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论文文献综述）
周晓萍[1]（2021）在《敦煌石窟回鹘佛教艺术研究》文中提出
肖可意[2]（2021）在《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我国重要的邻国之一和汉字文化圈的重要一员,越南与中国拥有两千余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史,直至今天,这种交流与合作仍未中断。历史上,伴随着两国诸多领域的密切交流,汉语与越南语也发生了较为全面的接触,其结果是越南语受到汉语的多方面影响,越南语的语音、词汇乃至语法等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如越南语声调的变化,汉越词的产生等,尤为重要的是,汉字成为越南的官方文字。随着汉语与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上的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加,越南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定的政策或措施来调整和规范汉语书面语或汉字的使用,越南官方或知识分子中的精英阶层,也开始思考采取一定的手段来调整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的关系。这就形成了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汉越语言接触成为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围绕汉字与越南本民族文字如何使用、如何协调展开。无论是从中国学术界还是越南学术界来说,对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研究成果数量较为丰富,但缺少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而历史上越南的语言规划又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使用情况。本文从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入手,梳理在汉越语言接触的大背景下,古代越南语言规划的主要目的及内容;梳理越南语言规划过程中,越南如何规范汉字以及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使用,如何一直维持汉字的官方语言地位,如何协调汉字与越南民族文字——喃字、国语字的关系。期望本文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汉语汉字在越南的传播与使用,更好地了解伴随着汉语汉字,中国文化如何在越南传播并且生根发芽。同时,通过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梳理,也可以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越语言文化关系如何在当前时代背景下继续发展,汉语如何在越南进一步传播。本研究在简要介绍越南史、越南语的基础上,首先分析汉语与越南语的语言接触情况,主要内容包括汉语与越南语语言接触的历史,不同历史时期汉越语言接触对越南语的影响;其次,作为本研究的重点部分,论文将按照越南历史分期（北属时期、李朝、陈朝、后黎朝、阮朝）,对越南各个历史时期（截止到1945年）的语言规划做较为详尽的介绍,主要内容包括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本体规划和语言地位规划,语言规划的领域,语言规划的影响等;最后,在梳理完越南主要历史时期的语言规划史后,本文将总结越南语言规划史带来的启示。本文共分七章,各章主要内容是:第一章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目的与内容、研究意义、研究方法,重点是对与本文相关的语言接触、语言规划理论进行文献综述与理论梳理。第二章主要介绍越南、越南语以及汉越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主要内容是对越南人文、地理以及历史进行简单地介绍,同时介绍越南语的简单情况,重点是汉语、越南语在语言接触层面的简单历史,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本章我们将明确汉越语言接触是古代越南进行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随着汉越语言接触程度的变化,越南的语言规划也会相应地进行调整。第三章主要介绍越南北属时期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北属时期,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范围、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加深,越南语在与汉语的接触过程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北属时期越南为我国封建王朝的地方郡县,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在于汉字、汉文化的推广,基本政策与我国封建王朝一致。在此期间,中原王朝派驻越南的地方官吏发挥了主体作用,他们无一不在教育领域强调汉字教育的核心地位,同时在北方移民、儒学以及佛教道教南传的背景下,汉字逐渐在一千余年的时间里得以传播和推广,使用范围不断扩大,汉文化也在越南生根发芽。第四章主要介绍越南李朝、陈朝的语言规划。自公元968年丁朝建立,越南结束了北属时期,进入到封建自主阶段,李朝、陈朝是越南封建自主阶段前期十分重要的朝代。在这一时期四百余年的时间里,汉语与越南语的接触主要体现在汉字上,汉语、越南语在口语层面基本脱离大范围的接触,越南语语音基本定型,汉语借词大量保留在越南语中。在此背景下,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是确定汉字的官方文字地位,规定汉字的使用范围和领域;开科取士,汉字读写、运用能力成为越南国家选拔人才的核心指标;伴随着汉字官方文字地位的确立和巩固,儒家文化也逐渐成为越南的主流文化。李朝时期,越南民族文字喃字诞生,陈朝时喃字使用范围开始扩大,如何规范使用喃字也是这一时期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第五章主要介绍越南后黎朝的语言规划。后黎朝是越南历史上较为强盛的朝代,在越南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汉语越南语的接触仍然主要体现在汉字上,但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全方位地渗透、影响到越南的各个领域。这一时期越南的语言规划内容主要是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各领域汉字、喃字使用的规范化,汉字官方语言地位的进一步巩固。第六章主要介绍越南阮朝的语言规划。阮朝是越南最后一个封建朝代,其语言规划基本延续前朝的政策和内容,但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阮朝的语言规划也具有自己的特色。这一时期汉越语言接触仍然是汉字之间的接触,汉语的语音、语法对越南语已基本无影响,但汉语借词——尤其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领域的汉语新词开始进入越南语的词汇系统。越南阮朝面对的是西方殖民体系之下、清王朝实力日渐衰微的国际形势,其语言规划的内容主要表现在汉字官方文字地位受到巨大挑战,喃字使用范围日趋缩小;在法国殖民势力的大力扶持下,越南国语字诞生,并且在法国殖民当局的推动下,国语字迅速渗透到政府、教育、传媒等各领域,并逐渐得到越南普通民众、知识分子的接收,最终在越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大力推动下,国语字最终取代汉字、喃字,成为越南人民使用最广泛的文字;1945年,越南国语字正式取代汉字,成为越南新政府的官方文字。第七章主要讨论古代越南语言规划带来的启示。越南是汉字文化圈的主要国家之一,其语言规划一定程度上能反映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特点。越南语言规划史的启示有:汉越语言接触是越南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对语言的“不系统规划”也是一种规划,汉字和汉语书面语的规划是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语言规划应该能够实现文化的传承。从实践的结果来看,越南的语言规划较为成功,越南文字的拼音化虽然会给越南的古今文化传承带来困扰,但国语字的创制客观上也起到了文化传播的目的,对提高越南人民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越南的语言规划史,同时也是研究中越的语言文化交流史,研究汉字文化圈内汉字流播的规律和特点,对当今的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刁春辉[3]（2021）在《“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文中指出论文以廖平的经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大统小统”论为研究对象,“大统小统”论是廖平在他的经学三变时期提出的,在四变、五变中进行了理论完善。其定型基本是在他的五变时期。我们的研究集中于他定型期,即四变、五变时期的“大统论”。