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工业社会中到底由谁掌权?——浅析丹尼尔·贝尔的“专家治国论”（论文文献综述）
陈天君[1]（2020）在《丹尼尔·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文中认为丹尼尔·贝尔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具有深刻的洞见。贝尔一直致力于将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对当前社会实践的指导,曾提出“公众家庭”以挽救当前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危机。本文选取贝尔宏大理论体系中较为重要的部分——“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讨论研究。研究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要追寻其学术理论的源头。时代背景和社会现实激起了贝尔对“社会主义”思想的兴趣;马克思主义为贝尔的“社会主义”立场提供了最初的养料,尤其是他们关于“需要”的论述;西方自由传统和新保守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贝尔对“自由与平等”及社会福利等问题的思考,同时也使贝尔没有完全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对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渊源探究后,本文又从两个视角对其“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分析。一方面是对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进路——财政社会学进行阐述。另一方面是论述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载体——公众家庭。最后通过将“公众家庭”与福利国家进行比较分析,凸显“公众家庭”方案的理论贡献,展现贝尔“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福利”要素。结尾部分阐述了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意义及局限性,并思考其对当前中国社会民生建设的现实意义。
张新培[2]（2016）在《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研究》文中提出首先,在缕析智库及其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提出高校智库独立地从事政策问题导向的研究,贡献创新性思想,担当政府外脑,从局外人的视角帮助政府和政策制定者进行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并辅助解决现实政策问题。因此,高校智库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功能标签,不特指某个关键人物所发挥的作用,它已成为政策研究和咨询职能的制度化载体,具有一定的组织建制以保证政策研究的系统化和机构发展的可持续。组织特征是高校智库在形成、发展和运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它通过组织要素的相互作用得以呈现。其次,以组织的核心要素——组织建制、组织人员和组织文化为切入点,实证研究世界知名高校智库组织特征的实然表现。世界知名高校智库多是在顺应国际及国家政治经济重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而形成和发展起来。资金来源渠道也非常多元化,主要包括学校提供、捐赠资金、政府拨款、项目资助以及各种机构收入等。以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为政策制定者服务和产生政策影响力为重要目标,组织内部责权明确,并且形成了制度化的以任务需求和问题导向为特色的管理结构和管理部门,实体性运行增强了组织发展的可持续性。研究内容一般紧紧围绕特定时代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具有较强的政治导向性和现实应用性。依托于研究型大学的人才优势,基于研究领域、研究基础和研究问题的需要,以任务导向的项目工作组为依托,召集多学科研究团队开展研究。高校智库人员具有教育者、研究者、知识转化者、学术与政策两栖人的角色特征,担负着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通过社会批判促进社会文化的进步。对获取的452份智库人员简历进行内容分析,发现7个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绝大多数都获得博士学位,任职经历都非常多元化,高校智库的人员流动及“旋转门”机制不仅发生在学术与政府部门,其它非营利性社会组织（NGO、智库和其它国际组织等）、商业组织和媒体等也为高校智库输送了大量人员。组织文化具有以大学的知识品性和学科依托为基础进行思想创新、开放性、多元文化融合和以实现政策影响力为根本价值追求的特征。研究发现,在高校智库的运行过程中,也存在着工具理性主导与价值理性式微的情形。第三,以中国985高校的研究机构作为研究群体,使用内容分析法,对机构的官方网站及其标示的使命愿景、发展定位、机构介绍、研究成果及相关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在当前中国985高校中,有186个研究机构在使命愿景、发展定位、机构介绍、研究成果及组织运行中具有智库的众多特征。其中有96个研究机构明确提出自己是“智库”或“思想库”或者将担当“智库”或“思想库”作为重要的发展目标。依据高校智库的建设主体,将中国情境下具有智库定位的机构分为高校自主、官产学研合作和国际合作三类模式。发现,在原有学术机构基础之上向智库咨政建言职能活动延伸的研究机构多集教学、科研和咨政建言功能为一体。基于国家战略和地区发展需求及研究型大学的学科研究优势而组建起来的平台性质的研究机构,保持“实体化存在,虚体化运行”的组织方式。高校智库组织发展面临的挑战表现为智库概念标签化,行政力量主导推动高校智库破土萌芽,专业人才空巢现象严重,政策应用性弱,相关的管理、评价、人才引进及激励政策不到位。组织优化可从以下考虑:组织建制方面,创新高校智库组织管理的体制与机制;组织人员方面,建设专业化的人才队伍;组织文化方面,明确智库定位,独立研究、反思批判和思想创新。论文提出组织特征作为高校智库的身份标识使得高校智库在研究型大学成为一种独特的现象。获得发展性资源和外部制度环境的合法性认可,以发挥组织功能,实现组织发展目标,成为高校智库组织特征形成的基本原因。最后,探讨了研究的局限与不足,并提出下一步研究计划。
瞿郑龙[3]（2015）在《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中国法制”的发展进程是中国曲折坎坷百年现代化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法治中国”的理想图景则是中国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关键构成内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法制进程是中国法制百年历程浓墨重彩、丰富复杂、独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是我们认识和理解百年“中国法制”历史演进规律的必然要求和内容，也是我们构建和实现“法治中国”宏伟目标的重要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问题就有什么样的方法，问题本身的客观属性已经决定了对其展开研究的可能方法；反过来也成立，不同理论方法的采行则预先影响了能够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主观认识问题的角度、层面、维度。对于建国以来我国法制发展特征、演进规律的梳理和分析采用何种方法，从根本上是由这一时期法制的客观历史进程所决定，对其展开分析和考察所采行法学方法的不同，则影响了我们对这段客观法制历史进程的不同主观认识和理解。建国以来法制发展进程的丰富维度、复杂向度、多面角度、不同跨度、相对进度决定了对其展开学理研究可以采行的多元方法。建国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处于国家变革、社会转型、经济发展以及文化变迁的巨大历史背景之中，法制的萌生、转折、断裂、恢复、突进、变革以及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情势生态的深刻型塑。其中，政治对于法制的影响触及法制的宏观架构、中观格局、微观形态，而且涉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各个方面、诸多环节、全景领域，因而不仅深刻，而且全面，并且贯穿于法制发展的整个进程，使得我国形成了浓厚而且独具特色的“政法”传统。