳定状态;水资源利用过程能耗达949.6万吨标准煤,约占社会总能耗的8.53%,相较于基准年增长了 1.52倍;能源生产用水量在达11.7亿m3,约占社会总用水量的17.5%,相较于基准年增长了 2.4倍。不同的维度的调控方案的具有不同的节水、节能效果,对比来说,社会维度、经济维度、技术维度和政策维度—供电结构调整具有能水协同节约效果,社会维度和经济维度措施的能水协同节约效果最为明显,政策维度—再生水回用及南水北调措施虽然缓解了本地的水资源供需矛盾,但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能源系统的负担。（4）对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综合短缺风险进行了评估基于优选的边缘分布函数和耦合系统的Frank Copula二维连接函数计算了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综合短缺风险。结果表明,到2035年北京市水资源子系统的短缺风险将达到0.90,能源子系统的短缺风险将达到0.87,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的短缺风险为0.86。政策维度—再生水回用措施的落实对于水资源子系统短缺风险的改善最为有效,社会维度政策和政策维度-南水北调为主的措施次之;而经济维度政策的落实对能源子系统短缺风险的改善最为有效,社会维度和技术维度-节能措施次之;对于水与能源耦合系统而言,经济维度政策对于其短缺风险的降低最为有利,社会维度和政策维度-再生水回用为主的政策次之。政策维度-再生水为主的措施落实后,水资源子系统的短缺风险下降到了 0.70,经济维度措施落实后,能源子系统的短缺风险降到了 0.71,耦合系统的短缺风险降到了 0.68。论文的研究成果为水与能源纽带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为水与能源的协调可持续与风险管理提供技术支撑,对提高区域内的水资源和能源保障率具有实践价值。
刘柯[10]（2020）在《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澳洲山火的蔓延,菲律宾火山的喷发,东非肆虐的蝗虫,加拿大的暴雪,印度尼西亚的暴雨,以及新冠病毒爆发等各类席卷全球的环境灾难,无不向人们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生存所构成的威胁越来越严重,致使环境治理成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性行动项目,也是人类历史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要步骤。本文是一项基础研究,着力于环境治理问题的基础理论建构,试图在行动主义视角下形成环境治理的系统理论框架和基本行动观念。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政府治理效果的不佳与多元社会力量参与治理的诉求,促使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成为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新方案。面对环境问题的共生性、跨域性和流动性特征,作为环境治理引导者的政府,如何在环境治理中与多元治理主体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需要理论研究者做出新的探索,而不仅仅局限于法制化、市场化或社会化的策略性探讨。因此,本文立足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代背景中,从环境合作治理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为了达到对关涉整个人类共同体命运的环境问题的有效治理,我们应建构何种组织,以将环境治理的多元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近代以来,在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等现代西方哲学家提倡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引领下,一场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工业化进程得以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可否认的是,数百年的工业化发展的确创造出了无比辉煌的工业文明,但是,“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却因支持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掠夺式经济发展方式而让全人类付出了极为惨重的环境代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等关于生态与环境保护的着作问世,对于促进人们环保意识的觉醒非常有益,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全球环境保护运动拉开了帷幕。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和观念的积累,人们达成了低碳环保的基本共识,成立了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等为代表的专门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国际环保联盟组织,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的公约、协定与方针。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与环境风险社会的到来,表明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并未随着环保意识、环保力度和环境治理技术的提高,而从根本上得到改善。面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千疮百孔的地球,莫里斯·伯曼指出,我们正处于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十字岔路,摆在人类面前有两条拯救地球的道路,一条是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地球的拯救;另一条是通过形形色色的人对地球加以保护。对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美国生态政治学家科尔曼坚定不移地支持了后者,他认为,以现代科学世界观为指导的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只是为了满足资本主义的扩张和控制需要,因而,为了促进环境公平、正义的普遍实现,要求我们必须探索适应未来环境治理秩序的新型世界观。在当前人类所处的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切实解决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造成的突出性环境问题,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使命。我们认为,党和政府提出的用生态文明替代工业文明的发展理念,是与科尔曼新型世界观要求相一致的。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可以相信,是能够形成人对地球环境加以保护的环境治理路径的,进而把人类带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代,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成为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积极行动者。