研究他的大统论试图解决两大主题:第一,廖平大统论中的改良经学与汉宋主流经学形态——郑学和朱子学相比,其在经学基本观念和处理方法上的差异;第二个主题是处理廖平大统论的时代性意义、实用性意义。我们的题目也明白的揭示出这两个主题,“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就是第二个主题,“廖平的经学研究”则是指的第一个主题。廖平作为一个经学家、思想家,不论在中国经学史中,还是在中国思想史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本文着重从几个方面对廖平经学的思想和价值进行了阐扬。首先,作者从廖平的着作中抽绎出他的“大统”制度论,并指出这种制度论实具有“宪制”意涵。廖平虽没有使用这一词语,但他将经学的性质类比为西方法政学,就已经透漏出他对经学“法典”性质的确认。廖平对此“宪制”的内容说明是特别广泛的。可以分为央地制度、中央官制和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其中,廖平的疆域论就包含了央地制度和国际制度两个方向的意涵。就央地制度而言,实际上廖平一直在谈的是天下体系中的“畿地”,随着王统、帝统、皇统疆域的逐次扩大,畿地所控制的范围也逐渐扩大,从原来的千里“王畿”变成三千里“帝畿”、六千里“皇畿”,而畿地之内的管理方式并不是松散的封建制,而更像是秦朝以后建立的普遍性的中央集权式郡县制。虽然皇、帝、王、伯被廖平建构成主要是经学的制度体系,但因为廖平信守的“经为百世之书”原则,经学的制度必会在历史中有所呈现,因此从秦朝统一后在全国推行的郡县制开始,实际上就是廖平经学中畿地制度的推行,并且从秦至清,中国所实行的郡县制范围是不断扩展的,这就对应于畿地从王畿到皇畿的转变,特别是清朝后期,通过将东北划省、新疆建省等举动,开始在边疆区域加强完善管理方式,确立了边疆郡县体制,这一体制在后来的共和国时代实际上也得到了继承。清朝在疆域和管理体制上所完成的事业在廖平经学中实际暗示了中国为未来天下“大统”时代的“皇畿”地位。同时,廖平也为郡县制在历史中国的长期施行提供了经学说明,在以往的经学思想史中,长期存在经制“封建”与史制“郡县”无法调和的矛盾,这也让深受经学影响的中国历史经常出现复封建的理论呼吁和现实行动。廖平的经学努力正是试图调和解决这种矛盾。在风雨如晦的年代,廖平依然坚信经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价值标准和中国制度的治理价值。在国际秩序的制度建设上,经学依然有其丰富的智慧,实际上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亚秩序就是一种“小统”实现,“小统”是“大统”的次级实现,是“大统”的“模范”。世界转入“大统”阶段,意味着新天下时代的到来,也就是整个世界都逐渐卷入到一个关联更加密切同时争斗也更加激烈的关系系统中,这样一个关系系统的初始阶段必然是各行其是的,但这种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相互争夺占领生存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权力意志的流行最终会让位于具有更高统领性的一体化进程。当然,这个一体化进程不是一帆风顺、一蹴而就的,它首先是几个区域性组织的出现,也就是廖平所讲“帝”统的出现,多个“帝”统下的每一统都既是经济上的一体性化组织,也是政治上次序井然的区域治理性组织,更是在文明上达成了一定程度一致性的文明共同体。因其每个帝统下均有“帝畿”的存在,而“帝畿”就是那个区域内道德、文明的核心地域。但多个帝统的存在也表示这还是一个多核心的多元化“天下”,廖平对此的论述是在“九帝”说和“四帝”说,从“九帝”到“四帝”是这个多元化天下的进一步精简化发展,这也是文化、经济、社会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结果。但“五帝”说的出现改变了天下格局,“五帝”格局乃是一中四方格局,此格局的出现预示尽管天下仍是多元天下,但普遍化、融合化的一统性思想和现实层面的政治经济综合实体已经出现,未来的大同化趋势不可避免的出现。所以最后会有“皇统”的出现。“皇统”是人学大统的最终实现,其本身也并非不再变化,而是仍有主客易位的“三统”循环,最终达至泰皇之局。第三,廖平从中央官制层面叙述了经典变化:从王统的三公制到帝统的五官制,最后到皇统的六官制,其中的核心经典是《王制》和《周礼》。廖平将《王制》文本次序进行了大幅改动,写就《王制订本》发行,其中的指导性思维是将《王制》中的官政思维凸显出来,通过对《王制》官制的叙述体现出中国政治哲学中养在教先、教为政鹄、民本政治、审慎政治等特点。廖平将《王制》三公设定为王统制度,将《周礼》五官设定为帝统制度,三公到五官的一个变化,体现了从王统到帝统的时代转变,即天下由《春秋》五千里天下变为《尚书》三万里天下,而中国从《春秋》的天下“中国”变为了“大统”时代的众多“中国”中的一员。中国在其中的变化则被广泛描述为从天朝上国成为了属于国际法体系下形式平等的万国之一的民族国家。而实际上,国际法下的国家虽然形式平等,但国家基于经济、军事、文化等的综合实力,自然有强弱大小之分,国际间的互为“夷狄”的状态不可避免,特别是在晚清刚刚接触西方的情况下。因此,廖平在经学官制上的变革有其现实政治上的明确目的,即优化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通过天子、三公五官职能体系的变革,构建天子、三公五官为中心的决策和行政体系,突出政权的公共性质,并且强调这背后所体现的纲常意识,既是建设统一高效的领导体系,也体现这一系统需通盘考虑国家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亦强调制度运行的法度意识、责任意识。而其对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的具体职责的分化,则是体现廖平针对时代变化,提升国家能力,强化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而其中六工、六府的论述更体现出他重视经济,强调国家工业发展能力的重要性。最后宗伯代司徒的变化则是他面临帝统、王统的时代变化,强调先进性教化先于普遍性教化,力图培养具有政治能力、共享价值追求的士人团体,这才是国家治理能力优化的关键所在。第四,廖平历来被认为是今文学家,但他的经学看法、经学诠释方向都祛除了今古文经学原来共有的历史化特征,也与朱熹为代表的内倾化的经学诠释方向相反对,可以说廖平的经学体系以解决今古问题为导向,但却采用了不同于原有诠释方式的解经方法,同时这一思想体系也涵容了宋学的教化问题,所以可以说廖平的经学思想体系是一综合今古、涵容宋学的综合性经学体系。在近代古今中西的学术激荡中,此一经学体系在总结经学史、认知中国历史、回应时局等各方面都在近代诸经学家的理论中是出类拔萃的。第五,廖平对现代经学的发展也是影响深刻的。现代今文学和古文学都共享着一个历史前提,即他们不再像他们的前辈经师一般,以三代圣王之制确立制度的权威性。古代的经师对于圣王时期的三代夹杂着历史的理性和信仰的元素,而现代经学家比较普遍地没有了对于三代的信仰意识,而这种三代理想信仰原来本是经学的基础,这种基础的消失则要求另一基础的填补。廖平为这一基础的确立提供了经学上的说明,他首先是通过孔子制作六经、古史渺茫击溃了对于三代的理想认识,进而代之以素王立法,从而巩固了经学对孔子的崇仰。古文学者或者在他的经学分类基础上固守原来对于三代的崇信,如老辈的柳诒徵、唐文治等,而对于现代的古文学家,则能够破除对三代制度的绝对信服,转而从历史经验肯定秦汉以后制度的适用性,这同样是基于廖平对三代时期的经学说明。从这一意义上,廖平的经学开启了现代经学制度经世的不同路径的起点。总之,廖平的经学是属于“新天下时代”的经学,他利用经学资源,结合时代感受,定义了时代,也重新定义了经学。他对“天下”的重新论述综合了他的经学认知、时代感知,他认为近代是一个新天下时代——帝统时代,这一个判断,现在依然适用,在这个时代背景下,他在制度层面全面说明了经学在央地关系、中央官制、国际体系的见解,在经学诠释方面不同于汉宋学术的诠释方向,影响了现代经学的发展。
方悦[4]（2020）在《世界汉语教学史及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明末清初,随着航海大革命的完成,世界各国开始逐渐由闭塞不通的互不关联的格局向互通有无、联系紧密的格局过渡。以美英法荷等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由本国日益成熟的航海业之风帆相继走上对外兼并扩张和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道路。伴随着同时期基督教在欧洲各国的传播范围愈发广泛。西方国家开始借助宗教和外交手段逐步将触手深入中国内陆地区。自此,中国这片土地上开始印踏下各国传教士和来华外交官的足迹。至清末民初,中国历史的篇章就中西文化交流史角度而言已进入了一个全新且关键的时期;伴随着西人身影大量涌入中国,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史上西人汉语习得的第四次热潮已经出现。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宣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西方世界利用坚船利炮取代先前柔性的宗教和外交手段击破中国的大门。大批的外交官、留学生、商人涌入中国。以谋求各阶层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开始其汉语学习的进程。在这一时期来华人士学习汉语的过程中,一些对中国汉学文化和语言学研究颇深的外交官和传教士编写了种类多样、侧重点和学习方法各异的汉语教材。虽然建国后针对对外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史以及对外汉语教材编写进行的各类研究已有数量可观的着述,但是纵观这些研究着述尚未发现有将同一本对外汉语教材内的文化教学及语言教学同时列入研究范围的着述。此类研究,可见为两类:一类是以研究多本西人编写的对外汉语教材后总结其共性形成结论;二类是以研究某一本对外汉语教材中语言类教学要素为主体并形成结论。但是,对外汉语教学自肇始之日起,便由两个部分组成即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因此论文中针对对外汉语教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和清末明初西人编写教材的研究将从目前研究现状的待补充考证部分为切入点和论文立意点。综合这一时期外国学者、语言学家或汉学家编写的对外汉语教学书籍及其书籍内容为研究对象,鉴于前人已形成的比较完整的源文献的基础上,从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各学科要素研究的角度结合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和策略出发,考察这一时期西方人编写的这些汉语教材中的语言学教学及中国传统文化教学在内容上的特点、侧重点,以及这些特征和侧重点体现出的时代背景和语言特色,为当今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和课堂教学实践提供借鉴。