从表征形式来看，政治环境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刻背景，政治话语成为法治建设的流行话语，政治目的成为法治建设的深层追求，政治改革成为法治建设的内在动因，法治建设染上了浓重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政治印迹；从作用实质来看，党的领导对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影响范围之广、形塑力度之巨、作用效果之深，使其对当代中国法治具有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从根本评判依据来看，人民民主以及公民权利是当代中国法治发展绕不过去的政治主题，因为法治发展的根本动力以及正当基础源于人民的推动，核心旨趣系于保护、发展和完善公民的平等权利，人民的民主地位以及各项权利是否能够获得法律的平等严格保护、积极有效完善是判断法制发展状况的首要政治判准。因而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梳理和分析当代中国的法治，剖析和解释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背后的政治逻辑，成为理解和揭示中国法治实践规律的关键甚至首要维度，也是重构和实现法治中国的重要理论前提。运用法律政治学的方法观照和反思当代中国的法制，其首要前提就是厘清和阐明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当代中国学界围绕法律与政治的关系产生的论争，存在诸多因为基本概念界定不清、阐述对象前后不一、理论立场模糊不明、中西之间跳跃不定等原因造成的论述混乱，对此需要从理论上对其进行梳理和厘清、批判和反思。在此之外，通过梳理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分析其中法律与政治关系生成、变迁的内在机理以及主要问题，能够为我们理解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个他者的镜鉴。从中我们可以得出，从古至今，法律与政治就是两种紧密关联的社会现象，二者相互纠缠、互相型构，不可分割，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二者的关系格局存在差异，如何实现法律与政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妥善平衡仍然是我们面临的悬而未决的重大难题。从宏观上整体考察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可以从法治话语与法治实践两个方面着手。话语的社会性、实践性使得通过梳理改革开放以来党代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党章等文本材料中的主流政法话语变迁来透视我国政法实践关系的主导特征及其嬗变趋势具有相当的合理性。通过总结和归纳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官方文本中有关政法关系的主流话语的形态特征、转换机理与变化趋势，可以为我们理解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政治逻辑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针对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的考察则可以为话语分析提供一个真切参照、实际印证。借助证成性与正当性的理论分析框架，可以有效地分析当代中国的政治，揭示其失衡特质及其对法治造成的异化影响，借此探寻未来中国法治协调发展的可能路径。从中观上具体解析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立法与司法作为法治运行的两个关键环节，乃是阐释中国法治政治逻辑绕不过去的重要内容。政治的核心在于权力，立法既是政治权力的重要彰显，也是巩固政治权力的关键途径，它是国家核心的政治活动，是不同主体展开政治博弈的舞台，它既是政治转化为法律的方式，也是法律限制政治的场所。现代社会法律的实证化使得法律不可能在政治之外确立其阿基米德式基点，也不再可能在立法层面分离法律与政治，立法活动本身以及所立之法大都遵循政治的逻辑。探寻建国以来我国国家层面的立法政治成为透视我国法治的政治逻辑的重要窗口，立法政治的核心在于立法权力，因而立法权力的配置格局、运行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立法模式成为立法政治的主要内容。建国以来，我国的司法运作浸染于浓厚的“政（治）—法（制）”文化之下，形成了鲜明的“政（治）—（司）法”传统，司法的根本属性、功能定位、运作方式、组织机构等方面无不浸染浓重的政治色彩，形成了与政治生态相应地革命化司法模式与治理化司法模式。这两种司法模式的根本问题在于不足以约束公共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未来我国应该建构权利化的司法模式。无论是话语与实践，还是立法与司法，当代中国法制深受政治逻辑形塑的根本动因在于法律与政治的关联，这可以进一步从两个关键方面予以阐发：一方面是法律与国家的关系。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始终处于现代国家建构、治理的宏大背景之下，这使其可不避免地沾染政治色彩。以孝道与法律的关系嬗变作为分析示例，可以得出，当代中国法制的国家主义特征突出，这是当代中国法治最大的政治逻辑之一，这种法治的政治逻辑忽视了公民在当代中国法治中应有的主体地位。另一方面是法律与国民的关系。现代民主、民权政治的时代精神潮流浩浩荡荡，人民获公民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这使得当代中国法治存在、运行与发展的根本政治判准，在于其是否有助于平等、完善公民身份的塑造、确立、发展。如何通过法律保障、实现、扩展、完善公民权利乃是评判当代中国法治的根本政治判准。借助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之间内在机理的差异分析，我们认为，权利政治应当是当代中国法治的核心政治基石和根本政治目标。哲学的目的不仅在于解释世界，而且在于改造世界。针对当代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和透视、梳理和考察，其目的不仅在于分析和阐释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面向及其内在机理，认识和理解中国法制存在、运行与发展的独特政治逻辑和规律，而且在于反思和批判其中存在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而为建构和塑造未来中国法制的理想发展图景和路径提供可能有益的理论启示。未来中国法制的建设发展，法制（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其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政治绝对主宰、随意凌驾法制的以政治为纲的传统“政法”一体的陈旧形态中去；另一方面，我们也不可能完全抛离政治孤立地谈论、建设法治，而是要着力建构法治与政治良性互动、有效平衡的新型“法政”传统，实现具有民主正当性基础的“良法”与具有宪法合法性约束的“善政”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法政新格局。这种良好法政格局的形成需要公民的积极参与、有效推动，并且以公民权利的有效保障、平等保护和积极完善作为根本的评判标准。
张卫[4]（2013）在《当代技术伦理中的“道德物化”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道德物化”（Materializing Morality）思想是当前西方技术伦理学研究领域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它是指通过恰当的技术设计,将抽象的道德理念体现在技术人工物的结构和功能之中,从而使技术人工物的使用对人的决策和行为产生道德意义上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的过程。用拉图尔的话说,“道德物化”就是把道德规范“写入”技术设计之中,形成一种引导人的行动的“脚本”,就像电影的剧本对演员的行为具有规定作用一样,技术产品之“脚本”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导演”着现实生活舞台上的人们的行为。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认为,这实际上意味着技术为人类的伦理实践提供了一个“物质性的答案”,设计师是在以“另外一种方式在做伦理学”。“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不是一种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刻的思想渊源、时代背景和理论基础。