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科学检验的几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马立志[1]（2021）在《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文章以西周金文所见邦国的地理为研究对象。绪论首先对“邦国”的概念进行界定:西周时“邦”是普遍的称呼,是以血缘氏族爲核心的政治实体;“国”表示地域概念,东周以後变成政治学概念“国家”。“邦国”一词是西周实际内涵之“邦”与现代政治学概念之“国家”的结合,具有包容性。接下来对百年以来邦国地理研究的学术史进行了回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研究利用铭文资料,结合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对传世文献中的地理记载进行批判总结,分析地理、族群要素,説明邦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邦国是构建西周王朝国家的基石,考察分析邦国的区位地形、交通、部族关系等要素,可以认识西周地缘政治结构,并为政体研究提供素材;邦国是东周领土国家的前身,对其考察有助於认识前行政区划时代的面貌。整理的对象,以位於宗周和成周以北、古黄河以西范围内的畿外邦国爲主。文章把西土、北土划分为七个单元,各为一章。第一章整理了泾河流域的邦国。密国於先周时已在灵台县一带,处在达溪河谷通道上,西周甲骨文、金文中有一些与密有关的材料。灵台县白草坡墓地的字释潶或泾均非确释,释为（申）则较可能,墓葬性质显示、是殷遗身份的邦伯。是周初亲附的边缘友邦,先祖称“王”,可能位於泾河上游一带。姜姓四岳之後的吕、申,西周时位於泾河上游地区,覆灭宗周的即是西申,西周晚期申、吕的分支氏族迁至南阳盆地。国族名“”在金文出现了几例,有的出土在泾河上游,释为“缯”有待验证。“”字释为“豳”在文字学上有合理的解释,豳王、豳公的特殊身份有待研究,豳地是宗周北面的军事交通枢纽。第二章整理了位於陇山两侧的夨和秦。汧水谷地的夨在西周时期是一个较有实力的部族,夨可以读为虞,可能与汧水附近的吴山及周初“虞芮质讼”之虞有关,夨可称“王”,在政治体系中不同於周朝内服的“侯”,与称“侯”的平陆虞国、宜侯夨簋之“虞侯”、东南吴国,均不会是同一个。秦人出自商奄之民,周公东征後被迁徙到陇右,与戎杂处,西汉水上游礼县附近的城邑与西周晚期的西陲、犬丘有关,陇西牛头河流域的清水县李崖遗址或是孝王时封赐非子的“秦”邑。第三章整理了宝鷄渭河附近的虢、二氏族。虢是位於今宝鷄虢王镇一带的西虢,始自虢仲、虢叔二人,後世分衍出虢仲氏、虢叔氏、虢季氏数支,诸支系的源流和相互关系有待辨明,兴起於两周之际的陕县之虢是西虢分支。是周初来自西南地区的友邦,周朝将其安置在宗周腹地外围的清姜河附近,扼守古嘉陵道入口,进入西周中期後氏贵族政治经济地位从周室疏远、孤立,此後消失不见。第四章整理了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族氏。无终族在殷墟二三期时可能生活在晋陕之间,殷墟附近出土多件无终铜器,显示其与商朝曾有密切关系,无终部族春秋时渐迁到太原盆地与晋国接触,後又沿代谷迁至今河北蔚县一带,今蓟县之地名无终是後起。梁国在今韩城市西南,春秋初期周平王册封秦仲少子为梁伯,《系年》等参证此秦仲指秦襄公,梁伯戈铭文字体、语句风格与春秋早期秦戈铭文一致,是梁氏出自嬴秦的物证,内容显示梁国受命在北方防御蛮方。韩城梁带村附近是芮国最晚段的居点,已发掘的遗存年代从西周晚期後段持续到芮国之亡,在秦晋到达河西之前,芮一度是该地实力最强的氏族;流散芮国铜器中有不少属於西周早期,但此时的芮居地尚不明确。金文之“”、“”可释为“韩”,乃武王之子受封的韩侯之国,西周之韩国应在汾河下游的河津县一带,控制着从宗周经梁山之南越河到河东汾浍地区的交通。第五章整理了河东地区的邦国。姬姓杨国在今洪洞县,为宣王之子始封,它建立在此前杨地的基础上,姬姓杨侯之前的杨氏或是姞姓,杨国在临汾盆地的北缘、西周文化在河东地区的最北端,目的是防御玁狁。公簋之（疏）是生活在唐叔虞领地之内的一个先代氏族,疏公之妻姚是帝舜後裔,簋铭反映了晋地唐、夏遗民并存的多元环境。文王玉环、唐叔虞方鼎、疏公簋代表了商末周初唐、晋变迁的历史,河汾之间的“唐”具体地望有待确认,天马-曲村遗址是叔虞之子燮父徙封为侯的“晋”之所在,唯具体名字尚有争议。晋国附近翼城大河口之霸、绦县横水之倗、绦县雎村的某不知名氏族,性质可能属於“怀姓九宗”,具有王臣身份,有独立地位,同时也受到晋国的监管。荀国受封在今临猗县涑水附近为“侯”,控制着宗周与汾浍之间的交通,後为邻近的晋室曲沃支系兼并。虞国在平陆县北中条山脉之顶的原上,扼守汾浍地区通往河南成周的交通綫“虞阪-巅軨道”,武王别封虞仲为虞侯,是因爲吴国已奉祀太伯为始祖,别封虞国可使虞仲一支在宗法上独立奉祀仲雍为始祖。第六章整理了燕山附近的邦国、族氏。商末周初的孤竹族与商室有亲缘关系,周初活动在燕山东侧,喀左一带孤竹等窖藏铜器以及多个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显示燕山南北衆多族群共存的面貌,其背景是中原的殷周革命;而孤竹与山戎、令支不能简单等同。西周早期的燕国位於北京琉璃河一带,与广安门一带的蓟共处,以後燕国可能兼并了蓟据以为都;周初相继为燕侯的克、旨可能是太保的两个儿子;燕是边陲封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锁钥,也是与东北民族交流对抗的前沿。涞水县北子铜器,或称北伯,是周初当地的北氏之长,与三监之邶未见关联证据;涞水北子器与湖北江陵北子器无关,後者是当地制作的。第七章整理了太行山沿綫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軝》一节对元氏西张村西周墓作了补充説明,軝侯所封之地位於元氏县槐河之滨,古为泜水,《地图集》等所绘泜水偏南可能不确,軝是邢国之北的附庸小国,任务是防御自井陉突出的戎族。《邢》一节分析了记录初封的麦尊等器应该在前,邢侯簋偏後;邢在商代井方故地建立,初封即在邢台,与温县之邢丘、畿内之丼氏均无关系;邢侯之封目的是防御北戎、控制太行东麓成周至燕国的交通綫,邢与戎对抗交流,有臣谏簋、省命铜剑以为物证。太行西麓上党盆地的黎是周初戡黎後封建的侯,始封君是毕公之子,金文中写作（楷）,黎国的任务是防御晋北和太行山区的戎狄,并扼守东出太行的壶关道。河内地区附近是文武周公之胤衆氏族定居的渊薮。康叔初封於康丘为侯,在殷畿故地内,目的是监管殷遗民,淇水附近的卫是康之鄙,对康、卫铜器的分组整理,表明卫作爲国名要在西周中期以後,“夷王命卫为侯”可能反映了康、卫变迁的历史。另外整理了金文中的凡、柞:凡在今辉县市西南,旧释为“同”的字现已改释为“凡”,沈子它簋是凡国铜器,器主它以凡氏小宗的身份作了祭祀周公的礼器。柞即胙,在今延津县北,是周公之後,目前发现的胙氏铜器有柞伯簋、柞伯爵、柞伯鼎等。第八章以山形水系为要素将西土、北土划分爲小的地理单元,描述了各自的地貌背景,进而勾勒了不同单元之间的交通綫:汧水河谷通道,由周原或宝鷄出发至六盘山东麓,或逾陇山至陇右秦地;泾河上游通道,自栒邑-彬县的古豳地出发,沿泾河、马莲河河谷至宁夏南部,这两条通道之间有东西向的泾河支流河谷互通。由丰镐渡渭,经合阳县至河滨韩城之梁、芮,再渡河溯汾水经韩国至上游杨国或汾浍之交的晋国;也可由丰镐至河曲处渡河後上溯涑水,经荀国、倗邑越绦山亦至晋国。汾浍地区与洛阳盆地的交通跨越中条山脉,一是经过虞国的虞坂-巅軨道,二是由中条-轵关道至河内地区,渡河後均可至洛阳成周。自成周经河内沿太行东麓北行,经卫、邢、軝至於燕国。太行东西的陉道,黎国在西侧扼守上党盆地东口之壶关道,诸陉东口,邢在滏口、井陉之间,軝侯守在井陉。这些綫路以宗周、成周为中心,构成了西土、北土的交通网络。周初西土、北土的复杂族群背景,塑造了封建邦国的地缘政治格局。泾河上游是西周的边疆,它没有明确的界綫,而是多种文化人群并存的地带,该区域内周文化、寺洼文化、殷遗民等人群共处。周王朝在这一带没有封建军事性质的“侯”,只是出於镇抚和防御目的安置了一些盟好的小邦国,其中有一些人群是殷遗民,周室还通过边鄙邦伯与戎族通婚等方式维持政治稳定。西周中期以後殷遗民等缓冲要素消失,使得宗周失去西北屏障,屡遭玁狁入侵。在河东地区有先代的唐、夏遗民和戎狄,以及与殷商亲近的一些方国,燕国附近有土着的围坊三期文化和多个族群,这些因素既成爲晋、燕封建的多元背景,也是後来发展壮大的资源。黎、邢原本只是扼守交通,卫国周初监管殷遗民的使命也渐告终结,缺少交流壮大的发展空间,终在戎狄的侵扰下而迁徙。第九章是对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的历史概述。西周肇建前夕的周邦联盟联合伐商,成康时期迅速封建亲戚以爲藩屏,奠定了西周王朝四土的基本格局;中期王朝对外围邦国的管理事务渐繁,边徼戎狄、淮夷势力濅盛,交侵入境;晚期又有南土噩国联合淮夷的大叛乱,北方又有玁狁入侵,遂因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对邦国进行重建、移徙的调整,仍极力维持王朝的经营,但幽王末年与西土申侯关系的破裂,直接招致内外的联合入侵,覆灭宗周。文末附录,包括《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分布图》、《宗周西北诸文化遗存分布示意图》两张地图,以及文中邦国各自的金文材料分类表。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李力[3]（2020）在《“汉侍廷里父老（亻单）买田约束石券”及其文本之再研究（上）》文中研究表明前言"汉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的发掘简报,于1982年12月在《文物》杂志上发表。1此后,该石券资料很快就引起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许多知名学者,例如宁可、邢义田、俞伟超、杜正胜、林甘泉、劳干、张金光、王子今,以及日本学者籾山明、山田胜芳、东晋次等,都纷纷参与研讨,相继发表与该石券资料有关的研究成果。此前,已有学者就该石券资料的整理与研究状况进行简要的概括与归纳,但是,或者因其发表的时间较早,或者因未能穷尽搜罗前期研究成果,故至今仍难以掌握近四十年来有关这个石券资料整理与研究的整体状况。