刘丽敏[5]（2019）在《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文中研究指明17、18世纪是东亚世界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与陆地周邻国家的边务交涉,除了传统的封贡体制模式之外,又有了新型的条约体制模式;既有封贡关系的交涉原则,也有条约关系的交涉案例,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地域特征。中外边务交涉过程中,交涉手段、目的、效果等往往因时空变换而有所不同,国家利益和国家观念也在交涉中有鲜明体现。中国的陆地疆界历经元、明、清发展变迁而形成。明清时期,中国基本具备了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基本要素,有相对固定的疆域、边界与边境制度,疆域和边界意识亦显着增强。现代国家疆域与疆域意识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并非一蹴而就,东亚世界的疆域问题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这一时期,东亚国家通过在边境治理、边民管理、双边贸易等方面的互动,形成了彼此共同遵守的合作机制。而且,在传统封贡体制的外衣之下,隐含着对国家利益及安全的考量。这些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与现实密切相关,毕竟现在的东亚是历史的东亚发展演变而来。借助中国和“异域”史料,从不同视角探讨中外边务交涉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国在东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本文以中国及周边陆地邻国为地理范围,以俄国、朝鲜、越南为例,分别从边界交涉、边民交涉、边贸交涉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中外边务交涉作了探讨和比较。这一时期的中外边界,随着交涉过程的推进,日益呈现出清晰化的趋势,勘界立碑、签约定界、绘图确认等现代国家边界确认手段及方式,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同时,原本相对模糊的边疆观念和边界管理模式也发生变化,不仅中国如此,周邻国家也是如此。随着边界的勘定,边境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也随之不断完备。军事力量的比拼固然是这一时期东亚地区边界交涉的重要砝码,但宗藩道义、经贸利润的考量,对边界交涉的影响也不可低估。该时期中外边界交涉,因交涉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军事力量、利益诉求等方面的不同,往往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各国在与中国边界交涉过程中,不同时期的手段、目的等也曾发生变化,取舍和侧重亦各有不同。这一时期,边民交涉与边民争夺日益激烈,以往东亚地区松散的边民管理和约束体制开始变化。在边民交涉各类事件中,私越边境的经济犯罪、刑事犯罪案件频发,引发临界各国政府关注。中俄边民交涉案例中,边民属权之争是常态化现象。起初,俄国对清朝提出的刷还边民要求,常常不予回应。中俄边界条约有关边民管理条款签订后,俄方也往往不严格执行。随着清朝对蒙古地区统治的加强,大量边民返回清朝属地,俄国却依据相关条款,要求清朝如约遣返边民。俄国对边民的争夺蕴含更多经济因素,清朝对边民刷还的坚持,则更多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双方在交涉过程中逐渐形成更为完善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朝鲜、越南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主要体现在管理权上,国家和民族意识的强化使其逐步建立起完备的边民管理机构和机制,并在与清朝的边民交涉中利用封贡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外边贸交涉融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于一体,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俄国经过与清朝的军事较量,为发展对华贸易,获取商业利润,完成了与清朝的勘界定界。朝鲜王朝与清朝的早期边境贸易,具有被动性和消极应对性等特点,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朝鲜不仅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且依据自身地缘优势,成为中日贸易的中转站,也是中俄贸易的重要参与者。越南与中国的边贸相对稳定,只随着双边关卡的增减而有所变化,但整体贸易规模、商品贸易种类等基本不变。随着越南边民管理机构的完善,其对中越边境贸易管理的参与度也有所上升。无论朝鲜还是越南,其与清朝的边贸始终受封贡体制的制约。清廷看重的不是经济利益,而是政治认同。总之,封贡体制与条约体制的并存乃至兼容,体现于这一时期中外边务交涉的实践中,这是以前的中国历史中罕见的现象。其间,既有战争与谈判,也有强权与怀柔,还有协商与安抚。在东亚世界从自成一系到分崩离析的转变过程中,毫无疑问,边务交涉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如果一味用西方中心的现代话语阐释东亚世界的演变,容易掩盖其历史的多样化进程。
郭盛[6]（2019）在《英文“electricity”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英文“electricity”概念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对于中国电学史乃至于科学技术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这一接受过程在中国直接导致了两种结果:其一,古代汉语“电”字在吸纳了“electricity”概念之后丰富了现代汉语“电”字的意涵;其二,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琥珀”及“雷电”知识被改造为现代科学语境下的中国古代电学史的内容。而这一重要的过程却被今天的人们所忽略。本文便是要对这一接受史进行梳理探究的。基于此,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进行论述:第一部分,简要分析了英文“electricity”词源产生的背景,及伴随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其概念所发生的演变经过。第二部分,通过发掘晚清英汉字典等文献,梳理了“electricity”若干个中文译名的历史流变过程;并以“术语学”为视角对以上中文译名的构词理据进行了解读剖析。本文认为,中文“电”字到英文“electricity”绝不是一次简单的“对译”,其背后所折射的是一场沟通古今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复杂的“electricity”概念接受史。第三部分,通过对中国历史文献中“字书”的爬梳整理,考释了中文“电”字由古及今的概念演化历程。本文认为,在英文“electricity”概念传入中国之后,“电”字在意涵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本描述自然现象的“电”字含义逐渐为“电荷运动”的现代汉语释义所取代,在此过程中,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反复与波折,但最终“电荷运动”成为了现代汉语“电”字的最主要义项。第四部分,通过对中国古代电学史的编史学思想的分析,文章发现,目前中国古代电学范畴的相关研究都是在默认“electricity”与古汉语“电”字有共同的知识基础的前提下开展叙述的,其所形成的相关论着皆是在比照西方电学史的发展范式后,来构建中国古代电学体系,且将中国古代的“琥珀”知识经改造后收录其中,进而类比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将古代中国丰富多元的“雷电”知识加以拣选编入史中,由此形成了极具特色的“中国古代电学史”这一历史文本形态。第五部分,主要通过考稽以《古今图书集成》为主的中国古代“类书”,对其中涉及“琥珀”及“雷电”两类知识的史料进行探究。其结果是“类书”中“琥珀”及“雷电”知识所呈现的状态完全异于在现代科学语境下对于中国古代电学史的诠释。