就思想渊源而言,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温纳的“技术政治”思想和拉图尔的“人工物社会”思想对“道德物化”思想的出现起到了重要的启发作用；就时代背景而言,经典技术哲学式微之后的“经验转向”和“伦理转向”为“道德物化”的出现提供了时代的契机；就理论基础而言,以伊德的“后现象学”、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和伯格曼的“焦点实践”等理论成果为基础的“技术中介论”为“道德物化”思想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荷兰学者阿特胡斯首先明确提出了“道德物化”思想,后经维贝克的发展和深化,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实现了“道德物化”思想的系统化。在此之后,随着“道德物化”思想影响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到“道德物化”思想的研究之中,“道德物化”思想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另外,在当今的工业设计领域和社会领域都出现了与“道德物化”思想具有相通之处的实践活动。尽管这些领域的实践者所使用的名称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理念与“道德物化”思想是一致的,它们与“道德物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彼此呼应的关系。这也反映出“道德物化”思想是目前引起人们广泛兴趣并产生较大影响的一种时代思潮。“道德物化”思想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理论层面,对伦理学而言,它使人工物的道德功能得以发现,并因此拓展了道德活动参与者的范围；对技术哲学而言,它弥补了技术哲学研究中“外在主义”研究进路的弊端,为沟通长期对立的工程学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在实践层面,它为规范人类行为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和方法,拓展了传统设计理念的价值空间,使工业设计从对“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的关注拓展到对“伦理”价值的关注。但是,“道德物化”思想目前还面临着诸多理论质疑和现实问题。在理论层面,道德物化思想主要面临的问题包括：一是从其作用机制上看,也存在着不道德的物化的可能性；二是它可能会对人的自由构成威胁；三是它可能会造成责任主体界定的困难；四是它可能会导致“技术治国论”。另外,就“道德物化”的实践主体（如设计者、伦理学家、企业和政府）而言,他们在其中各自发挥怎样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都还没有得到深入研究,这是“道德物化”实践中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在对“道德物化”思想进行辩证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上述理论问题,本文尝试引入助推原则、责任原则和对话原则,以防范“道德物化”思想可能产生的负面后果；针对“道德物化”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建立相应的制度保障机制,包括伦理教育的调节机制、伦理学家的介入机制、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和政府的政策支持机制,为“道德物化”的实践搭建一个可靠的制度平台。最后,在“道德物化”思想如何“本土化”问题上,本文结合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资源,对我国现实条件下开展“道德物化”的可能性进行了展望。
张馨天[5]（2013）在《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义务研究》文中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专家参与决策已经成为我国决策中的常态。专家参与决策的形式包括专家咨询、研究、论证等。现代行政决策具有调整领域广泛、专业性技术性强、对社会发展及相关人的权利义务影响大等特点,为使行政决策科学、民主、高效,专家参与决策实属必要。目前,专家参与决策已趋于常态化,但并不规范,专家什么情况下应参与决策、哪些专家参与、以什么方式参与、专家意见与行政决策的关系、参与决策专家的责权利等问题都缺乏明确的规范。以上问题本文无法面面俱到,仅就专家权利义务问题进行探讨。专家参与行政决策重在行政决策过程中专家的咨询、研究、论证,因此,必须建立、健全专家参与行政决策权利义务的享有与履行,保证权利不被侵犯,保障义务的履行,实现权利义务的向法治化、制度化发展的方向发展。为了使专家在重大决策事项的中的作用发挥到最大,就必须通过建立一整套严格的决策制度和决策程序来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完善行政决策中的专家参与机制,保障行政决策参与机制的健康发展,增强政府的公信度。近年来,我们可以从诸如国家科技、教育中长期规划、医药卫生体系改革、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农业现代化建设等各项关系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大政策领域的决策过程中看到专家们的身影。自我国大力倡导决策科学化、民主化以来,专家已经成为中国公共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份子。他们不仅经常受邀出席政府的决策咨询会,承接政府的课题研究,甚至给相关领导讲解专业知识。政府机构通过制定保障专家参与决策的规章制度来加以规范,专家从被聘用起,他们权利义务的实现就依靠着行政主体的管理与规范,他们的权利义务是不同于其他行政工作人员、社会组织成员和公民的。但是,对于从权利义务的选择模式和策略机制的系统研究也不多见,本文旨在对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就如何保障专家的权利以及如何确保义务的履行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以避免实践中可能遭遇的专家权利义务的保护与履行的随意性、模糊性,防止专家参与行政决策制度的形式化。通过研究对专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策略使其能够在某个给定的责任范围内发挥其作用的最大化这一线索,阐述了专家参与行政决策的权利义务模式以及权利义务之间的机制关系的理论。
黄晓博[6]（2012）在《专家治国批判》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从一个自由主义者的立场批判了把科学技术当作解决一切技术、社会问题的思维习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对科学技术盲目崇拜,提倡所谓"专家治国论"。笔者在哈耶克思想的基础上,对"专家治国"进行分析,探讨"专家治国"、盲目崇拜技术的危害,以期对专家治国论有更加深入的认识,批判专家治国论,坚守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底线。
石磊[7]（2011）在《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评析 ——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文中研究指明美国着名思想家丹尼尔·贝尔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乃至人类社会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趋向以及后工业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其理论观点在当代西方社会学界中，独树一帜。本文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系统分析和评价了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在与马克主义基本理论的比较中，对后工业社会理论进行解读；在肯定它的理论建树和当代价值的基础上，也指出了它不应过多苛求的历史局限。本文首先考察了丹尼尔·贝尔阐发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历史条件和他观察社会的视角，认为，第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西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特质的凸显是后工业社会理论形成的客观条件；科技发展、经济成分和职业分布，以及文化变迁，是丹尼尔·贝尔阐发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视角。正是这些与众不同的视角，使他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划分，并预见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本文认为，丹尼尔·贝尔所阐释的“后工业社会”及其特征，很好的把握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新特点。