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李岚清谈改革科技体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论文文献综述）
薛黎萍[1]（2020）在《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离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基于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的视角》文中提出本论文以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的相关理论为分析视角,运用文献研究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梳理了 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高等教育从专科到本科、从蚕桑农科到蚕桑绸多科的发展历程,分析了苏州地区蚕丝高等教育与地方蚕丝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在此基础上总结了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的特点及其若干启示。我国近代蚕丝高等教育始于20世纪初。苏州地区作为我国蚕丝业的重镇,蚕丝高等学校的创办和发展,一直处于我国蚕丝高等教育发展的前列。在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高等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上半叶蚕丝教育的初步发展及服务于产业的阶段。1911年,上海女子蚕业学堂转变为公立性质,更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堂,迁往苏州浒墅关继续办学,1912年再一次正式更名为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校上海和四川两地,1941年沪分校停办也转入四川。抗战结束后,学校搬往浒墅关复校。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蚕桑专科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发展及服务于产业的阶段。学校经过建国初期的归并与调整,蚕桑专科教育逐步走向正轨。经过调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与省立蚕丝专科学校合并,合并后学校改称公立蚕丝专科学校。但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学校所身处的教育领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艰难处境中曲折前进,学校的名称也经历了若干次改变,1958年学校正式更名为苏州蚕桑专科学校。第三阶段,是20世纪后半叶蚕、丝分家后丝绸本科教育发展及服务于产业的阶段。1956年在江苏省浒墅关蚕丝学校基础上,实行蚕、丝分科建校,建立中专性质的江苏省立丝绸工业学校。1958年江苏省立丝绸工业学校更名为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学校性质从中专上升为大专。1960年,苏州丝绸工业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性质,建立苏州丝绸工学院。在这个阶段,苏州蚕丝高等教育在专科、本科两个层次上有计划地发展并服务于产业,直到20世纪末,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到来,苏州蚕丝高等教育获得了新的更大发展,服务于产业的手段。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高等教育的创办与发展,既是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的一个方面,也是行业高校与实际产业互动发展的一个鲜活案例。从高等教育的视角来看,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是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的本质要求,它主要体现在:培养产业所需人才是行业高校社会服务的核心;面向产业开展科学研究是行业高校社会服务的基础;解决产业实际问题是行业高校提供的直接社会服务。
王江波[2]（2020）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文中提出在2016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等教育发展方向要同我国现实目标和未来发展方向联系在一起”,“要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要坚持立德树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心环节”,本选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指的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带来的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积极促进的影响、效果及能力。该研究有利于丰富和拓宽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理论研究和理论视野,对于加强高校立德树人教育,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更好地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以下简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加强改进的需要、立德树人的高校之本守正创新的需要、大学生健康成长的需要。具体来说,本研究聚焦于从研究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迫切需要到探究其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挖掘古今中外相关思想资源;再研究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进而剖析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发挥机制,再结合现实对其现状进行考察,进而提出优化作用发挥的策略。归结起来,本研究集中于以下几大问题的探讨。第一,挖掘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借鉴。从国家核心竞争力、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立德树人发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为切入点,寻找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与中外思想资源。“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基础”“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决定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等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文化价值因素、心理与精神因素、态度因素、民族性格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显性影响是重要的西方思想资源。第二,厘清了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在对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等核心概念的内涵、要素、地位的分析基础上,进而把握“时代新人”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实践主体。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两者的内在关系则表现为统一于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共筑于形成国家开放战略中相互渗透,共建于互为对方营造环境中相互协调,共构于实现人全面发展目标中相互支撑。第三,剖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及其作用发挥机制。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挥政治引领作用;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实现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等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等则是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发挥机制。第四,分析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现状及优化路径。根据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排名和总结立德树人的表现,构建了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指标体系。用显示性指标概括分析了两者常年的整体状况,用解释性指标详细分析了两者近年的具体状况,得出需要继续重视“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论。最后从加深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全方位认识,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等维度探讨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优化路径。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弥补了立德树人促进国家发展缺少实证研究的短板,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调查的统计（共计21年）,并与国际数据进行结合,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
张王勇[3]（2019）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是指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有关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等学校等机构通过提供资金、选派干部和教师、捐赠物资、培训干部和教师等方式,帮助西藏高等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的政策性行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是“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方针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央政府统筹西藏与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的一种治理方式。从1958年西藏高等教育创建至今,中央政府始终重视和关心西藏高等教育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支援措施,帮助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和深化改革。支援政策及其实施贯穿于西藏高等教育从创建、发展到跨越的历史变迁中,并依据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和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诉求不断地进行调整与改革,经过60余年的发展,支援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和规范化,成为了西藏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系统梳理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演变历程,总结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历史经验,揭示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动因与特征,探索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当前和今后进一步创新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内容,提高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本研究首先系统梳理了 60年来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变迁过程,即依据支援西藏高等教育的政策制定背景、政策主要内容、支援形式及政策实施特征,将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年）。这一阶段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表现出鲜明的政治动员特色,即通过中央政府的政治动员,内地省市和高校选派了大量毕业生和教师进藏支教,帮助西藏公学解决师资匮乏问题。同时在70年代中期,国家在支援筹建西藏师范学院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二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年）。这一阶段中央政府不断创新支援形式,丰富支援内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体系初步成形。针对西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落后、师资短缺、专业建设滞后等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开始加强对西藏高等教育的专项经费支持力度,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并由以内地省市对口支援转向以内地高校直接对口支援,支援任务也从解决西藏高校师资短缺逐渐拓展至帮助西藏高校建设新专业、科研合作和培训教师等,中央组织部也开启了选派内地高校干部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三是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年至今）。在延续上一阶段支援模式的基础上,支援工作向纵深发展,政策内容更为丰富,支援方式更加多样,支援政策及其实施体系趋于完善和成熟。在中央政府“科教兴藏”、“人才强藏”等战略的指导下,中央国家机关的专项经费支持政策及其实施逐渐制度化;教育部组织实施的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实施机制进一步完善,团队式对口支援制度基本形成,支援内容既包括以改善办学条件为主的硬件建设,也包括以提高管理水平、学科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的软件建设,支援方式逐渐拓展至捐助物资、互派干部、进行科研合作、培训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等;中央组织部推进实施高校干部援藏政策的力度不断强化,干部选派人数逐批次增加,政策及其实施的范围覆盖至西藏所有本专科院校;同时,相关内地省市也组织开展了对口支援西藏高校工作。本研究认为,60年来在中央政府支援政策的指导下,通过中央国家机关、内地省市和高校对相关政策的有效实施,西藏高等学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改善,教育管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教师学历层次、教学能力显着提升,西藏高校与内地省市和高校的联系日益紧密,双方合作交流日渐频繁。