刘后德[4]（2020）在《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历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它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但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偏差,在“文革”中更是遭遇严重挫折。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再定向再出发,是从否定“文革”开始的。它起自政治批判,成于学术反思。它针对“文革”,但绝不限于“文革”。这种专业层面的更深入阶段的拨乱反正在1979年表现得极为典型。在这一年,伴随着全社会思想解放的氛围,历史学呈现出与“文革”时期彻底决裂的姿态。将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度成为当时整个中国史学界的主流追求。这一追求在中国历史学的理论探讨层面、古代史研究部分和近代史研究领域都有着鲜明的体现。而它在1979年表现得特别集中,并在1979年度走向高潮。那时的中国历史学存在一种明显倾向,即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研究模式,特别是“文革”时期畸形的研究状况,针锋相对地开展再认识、再纠正。这一趋向深刻影响了之后的史学研究面貌。人们首先就统摄整个研究局面的理论部分进行有针对性的纠偏匡谬。从理论根源和实践经验两方面重新理解和认识“阶级观点”,从而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根本塑造当时史学面貌的指导思想,是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界所获得的最大理论共识。此时,笼统的阶级观点得到重新审视:一切以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史学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的极端做法也得到纠正;历史的全部内容绝不仅仅只有阶级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所有的阶级斗争都可以纳入“革命”的范畴;阶级斗争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或唯一动力的尊崇地位受到挑战,诸如生产力、生产斗争或矛盾斗争的合力等历史发展要素的重要性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强调;阶级考察之外的广阔历史空间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阶级批判之余的丰富历史遗产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学者们不再简单一律地套用阶级分析作为研究模具,而是积极倡导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把握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以往用阶级观点打量一切,言必称“阶级”的不正常状况大为改观。还有,深入反思教条主义、公式主义的危害,也是1979年史学界所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一切唯本本是从,照搬简易公式的惯常做法遭到批评。在理论阐释与史料求真的结合方面,脱离史实进行虚、假论述的做法受到抵制。它们逐渐被诸如“论从史出”或“史论结合”等主张所平衡。还有一些因固守个别论断、预设某种前提而未曾从根本打破僵局的问题研究也开始得到触动。以上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面对任何问题,人们都转而尝试通过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得出自己的独立认识。此时,史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开始在反省中得到重新定位。人们一致反对炮制“影射史学”以作政治工具的行为,并且通过重新诠释“古为今用”的内涵,以尝试进一步明确史学之于政治的价值功用及合理边界,尊重学术探索的独特规律,纠正违背学术自由的做法,从而扞卫历史学应有的生存空间和独立的价值尊严。1979年,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针对以往的认识局面进行剧烈调整的整体倾向。首当其冲的是,作为“五朵金花”之一的农民战争史所存在的研究偏向受到检讨。农民战争所蕴含之消极作用的集中凸显,成为1979年中国历史学在专题研究领域所经受的最大冲击。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上,“阶级观点”受到研究实践的重新检验。人们注意到,农民战争在社会生产和秩序稳定等方面存在不容回避的破坏作用。曾经化约为中国古代历史的真正内容或全部内容的农民战争,其价值地位因这种阻碍历史进步的消极因素存在而受到削弱。与此同时,农民本身难以抗拒愚昧落后的封建思想,在经由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分析中遭到集中剖析。进而,农民及其领袖不能摆脱具有负面作用的皇权主义、平均主义等思想,预示了农民战争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催生出又一个大同小异的封建政权。随着农民战争在变革封建制度方面的革命性作用遭到质疑,其价值作用至多不超出改朝换代的范围,甚至客观上有着维护和延续封建统治的认识开始出现。由于人们拒绝沿用简单张贴阶级标签的做法,以及随之而来的道德评判泛化倾向被遏制,中国古代历史中一些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得到重新评价。作为封建帝王的秦始皇残暴专制等负面因素被集中展露;作为思想文化领域代表性人物的孔子,其礼制、教育等方面的积极价值重新凸显;作为农民起义领袖的李自成,难以摆脱天命思想束缚,即使最后取胜也必然成为封建皇帝,而不可能具有无产阶级领袖那样的进步特征和成就,这样一种宿命般的历史结局在讨论中被强调。此外,在中国社会形态及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上,由于人们对固定一种学说、服从一种认识的垄断局面多有不满,古史分期领域遂有诸说并起,从而颠覆了之前郭沫若等人所主张的战国封建说一家独尊之局面。由此,“魏晋封建说”、“西周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等不同论见纷纷出现。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这一思潮,在1979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表现的最为充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关键节点上的典型认知呈现出“过山车”般的翻转。比如,曾经作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典型的义和团运动受到集中质疑。该运动被认定为具有盲目排外、愚昧迷信等特点,甚至存在受清廷利用而“奉旨造反”的过程和行为,其对内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和对外的反帝作用及价值都出现较大争议。再者,针对以往卖国之定性,在现代化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工业化肇始的标志性作用开始得到积极肯定。在企业管理、规模化机器制造、引进利用外资技术等方面,洋务运动所带来的进步影响;抗击外部势力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构筑自身近代化的经济和国防基础,所具有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拉开大规模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序幕,形成开放、理性的进取精神,以及在整体上开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化进程的重要意义,都得到有力阐释。对洋务运动的评价,从单纯依托目的初衷或阶级进行定性分析,开始向重视客观效果的考察方面倾斜。还有,对于被批软弱妥协且“阻挡人民革命”的戊戌变法运动,学者在现代性视野下重新将其定义为,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旨在通过制度革新以挽救家国危亡的进步运动。其爱国主义价值,借鉴先进制度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宝贵尝试,以及改革过程中所推动实现的启蒙解放等,都开始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同。该运动的改良主义定性开始动摇,资产阶级维新派对抗封建顽固派,以及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进步作用越发得到肯定。1979年,是中国历史学进行再调整的关键年份,是“文革”时期史学向改革开放史学过渡的转捩点。它以反思姿态挺立于两种史学研究样式转换的紧要关头,通过一系列史学认识的再纠正实现了浴火重生。显而易见,研究样态的根本转变需要借助史实的订正,研究方法及理论指导的校准,但更仰赖于观念层面的透彻省悟。在追求学术独立和求实精神方面的启蒙重塑,是这一特殊年份留于后世的最醒目价值。与此同时,就学科本身而言,经过1979年前后学界在思想观念、理论方法、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及时调整,历史学得以迅速转入新的发展阶段。1979年的中国历史学,为之后研究内容从较为单一的政治史向着结合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延伸,以及研究范式和研究重心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叙事转变,奠定了基础。同时,它还孕育了几种研究趋向。比如重建史实真相,考求真实;再次确认坚持唯物史观指导下的宏观研究,偏重线索规律的合理化梳理;或者吸收借鉴西方理论方法重建历史叙事等。它们都在反思以往研究弊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元竞发的态势。细致的文献梳理,结合对“文革”前后及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取向的综合对比,以期最大限度地呈现当时史学研究领域深刻调整的思想史价值,以及为新时期史学研究健康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的学术史意义。选取1979年这一独特的年份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充分彰显其年代史学层面的蕴涵;史学界通过积极拨乱反正以响应国家改革开放的号召,体现出中国历史学在参与历史中创造历史的传统致用色彩;以“颠倒”求“反正”,尽可能地释放出了解放思想的能量,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从一个极端倒向另一极端的危险。因此,反思学术研究的偏向,仅仅通过“翻烙饼”的方式进行显然是不够的。准确拿捏1979年中国历史学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充分衡估这一时期史学研究所具有的转折过渡意义,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在清除畸形的“文革史学”那样的研究生态,为此后学术转型奠定基本格局方面,很有必要进行专门探讨。如果说1949年,崭新的中国历史学依靠政治得以确立,那么1979年,就是中国历史学在反求诸己的背景下实现学科化重生、专业化再造的又一次开始。从学术发展的长远角度看,它不啻于共和国史学的“第二次开国”。