如：产业结构和工作性质的变化、社会组织模式的变化、利益冲突主体的变化，以及知识处于社会的首要战略地位，大学等科研机构扮演关键的社会角色，知识精英发挥重要的社会作用等等。从社会批判的立场看，后工业社会理论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显示了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爆发的必然性。同时，后工业社会理论探索了未来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决策方式。这对解决某些“全球问题”，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选择与社会计划，以及如何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均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之所以存在所谓的历史局限，主要由于其种种分析方法不能构成科学思考的原则，不符合唯物史观的逻辑，从而不能现实的解决好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些局限体现在对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标准上，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动荡根源的诊断上，还体现在其最终为资本主义开出的拯救药方上。后工业社会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认识，能够加深我们对资本主义生存逻辑及特征的理解，有助于人们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认识，从而间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判断的科学性，也有效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仍然存在于经济领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后工业时代社会变革的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不仅如此，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还期待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首先，我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跳出以往的理论语境；其次，我们需要注意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有待创新，以适应后工业社会新的发展要求。
王海稳[8]（2010）在《当代中国的民主技术研究》文中认为民主技术是政治学的一个新话语。当今时代,在民主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价值理念越来越被人们接受之后,人们对民主的关注也越来越从价值层面转向价值层面与技术层面相结合的方面。因为民主本身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更加依赖民主技术的发展程度。从雅典城邦用抽签、贝壳放逐（也译为陶片放逐）、投豆子等民主方法,到近代代议制民主技术的出现,再到当代电子民主技术以及协商民主技术的问世,都体现了人类对民主技术的探索和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实现也离不开民主技术的支撑,对民主技术的研究和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一问题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课题。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如何构建民主技术的基本理论,是有效地进行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实践研究的前提。本论文正是从民主技术的理论构建出发,进而分析其在当代中国的发展现状、困境及其产生原因,并试图通过揭示民主技术的发展创新途径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有效运行,保障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逐步实现。论文首先对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研究进行论域界定。本文所言的“民主技术”是基于政治学的学科范围而非技术哲学的学科范围,区别于程序民主,并且对民主限定为“现代民主”即代议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进而分析在这一民主过程中的民主技术的具体类型及发展演变。这是进行本课题研究首先需要确定的前提。论文尝试对民主技术的基本理论进行构建。通过对民主技术的概念和内涵,本质与特性,结构、形态与功能等具体范畴进行分析,建立对民主技术的初步认识;进而从宪政民主过程视角对民主技术进行选举民主技术、决策民主技术和监督民主技术三大技术类型的分类,并分别详述了各自发展演变的历史和具体的技术内容;最后,在对民主技术进行合理性和可行性的综合评价体系的构建的基础上,对一些典型的民主技术进行分析,使之更能清晰地了解民主技术的功效及其运行环境。论文的落脚点是阐述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在第四章、第五章的内容中,首先是对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接着,重点对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成就和困境进行具体分析,认为,当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民主技术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正常运行。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民主技术还处于发展的初期,还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主要表现为民主技术的供给与合理性不足,民主技术的人为操作或违法操作导致民主技术运行的形式化和结果的负向化,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使社会主义的民主理想仅仅是“看起来很美”,与民主实践形成反差。导致这种发展困境的原因除了民主技术本身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受制于当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的不成熟。最后通过对民主自身的发展逻辑及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方向的分析,得出选举民主技术是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详细分析了当代中国选举民主技术的不足与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价值的实现还要建立在立足我国国情基础上对民主技术的突破与创新,论文第五章详细分析了当代中国民主技术运用和创新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即训练和培养生活在得到长足发育的公民社会基础上的现代公民、促进民主的“增量”发展、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和形成和谐、有序和稳定的政治秩序。还通过对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创新的原则进行剖析,进而分析当代中国在选举民主、决策民主和监督民主的民主过程中民主技术的具体创新方向,为当代中国加快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提供一定的借鉴。论文最后对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趋势进行展望。认为虽然当今中国甚至当今世界的代议制民主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一些缺陷,需要通过进一步扩大参与式民主来弥补,但代议制依然是当代中国民主运行的主要民主机制。因而得出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趋势有四:一是代议制民主技术的不断完善和精确化;二是参与民主技术的不断发展,如协商技术的发展;三是新技术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电子民主技术等;四是推进民主技术的制度化建设,以科学的制度设计确保民主技术的客观真实性和有效性。