但是,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在制定、实施和评价等环节还存在着一些亟待改进的问题。如政策设计重视短期效应,缺乏长远规划,导致政策执行主体频繁更替,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政策制定中注重政治逻辑,忽视市场逻辑和教育逻辑,导致政策实施政治动员色彩较重,政策实施的主体动力不足,人员选派以管理干部为主而非专业技术人员为主;政策实施的决策机构繁多,部门林立,职责不明,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协调,政策规定不尽一致,阻滞了支援政策的顺利实施,降低了支援政策的有效性;政策及其实施的监督和评估缺乏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实施缺乏统一的标准和要求,导致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变形、扭曲和走样。针对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中央政府应该进一步加强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尤其要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一是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政策制定要坚持长期性、稳定性原则,将中央政策的支持、西藏高校的努力和内地高校的支援有机地结合起来,共同推动西藏高校的改革与发展。二是政策实施主体要改变政策理念,增强政策执行的主动性,政策实施过程中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严格选派管理干部和教师,把提升西藏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核心。三是加强对支援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中央政府要制定统一的政策评估标准,通过科学有效的监督检查和督导评估,促进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金宏蕊[4]（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1978年至今,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走过了40年峥嵘岁月,我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和科技制度都发生了巨大转变,政府科技管理制度的变迁是我国科技管理工作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十九大报告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四条基本方略之一,改革各项制度中不适应社会生产需要的部分,将是我国政府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新时代的形势,站在如此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有必要对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历程进行回顾、分析与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经验。广州市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敢为人先,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的道路上始终走在前列,改革成效颇丰。因此,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对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历程进行分析。本文的第一部分阐述了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和创新点。本文的第二部分对科技管理制度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等基本概念与理论进行了阐述,在此基础上构建起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分析框架。本文的第三部分通过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实地调研法等研究方法收集整理材料,以时间为线索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历程,总结其制度变迁的特点。本文的第四部分采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结合基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构建起的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分析框架,对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历程进行具体分析。本文以1992年和2017年为界将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分析各阶段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动力、主体和方式,及整个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和演进逻辑。在经济发展的需要、科技发展的需要、政府的政治支持、意识形态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向着市场化、法治化、服务化的方向不断变迁,虽然各阶段制度变迁的主体、方式有所不同,但是整体上是以一种渐进的变迁方式向前演进。本文的第五部分结合当前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的实际情况、当前时代需求和上文的分析成果,对今后完善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提出建议: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建设应从科技政策体系、科技资金使用方式等方面全面提升政府科技服务能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改善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构建多层次的科技人员管理方式,进而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融入区域创新体系。
张树满,原长弘,徐海龙[5]（2018）在《转制科研院所如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文中认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重要任务,是加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关键环节。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转制科研院所如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是当今亟待解决的难题。基于此,本文以转制科研院所的典范西北有色院为例,深入探讨了转制科研院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机理,剖析了加速科技成果转化的5个关键要素,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命题。本文拓展了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并对转制科研院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科技创新创业实践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
郭随磊[6]（2018）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研究》文中认为作为“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政府高度重视的产业之一,我国对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系统支持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在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过程中,政策工具选择不合理、与产业政策转型趋势相悖的问题比较严重。对于政策工具理论来说,其重要地位与其受关注不够之间的矛盾突出。在这样的现实和理论背景下,有必要在深化政策工具理论研究基础上,对我国新能源汽车政策工具选择现实进行分析,找出相应的选择优化方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进行研究,需要以一定的理论作指导。“新治理”理论把行政管理或公共政策的分析单位转变到实现公共目标的工具,同时强调组织网络、公私合作、协商说服方法和赋权技能对公共问题解决的重要意义,与我国当前的治理环境相适应。“新治理”理论为我们进行政策工具分类、设定政策工具选择标准以及明确政策工具选择过程具有启发意义,可以作为构建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就工具分类而言,把政策工具分为管制、激励、能力建构、系统改进四类,既与当今网络治理背景相适应也符合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研究的需要。四种类型政策工具选择分别以规则安排、公共物品财政购买、科技创新支持、公共物品供给体系优化作为其核心机制。就政策工具选择标准而言,公益性、科学性、体制适应性、易管理性是研究者最为重视的,也是最有系统性的标准。就政策工具选择过程而言,结合新治理范式及其他学者的研究,可以把政策工具选择过程划分为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分析、政策工具选择现状评价及政策工具选择优化三个阶段。以政策工具分类、政策工具选择标准、政策工具选择过程为核心要素的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构成了本文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进行研究的逻辑基础。2001年以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可划分为研发推动、消费推广、系统支持三个历史时期,比较全面的涉及了管制、激励、能力建构、系统改进工具。近二十年来的政策工具选择具有服从政策规划目标、被关键事件推动、受体制改革影响以及更加依赖多元合作的特点,并且在基础研发、产销量、商业模式创新上取得了一定成果。在回答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是否具有合理性问题方面,本文的结论建立在运用扎根理论的方法进行案例分析基础上。在对16个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相关典型事件或过程进行事实描述、特征总结之后,采取三级编码分析的方式,分别回答管制、激励、能力建构、系统改进工具选择是否符合公益性、科学性、适应性、易管理性标准。并通过逻辑一致性检查、进一步诠释论证等措施增加结论的可靠性。通过应然与实然状态对比,可以总结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之处:在公益性上,科技参与渠道的拓展确保了能力构建工具选择的公益性;在科学性上,通过政策研究、实验,科技信息共享互评等增加了激励工具、能力建构工具选择的科学性;在体制适应性上,通过与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相适应,减少了管制工具、系统改进工具选择与制度环境的可能冲突;在易管理性,通过职能互补合作关系建立,增加了能力建构工具选择的有效性。与此同时,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也呈现一定的问题。在公益性上,由于缺少公益性、有效性评估,缺少参与机制、有效性保障机制构建,导致管制、激励、系统改进工具选择偏离公共利益;在科学性上,由于认识视角狭隘、对社会风险认识的片面性,导致管制及系统改进工具选择脱离实际情况;在体制适应性上,由于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科技体制结构-功能紊乱导致政府在相关职能上缺位和越位;在易管理性上,由于忽视管制与被管制者、给予激励者与接受激励者、不同职能承担者合作关系的建立,导致相关行动者在相应问题解决上不合作。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应该针对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的成因,确保工具选择的公益导向、增加工具选择的科学性、拓展工具选择的合理制度空间、建立工具选择所依赖的有效合作关系。本文的创新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以新治理范式为理论基础构建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现状分析、依据标准进行工具选择评价、政策工具选择优化三阶段的过程机制。第二,设计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评价方案。本文以政策工具选择这一决策过程核心阶段为切入点,结合政策工具选择公益性、科学性、体制适应性、易管理性的应然性标准,新能源汽车管制、激励、能力建构、系用改进工具选择的实然状态,提出一种政策工具选择评价方案。第三,指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优化的关键在于理顺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往提出的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优化方案要么具有片面性,要么缺乏相关事实依据。本文既通过提出地方政府行为的双重激励模型论证中央和地方不合作的风险点,又通过多个案例从事实上证明中央和地方零和博弈是政策工具选择不合理的最主要原因。第四,提出我国治理背景下的政策工具选择策略。不管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把治理理论和政策工具理论融合具有一定必然性,但是网络治理背景下政策工具选择策略的研究还不多见。本文既通过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经验事实述说“新治理”理论,又提出网络治理背景下政策工具选择的应然性标准,试图超越个案提出治理背景下具有启发性的政策工具选择策略。
