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在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王亮[1]（2021）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时代,社会结构深刻变动、经济结构深入调整、人口结构深度变化,公众对公共服务的社会预期不断提升、需求层次不断提高、参与意识不断增强,这对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存在质量不高、规模不足、发展不平衡等多方面问题,具体表现为:城乡区域间服务水平差异较大,资源配置不均衡;基层服务设施不足,设施利用率较低;公共服务人才短缺,人力资源保障不足;服务尚未有效惠及全部流动人口和困难群体,项目存在覆盖盲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体制机制创新滞后。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选择了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相对完善的日本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史论结合的方式,研究其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架构及相关主体的作用发挥等内容,并通过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分析,见微知着,深入探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运行机制和效果,以期借鉴其经验,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提供助益。本文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从政府单一主体供给向政府、社会、企业多元主体供给不断转变,历经官制型体系、融合型体系后,最终形成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共治体系下,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主体作用,市场则作为纽带推动着官民协同共治的进程,其中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发挥主导作用;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对提升服务供给效率和水平不可或缺;非营利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其既可以单独承担社会事务,同时也可以与政府或其他民间事业者合作满足民众公共服务需求。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各司其职、相互协同,共同保障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为了考察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子系统的运行,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影响研究的现实需要,本文针对日本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做了案例分析,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效率效果进行检验。在此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经验,以期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从结构上包括6部分共9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部分为绪论,即第1章。主要包括研究的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以及介绍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归纳本文可能的创新和不足。第二部分为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即第2章。主要包括公共服务、公共服务供给及其体系的内涵探讨,总结和分析了公共服务体系的一般形式,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第三部分为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及其特征,即第3章。从历史演绎的角度,对战后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进行归纳与逻辑梳理,总结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和特征。第四部分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结构及主体作用分析,包括第4、5、6、7章,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以前文分析内容为基础,采取“总—分”形式对日本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进行解构。从总体上,以官民协同治理为角度,分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构成形式、体系形成的动因以及官民协同治理的机制,分析表明政府和以非营利组织为代表的民间事业者发挥着显着的主体作用,而市场是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载体。其后,分别从政府、市场、非营利组织的视角出发,分析三者在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各自作用的发挥,以更好地解析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以期为我国提供切实借鉴。第五部分是案例分析,即第8章。结合当前应对新冠疫情冲击实际,选取公共卫生危机应急管理体系进行考察,通过分析其作用发挥机制、应对新冠疫情举措以及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等内容,见微知着,对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运行效果进行验证。最后,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即第9章。在前述分析的基础上,总结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经验,提出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建议。