彭宗超,李洺[9]（2008）在《预算参与:地方预算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及转换》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合法性是政府预算存在的基础,现代预算的建立过程本质上是政府支出合法性内涵不断转换的过程,而非仅仅是形式化的政府收支计划建立的过程。预算合法性目标,最终要通过公众持续的参与去实现。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地方预算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政绩合法性基础上,经济建设成为优先目标。2003年以来,我国各地的财政改革,首先通过政务公开、预算公开、财政透明度改革等公开性措施,预算收支对公众意见吸收能力在加强,为新的预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但是,一般公众仍然缺乏体制性的参与渠道,公众对于预算的民意反映程度仍然欠缺。因此,通过增强预算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来增强预算收支的合法性应成为地方预算改革的目标,也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
彭宗超,李洺[10]（2008）在《预算参与：地方预算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及转换》文中提出合法性是政府预算存在的基础,现代预算建立过程本质上是政府支出合法性内涵不断转换的过程,而非仅仅是形式化的政府收支计划建立的过程。预算合法性目标,最终要通过公众持续的参与去实现。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我国地方预算合法性主要是建立在政绩合法性基础上,经济建设成为优先目标。2003年以来,我国各地财政改革中,首先通过政务公开、预算公开、财政透明度改革等公开性措施,预算收支对公众意见吸收能力在加强,为新的预算合法性奠定了基础。但是,一般公众仍然缺乏体制性的参与渠道,公众对于预算的民意反应程度仍然欠缺。因此,通过增强预算透明度和公众参与,来增强预算收支的合法性应成为地方预算改革的目标,也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突破口。
二、后工业社会中到底由谁掌权?——浅析丹尼尔·贝尔的“专家治国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后工业社会中到底由谁掌权?——浅析丹尼尔·贝尔的“专家治国论”（论文提纲范文）
（1）丹尼尔·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关于丹尼尔·贝尔学术思想的研究综述 |
| 2.关于丹尼尔·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研究综述 |
| 3.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方法与叙述框架 |
| 一、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涵义及思想渊源 |
| (一)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涵义 |
| 1.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含义 |
| 2.贝尔对“需要与欲望”的理解 |
| (二)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渊源 |
| 1.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贝尔的影响 |
| 2.西方自由传统对贝尔的影响 |
| 3.新保守主义思想对贝尔的影响 |
| 二、公众家庭: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制度载体 |
| (一)财政社会学: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学术进路 |
| 1.财政社会学的出现 |
| 2.贝尔的财政社会学 |
| (二)公众家庭的主要内容 |
| 1.“公众家庭”的产生 |
| 2.“公众家庭”的含义 |
| (三)“公众家庭”的困境 |
| 1.“公众家庭”面对的政治问题 |
| 2.“公众家庭”面对的经济问题 |
| 3.“公众家庭”面对的文化问题 |
| 三、贝尔的“社会主义”与福利国家 |
| (一)“公众家庭”与福利国家理论 |
| 1.福利国家的出现 |
| 2.“公众家庭”与福利国家比较 |
| (二)“公众家庭”与福利国家的危机 |
| 1.福利国家危机的表现及其实质 |
| 2.贝尔“公众家庭”中的大众哲学:作为一种解决方案 |
| 四、贝尔“社会主义”思想的得失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
| (一)理论意义及局限 |
| 1.对“回归宗教”的补充 |
| 2.对福利国家理论的回应 |
| 3.思想局限 |
| (二)现实意义——对中国的启示 |
| 1.注重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 |
| 2.重视合法性的获取 |
| 3.注重民生国家体系的构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问题 |
| 1.2 研究价值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样本与数据 |
| 1.3.2 研究策略 |
| 1.4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智库文献综述 |
| 2.1.1 智库的功能价值 |
| 2.1.2 智库的组织分析 |
| 2.1.3 智库影响力及其评价 |
| 2.2 高校智库文献综述 |
| 2.2.1 高校智库的功能价值 |
| 2.2.2 高校智库的组织分析 |
| 2.2.3 中国高校智库建设 |
| 2.3 组织文献综述 |
| 2.3.1 组织理论研究 |
| 2.3.2 学术组织的组织特征 |
| 2.3.3 企业及社会中介机构的组织特征 |
| 2.4 已有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
| 第三章 高校智库及其组织特征 |
| 3.1 智库相关概念 |
| 3.1.1 智库的概念界定 |
| 3.1.2 智库的历史脉络 |
| 3.1.3 智库的发展现状 |
| 3.2 高校智库相关概念 |
| 3.2.1 高校智库的概念界定 |
| 3.2.2 高校智库的内涵 |
| 3.2.3 高校智库发展的原因 |
| 3.3 高校智库的评判标准 |
| 3.3.1 研究问题与方法 |
| 3.3.2 研究结论 |
| 3.4 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 |
| 3.4.1 组织与组织特征 |
| 3.4.2 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 |
| 第四章 组织建制:高校智库的制度载体 |
| 4.1 知名高校智库组织建制的特征表现 |
| 4.1.1 样本介绍 |
| 4.1.2 组织管理结构 |
| 4.1.3 科研组织模式 |
| 4.1.4 人员配置模式 |
| 4.2 高校智库组织建制特征的原因分析 |
| 4.2.1 高校智库组织建制的基本形态 |
| 4.2.2 高校智库组织建制形成的原因 |
| 第五章 组织人员:高校智库的行为主体 |
| 5.1 高校智库组织人员的角色特征 |
| 5.1.1 教育者 |
| 5.1.2 研究者 |
| 5.1.3 知识转化者 |
| 5.1.4 学术与政策的“两栖人” |
| 5.2 高校智库人才结构特征 |
| 5.2.1 教育背景 |
| 5.2.2 任职经历 |
| 5.2.3 领军人才 |
| 5.3 人才旋转门:以哈佛大学贝尔福中心为例 |
| 5.3.1 以政策需求为发展风向标 |
| 5.3.2 依托肯尼迪政府学院实现人才流通 |
| 5.3.3 地缘优势 |
| 第六章 组织文化:将影响力作为价值追求 |
| 6.1 高校智库组织文化的特征表现 |
| 6.1.1 以知识品性为基础进行思想创新 |
| 6.1.2 知识生产的开放性 |
| 6.1.3 多元文化的融合 |
| 6.1.4 以产生政策影响力为价值追求 |
| 6.2 案例分析: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 |
| 6.2.1 始于图书档案馆 |
| 6.2.2 政策研究者与教育者 |
| 6.2.3 保守派倾向与大学研究机构 |
| 6.2.4 学术先锋与政府智库 |
| 6.3 高校智库组织文化的价值反思 |
| 6.3.1 工具理性主导 |
| 6.3.2 价值理性式微 |
| 6.3.3 与大学组织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