徐吉洪[7]（2017）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文中研究说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是21世纪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创新的产物,其目的是统筹利用中央和地方两方面的资源,重点支持共建高校提升办学水平和质量,引领、辐射并带动地方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中央政府“将省部共建工作不断引向深入”精神的指引下,“省部共建”已充分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与时俱进的政策品质:从中西部的区域性政策到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划单位的全国性政策,从“单一”的政策成为一项“政策群”,“省部共建”政策的重心直接指向地方高等教育的协调发展。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快了“省部共建”的步伐,加大了“省部共建”的力度,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成效,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继续推进“省部共建”,需要促进政策的有效运行,并不失时机地对政策进行完善与创新。论文以G大学为案例,运用文献分析与政策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申报过程、运行成效及执行差距进行全面审视与考察,从而提炼和总结“省部共建”的政策内涵,提出进一步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对策建议。论文共六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第二章。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文献的收集与整理,廓清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现有研究的现状、进展及不足,在总结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确立本研究的视角、方法及内容框架。在“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部分,主要从历史纵切面考察了“省部共建”制定的背景,研究了“省部共建”政策渐进变迁的过程;从现实横切面厘清了“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提炼了“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论文研究者认为: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地方高校“省部共建”已成为一项日趋成熟的制度。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二部分是案例研究,即以G大学为个案,紧紧围绕教育部与省级地方政府签订的“省部共建”协议书,对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的成效与执行差距进行深入研究。“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部分,主要从G大学自身组织转型的“内部因素”与G大学所处的政策环境等“外部变量”两个维度,阐述了 G大学是如何成为“省部共建”高校的。“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部分,论文从G大学“省部共建”以来在“学校身份”、“办学理念”、“学术水平”等三个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与显着变化,印证了“这些成绩的取得,同G大学进入省部共建是紧密相关的”这一观点。“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部分,论文从政府-高校、教育部直属高校-共建高校、共建高校内部治理等三个视角,从G大学“办学经费”、“对口支持与合作”、“机构设置”等三个方面入手对“省部共建”政策执行者的行为实践进行了审视,深入剖析了其中的执行差距。第三部分,即第六章。“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部分对论文的研究内容作了回顾与总结,从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政策成效与执行差距等三个方面提炼了“省部共建”学理内涵。为完善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论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中央政府要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省级政府要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地方高校要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叶杰[8]（2016）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文中提出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和其它公共政策一样,就其生产过程而言,也和其他产品相同,需要经历投入、生产和产出的基本过程,即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组成部分投入不同程度的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经过特定组织和特定流程对上述资源的整合加工,最终产出公共产品。然而,从根本上说,政府与其它诸如盈利性机构的组织具有本质区别,因而作为政府行政重要手段的公共政策生产过程及其绩效,也与一般组织的生产活动及其绩效有着本质区别。其本质区别就在于公共政策必须符合公共价值,符合公众期待。因此,在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时,必须考虑公共价值,并将其作为根本性问题予以对待。具体来说,在政府和社会对公共政策进行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的投入,在运用政治合法性、技术性知识和支撑性制度安排时,必须符合特定的公共价值;政府和特定组织在利用科学管理方法和管理工具整合、加工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时,不能违背特定公共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科学管理意义上的效率最大化;经过前两个阶段的绩效环节后,理论上讲,公共政策的产出就是符合公共价值的政策绩效。因此,在构建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时,必须要将公共价值和公共政策的投入绩效、生产绩效和产出绩效结合起来。扩招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是高等教育发展。高等学校在实施扩招政策中从政府和社会吸纳各类资源,经过自身的加工整合,并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都必须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发展。基于扩招政策绩效生成过程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公共价值标准,本文确立了有助于实现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招政策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的绩效标准。进一步地,依据投入、过程和产出三个方面的绩效标准,确立了高校当年各类人口占当年社会总人口的比例等二十三个评价指标,并通过层次分析法对各指标进行赋权。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TOPSIS法、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模型、基尼系数及其结构分解、变动分解技术评价了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第一,在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从相对接近度的数据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快速增长到平稳增长再到快速增长”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实施在特定时段提高了社会对高校投入绩效的综合水平,只不过这种提高具有阶段性;第二,自1998年到2013年的每个年度,较之于上一年度,人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得分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过程中,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普通高校各类人员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上升状态;第三,在1998年到2013年中,以2002年为界,物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得分先升后降,呈“倒U”字型状态,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校当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并未一直处于增长状态;第四,在1998年到2013年中,财力资源投入这一指标在扩招政策实施的前七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自2006年开始,进入快速增长的阶段,说明1999年扩招政策实施以来,财力资源投入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第五,物力资源投入权重最小,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物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保健型”指标;第六,财力资源投入权重最大,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物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激励型”指标;第七,人力资源投入权重处于中等水平,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投入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人力资源投入在投入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居中,属于典型的“中间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物力资源投入具有极强的波动性,说明政府对高校固定资源投入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一窝蜂而上又一窝蜂而下”的情况时有发生;第二,固定资产和教育经费增速远远高于人员规模的增幅,说明在扩招时期,特别是在扩招后期,高等学校内部出现了“僧少粥多”的情况且这一情况有所扩大;第三,高等教育当年经费总支出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增幅远高于高等教育当年财政性经费支出占当年公共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说明扩招政策是一场典型的政府“请客”,受教育者和高等学校“买单”的“饭局”;第四,扩招政策作为一项声势浩大的公共政策,却并没有得到政府在公共财政上给予的重点投入和扶持,说明高等教育事业缺乏在政府中获取更多资源的能力;第五,扩招政策实施若干年后,社会对高校投入的重点已经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日常的事业性经费投入,说明扩招政策下的高等学校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第二,在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从相对接近度的数据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逐年递减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并未增加高校内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且其综合水平大有一年不如一年的趋势;第二,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会堂面积、生均行政用房面积、生均食堂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所波动,但较之于扩招之前的1998年,生均值有所下降;第三,生均福利用房面积、生均教师人员、生均行政人员、生均教辅人员和生均工勤人员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一直处于下降状态,属于持续下降型指标;第四,生均教室面积、生均体育馆面积和生均宿舍面积在扩招政策实施过程中有所波动,但在波动中有所增长;第五,生均体育馆面积、生均会堂面积、生均行政用房面积、生均行政人员数、生均工勤人员数权重最小,说明这些项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综合水平中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这些指标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和平型”指标;第六,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室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和生均教师人数权重最大,说明这些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它们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革命型”指标;第七,生均教室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生均食堂面积、生均福利用房面积和生均教辅人员数权重居中,说明该类指标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整体中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这类指标在过程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居中,属于典型的“动荡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虽然社会在扩招期间给高校投入了很多人力资源、物力资源和财力资源,但生均内部资源还是不尽如人意,甚至有逐年递减的趋势,说明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有效利用;第二,虽然投入很多,但各项内部资源的生均值总体还是处于下降的状态,说明扩招政策中,资源的增长速度低于学生规模的增长速度,打了一场准备不足的“扩招之战”;第三,生均专任教师、生均图书馆面积、生均实验实习及科研用房面积、生均教学科研设备值等“革命型”指标在扩招政策实施期间或持续下降,或在波动中下降,而生均教室面积、生均体育馆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等急迫性和重要性不十分强的“和平型”指标和“动荡型”指标的得分在扩招期间有所上升,说明现在是提高高校内部资源绩效综合水平的好时机第;四,虽然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制定了相关约束性政策法规以保证高校内部资源的基本规格,但从高校内部生均资源指标的得分值来看,这些政策法规并未得到严格遵循;第五,高校内部生均资源绩效综合水平的逐年降低,说明扩招政策确实稀释了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是大众教育确实是对精英教育有所冲击。第三,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的协调发展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包括:第一,扩招时期的各个年度中,高等学校人力资源的比物力资源的分布更加不均;第二,扩招期间,物力资源综合水平表现出波动中的平稳的特征,而人力资源综合水平在整个扩招期内一直处于不断下降的状态之中;第三,扩招政策使得高等学校从物力资源滞后变为人力资源滞后;第四,总体而言,扩招以来,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都在下降;第五,扩招以来,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的波动性强于协调发展度;第六,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学校生均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大规模高协调型”逐步变为“小规模低协调型”;第七,扩招政策虽然降低了高等学校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发展度,但高校协调发展度基本上处于协调发展的水平。