由此,本文认为,在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琥珀”及“雷电”两类知识,尤其是后者,在被编入中国古代电学史的过程中,被删减和遗失了许多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恰恰是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更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吕顺长[7]（2019）在《清代中国人对日称呼演变考略》文中提出清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称呼,除"日本""东洋"等几乎不含褒贬的中性词外,常见的还有"倭""倭夷""岛夷"等贬称。"东洋"一词,于清代原本指代包括朝鲜、日本、琉球等国的地域,而当它以作为特称日本的词汇出现时,当为"东洋日本"一词省略"日本"二字后所形成的称呼。清代中国人对日称呼的变迁大致反映了清代中日关系及国人对日感情的变化:自清初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日关系平淡无事,大多中国人对日本并无太多的好恶之情,对日称呼也多不含褒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甲午战争结束,尤其是在日本悍然侵台、吞并琉球乃至对朝鲜和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中国官民对日本多用贬称;甲午战后,因日方正式向中国提出要求禁止对其使用贬称,加之国人的对日憎恨也因两国间文化交流的增进而被稀释淡化,中国人对日本使用贬称的情况明显减少。
赵庆华[8]（2018）在《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文中认为妈祖信仰作为中国东南沿海民间文化和海洋文化的典型代表,其在台湾的传播和发展过程揭示了闽粤先民在台湾的移民、开发的历史进程。长期以来,饱受儒家文化渲染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士大夫,往往十分重视并强调以官方上层士大夫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力,而忽视了民间庶文化的传播及其影响。1684年以后,台湾被纳入清政府的统治管辖,官方和民间力量的交织推动,大量闽粤移民移居台湾,为妈祖信仰提供了类似大陆的土壤环境。此外,移民社会时期的台湾社会又滋生了信仰妈祖的心理需求,妈祖信仰得以在台湾地区广泛传播、发展。如今台湾妈祖信仰的传播呈现出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其发展兴盛程度甚至超过信仰源生地福建,其原因何在?我们应当回归历史的理路和脉络去追寻答案。清代是奠定台湾妈祖信仰发展的重要关键历史时期,通过人员、仪式、寺庙、组织的推动,台湾妈祖信仰得以空前发展,并与地方社会融合,成为整合地方社会人群的重要民间信仰。人员方面,清代的官员、士绅、住持僧、郊商等成为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重要携带人群;仪式方面,借由闽粤祖籍地民众及官府的祭祀仪式,民众得以通过仪式增强认同感,官员则增强使命感,增强了社会凝聚力;寺庙方面,清代台湾妈祖庙在结合清政府、台湾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及民间社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联系纽带作用;组织方面,台湾地方社会成立各种以妈祖为祭祀主神的神明会,对于解决地方矛盾,维持地方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刘俊峰[9]（2018）在《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是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新史学发展变迁的考察,研究取径上尝试从全球化视野的角度切入,采用史学史的研究方法,对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平台依托,内容展现如医疗史、新文化史、妇女史等议题进行梳理分析。研究目标是期待收获一份对台湾新史学脉络的整体了解。绪论部分交代了本文的选题思路、学术史回顾以及研究预期和章节设置。第一章从史学与时代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台湾新史学兴起的时代背景,并对台湾地区近三十年的时代思潮予以宏观地概括,最后梳理了新史学得以展开所依托的平台。第二章考察了作为新社会史的医疗史,指出医疗史是台湾新史学在起步阶段所拓展的史学研究新领地,随后对医疗史研究的开展情况、研究团队世代的形成、医疗史研究的成果及特点进行了梳理。第三章梳理了欧美新文化史的兴起历程、代表人物和主要理论,随后以出版物与期刊论文为中心,考察了台湾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译介情况。第四章通过台湾地区明清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来分析台湾地区对新文化史的接收与史学实践。先后讨论了重要学者所树立的学术典范对明清史研究文化转向的影响,以及明清史文化转向的表现。第五章对于台湾史学中妇女史向性别史转向的历程予以讨论。内容涉及妇女史与性别史的异同比较,新史学风潮下的妇女史研究状况,以及这一时期妇女史研究的特点。结论部分首先对台湾新史学的整体特点进行分析总结,其次对台湾新史学滋生的问题、存在的发展瓶颈进行讨论,提出自己的思考。本文在全球化视野的导引下,通过对台湾新史学重要面向的梳理分析,为了解当代台湾地区史学发展的脉络提供了一份参考性文本。台湾地区史学史的探讨,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完善了当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面向。
成文艳[10]（2017）在《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文中研究指明文学作品存在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独特的艺术性和审美性,重要的还有其强大的社会认知功能。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再现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和物质文化,而且还能够折射出这个国家或民族民众丰富的精神世界,小说尤其如此。包括中国古典小说在内的中国文学作品的俄译为俄罗斯读者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和传统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从王西里到阿理克再到年轻一代汉学家,他们秉承俄罗斯汉学的优良传统,不断拓宽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解读和阐释中国古典小说,在推动中俄两国从起初的文化隔膜逐步到现在的交流互动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旨在分析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和研究特色,探索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传播的历史和规律。论文以明清以前小说俄译本及其俄文论着为基础文献,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学术史、译介学、文化翻译学、传播接受学等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大量文本研读的基础上对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与研究情况做系统梳理和客观述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五章、结语、附录和参考文献五大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针对选题的缘起及意义、国内外研究历史和现状、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等相关问题做介绍和论证。正文前四章依次分析了古代神话、汉魏六朝小说、唐志怪传奇、宋元话本笔记在俄罗斯的译介和研究情况。这样分章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轨迹和体裁演变的阶段性特点以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特点。前四章各章主要沿“译介”和“研究”两条线铺展,“译介”部分按照译本形式和出版时间对相应体裁作品的译者、译本、翻译背景、读者接受等有关翻译活动的方方面面做详细的说明和细致的分析,力求梳理出一部完整的中国古典小说俄译史。“研究”部分先从纵向上介绍不同时期汉学家对相应体裁小说的研究情况,探寻俄罗斯对该体裁小说研究的阶段性特点,然后重点对汉学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做专题介绍,并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做横向对比,凸显俄罗斯汉学家独特的研究视角和方法。