| 第七章 中国高校智库组织发展的现状、困境及优化 |
| 7.1 中国高校智库的产生 |
| 7.1.1 社会转型时期对智库需求强烈 |
| 7.1.2 中国高校智库的特色优势 |
| 7.2 中国高校智库组织的现状与分类 |
| 7.2.1 中国高校智库组织的现状 |
| 7.2.2 中国情境下高校智库组织的分类 |
| 7.3 中国高校智库组织的特征 |
| 7.3.1 案例分析: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 |
| 7.3.2 案例分析: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 |
| 7.3.3 案例分析: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
| 7.3.4 小结 |
| 7.4 中国高校智库组织特征及其发展面临的挑战 |
| 7.4.1 智库概念标签化 |
| 7.4.2 行政力量主导推动高校智库破土萌芽 |
| 7.4.3 专业人才空巢现象严重 |
| 7.4.4 政策应用性弱 |
| 7.4.5 相关的管理、评价、人才引进及激励政策不到位 |
| 7.5 中国高校智库的组织优化 |
| 7.5.1 明确智库定位 |
| 7.5.2 建设专业化的人才队伍 |
| 7.5.3 创新高校智库组织管理的体制与机制 |
| 结语 |
| 附录 A 985 高校有智库特征的机构清单 |
| 附录 B 全球高校智库排名 |
| 附录 C 访谈清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3）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中国法制的法律政治学观照与反思 |
| 一、 问题提出 |
| （一） 法的时代精神的法哲学表征 |
| （二） 当代中国法制实践的法律政治学阐释与重构 |
| 二、 研究方法及其限度 |
| 三、 已有研究述评 |
| 四、 本文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当代中国法律与政治关系论争的梳理与反思 |
| 导论 |
| 一、 何种法律？哪种政治？ |
| （一） 何种法律？ |
| （二） 哪种政治？ |
| 二、 应然理想与实然现实 |
| 三、 普通难题与根本悖论 |
| 四、 中国与西方 |
| 第二章 西方法律与政治关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现代困境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现代国家形成之前的法政关系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 |
| （二） 法律与政治外在超越性二元结构的意义及其缺陷 |
| 三、 现代国家早期的法律与政治关系 |
| （一） 现代国家的诞生 |
| （二） 政治统摄法律的一元结构 |
| 四、 现代民主法治社会的法政关系及其根本困境 |
| （一） 法律与政治的内在超越性二元结构：通过法律驯化政治 |
| （二） 通过法律驯化政治的现代困境 |
| 五、 结论以及启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法治与政治的共生与调适——以党的政法话语变迁为线索 |
| 一、 当代中国的法政关系：从主流政法话语变迁切入 |
| 二、 政法话语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规定 |
| （一）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框架中的政法话语 |
| （二） 政法话语的经济化与意识形态化 |
| 三、 政治文明统辖中的政法话语 |
| （一） 作为政治文明组成部分的政法 |
| （二） 政治文明规定下的政法话语 |
| 四、 政治与法治话语的形式分梳与实质勾连 |
| （一） 政法话语的形式分梳 |
| （二） 政法话语的实质勾连 |
| 五、 结语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与异化法治——以证成性与正当性为分析框架 |
| 一、 当代中国的失衡政治 |
| （一） 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分梳 |
| （二） 当代中国的政治逻辑：证成性与正当性的失衡 |
| 二、 当代中国失衡政治下的异化法治 |
| （一） 宪法的性质：浓重的纲领性影响有效的规范性 |
| （二） 宪法的精神：富强突出、民主羸弱 |
| （三） 宪法的发展：事实上的实效性与规范上的合宪性 |
| 三、 法治之政治正当性基础的弱化 |
| （一） 作为法律内容之权利的去政治化 |
| （二） 立法体制的行政化 |
| （三） 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
| 四、 结语 |
| 第五章 权力转移与模式变迁：当代中国的国家立法政治 |
| 一、 导论 |
| 二、 走向历史深处的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一） 建国以后三十年我国国家立法的历史进程 |
| （二） 立法的“机器—命令”模式 |
| 三、 立法权力的分化转移 |
| （一） 党的领导下的立法权力分化 |
| （二） 人大及其常委的立法充权 |
| （三） 国务院及其部委的立法扩权 |
| （四） 围绕立法权力的多重竞合 |
| 四、 立法模式的变迁及其原则重塑 |
| （一） 立法的“场域—竞合”模式 |
| （二） 现行立法模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则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六章 我国司法模式的历史变迁与当代重构——政治视野的考察 |
| 一、 何种政治逻辑？哪般司法模式？ |
| 二、 革命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建国之后的革命政治 |
| （二） 革命化司法模式：以司法践行革命、以革命消解司法 |
| 三、 治理政治及其司法模式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治理政治 |
| （二） 通过司法的国家治理：治理化司法模式 |
| 四、 权利政治以及司法模式的重构 |
| （一） 权利政治及其中国践行 |
| （二） 权利化司法模式：新型政法传统的重塑 |
| 五、 结语 |
| 第七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家身影——以孝道与法律关系嬗变为示例分析 |
| 导论 |
| 一、 历史的遗迹：“天下”之下的“孝统于法” |
| 二、 近代的转型：民国时期的“孝存于法” |
| （一） “孝存于法”：民国时期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吸纳家庭孝道的民族主义 |
| 三、 革命的传统：建国以后的“法不容孝” |
| （一） “法不容孝”：建国以后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革家庭孝道之命以建设国家 |
| 四、 当代的回归：改革开放以来的“融孝于法”？ |
| （一） “融孝于法”？：改革开放以来的孝道与法律关系 |
| （二） 以孝道实现文化认同和社会治理 |
| 五、结语 |
| 第八章 当代中国法治中的国民身份——以群众路线与公众参与为考察对象 |
| 一、 导论 |
| 二、 国民身份的转换：从群众路线到公众参与 |
| （一） 主体的民主化：从群众到公众 |
| （二） 性质的权利化：从行动策略、政治道德到政治权利 |
| （三） 实现方式的制度化：从运动到制度 |
| 三、 公众参与的法理基础与现实生态 |
| （一） 公众参与的经济条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
| （二） 公众参与的政治基础：中国式多元民主 |
| （三） 公众参与的社会环境：风险社会的来临 |
| （四） 公众参与的文化土壤：从传统文化、消费文化到公民文化 |
| 四、 余论：公众参与、权利政治与法治政治基础的重建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博士学位攻读期间所获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当代技术伦理中的“道德物化”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TABLE OF CONTENTS |
| 1 绪论 |
| 1.1 选题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荷兰学派的研究概况 |
| 1.2.2 欧美学界的研究概况 |
| 1.2.3 我国学界的研究概况 |
| 1.3 概念界定与解析 |
| 1.3.1 物化概念的界定 |
| 1.3.2 道德物化的含义 |
| 1.3.3 道德物化与道德内化的关系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2 道德物化思想提出的背景 |
| 2.1 道德物化思想的历史渊源 |
| 2.1.1 福柯的微观权力思想 |