黎淑翎[2]（2020）在《《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逾三十年的法制化进程中,关于控规对城市发展的适应性、控规的地位和角色、控规的管控技术等问题的探讨和反思从未停歇。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构建中,在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下,在增量规划向存量规划转型的背景下,我国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的管控技术面临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它的科学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是一项重要的议题。美国的区划实践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其管控技术在全球不同制度和发展背景的地区得到推广,可见其适应力和有效性。我国控规的管控技术和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区划,同时又依据本土化的认知和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技术工具。从对控规管控技术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区划中部分关键指标或未引入控规,或在我国的相关研究中被误读,或在控规中执行不同的控制功能,这些差异往往对指标的管控效果产生巨大的影响。因此,重新全面探究和审视区划的管控工具和技术逻辑,对完善控规管控技术有较大的指导意义。区划是美国地方政府普遍执行的开发控制制度,具有丰富的多元性。作为美国第一个实施综合区划的城市,纽约市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纽约发展的成就足以证明其区划技术的有效性和适应性。《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是纽约区划的重要转折和现行区划的基础,引入了“一张图”的综合分区体系,综合修订了法规文本结构,创新使用了容积率、开敞空间率、用途组、奖励区划等技术工具,对研究现代区划管控技术工具和逻辑具有较高的价值。本文运用历史、文献和比较的研究方法,以全文翻译《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为基础,分析《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和技术工具,辨析指标和规则的含义,全面审视和探究纽约区划控制的技术逻辑,理解其管控理念、原则和目标、规制尺度、管控指标和规则之间的关联性,探索指标的赋值逻辑,挖掘区划管控技术的原理,结合我国规划管控技术的问题,以期超越“简单模仿”、超越制度的差异而为完善我国规划管控技术提供具有适应性的创新建议。论文主体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形成历史、特点、立法目的、管控范畴、规制尺度、分区体系和文本结构,为分析和理解该法的技术工具提供背景、框架和理念的基础资料;同时通过阐明法规形成的背景及其技术工具创新所应对的发展需求,论述研究《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管控技术具有现实意义。第二部分包括论文的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分析《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四项基本的管控内容:用途、体位（bulk）、标牌、停车。每一章的论述遵循基本的结构:阐明该项管控内容的目标或理念变迁;分析管控框架和规制尺度;解释具体技术工具中指标和规则的含义;探讨管控的技术逻辑,包括“目标—规制尺度—指标和规则”的关系、各项技术工具（指标和规则）之间的关联性以及指标的赋值逻辑;结合我国相关管控实践的比较研究,提出我国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存在的问题,并提供改善的建议和思路。第三部分为论文的第七章,以比较的视角分析了规制型开发控制体系的特点,阐明纽约区划的“自我实施”特征及由此决定的法规形式特点,解释《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实施与裁量机制,为完善我国控规的裁量机制提供借鉴经验。本文基于对一部完整的典型地方区划法规的多维度、系统性综合分析,探析了“一张图”综合区划中规划和管控目标、规制尺度、技术工具、指标体系和数值之间的关联性和传导机制,以比较的视角为我国完善规划管理和开发控制的技术工具提供完善建议。