从古代神话到宋人笔记,俄罗斯汉学家总能以不同的视角理解和阐释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神话观”的提出、李福清作为民间文学和小说缘起的神话研究、郭黎贞“神话小说”概念的阐释、波兹德涅耶娃等汉学家“东方文艺复兴”下唐传奇的论争、索科洛娃《莺莺传》文本真实性的推论、热洛霍夫采夫“市民小说”的解读、李福清“民间书”的研究、巴甫洛夫斯卡娅“中国民间历史长篇”的考辨、蔼力谟宋人笔记中中国传统狐仙文化的揭示等等无不彰显俄罗斯汉学家们深厚的中国文学修养和独特的文化研究视角。论文最后一章以唐传奇《莺莺传》的四个俄文译本为研究对象,以译介学提出的“译者的职责”和“对读者的信任”两原则为评价标准,结合文化翻译学中的空缺理论对《莺莺传》中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的干支纪年、地理名称、官职称谓、社会礼俗、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文化空缺现象的俄译做比较分析,探讨不同译者对这些文化因素所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观察译者在处理以上各类文化空缺现象时对原文文化信息的保留、补偿、失落、扭曲等情况,依此评判各译本的优劣得失。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休茨基的译文过于粗糙,错译漏译现象较多。其余三个译本则各有千秋:波兹德涅耶娃的译本语言简洁凝练,较为贴近原文文言文的风格,但有时因翻译过于模糊和笼统导致原文文化信息传递方面略显欠缺;费什曼的译本以“译述”和“达旨”为主要目的,往往对原文文化意象的传递有所保留;索嘉威的译本常常能够把陌生的文化意象巧妙地转换成熟知的文化意象而同时又完整保留了原文蕴藏的深层文化信息。相比之下,索嘉威的译文在文化空缺现象的处理和文化信息的传递方面略胜一筹。通过译本分析,我们总结出文化空缺现象的翻译应该遵循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但同时应根据具体语言环境和上下文选择与之适应的翻译方法,并把握好“归化”和“异化”的“度”的问题。在正文五章研究的基础上,作者通过把俄罗斯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与欧美其它国家做横向比较,揭示出俄罗斯在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和研究方面的特色与不足。文后两个附录是本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以编目的形式展列出俄罗斯对明清以前小说翻译和研究的全部成果,也是本论文研究对象的直观呈现,可作为今后相关研究的书目索引。俄罗斯汉学家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译介和研究不仅使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得以广泛传播,而且作为他山之石,也能为我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论文提纲范文）
（2）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学术意义 |
| 1.2.2 应用价值 |
| 1.3 研究目标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目标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
| 1.5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综述 |
| 1.6.1 语言接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 |
| 1.6.2 语言规划与语言政策的关系 |
| 1.6.3 国外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 |
| 1.6.4 中国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 |
| 1.6.5 越南的语言规划和政策研究 |
| 1.7 相关说明及相关概念 |
| 第二章 汉语、越南语语言接触的基本情况 |
| 2.1 越南的基本情况 |
| 2.1.1 越南的地理与人文 |
| 2.1.2 越南简史 |
| 2.1.3 越南语的基本情况 |
| 2.2 汉语、越南语的语言接触 |
| 2.2.1 汉语、越南语语言接触简史 |
| 2.2.2 汉越语言接触的影响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越南北属时期的语言规划 |
| 3.1 越南北属时期语言规划的基本情况 |
| 3.1.1 隋唐以前的语言规划 |
| 3.1.2 隋唐时期 |
| 3.2 北属时期越南语言规划的主要特点 |
| 3.2.1 古代中国语言规划的一部分 |
| 3.2.2 地方官吏是语言规划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定者 |
| 3.2.3 科举考试发挥了重要作用 |
| 3.3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越南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的语言规划 |
| 4.1 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动力 |
| 4.1.1 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 |
| 4.1.2 本土科举制度的确立 |
| 4.1.3 皇帝以及文人的主观推动 |
| 4.1.4 佛教的影响 |
| 4.2 丁朝、前黎朝、李朝、陈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4.2.1 语言地位规划 |
| 4.2.2 语言本体规划 |
| 4.3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越南后黎朝的语言规划 |
| 5.1 后黎朝语言规划的制定者 |
| 5.1.1 皇帝 |
| 5.1.2 官方机构 |
| 5.2 后黎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5.2.1 语言地位规划 |
| 5.2.2 语言本体规划 |
| 5.3 后黎朝喃字的语言规划 |
| 5.3.1 后黎朝喃字语言规划的主要推动力 |
| 5.3.2 喃字规划的主要方式 |
| 5.4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越南阮朝的语言规划 |
| 6.1 阮朝语言规划的背景 |
| 6.2 越南阮朝语言规划的主要内容 |
| 6.2.1 阮长祚及其文字改革思想 |
| 6.2.2 喃字字典的编纂 |
| 6.2.3 汉字在阮朝的使用 |
| 6.2.4 国语字的创制与推行 |
| 6.3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越南语言规划史的启示 |
| 7.1 语言接触是古代越南实施语言规划的重要背景 |
| 7.2 对语言的“不系统规划”也是一种规划 |
| 7.3 汉字和汉语书面语规划是汉字文化圈国家语言规划的重要内容 |
| 7.4 语言规划应该能够实现文化的传承的任务 |
| 第八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廖平生平与着述 |
| 三、研究综述 |
| 四、研究方法 |
| 五、基本问题说明:题目与章节解义 |
| 六、创新点说明 |
| 第一章 民族危机下的近代经学流派 |
| 第一节 晚清古文经学的经世策——以孙诒让和曹元弼为例 |
| 一、《周礼政要》——孙诒让的经世书 |
| 二、孝为政教本原:曹元弼的经世策 |
| 三、古文经学的经世特点 |
| 第二节 作为理学家的唐文治的性理救世说 |
| 一、性理为本 |
| 二、性理学的救世之策 |
| 三、国性与天下 |
| 第三节 宋育仁的经学与建国 |
| 一、《孝经》:文明的发生 |
| 二、《周礼》:政治文明的创设 |
| 三、《春秋》:宋育仁的天下 |
| 第四节 廖平时代的经学发展 |
| 第二章 廖平的“大统”天下 |
| 第一节 大统先声:廖平的王统疆域论 |
| 一、小王天下的疆域与结构 |
| 二、小王天下与《谷梁》《王制》 |
| 三、大王天下的疆域 |
| 四、小王、大王之局的中国、天下变化 |
| 第二节 新天下时代——大统“九帝”说 |
| 一、方三万里之新天下 |
| 二、九千里一州说 |
| 三、各为中国、互为四夷:大统格局的起始九帝说 |
| 四、九帝说与文明冲突论 |
| 第三节 九帝后的帝统天下格局 |
| 一、四帝天下 |
| 二、五帝天下 |
| 三、二帝天下 |
| 第四节 大同的实现——皇统天下 |
| 一、皇统的天下结构 |
| 二、皇统天下的三皇之局 |
| 第五节 秦制的经学说明:廖平大同天下的王畿制度 |
| 一、古代对秦制的认识 |
| 二、廖平的秦制认识 |
| 三、学校与选举 |
| 四、王畿封国——秦制肯定的关键 |
| 五、廖平肯定秦制的现实意图 |
| 第三章 大统新天下时代的中国中央官制 |
| 第一节 作为小统论的《王制》中央官制 |
| 一、廖平改定《王制》的过程 |
| 二、天子之礼 |
| 三、《王制》之冢宰 |
| 四、《王制》之司空 |
| 五、《王制》之司马 |
| 六、《王制》之司徒 |
| 第二节 廖平《王制》官制的制度精神 |
| 一、官政 |
| 二、养在教先,教为政鹄 |
| 三、为民政治 |
| 四、审慎政治 |
| 第三节 帝统中央官制 |
| 一、古代的《周礼》冬官论 |
| 二、廖平帝制五官说的确立过程 |
| 三、天六人五之职官结构 |
| 四、官联结构与官属结构 |
| 五、帝制五官 |
| 第四节 大争时代的制度选择——从王制三公到帝制五官的经学治理意图 |
| 一、帝统时代的性质 |
| 二、冢宰之变 |
| 三、天子之变 |
| 四、司空代冢宰义 |
| 五、民智与士智——司徒教化之责的更替 |