为了能够将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社区、媒体以及公众等多元化的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组织起来,本文从环境治理体制变革的视角提出了建构平等开放的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的构想,用以替代封闭集权式的官僚制组织的行动体系。显然,在应对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环境问题中,作为工业社会组织典型形态的官僚制组织的失灵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本文首先从人类共同体进化的角度分析了环境问题的产生原因、发展趋势以及环境治理模式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协作治理走向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要性。其次,通过对与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相对应的官僚制组织特征、目标追求的客观分析,形成了这样一个观点:尽管官僚制组织对“权威—命令”“责任—义务”“技术—流程”“领导—激励”等工具主义管控手段的强调可以预防并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但总体看来,这种中心—边缘的环境治理结构、制度主义的环境治理逻辑和技术化的环境治理方式,因排斥和限制了多元社会力量的有效参与,以至于难以促使环境问题从根本得到有效治理;再次,论述了用环境行动者网络替代传统官僚制组织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条件,认为由多元环境治理主体所结合成的行动者网络结构因具有平等性、高凝聚性、弱连带性和灵活性的特征,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将网络节点上的每一环境治理行动者有效地集结起来,同时形成巨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场域和强大的环境治理行动力;复次,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相适应的合作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在明确“结构——权力关系——制度——行动”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基础上,让人们充分认识行动者网络之于环境风险治理的重要性。同时,在人类走向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背景下,本文对与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相适应的合作制组织所具有的的特征和优势进行了深入具体的阐释;最后,本文以区域环境治理和全球环境治理为例,着力探讨了在将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付诸实践时可能面临的困境,从行动目标、行动理念两个维度思考政府所应扮演的职能、角色,以及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方案与行动方向等问题。众所周知,对环境治理实践而言,环境治理理论研究具有基础性的意义,它能够提出诸多对于环境治理具有参照意义的观点,甚至在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引导作用。然而,从当前环境治理研究的总体状况看,无疑存在着“重实证而轻理论”的研究倾向。因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某种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那就是,在具体的环境治理项目上取得了成功,而总体上的环境问题却没有得到改善,甚至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急需加强环境治理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为了建构一套适合中国的且适应于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的环境治理理论,本文在行动主义理论范式的指导下,以环境治理组织体制的变革为切入点,在对与工业社会相适应的官僚制组织及其与之对应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加以批判和解构的基础上,建构了一套能够适应于高度复杂性与高度不确定性条件下开展环境治理的理论路线——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行动者网络结构的构想。本文在出发点上,与国内外已有的应用行动者网络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不同的。本文认为:一方面,只有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才是环境治理网络结构中的行动者。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是由人的行为所致,保护生态与环境免遭破坏的行动者只能是具有道德性和他在性的人。另一方面,所有加入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的行动者,都是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一个个平等节点。也就是说,本文所建构的环境行动者网络是无中心、无权威和无控制的行动体系。只有在这样一种行动网络中,才能激发所有的环境治理行动者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才能促进每一个行动者的自觉性、自主性与创造性得到充分发挥。在此过程中,政府扮演的是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
二、争夺淡水 黎以相互威胁（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争夺淡水 黎以相互威胁（论文提纲范文）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第二节 主要视角与方法 |
| 第三节 论文结构 |
| 第四节 15-18世纪欧亚大陆“罗马城市”图像的研究语境 |
| 一、葡萄牙“罗马城市”景观研究 |
| 二、葡萄牙殖民地城市景观研究 |
| 三、澳门城市图像的跨文化研究 |
| 第五节 问题的提出:罗马圣城景观在里斯本、果阿与澳门? |
| 第一章 、七丘:罗马“圣城”景观的形成 |
| 第一节 罗马早期的山地景观及其演变 |
| 一、“七丘”的建立 |
| 二、城市形象的早期传播 |
| 第二节 七丘之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的理想形象 |
| 一、尼古拉五世的“理想城市”图形式规划 |
| 二、利奥十世时期的“重建罗马”建筑计划 |
| 三、耶稣会与保罗三世时期的高地建设 |
| 四、世界的形象:新时期的“七丘之城” |
| 第三节 又见罗马?——圣城景观的转移 |
| 小结 |
| 第二章 、里斯本的山城建设与“水上罗马”的形象 |
| 第一节 背景:葡萄牙的“山城”传统与大航海时期的形象改造 |
| 一、山城传统与基督教的空间理念 |
| 二、高地与内城建筑、道路体系 |
| 三、高地防御的新发展 |
| 第二节 里斯本山城的早期“罗马化” |
| 第三节 曼努埃尔一世的理想城市与高地重心转移 |
| 第四节 若昂三世的“重建罗马”与“七丘之城”形象 |
| 一、罗马教廷与罗马城市图像的影响力 |
| 二、奥朗达的“重建罗马”城市改造 |