刘素娟[5]（2020）在《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鸦片战争以降,外国列强侵入中国,给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中华民族面对侵略,勇敢地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人们对中西冲突的思考和探索,从物质层、制度层转向了文化层,自此之后,中西文化问题成为国人讨论的热点话题。冯友兰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他曾以“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自己一生的主要学术成就,作为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热血青年,冯友兰的哲学研究始终围绕中西文化进行。他的文化探索随着时代脉搏而跳动,随着时代思潮的发展而起伏。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人们关于“中西文化异同”、“中国文化向何处去”有着广泛的讨论。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探索,主要围绕“中国文化为什么会落后、中西文化有什么不同”来进行,冯友兰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没有科学,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在于中国文化向内寻求的历史选择,它走的是“自然”路线,关注的是人的内心需要,注重的是人伦日常。与之相反,西方产生科学的原因在于西方文化向外追求,走的是“人为”路线,注重向大自然寻求力量,追求确实性。20世纪20年代,冯友兰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通过深入了解西方哲学,他发现中西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都同时存在着几种人生哲学派别,冯友兰以老子所谓“损益”问题为主线,将中西人生哲学按照“损道”、“益道”、“中道”三个大类分为了十个派别,提出中西哲学都有“损道”,主张人类的幸福在于约束人的欲望;也都有“益道”,主张向外探寻幸福;还都有“中道”,主张有限度地向外探索。回国后,冯友兰接续人生哲学之同的发现,参与了“科玄论战”,提出了一种新的人生观。20世纪30年代,受马克思主义在国内广泛传播的影响,冯友兰逐步接受了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从低到高的发展规律。欧洲游学的观察和思考促使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看法从“中西之异”转向了“古今之异”,认识到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时代差别,中国是古代文化,西方是近代文化。冯友兰文化观从“中西之同”到“古今之异”的辩证发展,让他认识到中西互释的可能。20世纪40年代,面对抗日战争和建国问题,冯友兰认为工业化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冯友兰接续“古今之异”,根据共相殊相理论,提出了文化的类型说,认为西方是以社会为本位的工业社会,其文化是工业类文化,中国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社会,其文化是农业类文化。中国向西方学习,不是“全盘西化”,也非“中国本位”,而是要学习其工业类文化,保持中国的基本道德不变,保留中国民族文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知识分子政策,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冯友兰主动接受改造,努力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从此,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讨论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面对1950年代文化改造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和批判,冯友兰勇敢地提出了“抽象继承法”,旨在传承中国文化的传统命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冯友兰在这个时期重新获得了学术生命,他认为,中西文化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向西方学什么”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新阶段在于如何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建立新的文化体系。围绕“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成份可为新的文化体系所吸收”,冯友兰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为中国文化的新发展输送营养。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认识和思考长达近一个世纪,折射出了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展现了冯友兰的爱国热忱和民族情怀。冯友兰的中西文化观始终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和评价及对中国文化未来的思考,经历了一个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表现了冯友兰在中西文化冲突面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着力和用心。冯友兰的中西文化探索,不仅涉及到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还关照到了马克思主义,冯友兰对中、西、马三者关系的探索,也为后人铺好了基石。
曾勇[6]（2020）在《“脱贫内生动力”内涵及其激发因素的扎根研究 ——以井冈山市M乡为例》文中研究说明脱贫攻坚战进入关键时期,攻坚难度日益增大,返贫、深度贫困等问题日益突出,物质脱贫的同时更应注重精神脱贫,激发贫困人口“脱贫内生动力”,实现脱贫的长效性,引导贫困群众树立主体意识,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变“要我脱贫”为“我要脱贫”。因此,有效激发贫困群众的“脱贫内生动力”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一环。要想激发“脱贫内生动力”,必须对什么是“脱贫内生动力”及其激发因素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本研究通过访谈井冈山市M乡20位访谈对象（包含14位贫困户、4位扶贫干部、2位非贫困户）,并利用Nvivo12及扎根理论研究法对收集来的20份访谈资料逐一编码,挖掘出“脱贫内生动力”本土核心内涵（有劳动能力、积极向上的价值观、优良的精神品质、自我效能感）。在归纳出“脱贫内生动力”核心内涵的基础上对这20位访谈对象做进一步访谈,探索“脱贫内生动力”激发因素,最终形成“脱贫内生动力”激发的内部因素（婚姻状况、精神品质、价值观、劳动能力、能力水平）和“脱贫内生动力”激发的外部因素（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突发事件、政策帮扶）。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的积极方面是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内外推动力。相反,上述内外因素的消极方面则不利于“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在深入理解访谈资料和科学揭示“脱贫内生动力”激发因素的基础上,提出更好地激发贫困群众“脱贫内生动力”的政策建议:借鉴社会工作方法助推脱贫攻坚;加大各项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入和监管力度;加大文化扶贫力度,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的能力;建立健全教育精准扶贫长效机制;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提升贫困群众脱贫能力水平;加强脱贫模范和典型事迹的宣传,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大医疗保障投入,提升贫困群众抗风险能力;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模式,加强社会保障兜底投入力度;既要脱贫也要脱单,倒逼“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
白清平[7]（2020）在《《共产党人》杂志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文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是需要学界加强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是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壮大、发展而不断深入发展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生动体现,只不过是当时还没有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名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历史。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实现了飞跃式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深入研究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历程及其成果,系统总结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主要内容、历史特征及其历史启示,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文本即文献史料,是生动记录历史的重要载体,是学术研究的重要素材。文本研究成为党史党建研究的重要方式和重要领域。《共产党人》作为延安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用来加强党建的党内理论刊物,生动的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刊载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许多重要文献,有力地传播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本文以《共产党人》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原始文献和经典文本的考察,深入研究《共产党人》促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内容、历史特征和历史启示,进而拓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本文主要分三大部分,分别是绪论、正文和结语。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重点、研究难点和创新之处,为本文研究奠定基础。第二部分为正文,也是本文的主体,又分为六章内容。第一章介绍《共产党人》概况。主要对《共产党人》的创刊、撰稿群体、刊载内容和停刊原因进行介绍分析,从而对于《共产党人》的发展历史、基本内容、文献价值和历史地位形成客观而全面的认识。第二章考察《共产党人》刊载的党建理论文本。