张潜伟[3]（2019）在《地役权制度的现代发展与我国的立法完善》文中提出现代地役权制度起源于古罗马,是最古老的用益物权制度。由于它在提高不动产利用效益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因而相继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所继承,地役权制度在上千年演进中历经兴衰,至今仍然能够在各国法律中占有一席之地,并在经济社会变迁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新的内容,是与其具有独特的权利架构和制度安排分不开的。地役权可以满足民众利用他人不动产以提高自身不动产效益的需求,这是其最基本的功能,在现代社会中,地役权还在商业竞争、规划、环境保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和传统地役权一脉相承的公共地役权制度在生态环境保护、粮食安全、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并提供物权形式的支持。第一章,现代地役权的制度变革和结构调整。起源于古罗马的地役权制度形成了若干基本规则:役权不得设立在自己的物上、必须存在需役地和需役地的利益,不能要求供役地人承担积极作为义务。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的兴起,现代各国民法对传统地役权基本构造在多个方面进行了突破和改革。在主体方面,地役权的主体范围呈不断扩张之势:从所有权人扩张至用益物权人,甚至扩展至承租人;从两个不动产权利人演变至同一个不动产权利人。客体方面,地役权客体范围日益宽泛,空间役权和海域役权方兴未艾。地役权的内容方面,现代社会更加重视精神上的满足享受,“役”的内容出现了从物质利益到精神利益的发展趋势。伴随着地役权结构的调整,地役权类型也发生了变化,如所有人役权、营业役权、集合役权、保护役权等。第二章地役权的体系重构。现代各国继受罗马法地役权制度时,在役权体系上出现了很多革新。法国民法以《法学阶梯》为参考,将地役权的结构分为自然地役权、法定地役权和意定地役权,其中相邻关系被作为法定地役权进入法典,德国模式则将相邻关系从地役权的体系中移到所有权的扩张与限制,这是现代役权体系的一大变革。相邻关系和地役权两分有助于地役权体系的纯净,解决了法国单轨制下地役权性质过于复杂的弊端。役权体系另一重要创新是伴随着传统地役权和人役权的衰落,公共地役权或法定地役权出现了勃兴。虽然学者们对公共地役权的性质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各主要民法典（法、意、德、瑞、俄等）都规定了这一制度,英美法和我国澳门、台湾地区也有这种制度。公共地役权是传统地役权的升级换代,它虽然不对需役地作要求,但是不代表它不存在需役地;而公共利益的存在弥补了需役地利益的缺失,所以它总体上仍然属于地役权的架构,不过应当将其视为公私权兼有的混合权利为宜。役权体系中的取益权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因自然资源的稀缺而日益重要,虽然有的国家仍然将之保留在地役权中,但是更多的国家将其规定在单行法中,成为特别物权或准物权。第三章地役权的价值更新。地役权体系的重构背后是价值的重构。效益是地役权的首要价值,地役权能够从私人地役权扩展到公共地役权,是因为其效益价值出现了飞跃,即人类从主要关注经济效益到更加关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而地役权的独特架构总是能在其中大显身手,特别是公共地役权的作用更是引人注目。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农地保护等方面发挥了公益和私益的合作双赢态势,为多个国家借鉴移植。安全和秩序向来是法律的基本价值,人类对安全的追求永不停息,从交易安全到社会安全,从国家安全再到生态安全。私人地役权通过合同在当事人间形成了稳定的长期的甚至是永久的不动产利用关系,自然是为了安全和秩序。而公共地役权中的生态地役权和自然资源地役权的勃兴则为粮食安全、自然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提供了有益的制度框架和运行机制,它弥补了警察权的强制—服从模式的弊端,实现了公私优势互补和公私互利合作。以公共信托理论和罗尔斯正义论为基础的代际公平是对传统民法公平的新发展,地役权具有公平价值在于,它通过自然资源地役权、历史遗存保护地役权等来解决“吃祖宗饭、断子孙粮”的非正义行为。第四章地役权的理念拓展,之所以将其放在第四章,是为了从地役权制度与体系的长期发展演变中探寻出地役权长盛不衰的“真谛”。地役权蕴含的理念植根于其独特的法权模型,地役权的权利模型表现为两宗不动产之间法律关系的调整,本质上是为了提高一宗不动产的利用效益而有限使用另一宗不动产。这种法权模型已经形成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和工具,一种法技术,一种解决问题的范式。正是由于蕴含于地役权中的理念,使之具有了相当的扩展性,并体现出明显的跨界性。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移、容积率转移、我国的城乡建设增减挂钩与地票交易,被学者解读为地役权的逻辑和法权模型的应用。苏永钦、谢在全等学者还认为,在法律对“役”没有限制的条件下,地役权可以发挥补充地上权甚至农用权的功能,这其实是认为地役权模型可以充当用益物权的一般模型。这一模型蕴含的理念是合作双赢,即不动产际主体在互相尊重产权的基础上通过互利合作实现共享双赢,这在美国的保护地役权（农业保护地役权、历史古迹保护地役权和环境保护地役权等）中表现的最为明显,效果非常突出,为部分国家所借鉴。第五章,我国地役权的现状分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地役权的社会功能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增进物尽其用的经济效用,使物的利用关系物权化,有利于减少交易成本及鼓励交易。通过地役权的适用,可以弥补相邻关系的不足,可以补充城乡规划的缺陷。地役权的功能还在于调整商业竞争行为,替代征收制度和侵权责任制度,弥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的不足,对公权具有约束和监督作用。我国地役权制度实行高度的意思自治原则,本可以充分实现上述功能,但在实践中出现了双重短缺的局面:民众需求的制度未予规定,而既有的制度民众又没有充分利用,使得地役权成为停留在纸面上的规范权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既有立法上的土地思维而非不动产思维导致不动产役权变成“地”役权,也有政府在不动产管制上取代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而产生的管理思维抑制了权利思维,还有建国后长期没有用益物权导致民众大多采用债权方式来实现地役权的功能（债权思维取代了物权思维）,而相邻关系适用的过度扩张进一步压缩了地役权的生存空间。在役权体系的法制化方面,我国相关部门和公用企业、民众虽然对公共地役权具有迫切的需求,但是只承认意定地役权而否认法定地役权的观点在立法中占了上峰;即使将公共地役权视为公权,也未见公法学者提议建立我国的公共地役权制度并上升为立法。