| 第五节 水上的罗马:若昂五世时期的“形象转变” |
| 一、耶稣会的高地争夺战 |
| 二、菲利波·尤瓦拉的里斯本“新罗马”计划 |
| 第六节 结束与开始:震后的里斯本 |
| 小结 |
| 第三章 、果阿与葡萄牙海外殖民地的“滨海山城”理想 |
| 第一节 山城理想初探:七城岛与真十字 |
| 第二节 葡萄牙亚洲殖民地中的山城与理想的图形式规划 |
| 第三节 前殖民时期的山城果阿 |
| 第四节 殖民时期果阿的高地景观演变 |
| 一、城市高地与圣城格局的形成(1510-1604年) |
| 二、又见“水上的罗马”:滨水区的建筑景观建设(1605-1759年) |
| 第五节 里斯本还是罗马?——果阿的“七丘之城”形象 |
| 小结 |
| 第四章 抵达远东:澳门半岛上的“东方圣城”景观 |
| 第一节 濠镜澳——被遗忘的“真十字”之地 |
| 一、东亚的“维拉科鲁兹地” |
| 二、“另一端的岛屿”:七洲山 |
| 三、十字与王冠之盟——十字门 |
| 第二节 开埠前的高地景观(1557年之前) |
| 第三节 开埠早期“中央高地”的建立(1558-1582年) |
| 一、“城市制高点”——圣保罗山 |
| 二、澳城的另一面相:本土力量对高地景观的影响 |
| 第四节 “山巅之城”格局的形成(1583-1700年) |
| 一、17世纪“高地建筑”的建立 |
| 二、七个“堂区”,一种格局 |
| 第五节 水上圣城的东方形象:妈港神名之城 |
| 一、“复原”记忆:源自地中海的岛屿“理想” |
| 二、新旧理想的交替:山城形象的革新与没落小结 |
| 小结 |
| 第五章 、从复制到改写:15-18世纪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转移” |
| 第一节 从山地、平原到海滨:罗马山城的“转移” |
| 第二节 “水上的圣城”及其形象的形成 |
| 第三节 从地中海、大西洋到印度洋:岛屿山城的崛起 |
| 一、贸易模式与滨海山城的形成 |
| 二、新媒介中心的出现:“岛屿”上的帝国理想 |
| 三、高地的竞争者——宗教团体 |
| 第四节 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圣城景观的“改写”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葡萄牙东方殖民地所有要塞、城镇平面图之书》图像、部分文本列表 |
| 附录二、果阿、里斯本教区列表、示意图 |
| 附录三、从全景到街景——从里斯本东方艺术博物馆藏“十三行潘趣酒碗”看“长卷式”城市视野的形成 |
| 附录四、由“指针”导向的城市视野——一件东西城市瓷盘上的跨洋航路与家族版图 |
| 致谢 |
| 学术成果统计-作品、论文及专着发表 |
| 学术成果统计-展览及获奖 |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选题来源、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来源与研究目的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2.3 研究发展趋势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创新点 |
| 2 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一个普遍安全的世界 |
| 2.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背景 |
| 2.1.1 国内背景 |
| 2.1.2 国际背景 |
| 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
| 2.2.1 人类命运共同体回答时代之问 |
| 2.2.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
| 2.2.3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价值观 |
| 2.3 对传统安全理论的超越 |
| 2.3.1 鲜明的中国特色 |
| 2.3.2 广泛的全球共识 |
| 2.3.3 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超越 |
| 3 国际安全格局的现状和困境 |
| 3.1 国际安全治理体系亟待改善 |
| 3.1.1 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存在局限性 |
| 3.1.2 国际安全组织受权力结构制约 |
| 3.1.3 国际安全机制的滞后性凸显 |
| 3.1.4 霸凌主义带来国际治理新问题 |
| 3.2 国际安全威胁有增无减 |
| 3.2.1 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
| 3.2.2 安全威胁日益多元化 |
| 3.3 信任赤字增加安全变数 |
| 4 新安全观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 |
| 4.1 习近平新安全观的提出 |
| 4.1.1 基于国内外安全形势 |
| 4.1.2 具体提出过程 |
| 4.2 习近平新安全观的主要内容 |
| 4.2.1 共同安全 |
| 4.2.2 综合安全 |
| 4.2.3 合作安全 |
| 4.2.4 可持续安全 |
| 4.3 习近平新安全观推动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 |
| 4.3.1 为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指南 |
| 4.3.2 推动国际安全状况逐步改善 |
| 5 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
| 5.1 传统安全概述 |
| 5.1.1 传统安全的由来 |
| 5.1.2 传统安全的基本特征 |
| 5.2 传统安全威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 |
| 5.2.1 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
| 5.2.2 军备竞赛呈现新特点 |
| 5.2.3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面临新挑战 |
| 5.3 以新安全观为指导应对传统安全威胁 |
| 5.3.1 推进区域合作与维护地缘安全 |
| 5.3.2 以国际军事安全合作增进战略互信 |
| 5.3.3 健全防扩散机制的设计 |
| 6 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应对 |
| 6.1 非传统安全概述 |
| 6.1.1 非传统安全的由来 |
| 6.1.2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特点 |
| 6.2 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挑战 |
| 6.2.1 环境安全问题 |
| 6.2.2 社会安全问题 |
| 6.2.3 网络安全问题 |
| 6.2.4 国际公共安全问题 |
| 6.3 以习近平新安全观为指导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 |
| 6.3.1 加强多边国际合作 |
| 6.3.2 坚持发展和安全相统一 |
| 6.3.3 坚持共治共享的全球安全治理观 |
| 6.3.4 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球生态治理体系 |
| 7 破解信任赤字:为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提供根本化解之策 |
| 7.1 国际社会的信任赤字 |
| 7.1.1 国家间的互信理论研究 |
| 7.1.2 国际战略互信的缺失 |
| 7.2 以平等互信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基础 |
| 7.2.1 推动建设国际安全互信机制 |