党建理论文本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通过对《共产党人》全面考察,深入考述《共产党人》刊载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文献、毛泽东的着作、张闻天的着作以及党的其他领导人的着作,进而分析相关文献的重要内容,揭示其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史上的重要地位。第三章阐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传播与推动。《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有效传播,主要通过译介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提高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传播质量和水平、推荐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党建模范典型、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党建方法等方面来进行的。《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有力推动,主要通过提出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命题、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和运用、深入总结马克思主义党建实践经验、大力创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等方面来实现的。第四章论述《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尽管有关于为什么要加强党的建设和建设什么样的党的相关内容,但是,就其主要内容而言更多的却是关于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内容。《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推进,就集中体现在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方面,具体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理论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中国化等方面。这些内容是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主要内容,也是本文的重点内容。第五章探讨《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历史特征的呈现。《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特征,集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主体、理论内容以及推进路径等方面。《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主体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的历史特征,《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内容具有全面性和专题性的历史特征,《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推进路径具有继承性和创新性的历史特征。第六章探索《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历史启示的折射。这些历史启示主要有: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学习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坚持一切从党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途径,发展主体的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多维动力,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保证。这些历史启示对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以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开展都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第三部分为结语,主要总结全文内容、得出结论,分析本文的特色以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朱阳豪[8]（2020）在《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应用现状分析》文中认为随着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体育科研工作者科研水平的提高,统计方法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从实验（调查）的统计研究设计、数据的收集、整理与描述,到数据的统计分析及结论获得都需要正确运用统计方法,研究者是否正确地使用了统计方法,不仅决定着研究的质量,也决定着该领域研究成果的积累。本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案例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对2009年-2018年发表的网球科研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希望找出网球科研论文中应用统计方法的现状、统计方法使用的趋势、统计方法使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指导网球科研工作者正确使用统计分析方法,所得结论如下:1.近十年来发表的网球科研论文的数量总体呈现先增后降的趋势,而统计方法使用率在不断增加,其中统计方法的使用中以常规统计方法为主,使用率达到了91.9%,其中非核心期刊常规统计方法使用率为93.0%,核心期刊常规统计方法使用率为89.1%。2.常规统计方法中描述性统计的使用率最高,主要包括相对数、?x?S和统计图表,在核心期刊中运用多元统计方法的网球科研论文在不断增多。3.统计方法存在大量误用现象,误用率为52.4%,其中核心期刊的误用率为32.3%,非核心期刊的误用率为56.0%,推断统计阶段误用率最高。非核心期刊常规统计方法误用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核心期刊则在不断下降。4.t检验方法的误用率最高,达到了50.5%,主要包括运用的t检验方法描述不清、t检验方法的误用和t检验代替重复测量方差分析。5.相关与回归分析方法主要涉及的问题为:一是运用简单相关分析复杂现象;二是在分析时未考虑Pearson简单相关所处理的变量类型,没有根据变量的类型选择合适的分析方法。6.列出了一些有代表性的误用实例。结合对网球科研论文的调查与分析,针对科研论文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以下相关对策与建议:1.网球科研工作者应加强统计学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方法的学习。2.体育类高校应将体育统计学列为基础课程,完善课程体系,加大体育统计学在教学中的课程地位。3.网球科研工作者多查阅分析一些关于统计方法误用的文章,对前人的误用问题要及时总结借鉴,避免在写作时出现同样的错误。4.网球科研工作者对统计理论、知识和方法要多实践多运用,将学习到的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研究中去。5.期刊杂志在对科研论文审核时,要注重统计方法运用方面的问题,注重统计方法的合理性、正确性,提高审核标准。
崔宇峰[9]（2020）在《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刘绪贻（1913—2018）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着名学者。他知识渊博,勇于探索,勤奋钻研,在美国史研究、社会学等领域颇有建树。刘绪贻也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他对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贡献较大,但学术界对其研究的成果较为分散,不成系统。本文以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为题,从其生平、学术着作、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入手,全面总结和评价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成就、对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推动作用以及学术地位。本文将从如下方面进行探究:绪论主要探讨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第一章介绍了刘绪贻生平和学术生涯。刘绪贻从小同情劳动人民,向往自由民主的社会。他自幼立下“素王”之志,要用知识改变中国社会。他的求学经历充满坎坷,但他信念坚定,目标明确,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孜孜不倦。第二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该章主要对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方法、关注问题和观点作了一定评析。此外,本章也对刘绪贻和其他学者就罗斯福“新政”这个议题所产生的史学争鸣进行了研究。第三章分析了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包括总统选举、两党政治、外交政策等,也分析了刘绪贻在研究美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时所提出的一些新观点。第四章分析了刘绪贻美国史研究的代表着作,主要有《美国通史》（六卷本）中刘绪贻参与撰写的第五卷和第六卷,分析了此两卷的写作特色、主要问题,并与同时期其他美国史着作进行比较研究。同时,本章也对刘绪贻主编的工具书《美国研究词典》进行了一些研究。第五章对刘绪贻美国史研究中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进行了总结。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史学思想是他进行美国史研究所恪守的原则,也是他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表现,包括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等。而史学方法则是实现其史学思想和史学研究成果的重要途径,包括史论结合、比较研究、跨学科研究等。