| 2.1.2 温纳的技术政治思想 |
| 2.1.3 拉图尔的人工物社会思想 |
| 2.2 道德物化思想的时代契机 |
| 2.2.1 经典技术哲学的式微 |
| 2.2.2 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 |
| 2.2.3 技术哲学的伦理转向 |
| 2.3 道德物化思想的理论基础 |
| 2.3.1 技术与人的认知 |
| 2.3.2 技术与人的行为 |
| 2.3.3 技术与人的存在 |
| 3. 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发展与实践 |
| 3.1 道德物化思想的提出 |
| 3.2 道德物化思想的系统化 |
| 3.2.1 技术中介论 |
| 3.2.2 技术的道德化 |
| 3.2.3 道德物化的方法论 |
| 3.3 道德物化思想的多元化 |
| 3.3.1 德瑞斯坦：设计我们的生活 |
| 3.3.2 瓦尔贝斯：用技术行善 |
| 3.3.3 洛克顿：有意的设计 |
| 3.4 现实中的道德物化实践 |
| 3.4.1 劝导技术设计 |
| 3.4.2 价值敏感性设计 |
| 3.4.3 社会领域的实践 |
| 4 道德物化思想的理论贡献与现实价值 |
| 4.1 道德物化思想对伦理学的贡献 |
| 4.1.1 人工物道德功能的发现 |
| 4.1.2 道德活动参与者的拓展 |
| 4.2 道德物化思想对技术哲学的贡献 |
| 4.2.1 对外在主义困境的超越 |
| 4.2.2 沟通两种传统的新途径 |
| 4.3 道德物化思想的现实价值 |
| 4.3.1 规范人类行为的新手段 |
| 4.3.2 设计理念价值维度的拓展 |
| 5 道德物化思想存在的问题及其应对 |
| 5.1 道德物化思想存在的理论问题 |
| 5.1.1 不道德物化的可能性 |
| 5.1.2 道德物化中的自由问题 |
| 5.1.3 道德物化中的责任问题 |
| 5.1.4 道德物化中的民主问题 |
| 5.2 道德物化思想存在的现实问题 |
| 5.2.1 设计者如何增强技术伦理意识 |
| 5.2.2 伦理学家如何介入道德物化 |
| 5.2.3 企业如何解决经济与公共利益的矛盾 |
| 5.2.4 政府在道德物化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 |
| 5.3 应对道德物化理论问题的原则 |
| 5.3.1 助推原则 |
| 5.3.2 责任原则 |
| 5.3.3 对话原则 |
| 5.4 应对道德物化现实问题的机制 |
| 5.4.1 伦理教育的调节机制 |
| 5.4.2 伦理学家的介入机制 |
| 5.4.3 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 |
| 5.4.4 政府的政策支持机制 |
| 结语 |
| 创新点摘要 |
| 参考文献及注释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5）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义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目录 |
| 引言 |
| 选题意义 |
| 文章结构 |
| 研究方法 |
| 一、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义务基本概念 |
| (一) 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义务的内涵 |
| 1. 权利义务的内涵 |
| 2. 专家参与的内涵 |
| 3. 专家权利义务的内涵 |
| (二) 行政决策中规范专家权利义务的必要性 |
| 1. 民主决策 |
| 2. 科学决策 |
| 3. 避免行政专断 |
| 二、行政决策中专家义务的内容及承担 |
| (一) 行政决策中专家义务的内容 |
| 1. 基于受托人的身份产生的义务 |
| 2. 基于专业上的科研道德产生的义务 |
| 3. 基于公共事务产生的社会义务 |
| 4. 基于普通公民产生的义务 |
| (二) 行政决策中专家义务的承担 |
| 1. 行政决策中专家义务的冲突 |
| 2. 行政决策中专家义务冲突的解决 |
| 三、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的内容及保障 |
| (一) 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的内容——基于义务的实现产生的权利 |
| 1. 参与行政决策的专家有获得报酬和补偿的权利 |
| 2. 参与行政决策的专家有全面获取信息的权利 |
| 3. 参与行政决策的专家有发表意见的权利 |
| 4. 参与行政决策的专家有进行表决的权利 |
| 5. 参与行政决策的专家有拒绝无正当理由解聘的权利 |
| (二) 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的保障 |
| 1. 专家参与行政决策中权利的保障问题 |
| 2. 如何保障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专家治国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 1 何谓专家治国 |
| 2 专家治国论在国内外的状况 |
| 3 专家治国的危害 |
| 4 结论与思考 |
（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评析 ——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2. 文献综述 |
| 3. 研究的主要方法 |
| 4. 本文的难点 |
| 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一章 丹尼尔·贝尔阐发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历史条件 |
| 1.1 第三次科技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深刻影响 |
| 1.1.1 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社会生产力迅速的发展 |
| 1.1.2 第三次科技革命改变了产业结构和人们的职业分布 |
| 1.1.3 第三次科技革命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 |
| 1.2 西方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特质的凸显 |
| 1.2.1 经济上的国家调节 |
| 1.2.2 经济、政治危机频发 |
| 1.2.3 文化上精神颓废 |
| 第二章 丹尼尔·贝尔阐发后工业社会理论的视角 |
| 2.1 科技发展的视角 |
| 2.2 经济成分与职业分布的视角 |
| 2.3 文化变迁的视角 |
| 2.3.1 现代主义的合法化依据 |
| 2.3.2 现代主义本身的自我冲突 |
| 2.3.3 现代主义已经衰竭 |
| 第三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理论建树和现代价值 |
| 3.1 后工业社会理论把握了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
| 3.1.1 产业结构的转变 |
| 3.1.2 理论知识的首要战略地位 |
| 3.1.3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产生 |
| 3.2 后工业社会理论挖掘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特点 |
| 3.2.1 社会组织模式的官僚科层化与去科层化趋势 |
| 3.2.2 大学等科研机构扮演关键性角色 |
| 3.2.3 知识精英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席推动力量 |
| 3.3 后工业社会理论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
| 3.3.1 角色的工具理性地位与人的个性化的分离 |
| 3.3.2 各种利益群体在政治领域中的博弈与斗争 |
| 3.3.3 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的深层次矛盾 |
| 3.4 后工业社会理论探索了未来社会决策的指导思想和决策方式 |
| 3.4.1 “公众家庭”的理论探索及其价值 |
| 3.4.2 未来社会决策的指导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
| 第四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历史局限 |
| 4.1 关于社会阶级和阶层的划分难以令人信服 |
| 4.1.1 有关社会阶层的划分标准 |
| 4.1.2 有关“工人阶级”的狭隘定义 |
| 4.2 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动荡的根源归结为文化危机经不起推敲 |
| 4.2.1 现代主义的自我冲突似乎成了文化矛盾的根源 |
| 4.2.2 对资本主义社会动荡的根源未能予以合理的解释 |