| 7.2.2 增进合作互信,培养命运共同体意识 |
| 7.3 在国际社会有效传播和推进习近平新安全观 |
| 7.3.1 “和而不同”的文化传播 |
| 7.3.2 新安全观的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 |
| 7.3.3 对话协商手段的构建与传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致谢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第1章 绪言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2.2 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逻辑框架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论文框架 |
| 1.4 研究重点与创新思考 |
| 1.4.1 研究重点 |
| 1.4.2 创新之处 |
| 1.5 主要研究方法 |
| 1.5.1 文献研究法 |
| 1.5.2 内容分析法 |
| 第2章 先人理念:中国仁和的进阶之程 |
| 2.1 从部落天下到家天下的融合选择 |
| 2.1.1 炎、黄、蚩尤的“三国”融合 |
| 2.1.2 禅让故事里的权力公正 |
| 2.1.3 夏、商、周的整体世界观 |
| 2.2 汉朝的均势“和”策略 |
| 2.2.1 汉匈一家的“和”理念 |
| 2.2.2 汉匈共处的“和”策略 |
| 2.2.3 汉匈相争的“有利均势”战 |
| 2.3 唐代:夷狄一体的开放格局 |
| 2.3.1 开放包容的社会意识格局 |
| 2.3.2 广迎宾朋的社会实体格局 |
| 2.3.3 多元融合的灿烂文化成果 |
| 2.4 全球变局中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2.4.1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提出 |
| 2.4.2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他山之石: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经验 |
| 3.1 “理解他者的理解”:传播之环境适应 |
| 3.1.1 方法:分寸感与“理解他者的理解” |
| 3.1.2 把握两国关系,规避可能风险 |
| 3.1.3 理解传播体制,处好公共关系 |
| 3.2 个人传经与组织布道:传播之主体设定 |
| 3.2.1 弱化组织色彩,淡化文化领导权之争 |
| 3.2.2 树立精英形象,寻求身份认同 |
| 3.3 求同存异,文明互鉴:传播之内容把关 |
| 3.3.1 精神求同,“适应”传教 |
| 3.3.2 内容求轻,形式生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现实压力:国际舆论与中国民间舆论的双重误读 |
| 4.1 民间意识与国家理念的错位 |
| 4.1.1 从2020新冠肺炎疫情看国际舆论对民间舆论的利用 |
| 4.1.2 官方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舆论引导 |
| 4.1.3 民间舆论场对“中国为世界抗疫作贡献”的意义消解 |
| 4.1.4 常识缺乏下的错位与误读 |
| 4.2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 |
| 4.2.1 远方的乌托邦 |
| 4.2.2 愚昧的中国 |
| 4.2.3 黄祸论 |
| 4.2.4 中国崩溃论 |
| 4.2.5 中国威胁论 |
| 4.3 被掩敝的国际公共关系 |
| 4.3.1 跨文化传播研究中传受双方母国关系的缺席 |
| 4.3.2 传播模式对传受双方母国关系模式的忽略 |
| 4.3.3 传受双方母国关系被掩蔽的原因探究 |
| 4.3.4 对外文化传播主体的公民化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大变局中的中国文化对外“轻传播”策略 |
| 5.1 “轻传播”的概念探析 |
| 5.2 路径选择:万物自生听的网络社交媒体 |
| 5.2.1 技术基础:“沉浸”泛在的网络信号覆盖 |
| 5.2.2 渠道平台:内容、服务、账号的多维信息超市 |
| 5.2.3 范围特征:人内、人际、组织、大众、国际的组合传播 |
| 5.3 实践创新:“轻传播”的效果四律 |
| 5.3.1 注重关注度 |
| 5.3.2 彰显独特性 |
| 5.3.3 扩大接触面 |
| 5.3.4 铺陈情感律 |
| 5.4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着)及科研情况 |
（4）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缘起与发展 |
| 2.1 生态社会主义的概念阐释 |
| 2.1.1 国外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阐述 |
| 2.1.2 国内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界定 |
| 2.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
| 2.2.1 资本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爆发频繁 |
| 2.2.2 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生态问题的反思 |
| 2.2.3 西方社会生态运动的蓬勃发展 |
| 2.3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3.1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
| 2.3.2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 |
| 2.3.3 西方自然科学的生态理论思潮 |
| 2.4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
| 2.4.1 基本形成阶段 |
| 2.4.2 蓬勃发展阶段 |
| 2.4.3 成熟完善阶段 |
| 2.4.4 与时俱进阶段 |
| 第3章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 |
| 3.1 生态危机的根源 |
| 3.1.1 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 |
| 3.1.2 技术异化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 |
| 3.1.3 消费异化是加剧生态危机的重要原因 |
| 3.1.4 生态帝国主义导致全球性经济危机 |
| 3.2 生态资本主义的虚幻性 |
| 3.2.1 自由市场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2 绿色经济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3 技术改良主义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2.4 人口政策无法解决生态危机 |
| 3.3 奥康纳: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 |
| 3.3.1 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构建 |
| 3.3.2 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的阐释 |
| 3.3.3 资本主义生态危机根源的探寻 |
| 3.3.4 资本主义可持续性的否定 |
| 第4章 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 |