曾晓滢[10]（2020）在《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文中指出质量提升作为21世纪学前教育领域的关键词,是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其中,课程质量成为保障和提升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然而,我国幼儿园课程建设还面临着“质量话语”缺失的困境,突出表现在科学、可靠的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的缺位,从而使得我国课程建设中多种多样的课程模式和实践的质量无法得到监测和保障,幼儿园课程质量提升无法得到有效指导。因此,科学研制一套针对中国幼儿园课程特点的、具有良好信效度的课程质量评估标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助于引领学前教育质量提升。本研究以开放的质量观作为指导思想,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进行内容效度研究。邀请63名各领域专家组成六个专家小组分别检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幼儿园课程发展维度”、“健康”、“语言”、“社会”、“科学”和“艺术”六个部分评估内容的适切性,并提出修订意见或建议。经过两轮专家意见征询,专家基本认可该评估标准评估框架以及95%的评估指标具有适切性,该评估标准的内容效度较好。同时,通过两轮意见征询,研究者对评估内容进行了如下修订:修订6个子项目的名称;修订131条评估指标的内容;删除11条评估指标;调整12条评估指标的等级;增加24条评估指标;增加和完善对部分评估指标和概念的备注。通过本研究,一方面,全面提升了《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评估内容的适切性;另一方面,由于德尔菲法本身的缺点以及研究者时间、精力的限制等,还遗留了一些特殊的问题无法仅依靠专家意见就能得到解决,后续可再结合其他研究方法解决遗留的问题。同时,研究者还集中讨论了研究过程中专家普遍关注的两大问题:即《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与幼儿能力发展指标的关系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对幼儿园课程实践的作用。基于此,研究者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后续研制工作提出了建议,并表达了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问世后发挥引领质量发展作用的期许。
二、关于科学检验的几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科学检验的几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凡例 |
| 绪论 |
| 一、“邦国”概念的界定 |
| (一)邦 |
| (二)侯 |
| (三)地域概念的“国”、“土” |
| (四)诸侯、邦国概念的混同 |
| (五)本文所用“邦国”一词的含义 |
| 二、邦国研究的内容 |
| 三、百年来西周邦国地理研究史述略 |
| 四、选题的意义 |
| 五、本文的整理范围 |
| 第一章 泾水流域的邦国 |
| 第一节 密 |
| 一、文献及甲骨、金文中与密有关的材料 |
| 二、密国的位置 |
| 三、可能与密国有关的考古发现 |
| 第二节 甘肃灵台县白草坡墓地( (?)、 (?) ) |
| 一、“ (?) ”、“ (?) ”二字释读平议 |
| 二、“ (?) ”和“ (?) ”的性质 |
| 第三节 |
| 一、“ (?) ”字的释读 |
| 二、对 (?)伯归刍簋铭文的认识 |
| 三、 (?)伯归刍簋所见史事 |
| 第四节 吕 |
| 一、吕氏的起源与分衍 |
| 二、吕氏早期居地的讨论 |
| 三、西周晚期的吕国 |
| 第五节 西申 |
| 一、“申”字的释读 |
| 二、畿内之申与“南申” |
| 三、西申地望 |
| 四、西申、申戎、姜戎关系的辨析 |
| 五、西申之一支迁徙南阳的原因和意义 |
| 第六节 (?) |
| 一、金文中的(?) |
| 二、 (?)字释读及其与缯的关系 |
| 第七节 (?)(豳) |
| 一、 (?)字释读 |
| 二、西周金文中的豳 |
| 三、豳的地理考察 |
| 第二章 陇山两侧的邦国 |
| 第一节 汧水谷地的夨 |
| 一、夨国的发现和研究简史 |
| 二、铜器及铭文的分组 |
| 三、 (?)的文字学解释 |
| 四、夨的族姓 |
| 五、夨国的地理意义 |
| 六、夨、虞之关系 |
| 第二节 陇山西侧的秦 |
| 一、秦人早期的活动地点 |
| 二、秦人西迁的时间 |
| 三、秦与戎的关系 |
| 四、与西周之秦关系存疑的一些铜器 |
| 第三章 宝鷄渭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西虢 |
| 一、虢氏的地理问题 |
| 二、虢氏氏族的分衍 |
| 第二节 (?) |
| 一、 (?)氏墓葬分析 |
| 二、 (?)氏铜器、陶器文化因素反映的历史 |
| 三、 (?)氏对外关系分析 |
| 第四章 南流黄河沿岸的邦国 |
| 第一节 无终 |
| 一、“无终”的释读与无终铜器的年代 |
| 二、无终族的迁徙 |
| 第二节 梁 |
| 一、梁伯戈与梁国 |
| 二、梁国史事与地理 |
| 三、梁姬罐的分析 |
| 第三节 芮 |
| 一、西周芮国铜器及铭文整理 |
| 二、芮国史事与考古发现 |
| 三、芮国地望综理 |
| 第四节 韩 |
| 一、西周金文“ (?)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之韩国 |
| 三、三晋之“韩”的地望 |
| 四、《诗·韩奕》的争论和西周韩国地理 |
| 第五章 河东地区的邦国 |
| 第一节 杨 |
| 一、西周金文中的杨 |
| 二、西周末年杨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附:西周与“昜”有关的铜器铭文分析 |
| 第二节 (?) (疏) |
| 一、 (?)字释读 |
| 二、对 (?)公簋 (?)公、妻姚身份的认识 |
| 第三节 昜(唐)-晋 |
| 一、西周晋国都邑(侯马新绦之前)的探索 |
| 二、晋国始封地“唐”的考述 |
| 三、出土材料所见唐、晋的变迁 |
| 第四节 霸 |
| 一、金文霸字的分析 |
| 二、金文所见霸氏史事 |
| 第五节 朋(倗) |
| 一、倗字形体来源分析 |
| 二、金文中的“倗”氏 |
| 三、西周倗氏的来源 |
| 附论:倗、霸的性质 |
| (一)倗、霸墓地的葬俗特徵 |
| (二)倗、霸的族姓来源 |
| (三)倗、霸的地位和性质 |
| 第六节 荀(郇、 (?) ) |
| 一、金文 (?)字的释读 |
| 二、西周郇国 |
| 三、荀的地望 |
| 第七节 虞 |
| 一、文献中的平陆虞国 |
| 二、虞国铜器 |
| 三、虞国地理 |
| 附:西周“吴”氏铭文的整理 |
| 第六章 燕山南北的邦国、族氏 |
| 第一节 孤竹 |
| 一、孤竹铜器和铭文的发现 |
| 二、文献中的孤竹历史和地理 |
| 三、孤竹铭文反映的族氏关系 |
| 四、喀左窖藏铜器的历史背景分析 |
| 第二节 匽(燕) |
| 一、匽字的释读总结 |
| 二、金文所见燕国初封 |
| 三、匽国附近的氏族 |
| 四、西周匽都 |
| 五、封建燕国的历史地理背景 |
| 第三节 北 |
| 一、涞水张家洼“北伯”铜器与文献中的“邶” |
| 二、“北子”、“北伯”铜器的分析 |
| 三、涞水、万城铜器之间的关系 |
| 第七章 太行山与古黄河之间的邦国 |
| 第一节 軝(泜) |
| 一、元氏县西张村西周墓的补充説明 |
| 二、軝国地理及其军事意义 |
| 第二节 邢 |
| 一、西周早期的邢国 |
| 二、西周邢国地理问题 |
| 三、邢国的地理意义及其与戎的关系 |
| 第三节 楷(黎) |
| 一、 (?)字释读 |
| 二、楷国的发现与确认 |
| 三、楷国铜器反映的史实 |
| 四、楷国地理 |
| 第四节 康-卫 |
| 一、康、卫铜器的整理 |
| 二、从康徙卫 |
| 三、相关地名考证总结(沬、朝歌、卫、淇卫、旧卫) |
| 四、关於“夷王命卫爲侯” |
| 附:“康侯鬲”跋 |
| 第五节 河内地区附近邦国 |
| 一、凡 |
| 二、柞(胙) |
| 第八章 西土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第一节 西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关中渭河谷地平原区 |
| 二、陕北高原区 |
| 三、关中、陕北地区之间的交通 |
| 四、关中与西南地区的交通 |
| 第二节 北土的地理与交通 |
| 一、河东汾浍地区的地理 |
| 二、太行山两侧、古黄河以西的地理 |
| 三、晋南汾浍、涑水流域与洛阳盆地之间的交通 |
| 四、成周至燕山以南的交通 |
| 五、太行山东西的交通 |
| 六、西土渭河谷地与河东地区的交通 |
| 第三节 西周的西北边疆 |
| 第四节 北土邦国与西周地缘政治 |
| 一、山西地区 |
| 二、太行山以东地区 |
| 第九章 邦国与西周王朝关系史略 |
| 一、?受万邦:文王时代的小邦周 |
| 二、遹征四方的武王时代 |
| 三、成王“奠四国万邦”和康王“ (?)尹亿疆” |
| 四、昭王南征不复 |
| 五、穆王时期 |
| 六、东南淮夷的兴起 |
| 七、恭懿孝夷诸世 |
| (一)恭王 |
| (二)懿王 |
| (三)孝王 |
| (四)夷王 |
| 八、厉宣之世的西北玁狁和东南淮夷 |
| 九、宣幽时期的四方忧患 |
| 十、西周末世的氏族东迁 |
| 结语 |
| 附录 |
| 地图 |
| 西周金文邦国材料分类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术成果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历史学基本理论的拨乱反正 |
| 第一节 以历史主义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 |
| 一、反思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 |
| 二、破除“暴力革命”崇拜 |
| 三、用历史的观点重新看待阶级和阶级斗争 |
| 第二节 以实事求是替代教条主义 |
| 一、从“唯上唯书”到“唯真求实” |
| 二、跳出公式套用的怪圈 |
| 三、走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
| 第三节 重审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
| 一、批判“影射史学”,放弃“古为今用” |
| 二、打破史学研究的“禁区” |
| 三、史学与政治关系的再认识 |
|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反思与重建 |
| 第一节 对既有农民战争史模式的挑战 |
| 一、检讨农民战争阻碍历史发展的一面 |
| 二、农民阶级思想落后性剖析 |
| 三、农民战争是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还是修理工? |
| 第二节 历史人物再评价 |
| 一、重评秦始皇 |
| 二、为孔子正名 |
| 三、李自成再评价 |
| 第三节 打破古史分期讨论定于一尊的局面 |
| 一、魏晋封建说“卷土重来” |
| 二、西周封建说“重新开张” |
| 三、其他诸说“群雄并起” |
|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近代史叙事的突破与转型 |
| 第一节 现代化视野下义和团运动的再评价 |