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扩招时期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一直处于下降状态,说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内部资源建设的宏观调控能力不够,调控效果不好;第二,扩招时期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度的波动性强于协调发展度,说明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对高校内部两类资源规模的调控能力强于对其协调度的调控能力;第三,1998-2013年间,高校生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协调发展度表现出逐年递减的状态,这可能是扩招政策饱遭诟病的重要原因;第四,从高校生均内部两大类资源的比较来说,扩招政策使得“物力资源欠缺”变为“物力资源过剩”,说明当前高校应将人力资源作为资源建设的重点;第五,扩招政策并未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总支出、生均个人部分支出、生均公用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但提高了生均基建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第六,扩招政策实施以来,高等学校生均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从“大规模高协调型”逐步变为“小规模低协调型”。第四,在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的经费地区公平性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如下:第一,扩招政策并未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生均总支出、生均个人部分支出、生均公用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但提高了生均基建部分支出的省际差异;第二,较之于扩招前,扩招政策实施后个人部分支出对于总支出的占比有略微提升,公用部分支出对于总支出的占比则有较大幅度的提升,相应地,基建部分支出对总支出的比值呈现出日益缩小的趋势;第三,扩招政策实施前后,个人部分支出一直对总支出差异具有缩小效应,公用部分支出则在扩招政策实施后分别有四个观察年份和十个观察年份中对总支出差异产生扩大效应和缩小效应,而基建部分支出对绝大多数年份都对总支出的省际差异产生了较强的扩大效应;第四,扩招政策实施后,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基尼系数有增有减,并无明显的时间趋势,也即我国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支出省际差异在扩招政策实施后有时处于扩大状态,有时则处于缩小状态;第五,各分项经费支出的地区分布差距的变化对省际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基尼系数变化的影响最大;第六,基建部分支出在扩招政策实施后的多数年份中对总体人力资源基尼系数的变化起着最大推动作用。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人员经费直接影响教学活动主体的生存和发展,其支出具有刚性,造成了人员经费支出省际差异相对较小的省际差异;第二,公用经费支出在各地多无统一标准,执行中多以当地财力为依据,经费较低地区只能挤占公用经费,形成了公用经费支出一定程度的省际差异;第三,各省区财政投入差异对高等教育支出的影响更多地反映在由发展和改革部门集中安排的基础设施上,促使扩招时期基建经费支出相对较大的省际差异;第四,为了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缩小总支出的省际差异,就目前来说,还是应着眼于缩小各类支出在各省区的实际拥有量,如这种缩小在当前条件下比较困难,则调整各省区高等学校中各类支出之间的相互比例也是一种次优选择;第五,从基建部分支出是引起省际差异变化的主要力量这一结论来看,如果想在上年度的基础上缩小总支出的省际差异,着力于基建部分支出在各省区高等学校的分布差异并调整其在各类支出中的比例是最优选择;第六,在扩招时期,为了抢夺生源,即便在高等教育资源总体不足的情况下,各地高校也必须加大资源投入,进而形成低水平的均衡状态;第七,国家教育行政部门颁布实施的旨在保证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质量和办学规格的相关文件保证了扩招时期各地区普通高等学校教育经费的基本支出。总体而言,扩招政策并没有扩大幅大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且在扩招时期,高等教育经费支出的省际差异保持在相对可控的状态。第五,在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的综合水平评价方面,其基本结论如下:第一,从相对接近度来看,1998年到2013年的数值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特征。说明扩招政策持续提高了高校产出绩效的综合水平;第二,自1998年到2013年的每个年度,提高就业素质贡献这一指标数值稳步增长,基本处于“一年好过一年”的状态;第三,从1998年至2013年,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贡献这一指标数值快速增长,形成了“一年更比一年好”的局面;第四,在1998年到2013年中,吸纳就业贡献这一指标一直平稳发展,形成了“今年更比去年好”的状态;第五,在1998年到2013年中,延缓就业贡献这一指标每年都有所提高,形成了“芝麻开门年年高”的局面;第六,直接吸纳就业贡献和延缓就业贡献权重最小,说明该两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贡献度的重要性最弱,也说明其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评价中贡献能力最小,属于典型的“蛮力型”指标;第七,提高就业素质贡献权重最大,说明该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的重要性最强,也说明其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中贡献能力最大,属于典型的“杠杆型”指标;第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贡献的权重居中,说明该项指标对于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的重要性居中,也说明该项指标在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水平评价中贡献能力一般,属于典型的“等力型”指标。基于上述评估结论并结合相关背景,本文进行了如下推论:第一,从毛入学率的角度看,我国整体上已经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第二,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通过提高劳动力就业素质而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逐步发挥出来;第三,教育不是万能的,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国民素质的提高需要依赖多种力量的合力作用;第四,从延缓就业的角度看,扩招政策让更多的适龄就业青年进入高校学习,使得就业市场上的供给量大大降低,对于我国的就业难问题具有很强的缓解作用;第五,高等教育事业吸纳就业贡献指标数值逐年提高但数值保持在一个较小的范围,说明高等教育事业本身的就业吸纳能力是有限度的;第六,扩招政策让越来越多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大学校园里接受高等教育,可能是矛盾越来越多的转型期社会仍然能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因。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出发,将投入绩效、过程绩效和产出绩效作为绩效评价的对象,对高等教育扩招政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绩效评价,得出了若干具有一定价值的研究结论。本文的后续研究将从构建基于利益相关者的扩招政策“软”绩效评估模型、扩招政策绩效评估的国际比较研究、扩招政策推进逻辑研究等方面展开。
刘建城[9]（2014）在《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文中提出19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技术一直是人类历史舞台上两股最活跃的力量，而且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进入21世纪后，科技革命继续蓬勃发展，并以信息化、生态化和全球化的最新态势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人类社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考验后，继续焕发出新的勃勃生机。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在向共产主义理想拼搏奋进的道路上实现着一个又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奇迹。作为这两个伟大历史发展力量共同推动的一个结果，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在新时期也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作为二十世纪自然科学一个最新发展的系统科学和系统论，在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做出了新的继承和丰富的同时，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和崭新的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领域问题的思考也有着重要的参考和启发作用。新时期以来，我国的科技实力迅猛发展，实现了世界科技发展史上迅速崛起的伟大奇迹。基于我国新时期以来科技发展的事实，本文将尝试提出并分析的这样一个问题：新时期以来中国科学技术实力为什么如此之快地实现其跨越式发展？这个发展的路径机制和路径是如何的？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什么启示？围绕以上问题，本文将参考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现代发展——系统论方法之中的概念体系和思维方式，将我国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的科技思想和理论、实践层面的科技战略、方针政策，以及科技思想和政策的科技实践成果，以明晰的形式对其组成要素和结构进行解读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分析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演进的理论和逻辑脉络，并分析原因和总结经验。文章主要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在绪论中将细致介绍本文研究的出发点，主要考察的问题，应对问题的逻辑思路以及所要应用的方法论、主要的文献来源等，并对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分析和总结，最后介绍本文的若干创新点和研究的意义；第二部分，在文章的第二章将对本文所讨论的“新时期”，“科技思想”，“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及“演进”等核心概念进行了解析和界定，并对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渊源进行了探索和梳理。最后，介绍了系统论方法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方法论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中科学技术思想及科技事业的发展这一社会现象的可行性与优势。第三部分，包括文章的第三到第六章，也是文章的主体部分。这部分将视野聚焦在在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社会环境内，科技思想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驱动科技水平和实力快速提升的运行机制和路径上。考察新时期各个历史阶段中，科学技术思想如何具体化为各项科学技术政策，并最终得以实现在各项科技和经济社会成果之中。我党关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的观点和理论，构成了特定时期内科技思想的主体内容之一，而作为一个执政党的科技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策性的思想，与科学技术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但同时又有明显的区别。因而，考察一定历史阶段内科技思想与科技政策的内在联系，以及科技思想如何演化为科技政策并最终在实践中结出累累硕果，是考察科技思想“演进”一个应有的纬度。第四部分，即第七章。对前述四章对新时期以来科技工作领域的运行机制，科技水平得以快速提升和科技成果得以实现的路径进行了初步探索的基础上，本章将对新时期科技思想理论作为一个整体，从科技理论的主体内容入手，分析理论整体中各主要组成要素在不同历史演化和继承发展的具体内容和特点。最后，文章从中概括出党的科学技术思想在新时期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所具有一般性的特征，以及科技工作中突显出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郑代良[10]（2011）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国家与国家竞争的实质是高科技竞争,其核心就是高新技术的竞争,谁抢占了高新技术的制高点,谁就掌握了主动权和话语权,谁就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社会跨越式发展。当前世界各国都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及抢占高新技术领域的制高点作为战略目标,同样中国也必须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产业,在世界高新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国政府必须扮演杠杆性、建设性的角色,其中就要科学地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本质是一种政府行为,其旨在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的前提下,营造公平、公开、公正的竞争环境,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优化产业结构,实现产业集聚和产业规模效应,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以达高新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纵观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发展历程,它经历了恢复和探索期、启动和发展期、应用和规范期、转型与法制期、跨越与创新期等五个历史阶段,实现了战略思想由“技术引进”、“市场换技术”、“模仿创新”到“自主创新”的跨越发展；凸显高新技术产业指导方针由“全面安排、重点突出”、“面向、依靠”、“科教兴国”到“自主创新、重点跨越”迈进历程。运用政策文本分析方法,在研究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制定中的权威主体构成、政策主题及年度分布、政策文本的特别说明和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等基础上得出：政策文本制定结构具有“多权威性与强精英性”；政策文本法定效力凸显“多规章性与少法规性”；政策文本制定方式体现“试探性与渐进性”；政策文本主题内容表现“强具体性与弱基础性”；政策文本发展趋势呈现“突出自主性与弱化依赖性”。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过程中,高层次人才政策、技术政策、财税政策和投融资政策起支柱性作用。