民法学者力推居住权入典,但该制度在西方处于衰落状态;而公共地役权在多方面具有现实旺盛的需求;西方各国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役权体系中公共地役权的缺席导致了地役权价值的割裂和功能的萎缩,理论上,使民法典的绿色原则的辐射作用难以借助地役权这一平台得到实现,实践中,使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公共利益实现缺少了一件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民法典编纂之际,在居住权可能入典之时,应当对我国的役权体系进行系统性反思与制度重构。我国要注重对役权的体系化建设,其意义在于,有助于完善我国不动产利用物权体系,有利于完善物权自治体系,当然也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役权体系和用益物权体系。第六章,我国地役权制度现代化的完善路径。首先我们要发掘本土资源,从悠久的文明中寻找今天可资利用的宝贵遗产,比如典权就是建筑用益物权,可以弥补我国现有的用益物权仅仅是土地用益物权的缺陷。其次要做到名实相符,与改地役权为不动产役权的名称相比,我国构建不动产役权尚需要进行“综合治理”:要承认海域役权、空间役权、自己役权。再次要激活制度源头,即扩大地役权的设立主体,丰富地役权的设立方式,完善地役权的堆迭设立。再次,要完善地役权的得丧变更制度,取得方式上既要承认法律行为,也要承认法律行为之外的方式,如时效取得。公示方式上可以维持现行的登记对抗主义,但要逐步推行登记生效主义。最后要完善役权体系,即在人役权入典后,要考虑承认公共地役权在民法上的地位。第七章,我国地役权修改的立法建议。在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如何完善地役权,使我国地役权实现现代化,立法机关应当进行体系化考虑。可以将现行的地役权改为不动产役权（即私人地役权）,同时增加公共地役权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在此基础上将人役权和地役权共同组成新的“役权”一章,即在私人地役权和公共地役权的基础上,将居住权纳入。对于现行的私人地役权部分要进行重点的完善充实,为此本文提供了修改条文及修改理由。对于公共地役权,论文建议将其与民法和民事权利密切相关的内容做出原则性规定即可,其他内容交由单行法规定。
唐梅玲[4]（2018）在《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文中认为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是指,制定针对精准扶贫内容并能体现行政法基本价值的法律规则,对扶贫参与主体设定良好的权利（权力）和义务（责任）,设立专门的扶贫管理机构,对精准扶贫成效进行持续的评估、管理和交流等活动,并通过一系列法律制度规范和监督手段实现精准扶贫的目的。总体来说,目前的精准扶贫是政府在一种资源相对短缺的背景下所实施的大规模的行政改革。5年来,在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下,我国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较大规模持续减少,中国减贫成绩被称为“奇迹”。然而,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出现基层政府和乡村精英“寻租”、贪污挪用、渎职失职,搞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这些问题暴露出我国精准扶贫制度面临法治困境,体制缺陷,程序机制不畅等问题。以行政法视域审视精准扶贫,其主要面临着以下困境:首先,对精准扶贫主体而言,当下政策推进下的精准扶贫面临体制性障碍,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够、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其次,考察精准扶贫范围,存在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市场机制扶贫范围界限不明;行政机关扶贫范围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再次,关于精准扶贫的方式,存在扶贫方式未能满足合法性需求、扶贫方式未能满足服务性需求、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之间相互冲突等诸多不足;复次,在精准扶贫的程序方面,缺乏规范的扶贫信息公开程序,科学的民主决策程序,扶贫行政机关未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缺失扶贫教示程序;最后,关于精准扶贫救济,扶贫领域未合理适用信访制度,扶贫领域调解制度不健全,扶贫领域未规范推进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救济制度。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在于:首先,分析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即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其次,公益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公众参与原则与效率原则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最后,给付行政理论、反贫困理论、人权保障理论以及合作治理理论构成了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主体需要重点因应这些问题:一是,从精准扶贫主体来看,为突破困境,有必要引入“合作扶贫理念”,从政府、市场、社会三维角度重塑多元主体合作扶贫治理格局。具体来说,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从而明确精准扶贫究竟“谁来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范围而言,首先,应确定其合理性基础,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以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价值取向,并且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机关职责、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其次,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范围的制度实践及经验。