| 一、凸显迷信落后特征 |
| 二、强调盲目排外问题 |
| 三、质疑义和团运动反封建性质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背景下洋务运动历史地位的再衡估 |
| 一、肯定洋务企业奠定中国民族资本的基础 |
| 二、积极评价洋务运动对列强侵略的抵制 |
| 三、认识洋务运动开启近代化历程的贡献 |
| 第三节 古今之变视角下戊戌变法历史意义的刷新 |
| 一、正视戊戌变法的救亡活动 |
| 二、全面认识戊戌变法时期的制度革新 |
| 三、注意发掘戊戌变法的启蒙价值 |
| 小结 |
| 结语: 新时期史学的反思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与创新之处 |
| 一、文献综述 |
| 二、创新之处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基本思路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新文化运动与赴美留学:冯友兰对中西文化的初步探索(1919-1923) |
| 第一节 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的思想渊源 |
| 一、童年时期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 |
|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
| 三、从中国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比较 |
| 一、中西文化差异的具体表现 |
| 二、中西文化“损益”说 |
| 三、“心物”、“动静”说 |
| 第三节 冯友兰对中西文化之异的哲学史阐释 |
|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 |
| 二、中西文化之异的阐释 |
| 三、自然地理与人为选择 |
| 第四节 如何对待中西文化 |
| 一、学习西方科学 |
| 二、评梁漱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
| 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价值 |
| 第二章 直击文化核心:冯友兰对中西人生哲学之比较(1923-1926) |
|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中西文化之争 |
| 一、动荡不安的政局与社会 |
| 二、梁启超欧游与“科学的破产” |
| 三、张君劢的人生观讲演 |
| 第二节 中西人生哲学之“天人损益” |
| 一、中西之同的发现 |
| 二、中西人生哲学比较 |
| 三、中西之同与中西之异 |
| 第三节 一种新人生观——对科玄论战的回应 |
| 一、“科玄论战”的争论焦点 |
| 二、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探讨 |
| 三、关于“一种新人生观”的阐释 |
| 第四节 中西文化近代分歧的人生哲学渊源 |
| 一、是否以知识权力为好 |
| 二、是否将个人与宇宙两分 |
| 三、中国人生哲学之贡献 |
| 第三章 欧洲游学促转变:冯友兰中西文化古今之异的转向(1926-1935) |
| 第一节 冯友兰欧洲游学的思想转变 |
| 一、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 |
| 二、冯友兰对唯物史观的接受 |
| 三、冯友兰在英国感受到“古今之异”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中西古今之异的认识 |
| 一、游欧洲印象 |
| 二、秦汉历史哲学 |
| 三、中国无近古哲学 |
| 第三节 中西文化的互释阶段 |
| 一、人类进步同一趋势的不同实例 |
| 二、中西文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
| 三、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
| 第四节 《中国哲学史》以西释中 |
| 一、“在中国的哲学” |
| 二、“了解之同情” |
| 三、“新瓶旧酒” |
| 第四章 中西文化论争下的沉思:冯友兰对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探索(1935-1948) |
| 第一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冯友兰 |
| 一、日本侵华与国民政府的文化政策 |
| 二、文化救亡运动的兴起 |
| 三、冯友兰建立“新理学体系” |
| 第二节 文化类型说对中西文化论争的回应 |
| 一、“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 |
| 二、冯友兰的文化类型说 |
| 三、文化民族性问题 |
| 第三节 中国应走工业化道路 |
| 一、文化现代化问题讨论 |
| 二、冯友兰倡导的工业化道路 |
| 三、城里人与乡下人 |
| 第四节 保持中国文化的民族特性 |
| 一、改变封建伦理道德 |
| 二、中国基本道德不变 |
| 三、保持中国的文艺花样 |
| 第五章 大变革下的坚守:冯友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1949-1976) |
| 第一节 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与知识分子 |
|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政策 |
| 二、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
| 三、“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
| 第二节 冯友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认识与实践 |
| 一、在新中国建设实践中感悟马克思主义 |
|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新理学自我批判 |
| 三、在国际文化活动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
| 四、文革中的“冯友兰现象” |
| 第三节 中国哲学遗产的“抽象继承” |
| 一、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 |
| 二、抽象继承法的提出与讨论 |
| 三、1980年代“抽象继承法”再评论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研究 |
| 一、中国哲学史研究对象的讨论 |
| 二、正确估价唯心主义的价值 |
| 三、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价值 |
| 第六章 新时期“文化热”背景下的冷思考:冯友兰对中国文化新发展的展望(1976-1990)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后冯友兰重获自我 |
|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 |
| 二、1980年代的“文化热” |
| 三、冯友兰在文化的拨乱反正中重获新生 |
| 第二节 中西文化对比的新时代 |
| 一、“旧邦新命”与文化现代化 |
| 二、中西文化论争主题的转换 |
| 三、“终结”与“开始” |
| 第三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 |
|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作用与现代价值 |
| 二、继承很厚的“家底” |
| 三、两个孔子 |
| 第四节 “智山慧海传真火” |
| 一、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 |
|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的互动 |
| 三、理论回归与哲学总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致谢 |
（6）“脱贫内生动力”内涵及其激发因素的扎根研究 ——以井冈山市M乡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 |
| 1.1.3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的总体设计 |
| 1.2.1 研究问题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访谈提纲的设计 |
| 1.2.4 研究对象的选取 |
| 1.3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2 相关概念梳理及国内外文献回顾 |
| 2.1 概念梳理 |
| 2.1.1 精准扶贫 |
| 2.1.2 脱贫内生动力 |
| 2.2 有关反贫困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2.1 有关精准扶贫的国内研究 |
| 2.2.2 有关贫困的国外研究 |
| 2.3 有关“内生动力”的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3.1 有关“内生动力”定义的国内研究 |
| 2.3.2 有关“脱贫内生动力”意义的国内研究 |
| 2.3.3 有关“脱贫内生动力”的国内理论研究 |
| 2.3.4 有关“脱贫内生动力”激发因素的国内研究 |
| 2.3.5 有关“内生动力”的国外研究 |
| 2.4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3 “脱贫内生动力”的内涵研究 |
| 3.1 访谈对象基本信息 |
| 3.2 基于Nvivo12 软件的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 |
| 3.3 信效度检验 |
| 3.3.1 研究信度分析 |
| 3.3.2 研究效度分析 |
| 3.4 “脱贫内生动力”核心内涵的构成 |
| 3.4.1 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
| 3.4.2 自我效能感 |
| 3.4.3 有劳动能力 |
| 3.4.4 优良的精神品质 |
| 3.5 本章小结 |
| 4 “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因素研究 |
| 4.1 基于Nvivo12 软件的访谈资料的编码分析 |
| 4.2 研究的信效度分析 |
| 4.2.1 研究的信度分析 |
| 4.2.2 研究的效度分析 |
| 4.3 “脱贫内生动力”激发的内部因素 |
| 4.3.1 劳动能力 |
| 4.3.2 婚姻状况 |
| 4.3.3 价值观 |
| 4.3.4 精神品质 |
| 4.3.5 能力水平 |
| 4.4 “脱贫内生动力”激发的外部因素 |
| 4.4.1 社会环境 |
| 4.4.2 家庭环境 |
| 4.4.3 突发事件 |
| 4.4.4 政策帮扶 |
| 4.5 本章小结 |
| 5 研究总结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与讨论 |
| 5.1.1 关于“脱贫内生动力”内涵的结论与讨论 |