| 4.1 对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否定 |
| 4.1.1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立场 |
| 4.1.2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典型表现 |
| 4.1.3 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社会主义批判 |
| 4.2 人类中心主义的回归 |
| 4.2.1 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 |
| 4.2.2 建立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理论 |
| 4.3 佩珀: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4.3.1 对格伦德曼人类中心主义的继承 |
| 4.3.2 对生态中心论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
| 4.3.3 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重构 |
| 第5章 生态社会主义:解决生态危机的构想 |
| 5.1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构想 |
| 5.1.1 生态社会主义的构建原则 |
| 5.1.2 生态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 |
| 5.2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
| 5.2.1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主体 |
| 5.2.2 生态社会主义实现的方式 |
| 5.2.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践尝试 |
| 5.3 科威尔:生态社会主义的全面构建 |
| 5.3.1 对于实存生态政治的批判 |
| 5.3.2 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图景 |
| 5.3.3 生态社会主义的实现过程 |
| 第6章 乌托邦式的幻景:生态社会主义的实质 |
| 6.1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相似之处 |
| 6.1.1 二者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导向 |
| 6.1.2 二者皆反对资本主义制度 |
| 6.1.3 二者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
| 6.2 生态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 6.2.1 理论基础不同 |
| 6.2.2 对社会变革方式的认识不同 |
| 6.2.3 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不同 |
| 6.2.4 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不同 |
| 第7章 价值意蕴与现实意义: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评析及启示 |
| 7.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评价 |
| 7.1.1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贡献 |
| 7.1.2 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
| 7.2 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
| 7.2.1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 7.2.2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
| 7.2.3 实施生态伦理和生态道德教育系统工程,构建正确的生态价值观 |
| 7.2.4 克服技术社会“异化”,彰显科技生态价值 |
| 7.2.5 严防生态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 |
| 7.2.6 加快生态环境治理,着力建设美好家园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阿以矛盾的建构和重塑（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意义 |
| (一)选题目的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动态 |
| (一)国内外关于阿以关系的研究动态 |
| 三、研究方案 |
| 第一章 阿以之间的对抗性观念 |
| 第一节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性认知 |
| 一、建构主义分析框架下的观念建构逻辑 |
| 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对抗性观念 |
| 第二节 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对抗性认知的动态变化 |
| 第二章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形成阶段(1920-1956) |
| 第一节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形成 |
| 一、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形成过程 |
| 二、对抗性观念形成下阿以的行为表现 |
| 第三章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强化阶段(1956-1977) |
| 第一节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强化 |
| 一、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强化过程 |
| 二、对抗性观念强化下阿以的行为表现 |
| 第四章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弱化阶段(1977-1991) |
| 第一节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弱化 |
| 一、阿以对抗性观念的弱化过程 |
| 二、对抗性观念弱化下阿以的行为表现 |
| 第五章 阿以对抗性观念趋于缓和的阶段(1991—至今) |
| 第一节 阿以对抗性观念的缓和 |
| 一、阿以对抗性观念的缓和过程 |
| 二、对抗性观念缓和下阿以的行为表现 |
| 第六章 结论 |
| 第一节 本文结论 |
| 第二节 阿以前景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公共外交研究与建构主义理论 |
| 第二节 文献回顾:公共外交研究的范式之争 |
| 第三节 研究安排:理论命题与案例分析 |
| 第二章 体系理论的解释路径:结构、施动性与文化 |
| 第一节 社会性结构、观念分配与公共外交 |
| 第二节 公共外交中的两种施动性 |
| 第三节 公共外交:文化负载者间的竞争行为 |
| 第三章 冲突结构下的文化孤立:以色列公共外交分析 |
| 第一节 以色列公共外交概述 |