| 4.3 以宗教回归、文化重建来解决资本主义危机陷入空想 |
| 4.3.1 后工业社会理论片面夸大了文化的历史作用 |
| 4.3.2 宗教回归、文化重建不是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良药 |
| 第五章 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引发的理论思考 |
| 5.1 后工业社会理论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基本判断的科学性 |
| 5.1.1 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根源——仍然存在于经济领域 |
| 5.1.2 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阶级——仍然是资产阶级 |
| 5.1.3 后工业时代社会变革的主体——仍然是工人阶级 |
| 5.2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期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 |
| 5.2.1 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必须跳出以往的理论语境 |
| 5.2.2 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要适应后工业社会的发展要求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期间发表学术论文 |
| 后记 |
（8）当代中国的民主技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 |
| 二、论域的厘定 |
| （一） 学科领域：技术哲学还是政治学 |
| （二） 研究方向：程序民主还是民主技术 |
| （三） 切入视角：直接民主还是代议制基础上的宪政民主 |
| 三、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民主技术的基本理论 |
| 一、民主技术的出场 |
| 二、民主技术的概念与内涵 |
| （一） 民主技术的概念与内涵解析 |
| （二） 民主技术的相关概念辨析 |
| 三、民主技术的本质、特性与异化 |
| （一） 民主技术的本质 |
| （二） 民主技术的特性 |
| （三） 民主技术的异化 |
| 四、民主技术的结构、形态与功能 |
| （一） 民主技术的结构 |
| （二） 民主技术的形态 |
| （三） 民主技术的功能 |
| 第二章 民主技术的历史演进与类型分析 |
| 一、民主技术类型的多视角分析 |
| （一） 直接民主技术与间接民主技术 |
| （二） 宏观民主技术、中观民主技术和微观民主技术 |
| （三） 选举民主技术、决策民主技术和监督民主技术 |
| 二、选举民主技术 |
| （一） 选举民主技术的历史演进 |
| （二） 选举民主技术的具体分析 |
| 三、决策民主技术 |
| （一） 决策民主技术的历史演变 |
| （二） 决策民主技术的技术分析 |
| 四、监督民主技术 |
| （一） 监督民主技术的历史演进 |
| （二） 监督民主技术的具体分析 |
| 第三章 民主技术的评价及典型分析 |
| 一、民主技术评价的发生 |
| （一） 技术评价的发生 |
| （二） 民主技术评价的发生逻辑 |
| 二、民主技术评价的范式 |
| （一） 合理性评价范式 |
| （二） 社会可行性评价范式 |
| 三、民主技术的综合评价体系 |
| （一） 民主技术的合理性评价标准 |
| （二） 民主技术的社会可行性评价标准 |
| 四、典型民主技术的具体分析与评价 |
| （一） 选举民主技术：投票规则 |
| （二） 决策民主技术：决策规则和协商技术 |
| （三） 监督民主技术：三权分立与制衡技术 |
| （四） 现代科学技术：电子民主技术 |
| 第四章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现状分析 |
| 一、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历程 |
| （一） 清末新政对西方民主技术的初步接触 |
| （二） 民国国会对民主技术的实践尝试 |
| （三）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技术的初步实践 |
| （四） 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技术的曲折探索 |
| （五）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主技术的较快发展 |
| 二、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成果 |
| （一） 在理论层面，积累了一定量的民主技术理论研究成果 |
| （二） 在实践层面，已初步形成较为完整的民主技术体系，保障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 |
| 三、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
| （一）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的困境 |
| （三）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困境的原因剖析 |
| 四、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的重点领域 |
| （一）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重点的逻辑分析 |
| （二） 当代中国选举民主技术的不足与完善 |
| 第五章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创新 |
| 一、当代中国民主技术运用与创新的重要意义 |
| （一） 有助于训练和培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所必需的现代公民 |
| （二） 有助于促进民主的“增量”发展，实现人民民主的政治目标 |
| （三） 有助于增进政治过程的规范化、合理化和效能化，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
| （四） 有助于增进政府与民众沟通与协调，形成和谐、有序和稳定的政治秩序 |
| 二、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与外在条件 |
| （一）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创新的内在动力 |
| （二） 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创新的外在条件 |
| 三、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创新的原则 |
| （一） 渐进原则与实践原则相结合 |
| （二） 开放性原则与本土性原则相结合 |
| （三） 专业性原则与科学性原则相结合 |
| 四、当代中国民主技术发展的创新方向分析 |
| （一） 选举民主技术的创新方向分析 |
| （二） 决策民主技术的创新方向分析 |
| （三） 监督民主技术的创新方向分析 |
| 五、当代中国民主技术的发展趋势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参加研究的课题 |
| 后记 |
四、后工业社会中到底由谁掌权?——浅析丹尼尔·贝尔的“专家治国论”（论文参考文献）
- [1]丹尼尔·贝尔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D]. 陈天君.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 2020(10)
- [2]高校智库的组织特征研究[D]. 张新培. 上海交通大学, 2016(03)
- [3]当代中国法制的政治逻辑[D]. 瞿郑龙. 吉林大学, 2015(08)
- [4]当代技术伦理中的“道德物化”思想研究[D]. 张卫. 大连理工大学, 2013(06)
- [5]行政决策中专家权利义务研究[D]. 张馨天. 首都师范大学, 2013(02)
- [6]专家治国批判[J]. 黄晓博. 科技视界, 2012(22)
- [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评析 ——基于唯物史观的视角[D]. 石磊. 南京财经大学, 2011(05)
- [8]当代中国的民主技术研究[D]. 王海稳. 苏州大学, 2010(11)
- [9]预算参与:地方预算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及转换[A]. 彭宗超,李洺. 第二届中国公共预算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
- [10]预算参与：地方预算改革的合法性危机及转换[A]. 彭宗超,李洺. 第二届“中国公共预算”研究全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