| 5.1.2 关于“脱贫内生动力”激发因素的结论与讨论 |
| 5.2 研究不足与创新 |
| 5.2.1 研究不足 |
| 5.2.2 论文的创新点 |
| 5.3 研究建议 |
| 5.3.1 借鉴社会工作方法助推脱贫攻坚 |
| 5.3.2 加大各项扶贫专项资金的投入和监管力度 |
| 5.3.3 加大文化扶贫力度,提升贫困群众脱贫的能力 |
| 5.3.4 加大医疗保障投入,提升贫困群众抗风险能力 |
| 5.3.5 大力发展产业扶贫模式,加强社会保障兜底投入力度 |
| 5.3.6 既要“脱贫”也要“脱单”,倒逼“脱贫内生动力”的激发 |
| 5.4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A (访谈提纲) |
| 附录 B 访谈资料(访谈录音誊写稿) |
| 附录 C 研究照片 |
| 致谢 |
（7）《共产党人》杂志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由、研究意义及价值 |
| 一、选题缘由 |
| 二、研究意义 |
| 三、研究价值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二、国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
| 二、具体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共产党人》概况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的创刊 |
| 一、《共产党人》创刊的历史背景 |
| 二、《共产党人》创刊的实践逻辑 |
| 三、《共产党人》创刊的基本情况 |
| 第二节 《共产党人》的撰稿群体 |
| 一、《共产党人》撰稿群体概述 |
| 二、《共产党人》撰稿群体特征 |
| 第三节 《共产党人》的刊载内容 |
| 一、中共中央关于党建的相关文件 |
| 二、党建的理论文章 |
| 三、党建的实际工作介绍 |
| 四、党建的经验教训总结 |
| 五、经典论着的转载 |
| 第四节 《共产党人》的停刊原因 |
| 一、经济困难 |
| 二、技术落后 |
| 三、保密需要 |
| 四、报刊整顿 |
| 五、整风影响 |
| 第二章 《共产党人》刊载党建理论文本考察 |
| 第一节 《共产党人》刊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考述 |
| 一、关于党建经典学习参考的文献 |
| 二、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文献 |
| 三、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文献 |
| 第二节 《共产党人》刊载毛泽东着作考述 |
| 一、关于党建的重要论着 |
| 二、关于党建的相关决定和指示文件 |
| 第三节 《共产党人》刊载张闻天着作概述 |
| 一、关于党建的重要理论文章 |
| 二、关于党建的相关决定和指示文件 |
| 第四节 《共产党人》刊载党的其他领导人着作概述 |
| 一、《共产党人》刊载刘少奇着作概述 |
| 二、《共产党人》刊载李维汉着作概述 |
| 三、《共产党人》刊载党的其他领导人着作简介 |
| 第三章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传播与推动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原则 |
| 一、为什么要建设党: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必要性 |
| 二、建设什么样的党: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 |
| 三、怎么样建设党: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内容和途径 |
| 第二节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有效传播 |
| 一、重视经典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译介和传播 |
| 二、着重提高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传播质量和水平 |
| 三、突出马克思主义党建模范典型的推荐和传播 |
| 四、注重马克思主义党建方法的介绍和传播 |
| 第三节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有力推动 |
| 一、《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命题的提出 |
| 二、《共产党人》促进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学习 |
| 三、《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实践经验的总结 |
| 四、《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理论创新 |
| 第四章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推进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 二、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和历史知识的学习 |
| 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增强党员的党性,提升党员的党性修养 |
| 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重点加强干部、知识分子、新党员和党的青年工作者的思想建设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始终坚持党的政治路线 |
| 二、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和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
| 三、切实提高党的警惕性和政治意识 |
| 四、坚持统一战线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重视加强党的组织机构建设 |
| 二、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 |
| 三、注重加强党的支部建设 |
| 四、重点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作风建设理论中国化 |
| 一、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初具雏形 |
| 二、重视加强党的工作作风建设 |
| 三、注重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建设 |
| 第五章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历史特征的呈现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主体的理论性与实践性 |
|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主体的理论性 |
| 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主体的实践性 |
| 三、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发展主体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理论内容的全面性与专题性 |
|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理论内容的全面性 |
| 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理论内容的专题性 |
| 三、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理论内容全面性与专题性的统一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推进路径的继承性与创新性 |
| 一、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推进路径的继承性 |
| 二、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推进路径的创新性 |
| 三、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推进路径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 |
| 第六章 《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历史启示的折射 |
| 第一节 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学习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
| 一、健全党员干部教育学习机构 |
| 二、精选党员干部教育学习内容 |
| 三、巧用党员干部教育学习方法 |
| 第二节 坚持一切从党的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途径 |
| 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的实际相结合 |
| 二、坚持全面系统深入总结提炼党建实践经验 |
| 三、坚持用党员干部易于接受的方式来阐述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 |
| 第三节 发展主体的多元化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多维动力 |
| 一、党中央领导集体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核心动力 |
| 二、地方及基层党建实践工作者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基本动力 |
| 三、理论工作者群体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动力 |
| 第四节 坚持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的根本保证 |
| 一、坚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来加强党的建设 |
| 二、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党建的各种精神 |
| 三、坚持党办党建刊物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8）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应用现状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选题的目的与意义 |
| 1.2.1 选题目的 |
| 1.2.2 选题意义 |