| 第二节 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以色列公共外交 |
| 第四章 国际规范的理解路径:扩散、变动与双向社会化 |
| 第一节 理念传播、规范内化和阻滞功能 |
| 第二节 话语实践和社会实践促进规范变动 |
| 第三节 协调博弈关系以实现规范创新 |
| 第五章 小国如何建构国际规范:新加坡公共外交分析 |
| 第一节 小国如何建构国际规范 |
| 第二节 新加坡的“小国”公共外交 |
| 第六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主要学术成果 |
（7）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相关概念概述与研究综述 |
| 1.2.1 建筑设计创新理论综述 |
| 1.2.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研究综述 |
| 1.2.3 研究思路:“三重维度”“三个时段”“四条脉络”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论文架构:九个创新板块 |
| 第2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一阶段(1950s-1970s) |
| 2.1 世界冷战与两岸对峙格局下的现代主义中国传播 |
| 2.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经典现代主义阶段) |
| 2.2.1 二战前后西方现代主义的中国传播 |
| 2.2.2 西方建筑师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群体 |
| 2.2.3 特殊历史情境下的现代建筑启蒙 |
| 2.2.4 西方与大陆迁台建筑师的现代主义创作 |
| 2.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民族主义主导阶段) |
| 2.3.1 中国古典复兴脉络的边陲延续 |
| 2.3.2 中国建筑文化本位主义者们的执着与坚守 |
| 2.3.3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下的建筑理论建构 |
| 2.3.4 古典形态下的中国宫廷美学与现代空间发展 |
| 2.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人文主义主导阶段) |
| 2.4.1 现代空间与东方气韵的早期碰撞 |
| 2.4.2 不同源流背景下的闪耀群星 |
| 2.4.3 中国传统哲学、人文精神与西方现代理论的碰撞融合 |
| 2.4.4 一次现代中国建筑设计的创新高峰 |
| 2.4.5 本板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2.5 本章小结 |
| 第3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二阶段(1970s-1990s) |
| 3.1 经济腾飞与矛盾政经形势下多种思潮的输入与发展 |
| 3.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现代主义、晚期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行阶段) |
| 3.2.1“美国化”与“中国化” |
| 3.2.2 汉宝德与高尔潘 |
| 3.2.3 后现代理论的引入与传播 |
| 3.2.4 西方思潮的进一步移植与发展 |
| 3.2.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3 基于“中国固有形式”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建筑商品化时期) |
| 3.3.1 中国古典复兴与建筑商品化的合流与发展 |
| 3.3.2 李祖原与王昭潘 |
| 3.3.3 中国哲学在商业化语境下的形式流变 |
| 3.3.4 后现代与商业化语境下中国元素的形式转译 |
| 3.3.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地域主义萌芽阶段) |
| 3.4.1 台湾乡土文学运动与西方乡土运动 |
| 3.4.2 中国地域建筑的一支:台湾乡土建筑 |
| 3.4.3 王镇华、李乾朗与汉宝德 |
| 3.4.4 中国当代乡土建筑的先行实践 |
| 3.4.5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创新第三阶段(1990s-2010s) |
| 4.1 多元思潮与政经形势下的嬗变 |
| 4.2 西方现代建筑体系分支的移植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2.1“去中心”“去符号化”下的城乡地景营造 |
| 4.2.2 中生代建筑师的群体崛起 |
| 4.2.3 日常、公共与平民的建筑 |
| 4.2.4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3 中国地域建筑一支的传承与发展创新(多元思潮阶段) |
| 4.3.1 多元思潮下地方建筑文化传统的发展 |
| 4.3.2 闽南、客家、高山族与闽东海岛建筑传统的当代实践 |
| 4.3.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4 基于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现代建筑精神的融合与发展创新(多元化思潮阶段) |
| 4.4.1 意义的解构与中式美学的兴起 |
| 4.4.2 现代中式人文美学、空间形态的发展 |
| 4.4.3 本版块创新意义与特征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我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1950s-2010s)维度、脉络、动力特征及研究展望 |
| 5.1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三重维度” |
| 5.1.1 世界维度 |
| 5.1.2 中国维度 |
| 5.1.3 地域维度 |
| 5.2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四条脉络” |
| 5.2.1 现代脉络 |
| 5.2.2 古典脉络 |
| 5.2.3 人文脉络 |
| 5.2.4 乡土脉络 |
| 5.3 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的“五种动力” |
| 5.3.1 家国情怀之力 |
| 5.3.2 政治文化之力 |
| 5.3.3 外来思潮之力 |
| 5.3.4 技术革新之力 |
| 5.3.5 经济起伏之力 |
| 5.4 台湾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展望及反思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它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8）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对象与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创新之处与难点 |
| 第一章 全球秩序及西方理论论争 |
| 第一节 全球秩序的概念 |
| 一、国际秩序 |
| 二、世界秩序 |
| 三、全球秩序 |
| 第二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理论论争 |
| 一、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二、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 |
| 三、建构主义学派的观点 |
| 四、西方左翼和激进理论的观点 |
| 五、比较与评价 |