| 六、小结 |
| 第五节 皇制大同时代的官制:六相制度 |
| 一、由人而天:皇统官制的性质 |
| 二、皇制六官 |
| 三、六官与帝制五官、王制三公 |
| 总论 |
| 第四章 经学史中的廖平经学 |
| 第一节 从汉代经学的历史化特征看廖平经学的性质 |
| 一、郑玄经学:经学的历史方法 |
| 二、汉代今文经学:寓言与微言 |
| 三、廖平经学的性质重订 |
| 第二节 修身之义与典制之书——从廖平与朱熹的经学观比较看廖平的经学史意义 |
| 一、修身与典制:朱熹与廖平对经学主旨的认知差异 |
| 二、《大学》与《王制》:朱子与廖平的经学文本纲领 |
| 三、朱子、廖平经学体系建构的完成 |
| 四、廖平、朱子经学范式的意义 |
| 第三节 新天下时代的廖平经学特质 |
| 一、经学体系的主动建构 |
| 二、经学独立性的看重与建设 |
| 三、廖平经学对中国历史的积极性理解 |
| 四、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价值与天下主义的关怀 |
| 第五章 廖平经学与现代 |
| 第一节 现代经学的制度经世路径—廖平与现代经学的关系 |
| 一、行意与史佚:《今古学考》之后 |
| 二、孔子制度抑或儒者理想——现代今文家谈中国制度 |
| 三、中国制度的历史辩护——现代古文家谈中国制度 |
| 四、现代经学的经世之路与中国的制度选择 |
| 第二节 廖平经学与传统学术发展的可能性 |
| 一、复兴中的中国 |
| 二、廖平经学“大统论”的当代可能性 |
| 总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世界汉语教学史及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意义及论文结构 |
| 1.2 国内外研究成果述评 |
| 1.2.1 国内外关于对外汉语教学史及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现状 |
| 1.2.2 国内外关于世界范围内汉语教学历史及所编着的对外汉语教材的综合性成果 |
| 1.2.3 国内外关于近代西方人编写对外汉语教材的研究 |
| 1.3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法及实验方案 |
| 1.5 拟解决问题和创新之处 |
| 第2章 古汉语汉字的对外传播及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 |
| 2.1 汉朝之前的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 |
| 2.1.1 上古时期汉语汉字的传播及汉语教学的历史研究 |
| 2.1.2 上古时期汉语汉字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汉语教学史研究 |
| 2.2 汉朝时期:汉语外传和对外汉语教学雏形时期 |
| 2.2.1 传播的背景:丝绸之路的开辟与佛教的传入 |
| 2.2.2 汉朝时期对外汉语的“教师”:儒生与遣使 |
| 2.2.3 汉朝时期对外汉语教学的“习得者”:佛教僧侣 |
| 2.2.4 汉朝时期境外汉语教学与传播的研究 |
| 2.3 魏晋南北朝文化融合宗教杂糅时期汉语外传和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 2.3.1 魏晋南北朝时期传播背景研究 |
| 2.3.2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汉语教学场所及中介语的初显 |
| 2.3.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汉语教师 |
| 2.4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外汉语教学主要内容及成就研究 |
| 2.5 隋唐时期:汉语外传和对外汉语教学飞速发展与向境外拓展研究 |
| 2.5.1 传播的背景:贞观之治开启的盛世图景 |
| 2.5.2 汉语对外传播及对外汉语教学途径研究 |
| 2.5.3 隋唐时期对外汉语教育官方政策:官派留学制度 |
| 2.5.4 隋唐来华各国留学生研究 |
| 2.6 宋元时期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
| 2.6.1 宋朝汉语外传的国家研究:越南与阿拉伯地区 |
| 2.6.2 宋朝对外汉语教学特点研究 |
| 2.6.3 宋朝对外汉语教学特点研究:“学塾”藩学 |
| 2.6.4 宋朝对外汉语教学特点研究:建立完整的文字传播体系 |
| 2.6.5 宋元时期中国境外对外汉语教学发端及对外汉语教材研究 |
| 2.7 世界对外汉语教育史的特点研究 |
| 2.7.1 世界对外汉语教育史发展阶段的特点研究 |
| 2.7.2 对外汉语教材演变特点的研究 |
| 第3章 晚清时期对外汉语教材的编写情况概述 |
| 3.1 对外汉语的开山之作:《西儒耳目资》(A Help to Western Scholars) |
| 3.1.1 《西儒耳目资》创作背景研究 |
| 3.1.2 《西儒耳目资》:对外汉语教材编写初探 |
| 3.1.3 《西儒耳目资》在对外汉语教学史上的重要意义 |
| 3.2 清朝对外汉语里程碑: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
| 3.2.1 《语言自迩集》及其历史意义 |
| 第4章 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研究之《寻津录》与《燕京妇语》 |
| 4.1 研究对象选取:《寻津录》、《燕京妇语》共同点研究 |
| 4.1.1 对外汉语教材相同语料选取的研究 |
| 4.1.2 研究对象选取之教学要素体现的研究 |
| 4.2 研究对象选取:《寻津录》、《燕京妇语》独特异质性研究 |
| 4.2.1 《寻津录》、《燕京妇语》教材类型的异质性研究 |
| 4.2.2 《寻津录》、《燕京妇语》适合习得人群的异质性研究 |
| 4.2.3 《寻津录》、《燕京妇语》教学对象在国别上的异质性研究 |
| 4.3 晚清对外汉语教材《寻津录》与《燕京妇语》研究 |
| 4.4 《寻津录》研究 |
| 4.4.1 创作背景及编写目的研究 |
| 4.4.2 《寻津录》篇章结构研究 |
| 4.4.3 《寻津录》文化类教学要素研究 |
| 4.4.4 《寻津录》语言类教学要素研究 |
| 4.5 《燕京妇语等八种》研究 |
| 4.5.1 《燕京妇语》编写背景及编写方式介绍 |
| 4.5.2 《燕京妇语》文化类教学要素研究 |
| 4.5.3 《燕京妇语》语言学类教学要素研究 |
| 第5章 晚清时期对外汉语教材的启示及对当代教学的建议 |
| 5.1 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的的意义及启示 |
| 5.2 对对外汉语教学及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编写的启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XC |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和意义 |
| 二、学术史综述 |
| 三、相关概念界定 |
| 四、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五、重点、难点、创新点 |
| 第一章 中外边界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界交涉 |
| 一、俄国的东侵与中国游牧民族的抵抗 |
| 二、早期中俄的边疆冲突 |
| 三、中俄边界战争与边界确定 |
| 第二节 中朝边界交涉 |
| 一、明朝与高丽、朝鲜的边界交涉及清鲜宗藩关系的确立 |
| 二、清朝与朝鲜的勘界交涉 |
| 三、长白山定界与莽牛哨设置交涉 |
| 第三节 中越边界交涉 |
| 一、清初中越边界演变与交涉 |
| 二、越南对华领土索求与清廷的应对 |
| 第二章 中外边民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民事务交涉 |
| 一、中俄“逃人”事件交涉与越境边民问题 |
| 二、边民管理及交涉之法律程序 |
| 三、中俄私越边境之法令条例及相应机构设置 |
| 第二节 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一、17世纪前期的中朝边民事务交涉 |
| 二、17世纪中后期的中朝边民管理及交涉 |
| 三、清廷让步与朝鲜边民管理权的加强 |
| 第三节 中越边民事务交涉 |
| 一、清越边民管理机构设置及管理 |
| 二、越南对在越华侨的政策 |
| 第三章 中外边贸事务交涉 |
| 第一节 中俄边贸事务交涉 |
| 一、早期中俄贸易与俄国对华贸易障碍 |
| 二、中俄边贸管理机构与“停市”交涉 |
| 三、贸易地点交涉与税收交涉 |
| 四、边境走私贸易交涉与边贸欠款追讨 |
| 第二节 中朝边贸事务交涉 |
| 一、后金武力威胁与入关前的金鲜边贸 |
| 二、入关后的清鲜边境贸易 |
| 第三节 中越边贸事务交涉 |
| 一、中越陆路交通要道与互市关口 |
| 二、清越边贸管理 |
| 第四章 中外边务交涉之比较 |
| 第一节 边界交涉之比较 |
| 一、边界交涉的实质 |
| 二、军事力量、国家利益、宗藩道义之较量 |
| 三、从模糊的“边疆”到清晰的“边界” |
| 第二节 边民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民事务交涉的实质 |
| 二、封贡体系下边民问题交涉比较 |
| 三、边民管理权争夺与比较 |
| 第三节 边贸事务交涉之比较 |
| 一、边贸交涉的实质 |
| 二、边贸税收与边贸场地 |
| 三、政治、军事、经济因素之比较 |
| 第四节 借鉴与启示 |
| 结语 |
| 附录一 17-18 世纪中外边务交涉大事记 |
| 附录二 17-18 世纪中朝越俄四国君主在位时间对照表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着 |