| 1.2.3 选题的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 |
| 2 文献综述 |
| 2.1 国内研究现状 |
| 2.1.1 关于统计方法应用现状的研究 |
| 2.1.2 关于常见统计方法误用的研究 |
| 2.2 国外研究现状 |
| 2.3 文献综述述评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对象、方法和技术路线 |
| 3.1.1 研究对象 |
| 3.1.2 研究方法 |
| 3.1.3 技术路线 |
| 3.1.4 研究的相关概念界定 |
| 3.2 研究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
| 3.2.1 研究重点 |
| 3.2.2 研究难点 |
| 3.2.3 研究创新点 |
| 4 研究过程与分析 |
| 4.1 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统计 |
| 4.1.1 网球科研论文应用常规统计方法随时间变化的特点 |
| 4.1.2 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应用分析 |
| 4.2 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误用分析 |
| 4.2.1 统计研究设计应用问题分析 |
| 4.2.2 描述统计应用问题分析 |
| 4.2.3 推断统计应用问题分析 |
| 4.2.4 相关与回归应用问题分析 |
| 5 研究结论与建议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研究对策与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9）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和意义 |
| 二、国内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一) 评价刘绪贻美国史研究具体问题或者方法的文章 |
| (二) 为庆祝刘绪贻诞辰而撰写的纪念性文章 |
| (三) 书评 |
| (四) 访谈录 |
| 三、研究的创新之处与不足 |
| (一) 创新之处 |
| (二) 不足之处 |
|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刘绪贻的生平 |
| 一、第一阶段(1913年—1949年) |
| 二、第二阶段(1949年—2018年) |
| 第二章 刘绪贻对罗斯福“新政”的研究 |
| 一、研究背景和研究目的 |
| 二、刘绪贻罗斯福“新政”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一) 富兰克林·D·罗斯福为何能赢得总统竞选 |
| (二) 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理论来源 |
| (三)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经济政策的评价 |
| (四) 对罗斯福“新政”中主要社会问题的研究 |
| (五) 对罗斯福“新政”实施年限和影响的研究 |
| 三、史学争鸣的研究 |
| (一) 与胡国成的史学争鸣 |
| (二) 与黄绍湘的史学争鸣 |
| 第三章 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 一、刘绪贻对美国总统和两党制的研究 |
| (一) 对美国总统选举的研究 |
| (二) 对美国两党制的研究 |
| 二、刘绪贻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 |
| (一) 大萧条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 (二) 罗斯福时期的外交政策研究 |
| (三) 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的研究 |
| 三、刘绪贻对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研究 |
| 第四章 刘绪贻代表着作的研究 |
| 一、对《美国通史》(六卷本)第五卷和第六卷的研究 |
| (一) 着作的特色和不足 |
| (二) 与同时期中文美国史着作的比较 |
| 二、对《美国研究词典》的研究 |
| (一) 概况、编写特点和史学地位 |
| (二) 学术争议及评价 |
| 第五章 刘绪贻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 |
| 一、史学思想 |
| (一) 注重史学研究的与时俱进 |
| (二) 重视上层建筑的变化 |
| (三) 用联系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的品德 |
| (四) 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史学研究 |
| 二、史学方法 |
| (一) 史论结合 |
| (二) 比较研究的方法 |
| (三) 跨学科研究 |
| (四) 运用社会史观来解决实际问题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质量提升是我国学前教育未来发展的重要任务 |
| 二、课程质量成为学前教育质量的核心要义 |
| 三、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的科学研制有助于引领学前教育质量提升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的研究 |
| 二、关于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 |
| 三、关于研制幼儿园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的研究 |
| 四、关于内容效度的研究 |
| 五、已有研究的启示 |
| 第三节 概念界定 |
| 一、幼儿园课程 |
| 二、幼儿园课程质量 |
| 三、评估指标 |
| 四、内容效度 |
| 第四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二章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过程及指导思想 |
| 第一节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过程简介 |
| 一、《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简介 |
| 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的前期研制过程 |
| 第二节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研制的指导思想 |
| 一、开放的质量观 |
| 二、开放的质量观下对质量标准研制的思考 |
| 第三章 研究设计与研究过程 |
| 第一节 研究设计 |
| 一、研究目标 |
| 二、研究内容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专家组的确立 |
| 二、专家咨询的轮数 |
| 三、资料收集过程 |
| 四、研究质量的控制 |
| 第四章 研究结果 |
| 第一节 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一、项目和子项目划分框架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二、具体评估指标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第二节 课程质量评估标准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一、项目和子项目划分框架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二、具体评估指标的意见征询结果与修订 |
| 第三节 两轮德尔菲专家咨询后的研究结果 |
| 一、《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的内容效度 |
| 二、修订后的《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框架 |
| 第五章 讨论与建议 |
| 第一节 讨论 |
| 一、使用德尔菲法进行内容效度研究的贡献与不足 |
| 二、《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与幼儿能力发展指标的关系讨论 |
| 三、《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对幼儿园课程实践的作用:标准规范与自主发展的关系讨论 |
| 第二节 建议 |
| 一、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后续研制工作的建议 |
| 二、对《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问世后发挥引领质量发展作用的期许 |
| 第六章 研究创新点与研究反思 |
| 第一节 本研究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创新 |
| 二、研究对象创新 |
| 第二节 研究反思 |
| 参考文献 |
| 一、中文专着类 |
| 二、期刊及网络文献类 |
| 三、学位论文类 |
| 四、英文文献类 |
| 附录 |
| 附录1 :《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部分示例) |
| 附录2 :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问卷(部分示例) |
| 附录3 :针对第一轮专家意见征询的反馈(部分示例) |
| 附录4 :第二轮专家意见征询问卷(部分示例) |
| 在读期间相关研究成果发表情况 |
| 后记 |
四、关于科学检验的几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西周金文所见西土北土邦国地理整理与研究[D]. 马立志.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汉侍廷里父老（亻单）买田约束石券”及其文本之再研究（上）[J]. 李力. 法律史译评, 2020(00)
- [4]1979年：中国历史学的再出发[D]. 刘后德. 山东大学, 2020(10)
- [5]冯友兰中西文化观研究[D]. 刘素娟. 郑州大学, 2020(02)
- [6]“脱贫内生动力”内涵及其激发因素的扎根研究 ——以井冈山市M乡为例[D]. 曾勇.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7]《共产党人》杂志与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中国化研究[D]. 白清平. 陕西师范大学, 2020
- [8]网球科研论文常规统计方法应用现状分析[D]. 朱阳豪. 北京体育大学, 2020(07)
- [9]刘绪贻的美国史研究[D]. 崔宇峰. 扬州大学, 2020(05)
- [10]幼儿园《课程促进质量测评量表》内容效度研究 ——基于德尔菲专家咨询法[D]. 曾晓滢.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