| 小结 |
| 第二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内涵 |
| 第一节 西方全球秩序观的演变 |
| 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 |
| 二、美国治下秩序观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争鸣 |
| 一、西方全球秩序持续论 |
| 二、西方全球秩序终结论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特质 |
| 一、全球性与国家性的辨析 |
| 二、普遍性与差异性的辨析 |
| 三、自由性与保守性的辨析 |
| 小结 |
| 第三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要素 |
| 第一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领导主体 |
| 一、西方大国与新兴大国的领导权再分配 |
| 二、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 |
| 第二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价值目标 |
| 一、包容的自由主义 |
| 二、地区主义新范式 |
| 第三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法性 |
| 一、全球秩序的合法性 |
| 二、全球共性与合法性 |
| 三、国家自主性与合法性 |
| 第四节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有效性 |
| 一、新有效性路径:多元利益攸关方模式 |
| 二、现实案例:巴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 |
| 小结 |
| 第四章 西方新全球秩序观兴起的动因 |
| 第一节 全球化进程对于全球秩序的重构 |
| 一、全球秩序与全球化、全球治理 |
| 二、全球性问题与全球治理失灵 |
| 三、反全球化浪潮与民粹主义 |
| 第二节 21世纪美国政治变迁的内在驱动 |
| 一、布什主义与单边主义政策 |
| 二、奥巴马主义与多边合作策略 |
| 三、特朗普主义与反全球化政策 |
| 第三节 大国权力转移的结构性压力 |
| 一、新一轮国际体系权力转移 |
| 二、中国崛起与西方策略选择 |
| 三、新兴大国的全球秩序观表达 |
| 四、西方学界的回应:走向地区主义新范式的多样化世界 |
| 小结 |
| 第五章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思考 |
| 第一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评介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合理性因素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不足之处 |
| 第二节 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几点辨析 |
| 一、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威斯特伐利亚主义 |
| 二、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西方中心主义 |
| 三、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 |
| 四、西方新全球秩序观与后西方全球秩序观 |
| 第三节 中美竞争新态势对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实质 |
| 二、中美竞争关系的走向 |
| 三、对于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的冲击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9）水与能源耦合模拟与综合风险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进展 |
| 1.2.1 水与能源纽带关系的研究内容 |
| 1.2.2 水与能源纽带关系的研究方法 |
| 1.2.3 系统动力学方法的研究进展 |
| 1.3 亟待解决的问题 |
| 1.4 主要研究内容与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研究内容 |
| 1.4.2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理论与技术框架 |
| 2.1 水与能源纽带关系解析 |
| 2.1.1 水与能源的联系 |
| 2.1.2 水与能源的因果反馈关系 |
| 2.1.3 纽带关系的属性 |
| 2.2 纽带关系的计算 |
| 2.2.1 水资源利用过程能耗 |
| 2.2.2 能源生产过程的用水 |
| 2.2.3 能源供应的虚拟水省际间转移 |
| 2.3 水与能源耦合模型的构建 |
| 2.3.1 模型建立的目的 |
| 2.3.2 模型建立的步骤 |
| 2.3.3 系统动力学模型的基本要素 |
| 2.3.4 耦合模型的结构分析 |
| 2.4 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综合风险评估 |
| 2.4.1 Copula函数的理论 |
| 2.4.2 Copula函数的选择步骤 |
| 第三章 研究区域概况 |
| 3.1 自然地理 |
| 3.2 经济社会概况 |
| 3.3 水资源系统 |
| 3.4 能源系统 |
| 第四章 北京市水与能源纽带关系定量计算 |
| 4.1 北京市水资源系统的能耗分析 |
| 4.2 北京市能源生产的用水量 |
| 4.3 外调能源供应引起的虚拟水的省际间转移量 |
| 4.3.1 数据来源 |
| 4.3.2 计算结果与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模拟与调控方案评价 |
| 5.1 北京市气象要素演变规律 |
| 5.1.1 典型测站气象要素演变规律 |
| 5.1.2 北京市未来气候预估 |
| 5.2 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系统仿真模拟 |
| 5.2.1 模型设定 |
| 5.2.2 模型有效性检验 |
| 5.2.3 仿真结果分析 |
| 5.3 调控方案评价 |
| 5.3.1 调控方案的有效性评价 |
| 5.3.2 调控方案的能水协同节约效果评价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北京市水与能源耦合系统综合风险评估 |
| 6.1 边缘分布函数的优选 |
| 6.2 Copula连接函数优选 |
| 6.3 耦合系统风险评估 |
| 6.4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
| 7.1 结论 |
| 7.2 创新点 |
| 7.3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表 耦合模型核心参数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加的项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获得的荣誉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学术交流活动 |
| 致谢 |
（10）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价值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价值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及评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目标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4 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2章 关涉共同体命运的环境治理 |