| 致谢 |
（6）英文“electricity”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本研究解决的问题 |
| 1.3.1 本文的工作 |
| 1.3.2 需解决的问题（澄清误区） |
| 1.3.3 本文的结论 |
| 1.4 研究方法及理论 |
| 1.5 本论文论述的整体思路 |
| 1.6 创新之处 |
| 1.7 本文对于部分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英文“electricity”产生及概念的演化 |
| 第三章 “electricity”中文译名的迁衍厘定及相关问题考释 |
| 3.1 “electricity”中文译名的的迁衍及厘定 |
| 3.1.1“electricity”中文译名的迁衍过程 |
| 3.1.2“electricity”中文译名的两次厘定 |
| 3.2 中文词汇“电气”的产生年代考释 |
| 3.2.1《汉语大词典》中“电气”一词释义引证文献年代的考订 |
| 3.2.2《骈字类编》中未曾收录“电气”一词 |
| 3.2.3 对于1851年之前古籍文献中所见“电气”的考释 |
| 3.2.4 樊樊山之《春日效俳谐体四首》中的“电气”一词 |
| 3.3 汉语词汇“电气”创制理据浅析 |
| 3.3.1 为“电气”作注脚——“琥珀气”的权宜之计 |
| 3.3.2 与“电气”相伴而生——“雷气”的昙花一现 |
| 3.3.3“电气”一词的构词理据 |
| 3.3.4“电气”的扩展深入——“电气学/电学”的由来 |
| 3.3.5“电气”的经济节省——“电”之一字的最终厘定 |
| 3.4 小结 |
| 第四章 中文“电”字的演化历史及其他 |
| 4.1 “electricity”传入前的中文“电”字（1851 年之前） |
| 4.1.1 古汉语“电”字的特征——“电”及“雷”“一物”及“一字” |
| 4.1.2 “电”字的词源 |
| 4.1.3 “电”字的流变 |
| 4.1.4 “electricity”传入前晚清“电”字的最终呈现 |
| 4.1.5 小结 |
| 4.2 “electricity”传入过程中的中文“电”字——以辞书为中心（1851-1934年） |
| 4.2.1 不收录“电”字的专科词典 |
| 4.2.2 “电”“电气”共同收录的辞书 |
| 4.2.3 只收录“电”字的字典 |
| 4.2.4 华英辞典中的英汉对译流变 |
| 4.2.5 小结 |
| 4.3 electricity”传入后的现代汉语“电”字（1934 年至今） |
| 4.3.1 辞书中的“电” |
| 4.3.2 “名词术语”中的“电”及“闪电” |
| 4.3.3 “电”与“闪”难分——以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不同的两个译本为例 |
| 4.3.4 “electricity”传入后的“电气”新义 |
| 4.3.5 小结 |
| 4.4 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古代电学史”的编史思想研究 |
| 5.1 “雷电”入“电”——“中国古代电学史”之显着特征 |
| 5.1.1 “电学”建立的标志 |
| 5.1.2 “琥珀”及“西方电学”的“史前”阶段 |
| 5.1.3 “史前时期”的中国古代电学及“雷电” |
| 5.1.4 小结 |
| 5.2 建构“中国古代电学史”的前提——晚清民国辞书中的“电气”及“电” |
| 5.2.1 晚清民国的语文词典类中的“电”“雷”及“电气”——以《中华大字典》《辞源》及《辞渊》为例 |
| 5.2.2 晚清民国的双语词典类中的“electricity”“Lightning”与“电”之互译——以马礼逊《五车韵府》、司登得《中英袖珍字典》等为例 |
| 5.2.3 晚清民国的专科词典类中的“电学”及“电气”——以《新尔雅》《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及《理化词典》为例 |
| 5.2.4 小结 |
| 5.3 “经世文续编”中的“电学史” |
| 5.3.1 关于“电学”“西源”的观点： |
| 5.3.2 关于“电学”“中源”的观点： |
| 5.3.3 中国“电学”中的内容： |
| 5.3.4 小结 |
| 5.4 李约瑟着作中的“静电现象” |
| 5.4.1 李约瑟关于“中国古代电学史”编写“合法性”的思考 |
| 5.4.2 李约瑟未将“雷电”置于“电学”之下 |
| 5.4.3 李约瑟着作中“编史思想”的思考 |
| 5.4.4 小结 |
| 5.5 戴念祖关于“中国古代电学史”的编史思想研究 |
| 5.5.1 戴念祖对于“中国古代电学史”的系列着作 |
| 5.5.2 戴念祖将“雷电”编入“中国古代电学史”的过程 |
| 5.5.3 戴念祖着作中“编史思想”的思考 |
| 5.5.4 小结 |
| 5.6 其他的几部关于中国古代“雷电”知识的着作 |
| 5.6.1 周桂钿着作中的“雷电” |
| 5.6.2 雷中行关于“雷电”的“自然知识”解读 |
| 5.6.3 闫语婷的“中国古代的雷研究” |
| 5.6.4 小结 |
| 5.7 本章结论 |
| 第六章 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下“琥珀”及“雷电”的“考察” |
| 6.1 古代中国传统知识“谱系”的视角 |
| 6.1.1 参考文献：“类书”——古代中国传统知识“谱系” |
| 6.1.2 援用视域：异于“电学”——古代中国传统知识“谱系” |
| 6.2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谱系之中的“琥珀” |
| 6.2.1 中国古代关于“琥珀”的相关史料考察 |
| 6.2.2 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琥珀拾芥”的出现时间 |
| 6.2.3 虞翻“虎魄不取腐芥”的相关史料 |
| 6.2.4 中国古代文献中的“芥”及“琥珀” |
| 6.2.5《琥珀拾芥赋》之解读 |
| 6.2.6 关于古代中国“琥珀”知识的简单梳理 |
| 6.2.7 古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琥珀”与西方“电学”中的“琥珀”之异趣 |
| 6.2.8“类书”中“琥珀”及“雷电”之比较 |
| 6.3 中国古代传统知识谱系之中的“雷电” |
| 6.3.1《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古代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的“雷电”的例证 |
| 6.3.2《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中的知识结构 |
| 6.3.3 解读《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史料”的“理论视角” |
| 6.3.4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史料”的解读的“分类标准” |
| 6.3.5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史料”的类型的举例说明： |
| 6.3.6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史料”的解读分析之后的呈现 |
| 6.3.7 对于《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之中的“雷电”与“中国古代电学史”之中的“雷电”之异趣 |
| 6.4 小结 |
| 6.4.1 对于“琥珀”知识的转换 |
| 6.4.2 对于“雷电”知识的转换 |
| 6.4.3 一种尝试性的探索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汇考”中所收录文本解读分析一览表 |
| 附录-2《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总论”中所收录文本解读分析一览表 |
| 附录-3《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选句”中所收录文本解读分析一览表 |
| 附录-4《古今图书集成·雷电部》“纪事篇”中所收录“事件”解读分析一览表 |
| 致谢 |
（7）清代中国人对日称呼演变考略（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1“东洋”一词指称对象的演变 |
| 2 被重新唤起的“倭寇”记忆 |
| 3 甲午战争前后对日本的贬称 |
| 4 对日称呼所反映的清代中日关系及对日感情 |
| 5结语 |
（8）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 |
| 第二节 研究综述 |
| 一、大陆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二、台湾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三、日本学界的妈祖信仰研究 |
| 第三节 未来可能的研究问题点 |
| 一、地方社会人群的整合问题 |
| 二、中央与地方的连结问题 |
| 三、妈祖信仰与华夷秩序 |
| 四、民族国家视野之外的妈祖信仰 |
| 第二章 清代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渠道 |
| 第一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一、元明清时期的对台政策及移民概况 |
| 二、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移民渠道 |
| 第二节 妈祖信仰播迁台湾的军方渠道 |
| 一、妈祖与施琅收复台湾 |
| 二、妈祖与平定朱一贵起义 |
| 三、妈祖与平定林爽文叛乱 |