高层次人才政策需从营造知识积聚环境,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人机制；出台人才基本法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人才政策法律体系；实践人才强国战略,启动“培养为主、引进为辅”战略转型；创新政策评估机制,完善人才政策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改革国际接轨制度,强化以企业为主的人才政策导向等方面进行完善与创新。技术政策需立足国情和资源禀赋,集中力量突破共性关键技术,实现“寓军于民,军民结合”和高新技术跨越式发展,形成新的产业增长点；加大高新技术理论前沿探索并加快高新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形成“产、学、研、政”一体化格局和互动沟通机制；构筑国际性高技术交流平台,以加强区域、国际性科技合作和经济互动,激励和引导本地企业走国际化技术革新道路。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应从借鉴国际经验,从立法层面保证R＆D经费稳定增长和投入；遵循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统筹规划并设计财税优惠政策；正视高新技术产业活动特性,全面完善鼓励风险投资的财税优惠政策体系；凸显高科技人才的决定作用,加强对高技术研发人员薪酬的财税优惠激励；实施财税优惠政策绩效管理,建立“税式支出”管理实现“政策创造”。在投融资政策方面,切实发挥政府引导和杠杆作用；健全和完善投融资法律法规支撑体系；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和改善投融资条件；营造投融资制度创新的外部环境。在走自身特色道路上,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起到了良好的导向作用,基本实现了资源优化配置,发挥产业集聚和产业规模效应,有力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的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时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具有显着的中国特色,即“上下齐心,大力协同”,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科技举国体制”,全新的组织管理体系；“两级联动,一体促进”,自主创新战略；“有限目标,重点突出”,有所为有所不为；“两条腿走路”,科技与经济结合。走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应当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应当发挥社会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应当坚持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与政府引导相结合,应当坚持市场经济体制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有机结合,应当坚持科技自主创新与实现产业化相结合。总之,走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是历史和未来的理性选择。
二、李岚清谈改革科技体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李岚清谈改革科技体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1）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离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基于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意义 |
| (一) 理论价值 |
| (二) 实践价值 |
| 二、研究现状 |
| (一) 关于蚕业生产及蚕业教育的研究 |
| (二) 关于丝绸教育的研究 |
| (三) 关于行业高校的研究 |
| (四) 关于高校社会服务职能的研究 |
| (五) 关于20世纪高等教育发展的研究 |
| 三、研究方法 |
| (一) 文献研究法 |
| (二) 历史研究法 |
| 四、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时间界定 |
| (二) 蚕丝高等教育 |
| (三) 行业高校 |
| 第一章 20世纪上半叶苏州地区蚕丝教育的发展及其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蚕丝教育创始背景 |
| 二、20世纪上半叶苏州地区蚕丝教育发展过程 |
| 三、20世纪上半叶苏州地区蚕丝教育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 面向产业的蚕业人才和制丝业人才培养 |
| (二) 面向产业的蚕种科学研究 |
| (三) 蚕种及制丝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
| 第二章 建国后苏州地区蚕桑专科教育的发展及其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蚕桑专科教育发展背景 |
| 二、苏州地区蚕桑专科教育的发展过程 |
| 三、苏州地区蚕桑专科教育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 面向产业的蚕桑农业人才培养 |
| (二) 面向产业的蚕桑农业科学研究 |
| (三) 蚕桑技术的推广和服务 |
| 第三章 蚕、丝分家后丝绸本科教育的发展及其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丝绸高等教育发展背景 |
| 二、苏州地区丝绸本科教育的发展过程 |
| 三、苏州地区丝绸本科教育服务于产业的过程分析 |
| (一) 面向产业的丝绸专业人才培养 |
| (二) 面向产业的丝绸科学研究 |
| (三) 丝绸技术的改造和开发 |
| 第四章 行业高等学校服务于产业发展的特点及启示 |
| 一、行业高等学校社会服务之核心:培养产业所需人才 |
| (一) 适时增设调整专业,满足产业基本的发展需求 |
| (二) 重视实践教学,培养产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 |
| (三) 扩大成人教育和研究生教育,满足产业多层次的发展需求 |
| 二、行业高等学校社会服务之基础:面向产业开展科学研究 |
| (一) 应用研究:解决产业技术和工艺问题 |
| (二) 基础研究:夯实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石 |
| 三、行业高等学校的直接社会服务:解决产业实际问题 |
| (一) 参与产业技术改造与推广 |
| (二) 参与产业技术开发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本人出版或公开发表的论着、论文 |
| 致谢 |
（2）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 |
| 1.1.1 理论意义 |
| 1.1.2 现实意义 |
| 1.2 研究述评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重难点 |
| 1.5 研究创新点 |
| 1.6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理论基础与思想溯源 |
| 2.1 理论之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中国共产党的相关论述 |
| 2.1.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论断 |
| 2.1.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重要论断 |
| 2.1.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重要论断 |
| 2.2 守正传承:中国传统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2.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思想 |
| 2.2.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思想 |
| 2.2.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思想 |
| 2.3 思想借鉴:西方社会的相关论述 |
| 2.3.1 关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观点 |
| 2.3.2 关于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关系的观点 |
| 2.3.3 关于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的观点 |
| 2.4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1 立德树人的解析 |
| 3.1.1 立德树人的内容、特征、原则、任务 |
| 3.1.2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环节 |
| 3.1.3 立德贯穿于树人全过程 |
| 3.2 科学认识国家核心竞争力 |
| 3.2.1 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界定 |
| 3.2.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才、科技、创新是构成要素 |
| 3.2.3 四个要素形成合力 |
| 3.3 立德树人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系 |
| 3.3.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发挥作用的主体是“时代新人” |
| 3.3.2 统一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相互合作 |
| 3.3.3 共筑在形成国家开放的战略中相互渗透 |
| 3.3.4 共建在互为对方营造的环境中相互协调 |
| 3.3.5 共构在实现人全面发展的目标中相互支撑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及作用机制 |
| 4.1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 |
| 4.1.1 坚持马克思主义、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引领作用 |
| 4.1.2 发挥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的精神动力作用 |
| 4.1.3 提供智力支持、人才支撑、环境优化的保障作用 |
| 4.2 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机制 |
| 4.2.1 以政治是经济集中表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观为方向机制 |
| 4.2.2 以教育具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双重属性为连接机制 |
| 4.2.3 以把方向、协调各方等为内容的党的领导为保证机制 |
| 4.2.4 以人的利益、使命、理想为导向的个人发展动力机制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作用的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方法 |
| 5.1 指标体系构成与框架 |
| 5.1.1 指标选取依据、原则与框架 |
| 5.1.2 数据来源及其发布单位 |
| 5.1.3 分析方法为单变量频数分析、双变量相关系数、分类与制表 |
| 5.2 立德树人、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状况及特征 |
| 5.2.1 我国国家核心竞争力21年整体呈稳步上升态势 |
| 5.2.2 高校学生道德认知和价值判断保持健康向上并逐步提升 |
| 5.2.3 教师尊重与关爱学生表现突出,学术道德等稳定上升 |
| 5.2.4 积极评价学校教育教学工作和肯定学校立德树人各项工作 |
| 5.2.5 党和政府工作表现突出,综合国力趋势乐观 |
| 5.3 显示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3.1 立德树人对整体竞争力的相关性表现 |
| 5.3.2 立德树人对人才的相关性表现 |
| 5.3.3 立德树人对科技的相关性表现 |
| 5.3.4 立德树人对创新的相关性表现 |
| 5.4 解释性指标相关性分析 |
| 5.4.1 国家核心竞争力随着对党的领导的不断坚定等而提升 |
| 5.4.2 不断加强的理想信念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趋势保持同步 |
| 5.4.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上升状态互相契合 |
| 5.5 对策与建议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加强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在国家核心竞争力中作用的路径思考 |
| 6.1 形成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透视视角 |
| 6.1.1 全方位地把握国家核心竞争力 |
| 6.1.2 充分肯定我国制度优势 |
| 6.1.3 自主设计国家核心竞争力指标 |
| 6.1.4 以实现人民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 |
| 6.2 构建立德树人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
| 6.2.1 把立德树人融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各环节 |
| 6.2.2 围绕立德树人目标设计学科、教学、教材和管理体系 |
| 6.2.3 立德树人要注重从理想信念、爱国主义等方面上下功夫 |
| 6.2.4 建设新时代立德树人教师队伍,发挥好教师主导作用 |
| 6.3 深化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 |
| 6.3.1 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改革 |
| 6.3.2 要提升高等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
| 6.3.3 要扩大高等教育开放水平 |
| 6.4 加强党对新时代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全面领导 |
| 6.4.1 突出思想政治工作在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重要性 |
| 6.4.2 培养和组织精于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才队伍 |
| 6.4.3 突出各级党委和政府对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领导责任 |
| 6.5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成果 |
（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缘由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史料来源与研究现状 |
| (一) 史料来源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核心概念与研究阶段界定 |
| (一) 核心概念界定 |
| (二) 研究阶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
| 一、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理论依据 |
| (一) 实现民族平等与共同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主要目标 |
| (二) 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制定支援政策的内在要求 |