| 2.1 环境治理的成就与失败 |
| 2.1.1 环境治理的成就 |
| 2.1.2 环境治理的失败 |
| 2.2 环境治理的目标与理念 |
| 2.2.1 环境治理的目标 |
| 2.2.2 环境治理的理念 |
| 2.3 作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的组织 |
| 2.3.1 环境治理的组织视角 |
| 2.3.2 环境治理的行动者思路 |
| 2.3.3 建构环境治理的行动者网络 |
| 第3章 环境治理模式的演变 |
| 3.1 农业社会的环境应灾模式 |
| 3.1.1 农业社会的环境思想及其应灾模式 |
| 3.1.2 农业社会环境思想的当代启示 |
| 3.2 工业社会的环境协作治理模式 |
| 3.2.1 经济利益追求导致全球性环境危机 |
| 3.2.2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生成及其演变 |
| 3.2.3 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缺陷 |
| 3.3 建构行动主义的环境治理模式 |
| 3.3.1 合作共同体诞生的历史必然性 |
| 3.3.2 行动主义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第4章 对环境协作治理的组织审查 |
| 4.1 作为环境协作治理模式的官僚制组织 |
| 4.1.1 官僚制组织与政府管控的环境治理方式 |
| 4.1.2 对环境协作治理目标追求的反思 |
| 4.2 官僚制组织在环境治理中的失灵 |
| 4.2.1 中心—边缘环境治理结构的失灵 |
| 4.2.2 .制度主义环境治理逻辑的失灵 |
| 4.2.3 技术化环境治理方式的失灵 |
| 4.3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及其解决路径 |
| 4.3.1 环境参与治理的产生 |
| 4.3.2 环境参与治理的民主悖论 |
| 4.3.3 从环境参与治理向环境合作治理的转变 |
| 第5章 作为环境合作治理基础的行动者网络 |
| 5.1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理论基础 |
| 5.1.1 环境正义理论 |
| 5.1.2 民主行政理论 |
| 5.1.3 合作治理理论 |
| 5.1.4 行动主义理论 |
| 5.2 建构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的现实条件 |
| 5.2.1 环境风险和危机事件的频发 |
| 5.2.2 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
| 5.2.3 “私有化运动”的选择 |
| 5.2.4 环保NGO的成长 |
| 5.3 环境合作治理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特性 |
| 5.3.1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平等性 |
| 5.3.2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弱连带性 |
| 5.3.3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高凝聚性 |
| 5.3.4 环境行动者网络结构中的灵活性 |
| 第6章 环境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合作体制 |
| 6.1 环境治理中的组织体制变革 |
| 6.1.1 组织结构的变革 |
| 6.1.2 组织权力关系的变革 |
| 6.1.3 组织制度的变革 |
| 6.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建构 |
| 6.2.1 生成中的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 |
| 6.2.2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特征 |
| 6.3 环境治理合作制组织的行动优势 |
| 6.3.1 行动的自主性 |
| 6.3.2 行动的自觉性 |
| 第7章 基于行动者网络的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 |
| 7.1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行动目标 |
| 7.1.1 区域环境正义问题的产生 |
| 7.1.2 区域环境正义的实现方式 |
| 7.2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中的地方政府 |
| 7.2.1 引导者的职能定位 |
| 7.2.2 服务者的角色定位 |
| 7.3 区域环境合作治理行动的生成路径 |
| 7.3.1 促进区域行动者网络的形成 |
| 7.3.2 发挥环境任务型组织的作用 |
| 第8章 全球化中的环境合作治理 |
| 8.1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是无可选择的行动方案 |
| 8.1.1 环境治理的全球化与合作化 |
| 8.1.2 全球环境合作治理的阻碍 |
| 8.2 建构全球环境合作治理模式 |
| 8.2.1 对话 |
| 8.2.2 包容 |
| 8.2.3 信任 |
| 8.3 全球环境行动者网络中的信任关系 |
| 8.3.1 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信任危机 |
| 8.3.2 从契约型信任向合作型信任的转型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四、争夺淡水 黎以相互威胁（论文参考文献）
- [1]“七丘之城”：从里斯本、果阿到澳门 ——跨文化视野下15-18世纪罗马“圣城”景观在欧亚大陆的复制与改写[D]. 刘爽. 中央美术学院, 2021(08)
- [2]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安全格局构建[D]. 魏立飒. 河北经贸大学, 2021(12)
- [3]以史为鉴：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路径选择与实践创新[D]. 许林. 江西师范大学, 2020(06)
- [4]生态批判与图景构建 ——当代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赵晓丹. 吉林大学, 2020(01)
- [5]阿以矛盾的建构和重塑[D]. 高欢. 外交学院, 2020(08)
- [6]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公共外交研究[D]. 谈东晨.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 2020(01)
- [7]中国台湾地区现代建筑设计创新研究[D]. 黄庄巍.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20
- [8]西方新全球秩序观研究[D]. 杨天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9]水与能源耦合模拟与综合风险评估研究[D]. 王燕.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2020(04)
- [10]环境治理中的行动者网络建构研究[D]. 刘柯.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