| 四、妈祖与平定蔡牵叛乱 |
| 五、妈祖与戴潮春事件 |
| 六、妈祖与王得禄平定海寇 |
| 小结 |
| 第三章 清代台湾不同人群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第一节 妈祖庙管理人与妈祖信仰的传播 |
| 一、关渡宫庙祝协助清军 |
| 二、双慈亭住持僧安葬地方官员 |
| 三、台南大天后宫住持僧与朱术桂 |
| 第二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地方官员兴建、重修妈祖庙 |
| 二、地方官员主持妈祖祭祀仪式 |
| 三、台湾地方官员保护妈祖庙公业 |
| 四、地方官员请求加封封号、颁赐匾额 |
| 五、妈祖庙奉祀地方官员 |
| 第三节 士绅、郊商与妈祖信仰的发展 |
| 一、凤山县双慈亭的重修 |
| 二、二林仁和宫的重修 |
| 三、鹿港天后宫的兴建、重修 |
| 第四节 地方官员与妈祖信仰在原住民地区的传播 |
| 一、琅峤地区的妈祖信仰 |
| 二、岸里社平埔族地区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第四章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及祭祀仪式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信仰中心 |
| 一、郡城天后宫 |
| 二、北港朝天宫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地区的妈祖祭祀风俗及祭仪 |
| 一、信仰风俗 |
| 二、祭祀仪式 |
| 小结 |
| 第五章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与地方社会整合 |
| 第一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的社会功能 |
| 一、参与公益事业 |
| 二、移民精神安慰 |
| 三、同乡联系纽带 |
| 四、教育教化民众 |
| 五、军事战略防御 |
| 六、处理族群纠纷 |
| 第二节 清代台湾妈祖庙与地方社会整合 |
| 一、清代台湾寺庙文化权力的来源及获取途径 |
| 二、清代台湾寺庙示禁碑与地方社会治理 |
| 三、清代台湾寺庙在地方社会发挥影响的可能性解释 |
| 小结 |
| 第六章 清代台湾民间社会与妈祖信仰 |
| 第一节 民间社会与清代台湾妈祖庙香资捐题 |
| 一、乾隆初年澎湖渔民对天后祭祀的捐题 |
| 二、乾隆年间屏东双慈宫的捐题 |
| 三、嘉庆年间台南通济宫的捐题 |
| 四、道光年间阿猴慈凤宫的捐题 |
| 五、道光年间龙溪妈祖庙的捐题 |
| 六、咸丰年间香山长佑宫的捐题 |
| 第二节 妈祖会与清代台湾社会组织及开发 |
| 一、妈祖会与台湾社会开发 |
| 二、明清台湾家族社会的妈祖信仰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9）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思路 |
|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
| 第三节 研究预期与章节设置 |
| 第一章 史学与时代：新史学思潮的展开 |
| 第一节 新时代与新思潮 |
| 第二节 全球化、全球史观与史学 |
| 第三节 新史学的平台：从《食货》月刊到《新史学》 |
| 第二章 新社会史理念观照下的医疗史研究 |
| 第一节 新社会史的提出 |
| 第二节 闭门造车、出门合辙：台湾医疗史研究的展开 |
| 第三节 集众研究：医疗史研究团体的形成 |
| 第四节 新脚成军：台湾医疗史研究的成就 |
| 第五节 台湾医疗史研究的走向与瓶颈 |
| 第三章 新文化史的兴起及其传播 |
| 第一节 新文化史理念的兴起 |
| 第二节 台湾史学界对新文化史的译介 |
| 第四章 新文化史的实践——以台湾明清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为例 |
| 第一节 学术人物与典范转移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史与物质文化 |
| 第三节 从社会思想史到社会文化史 |
| 第五章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 |
| 第一节 从妇女史到性别史的转向 |
| 第二节 新史学视野下的妇女史研究 |
| 第三节 台湾地区妇女史研究的趋势 |
| 结论：台湾新史学的整体观与再思考 |
| 第一节 新在何处：台湾新史学整体观 |
| 第二节 回到中国——台湾新史学的再思考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作者在学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缘起及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历史及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论文创新 |
| 第一章 中国神话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 |
| 第一节 中国神话的翻译 |
| 一、《山海经》等含神话之书的翻译 |
| 二、袁珂《中国古代神话》的俄译本 |
| 三、俄罗斯汉学家编译的中国神话 |
| 第二节 中国神话的研究 |
| 一、研究概况 |
| 二、格奥尔吉耶夫斯基：中国人神话观的研究 |
| 三、李福清：作为民间文学和小说缘起的神话研究 |
| 本章结语 |
| 第二章 汉魏六朝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 |
| 第一节 汉魏六朝小说的翻译 |
| 一、文选中的汉魏六朝小说译文 |
| 二、汉魏六朝小说译文集 |
| 三、汉魏六朝小说全译本 |
| 第二节 汉魏六朝小说的研究 |
| 一、研究概况 |
| 二、“神话小说”概念的提出和确立 |
| 三、郭黎贞：“神话小说”题材溯源 |
| 四、其他汉学家：多角度观六朝小说 |
| 五、蔼力谟：俄罗斯第一部汉魏六朝小说通史 |
| 本章结语 |
| 第三章 唐代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 |
| 第一节 唐代小说的翻译 |
| 一、唐传奇文的翻译 |
| 二、唐代志怪小说的翻译 |
| 第二节 唐传奇的研究 |
| 一、研究概况 |
| 二、传奇概念和体裁之争 |
| 三、波兹德涅耶娃等：“东方文艺复兴”视域下的唐传奇 |
| 四、郭黎贞：唐传奇的民间文学母题研究 |
| 五、索科洛娃、索嘉威等：《莺莺传》研究 |
| 六、其他汉学家：多角度观唐传奇 |
| 第三节 杂纂、变文等的翻译与研究 |
| 一、杂纂的翻译与研究 |
| 二、变文的翻译与研究 |
| 三、唐代类书《类林》的发现与研究 |
| 本章结语 |
| 第四章 宋元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 |
| 第一节 宋元话本的翻译 |
| 一、小说话本的翻译 |
| 二、平话和诗话的翻译 |
| 第二节 宋元话本的研究 |
| 一、研究概况 |
| 二、“市民小说”、“民间书”和“民间历史长篇小说”等概念的提出 |
| 三、热洛霍夫采夫：话本—中世纪中国的市民小说 |
| 四、李福清：平话—中国的民间书 |
| 五、巴甫洛夫斯卡娅：平话—中国民间历史长篇小说 |
| 六、佐格拉芙、古列维奇等：话本的语言研究 |
| 第三节 宋元传奇和笔记的翻译与研究 |
| 一、宋代志怪传奇的翻译 |
| 二、宋人笔记的翻译 |
| 三、宋人笔记的研究 |
| 本章结语 |
| 第五章 《莺莺传》俄译本中文化空缺现象翻译策略的对比研究.. |
| 第一节 文化空缺现象及其翻译策略 |
| 一、空缺的概念及其研究 |
| 二、文化空缺现象翻译策略的选择 |
| 第二节 《莺莺传》四个俄译本文化空缺现象翻译策略评析 |
| 一、《莺莺传》及其俄译本 |
| 二、《莺莺传》俄译本对五类文化空缺的翻译 |
| 本章结语 |
| 结语 |
| 附录一 中国古典小说俄译本详表(明清以前) |
| 附录二 俄罗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着述详表(明清以前)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四、古代中国对日本称名演变的历史考索（论文参考文献）
- [1]敦煌石窟回鹘佛教艺术研究[D]. 周晓萍. 兰州大学, 2021
- [2]汉越语言接触背景下的越南语言规划史研究（公元前221年-1945年）[D]. 肖可意. 吉林大学, 2021(02)
- [3]“大统”天下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廖平“大统”经学研究[D]. 刁春辉. 山东大学, 2021(11)
- [4]世界汉语教学史及晚清对外汉语教材研究[D]. 方悦. 山西大学, 2020(01)
- [5]17-18世纪中外边务交涉研究 ——以中俄、中朝、中越边务交涉为中心[D]. 刘丽敏. 山东师范大学, 2019(02)
- [6]英文“electricity”概念在中国的接受史研究[D]. 郭盛.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9(07)
- [7]清代中国人对日称呼演变考略[J]. 吕顺长. 日语学习与研究, 2019(02)
- [8]人员、仪式、寺庙、组织：清代妈祖信仰与台湾社会研究[D]. 赵庆华. 厦门大学, 2018(06)
- [9]全球化视野下的台湾新史学[D]. 刘俊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18(02)
- [10]中国古典小说在俄罗斯的翻译与研究（明清以前）[D]. 成文艳. 南开大学, 201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