| 二、中央政府制定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的现实依据 |
| (一) 西藏高等教育特殊的地位要求中央政府给予重视 |
| (二) 西藏高等教育发展的特殊性需要中央政府的帮扶 |
| 第三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探索阶段(1958—1979) |
| 一、探索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帮扶民族地区创建高等教育 |
| (二) 和平解放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对西藏教育进行帮扶 |
| (三) 西藏高等学校在创建过程面临着师资匮乏问题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动员内地大学生长期支援西藏公学 |
| (二) 上海市选派教师支援西藏师范学院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进藏建藏成为早期援藏工作的主导思想 |
| (二) 政策实施体现出浓厚的政治动员色彩 |
| (三) 开始探索对口支援模式 |
| 四、探索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快速起步 |
| (二) 帮助西藏初步建立起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
| (三) 打开了西藏高校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关系 |
| 第四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调整阶段(1980—2000) |
| 一、调整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加强了对民族地区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加快发展西藏高等教育成为中央西藏工作的重要内容 |
| (三) 西藏高等教育加快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制定特殊政策帮扶西藏高等教育 |
| (二) 教育部继续组织内地省市和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 中央组织部组织内地高校选派干部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体系初步成形 |
| (二) 对口支援政策实施机制趋于合理 |
| (三) 支援政策制定受外部环境影响较大 |
| 四、调整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逐步扩大 |
| (三) 西藏高校科研能力不断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自我发展意识增强 |
| 第五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拓展阶段(2001至今) |
| 一、拓展阶段的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环境 |
| (一) 中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民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对西藏高等教育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
| (三) 实现西藏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面临着重重困难 |
| 二、支援政策及其贯彻落实 |
| (一) 中央国家机关加大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帮扶 |
| (二) 中央组织部的高校干部援藏政策不断加强 |
| (三) 教育部组织内地高校强力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四) 相关内地省市组织开展对口支援西藏高校 |
| 三、支援政策及其实施的主要特征 |
| (一) 支援政策体系趋于成熟 |
| (二) 支援政策实施机制不断健全 |
| (三) 配套政策措施逐步完善 |
| (四) 对口支援逐渐向对口合作转移 |
| 四、拓展阶段支援政策及其实施对西藏高等教育的影响 |
| (一) 西藏高校树立起了现代化办学理念 |
| (二) 西藏高校办学条件得到根本性改善 |
| (三) 西藏高校办学规模和层次稳步提高 |
| (四) 西藏高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显着提升 |
| (五) 西藏高校科研与社会服务能力增强 |
| 第六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与特征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动因 |
| (一) 外部动力因素 |
| (二) 内部动力因素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特征——以内地高校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为例 |
| (一) 路径依赖是公共政策变迁的主要特征 |
| (二) 路径依赖下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的变迁过程 |
| (三) 对口支援西藏高校政策变迁的路径依赖分析 |
| 第七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绩效与问题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绩效评估 |
| (一) 推动了西藏高等教育的全面快速发展 |
| (二) 提升了支援高校的综合办学能力 |
| (三) 促进了全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和边疆安全稳定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
| (一) 政策制定多头管理与政策资源配置不足 |
| (二) 部分执行主体动力不足及政策执行失真 |
| (三) 政策监控和评估缺乏制度规范 |
| 第八章 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 |
| 一、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创新面临的挑战 |
| (一) 加快内涵建设是当前西藏高等教育改革的重点 |
| (二) 支援政策目标、任务与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 |
| 二、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的制度创新策略 |
| (一) 加强各政策部门的协调与配套政策制定 |
| (二) 增强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性及执行力度 |
| (三) 健全政策监控和评估工作机制 |
|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攻读博士期间的科研成果 |
（4）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一、绪论 |
|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研究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相关研究 |
| 2、国内相关研究 |
| 3、简要述评 |
| (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创新点 |
| 1、研究内容 |
| 2、研究方法 |
| 3、研究思路 |
| 4、创新点 |
| (四)本章小结 |
| 二、基本概念与理论概述 |
| (一)科技管理制度 |
| 1、制度 |
| 2、科技管理制度 |
| 3、科技管理体制 |
|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
| 1、制度安排与制度环境 |
| 2、制度变迁 |
| 3、制度变迁的动力 |
| 4、制度变迁的主体 |
| 5、制度变迁的方式 |
| 6、路径依赖 |
| (三)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框架 |
| (四)本章小结 |
| 三、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历程回顾及其主要特点 |
| (一)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历程回顾 |
| 1、改革开放后至“六五”时期:1978—1985年 |
| 2、“七五”时期:1986-1990年 |
| 3、“八五”时期:1991—1995年 |
| 4、“九五”时期:1996—2000年 |
| 5、“十五”时期:2001—2005年 |
| 6、“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 |
| 7、“十二五”时期至今:2011 年至今 |
| (二)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特点 |
| 1、科研机构改革历程的特点 |
| 2、科技管理机构改革历程的特点 |
| 3、产研融合制度变革历程的特点 |
| 4、科技人员管理制度改革历程的特点 |
| 5、促进科技水平提升的科技管理制度改革历程的特点 |
| (三)本章小结 |
| 四、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分析 |
| (一)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阶段划分 |
| (二)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分析 |
| 1、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制度环境 |
| 2、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动力 |
| 3、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主体 |
| 4、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方式 |
| (三)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 |
| (四)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演进逻辑 |
| (五)本章小结 |
| 五、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启示与完善制度的建议 |
| (一)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的启示 |
| (二)进一步完善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的建议 |
| 1、建立系统高效科学的科技政策体系 |
| 2、加强政府的科技服务能力 |
| 3、建立更为灵活的政府科技资金使用方式 |
| 4、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 |
| 5、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能力 |
| 6、依靠市场配置科技资源,促进科技资源流动共享 |
| 7、建立多层次的科技人员管理方式 |
| 8、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
| 9、完善科技成果转化系统功能,提升科技创新绩效 |
| 10、提升城市创新能力,融入区域创新体系 |
| (三)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研究政府官员访谈提纲 |
|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5）转制科研院所如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论文提纲范文）
| 1 文献研究 |
| 1.1 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研究 |
| 1.2 转制科研院所的相关研究 |
| 1.3 研究总结 |
| 2 研究设计 |
| 2.1 案例选择 |
| 2.2 数据搜集 |
| 2.3 数据分析 |
| 3 研究发现 |
| 4 结论与讨论 |
| 4.1 研究结论 |
| 4.2 理论贡献 |
| 4.3 实践启示 |
| 4.4 局限与展望 |
（6）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政策工具理论的研究 |
| 1.2.2 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研究 |
| 1.2.3 关于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 |
| 1.2.4 对以往研究的评价 |
| 1.3 研究目标、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 |
| 1.4 研究思路、范畴与论文结构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范畴 |
| 1.4.3 论文结构 |
| 1.5 创新点 |
| 1.5.1 构建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 |
| 1.5.2 设计了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评价方案 |
| 1.5.3 指出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优化的关键在于理顺央地关系 |
| 1.5.4 提出我国治理背景下的政策工具选择策略 |
| 第2章 研究基础与分析框架 |
| 2.1 核心概念界定 |
| 2.1.1 新能源汽车 |
| 2.1.2 新能源汽车产业 |
| 2.1.3 产业政策 |
| 2.1.4 政策工具 |
| 2.1.5 政策工具选择 |
| 2.2 指导政策工具选择研究的“新治理”范式 |
| 2.2.1 “新治理”范式的提出 |
| 2.2.2 “新治理”范式的关键理念 |
| 2.2.3 “新治理”范式的启示 |
| 2.3 政策工具的类别 |
| 2.3.1 本文的分类方法 |
| 2.3.2 四类政策工具界定 |
| 2.3.3 政策工具的存在形态 |
| 2.4 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构建 |
| 2.4.1 政策工具选择标准 |
| 2.4.2 政策工具选择过程 |
| 2.4.3 政策工具选择分析框架图 |
| 第3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选择演进 |
| 3.1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目标与行动者 |
| 3.1.1 产业政策目标 |
| 3.1.2 推动政策工具选择的行动者 |
| 3.1.3 主导政策工具选择变迁的央地关系 |
| 3.2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历史演进 |
| 3.2.1 研发推动时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2001-2008) |
| 3.2.2 消费推广时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2009-2011) |
| 3.2.3 系统支持时期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2012至今) |
| 3.3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调适的特点 |
| 3.3.1 服从政策规划目标 |
| 3.3.2 被关键事件推动 |
| 3.3.3 受体制改革影响 |
| 3.3.4 更加依赖多元合作 |
| 3.4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积极效果 |
| 3.4.1 奠定了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研发基础 |
| 3.4.2 推动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位居世界前列 |
| 3.4.3 营造了新能源汽车商业模式创新的良好环境 |
| 第4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案例分析 |
| 4.1 管制工具选择案例 |
| 4.1.1 案例1: 低速电动车“生死劫” |
| 4.1.2 案例2: 无充电设施衡水市的电动汽车强制使用 |
| 4.1.3 案例3: 新能源汽车技术标准研制职能转移试点 |
| 4.1.4 案例4: 新能源汽车准入中的地方保护 |
| 4.2 激励工具选择案例 |
| 4.2.1 案例5: 任性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
| 4.2.2 案例6: 具有中国特色的“十城千辆”工程 |
| 4.2.3 案例7: 新能源汽车“骗补”事件 |
| 4.2.4 案例8: 争议中推行的新能源汽车地方补贴 |
| 4.3 能力建构工具选择案例 |
| 4.3.1 案例9: 影响新能源汽车技术政策的院士 |
| 4.3.2 案例10: “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的成立与运转 |
| 4.3.3 案例11: “三纵三横”“三纵三链”的研发布局与组织 |
| 4.3.4 案例12: 推动有效研发合作的新能源汽车产学研合作联盟 |
| 4.4 系统改进工具选择案例 |
| 4.4.1 案例13: 争议中趋于暗淡的“央企电动车产业联盟” |
| 4.4.2 案例14: 环保城市深圳的新能源汽车蓝图 |
| 4.4.3 案例15: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的“规划丛林” |
| 4.4.4 案例16: 吉姆西诉财政部案件 |
| 4.5 政策工具选择案例分析及总结 |
| 4.5.1 政策工具选择案例分析 |
| 4.5.2 政策工具选择案例总结 |
| 第5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性分析及问题呈现 |
| 5.1 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之处 |
| 5.1.1 科技参与渠道的拓展确保了能力建构工具的公益性 |
| 5.1.2 通过政策研究和实验增加了激励工具的合理性 |
| 5.1.3 通过科技信息共享与互评增加了能力构建工具的科学性 |
| 5.1.4 管制工具选择适应了公共服务外包改革的趋势 |
| 5.1.5 系统改进工具适应了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趋势 |
| 5.1.6 能力建构工具促进了职能互补性研发合作关系的建立 |
| 5.2 政策工具选择的问题呈现 |
| 5.2.1 偏离公共利益 |
| 5.2.2 脱离实际情况 |
| 5.2.3 政府职能缺位与越位 |
| 5.2.4 相关行动者不合作 |
| 第6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问题的成因 |
| 6.1 政策工具选择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缺失 |
| 6.1.1 管制工具选择缺少公益性和有效性评估 |
| 6.1.2 激励工具选择缺少有效的评估及参与机制 |
| 6.1.3 系统改进工具选择缺少公益性保障机制 |
| 6.2 政策工具选择建立在不合理的认知基础上 |
| 6.2.1 管制工具选择的认识视角具有狭隘性 |
| 6.2.2 系统改进工具选择对社会风险认识具有片面性 |
| 6.3 政策工具选择所处的制度环境不良 |
| 6.3.1 激励工具选择所依赖的市场经济监管制度不完善 |
| 6.3.2 能力建构工具选择所依赖的科技体制结构-功能紊乱 |
| 6.4 政策工具选择忽视行动主体合作关系的建立 |
| 6.4.1 管制工具选择忽视管制与被管制者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 |
| 6.4.2 激励工具选择忽视了行动者合力的形成 |
| 6.4.3 系统改进工具选择忽略职能互补性合作关系的建立 |
| 第7章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的优化对策 |
| 7.1 确保政策工具选择的公益导向 |
| 7.1.1 使管制工具选择与社会目标和市场效率具有兼容性 |
| 7.1.2 建立激励工具选择的公共利益保障机制 |
| 7.1.3 确保系统改进工具选择能够维护社会整体利益 |
| 7.2 创造政策工具选择的科学认知条件 |
| 7.2.1 通过协商性管制奠定有效管制的认知基础 |
| 7.2.2 通过对社会风险全面认知进行有效系统改进 |
| 7.3 拓展政策工具选择的合理制度空间 |
| 7.3.1 通过完善市场经济监管制度增加激励工具的有效性 |
| 7.3.2 通过完善科技体制来实现研发资源的有效运用 |
| 7.4 建立政策工具选择所依赖的有效合作关系 |
| 7.4.1 通过增加管制诱因建立管制与被管制者的良性互动关系 |
| 7.4.2 建立激励工具所依赖的符合市场规则的互利合作关系 |
| 7.4.3 基于行动者意愿建立系统改进工具所依赖的有效合作 |
| 第8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研究总结 |
| 8.1.1 新治理范式对于推进政策工具选择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
| 8.1.2 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应该符合多元标准 |
| 8.1.3 政策工具选择优化应该以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为切入点 |
| 8.1.4 产业政策转型的关键在于政策工具的合理选择 |
| 8.2 研究展望 |
| 8.2.1 进一步拓展政策工具选择相关理论研究 |
| 8.2.2 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进行追踪研究 |
| 8.2.3 以政策工具选择为切入点探究适应市场经济的治理方式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着及获奖情况 |
（7）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一、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关注 |
| 二、基于“省部共建”政策对我国高校发展的影响 |
| 三、基于论文研究者的工作经历与研究旨趣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 |
| 一、理论价值 |
| 二、实践意义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公共政策过程 |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研究 |
| 四、教育政策运行研究 |
| 五、文献述评 |
| 第四节 核心概念 |
| 一、教育政策 |
| 二、高等教育管理体制 |
| 三、省部共建 |
| 四、政策运行 |
| 第五节 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内容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确立与发展 |
| 第一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一、政治背景:政府机构改革 |
| 二、经济背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
| 三、教育背景: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
| 第二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演进 |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萌生与兴起(2004-2007) |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发展与探索(2008-2011)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的调整与深化(2012-至今) |
| 第三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主体 |
| 第四节 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特点 |
| 一、“省部共建”主体的多元化 |
| 二、“省部共建”布局的区域性 |
| 三、“省部共建”内容的全面性 |
| 四、“省部共建”府际关系的协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G大学“省部共建”的基础与过程 |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办学基础 |
| 一、G大学经历的四次组织转型 |
| 二、G大学组织转型发生的变化 |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的政策环境 |
| 一、国家的宏观政策:科教兴国与高等教育强国 |
| 二、浙江的区域政策:科教兴省与高等教育强省 |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战略的确立 |
| 一、“四校合并”:G大学“省部共建”的外生变量 |
| 二、“抓质量,建名校”:G大学“省部共建”的内生变量 |
| 第四节 G大学“省部共建”确立的过程 |
| 一、G大学-浙江省政府的良性互动:G大学“省部共建”的前提 |
| 二、教育部-浙江省的互动协商:G大学“省部共建”的关键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分析 |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身份” |
| 一、大学身份:内涵与意义 |
| 二、“省部共建”:进一步巩固了G大学省属高校“排头兵”的地位 |
| 三、“省部共建”:G大学由“地方军”走向“国家队” |
| 第二节 “省部共建”更新了G大学的办学理念 |
| 一、“省部共建”进一步明确了G大学的办学定位 |
| 二、“省部共建”实现了G大学发展主线的转移 |
| 三、“省部共建”使G大学确立了“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方向 |
| 第三节 “省部共建”提高了G大学的学术水平 |
| 一、“省部共建”丰富了G大学的学术资源 |
| 二、“省部共建”提升了G大学的学术序位 |
| 三、“省部共建”促进了G大学核心指标的跨越发展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 |
| 第一节 G大学“省部共建”办学经费政策的执行差距 |
| 一、中央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 二、浙江省政府模棱两可的“省部共建”经费支持政策 |
| 第二节 G大学“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的执行差距 |
| 一、“完整”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形式 |
| 二、“权宜”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内容 |
| 三、“打折”的“省部共建”对口支持与合作过程 |
| 第三节 G大学“省部共建”机构设置的执行差距 |
| 一、“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设置:非独立性与附属性 |
| 二、“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职能:象征性与符号性 |
| 三、“省部共建”工作机构的人员:非专业性与兼职性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 第一节 “省部共建”:我国地方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探索 |
| 一、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渐进演进:均衡配置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制度安排 |
| 二、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成效: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探索 |
| 三、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执行差距:结果的差距与行动的偏离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的思考 |
| 一、中央政府:加强“省部共建”的顶层设计 |
| 二、省级政府:强化“省部共建”的主体责任 |
| 三、地方高校:增强“省部共建”的办学自觉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浙江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共建G大学协议书 |
| 附录B: 受访对象一览表 |
| 附录C: G大学“省部共建”政策运行访谈提纲 |
| 在读期间取得的相关科研成果 |
| 有志有力有物相之——一位山里放牛娃的博士学位论文后记 |
（8）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2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 |
| 1.3 研究方法与内容安排 |
| 1.3.1 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
| 1.3.2 技术路线与结构安排 |
| 第二章 文献述评 |
| 2.1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社会经济绩效-客观测量型评价” |
| 2.1.1 扩招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1.2 扩招政策对就业水平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作用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高等教育绩效-客观测量型评价” |
| 2.2.1 扩招政策对教育公平作用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2 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2.3 扩招政策影响高校发展的客观测量评价 |
| 2.3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社会经济绩效-主观判定型评价” |
| 2.3.1 扩招政策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3.2 扩招政策对就业水平和高等教育收益率作用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 国内外学界关于扩招政策的“高等教育绩效-主观判定型评价” |
| 2.4.1 扩招政策对教育公平作用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2 扩招政策影响高等教育质量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4.3 扩招政策影响高校发展的主观判定评价 |
| 2.5 已有文献的总结 |
| 第三章 评价模型的建立 |
| 3.1 评价模型的构建逻辑:理论模型-指标-权重-评价方法 |
| 3.1.1 制定理论模型 |
| 3.1.2 遴选评价指标 |
| 3.1.3 确定指标权重 |
| 3.1.4 选择评价方法 |
| 3.2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理论模型构建 |
| 3.2.1 公共政策绩效评价框架:公共价值与政策绩效生成过程 |
| 3.2.2 扩招政策的公共价值诉求:高等教育发展 |
| 3.2.3 基于高等教育发展的扩招政策绩效标准 |
| 3.3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选择 |
| 3.3.1 指标的遴选过程 |
| 3.3.2 关于指标遴选过程的几点说明 |
| 3.4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指标权重 |
| 3.4.1 熵权法 |
| 3.4.2 主成分分析 |
| 3.4.3 统计平均法 |
| 3.4.4 层次分析法 |
| 3.5 扩招政策绩效评价的评价方法 |
| 3.5.1 综合评价:TOPSIS综合评价法 |
| 3.5.2 资源协调水平:协调度与协调发展度 |
| 3.5.3 高等教育经费区域差异:基尼系数及其结构分解、变动分解技术 |
| 第四章 扩招政策的投入绩效评价 |
| 4.1 研究的展开 |
| 4.1.1 搜集原始数据 |
| 4.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4.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4.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投入绩效综合评价 |
| 4.1.5 投入类指标的权重、综合水平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4.2 研究发现 |
| 4.3 推论 |
| 第五章 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评价:综合水平评价 |
| 5.1 研究的展开 |
| 5.1.1 搜集原始数据 |
| 5.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5.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5.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过程绩效综合评价 |
| 5.1.5 过程类指标的权重、综合水平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5.2 研究发现 |
| 5.3 推论 |
| 第六章 扩招政策过程绩效评价:协调发展水平评价 |
| 6.1 研究的展开 |
| 6.1.1 搜集原始数据 |
| 6.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6.1.3 指标权重测算 |
| 6.1.4 协调水平的测度模型 |
| 6.1.5 协调发展度的类型及其识别 |
| 6.2 研究发现 |
| 6.3 推论 |
| 第七章 扩招政策的过程绩效评价:经费地区公平性评价 |
| 7.1 研究的展开 |
| 7.1.1 搜集原始数据 |
| 7.1.2 测算各类生均支出的基尼系数 |
| 7.1.3 测算总基尼系数 |
| 7.1.4 基尼系数的变动分解 |
| 7.2 研究发现 |
| 7.3 推论 |
| 第八章 扩招政策的产出绩效评价 |
| 8.1 研究的展开 |
| 8.1.1 搜集原始数据 |
| 8.1.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
| 8.1.3 基于层析分析法的指标权重测算 |
| 8.1.4 TOPSIS法下的扩招政策产出绩效综合评价 |
| 8.1.5 产出类指标的权重、总规模绩效的相对接近度及排名 |
| 8.2 研究发现 |
| 8.3 推论 |
| 第九章 结论与展望 |
| 9.1 本研究的基本结论 |
| 9.2 本研究的不足与未来研究的方向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研究成果 |
| 致谢 |
（9）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一、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和思路 |
| （二） 主要问题、研究方法及资料来源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五） 研究意义 |
| 二、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界定及理论渊源 |
| （一） 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界定 |
| 1、 党的科技思想“新时期”发展的时间起点 |
| 2、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演进的阶段划分及依据 |
| 3、 新时期科党的科技思想的内涵 |
| 4、 “演进”概念的两层含义 |
| （二） 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的理论渊源 |
| 1、 马克思恩格斯科技思想 |
| 2、 毛泽东科技思想 |
| （三） 系统论简介 |
| 1、 系统论的基本概念 |
| 2、 马克思主义中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
| 3、 系统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
| （四） 小结 |
| 三、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萌芽：1975-1978 |
| （一） 新时期科技思想孕育的政治经济形势 |
| （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形成 |
| 1、 形成脉络与逻辑构成 |
| 2、 科技属性的重新定位与科技工作规律的认识 |
| 3、 科学技术的地位与功能 |
| 4、 科技发展策略思想 |
| （三） 科技方针与政策的起步 |
| 1、 文革前科技政策回顾 |
| 2、 文革后初期科技工作的整顿与恢复 |
| （四） 新时期初期科技事业的恢复 |
| 1、 1976 年科技战线的状况 |
| 2、 1978 年自然科学技术人员普查 |
| 3、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科技水平统计 |
| （五） 小结 |
| 四、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探索与发展：1979-1989 |
| （一） 科技体制改革启动的社会形势 |
| （二） 邓小平科技思想的发展和成熟 |
| 1、 科技作为解决问题的最主要条件 |
| 2、 开拓人才培养渠道 |
| 3、 科技体制改革思想 |
| 4、 发展高技术的思想 |
| 5、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三） 科技体制改革的酝酿与开展 |
| 1、 “依靠 面向”的战略方针 |
| 2、 “一体两翼”的发展思路 |
| 3、 科技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人才政策 |
| 4、 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和政策 |
| （四） 科技体制改革驱动科技实力快速提升 |
| 1、 科技体制改革成效显着 |
| 2、 年度数据分析：1988 至 1990 年 |
| 3、 国家科技发展计划成果：六五和七五期间 |
| （五） 小结 |
| 五、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成熟：1990-2000 |
| （一） 新科技革命时代的机遇与挑战 |
| （二） 江泽民科学技术思想 |
| 1、 党工作重心的进一步战略转移——江泽民科技思想的着眼点 |
| 2、 科教兴国战略——党的新的战略工作重心的具体展开 |
| 3、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
| 4、 创新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
| 5、 科技创新与进步的关键在人才 |
| 6、 社会主义科技法制建设的指导思想 |
| 7、 科技伦理思想 |
| （三） 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的科技政策 |
| 1、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和落实 |
| 2、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实践 |
| 3、 新时期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政策展开 |
| 4、 科技人才政策改革日益深化 |
| 5、 教育事业的突飞猛进 |
| （四） 科技思想成果的全面进步 |
| 1、 八五期间的主要科技成就 |
| 2、 九五期间科技进步情况与 2000 年科技发展状况 |
| （五） 小结 |
| 六、 新时期党的科技思想的完善：2000-2010 |
| （一） 新世纪开篇的经济政治新形势 |
| （二） 21 世纪科技发展的指导思想：胡锦涛科技思想 |
| 1、 战略方针的深化和任务目标的提出——胡锦涛科技思想的出发点 |
| 2、 胡锦涛科技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 新世纪的科技发展政策 |
| 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提出 |
| 2、 创新人才政策 |
| 3、 新世纪国际科技合作政策 |
| （四） 小结 |
| 七、 新时期我党科技思想的主体内容演进分析与启示 |
| （一） 新时期社会环境的历史演变 |
| 1、 科技思想历史转折实现的历史背景 |
| 2、 科技革命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
| 3、 世纪之交的科技发展新环境 |
| （二） 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关系理论的逐步推进 |
| 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提出 |
| 2、 科学技术从“生产力”到“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
| 3、 科学技术作为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 |
| （三） 科技体制改革思想的不断深化 |
| 1、 “双管齐下”的科技体制改革思路 |
| 2、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科技体制改革思路 |
| （四） 科教兴国战略的酝酿与完善 |
| 1、 科技教育两手抓 |
| 2、 坚定不移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
| （五） 中国特色科技创新发展理论的演进 |
| 1、 鼓励科技探索与创新 |
| 2、 建设国家创新体系 |
| 3、 从“国家创新体系”到“创新型国家” |
| 4、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科技强国梦 |
| （六） 新时期以来党的科技思想的主要特征与启示 |
| 1、 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2、 坚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科学技术的优越性 |
| 3、 坚持和深化科学技术领域的改革开放 |
| 4、 坚持以人为本，坚定发展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 |
| 主要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0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附录 2 九五期间科技进步检测结果 |
| 附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10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 附录 4 十五期间科技进步基本状况评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导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2 理论基础 |
| 1.3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及相关概念界定 |
| 1.4 研究思路、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3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文本统计 |
| 3.1 问题的导入 |
| 3.2 概念界定与文本选择 |
| 3.3 文本统计分析 |
| 3.4 本章小结 |
| 4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历史演变 |
| 4.1 恢复和探索期(1978～1985) |
| 4.2 启动和发展期(1986～1990) |
| 4.3 应用和规范期(1991～1999) |
| 4.4 转型与法制期(2000～2005) |
| 4.5 跨越与创新期(2006～至今) |
| 4.6 本章小结 |
| 5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体系构成 |
| 5.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体系分析 |
| 5.2 高层次人才政策 |
| 5.3 高新技术产业技术政策 |
| 5.4 高新技术产业财税政策 |
| 5.5 高新技术产业投融资政策 |
| 5.6 本章小结 |
| 6 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的效果评析 |
| 6.1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果评析的基本理论 |
| 6.2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效果的影响因素 |
| 6.3 高新技术产业的具体政策效果评析 |
| 6.4 本章小结 |
| 7 高新技术产业政策与"中国道路" |
| 7.1 历史回顾:高新技术产业政策共性与中国特色 |
| 7.2 "中国道路":制度与政策意涵 |
| 7.3 政策方向:走中国特色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之路 |
| 7.4 本章小结 |
| 8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研究创新点 |
| 8.3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2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参与的科研课题 |
| 附录3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获的奖励及荣誉称号 |
四、李岚清谈改革科技体制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论文参考文献）
- [1]20世纪苏州地区蚕丝离等教育发展历程研究 ——基于行业高校服务于产业的视角[D]. 薛黎萍. 苏州大学, 2020(03)
- [2]高等教育立德树人对国家核心竞争力的作用研究[D]. 王江波. 电子科技大学, 2020(12)
- [3]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支援西藏高等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D]. 张王勇.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8)
- [4]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政府科技管理制度变迁研究[D]. 金宏蕊. 华南理工大学, 2019(02)
- [5]转制科研院所如何加速科技成果转化?[J]. 张树满,原长弘,徐海龙. 科学学研究, 2018(08)
- [6]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政策工具选择研究[D]. 郭随磊. 东北大学, 2018(02)
- [7]我国地方高校“省部共建”政策运行研究 ——以G大学为例[D]. 徐吉洪. 南京师范大学, 2017(05)
- [8]我国高等教育扩招政策绩效评价 ——绩效生成过程的视角[D]. 叶杰. 兰州大学, 2016(03)
- [9]新时期党的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研究[D]. 刘建城.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
- [10]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分析[D]. 郑代良. 华中科技大学, 2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