最后,须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具体内容:一方面,明确精准扶贫范围需遵循适当性原则、效率原则;另一方面,也要确定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标准,即信息标准、公共安全责任标准、专业技术标准以及扶贫效率标准,分别为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基础标准、目的标准、工具标准以及评价标准。就精准扶贫方式而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有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英国、日本、德国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优化我国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措施。首先,明晰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其次,通过主体上赋权,程序上激励以及救济上激励的路径,引入激励型扶贫行政方式;最后,通过规范行政指导,优化行政资助,完备行政奖励的路径,来完善既有扶贫方式。唯有如此,才能找到与扶贫目标相匹配的扶贫方式,以期实现有效脱贫。对扶贫方式的分析实质上回答了精准扶贫领域“怎样扶”的问题。就精准扶贫程序而言,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实质上通过程序路径监督扶贫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以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我国可以借鉴或者吸取美国、日本、德国扶贫程序的行政法制度。具体通过健全精准扶贫信息公开程序,合理适用精准扶贫听证程序,优化精准扶贫教示程序,规范精准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来解决“如何监督扶贫行政主体”的问题。就精准扶贫救济而言,首先,考察精准扶贫行政法之救济,梳理对精准扶贫救济制度认识误区;其次,对于现行的行政救济方式能否直接适用于精准扶贫领域,以及如何完善需要再认识;最后,对于如何优化精准扶贫救济制度,需要规范扶贫领域信访制度,健全扶贫领域调解制度,完善扶贫领域行政复议制度,改善扶贫领域行政诉讼制度。对救济方式的研究主要回答“扶贫对象如何获得救济”的问题。为从源头上确保精准扶贫行政的合法性,首先,从立法目的、立法原则和立法模式三个方面理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的总体思路。接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主要内容和需要解决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说明。最后,通过健全以权利保障为中心的扶贫基本法律体系,制定扶贫基本法,完善扶贫法律支撑体系,规范扶贫法律保障机制,对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进行了设计。
庞晓媚[5]（2018）在《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以―增长‖为核心的规划体系,推动了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城镇化进程,现在规划实施领域正经受日益严重的环境、社会和经济增长乏力等问题,规划体系自身的价值取向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可持续发展是当代普世价值观,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并适用广阔的领域。联合国给出可持续发展的17个目标,城乡规划是唯一与这17个目标都相关的学科,―可持续的城市与社区‖也是17个目标之一。规划体系作为引导发展和管制开发的工具,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其中,开发控制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以颁发规划许可证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是一项普遍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国家政治的制度和社会差异,超越了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发展阶段的差距,而成为一种共同的工具。开发控制体系作为治理制度涉及政府、公众及开发者的权利分配,并通过管理开发项目对城市社会、经济以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其制度形态在不同国家、地区和城市呈现完全不同的面貌。澳大利亚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法‖,欧美发达国家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内化到开发控制制度本身,而我国仍然停留在价值观的倡导和个案项目的实践中,可持续发展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基于我国的历史发展特征和现实及未来发展诉求,将可持续发展从理念到落实,是城乡规划体系重要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领域,本研究尝试建构面向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开发控制体系,并促进地方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划管理制度的变革实践。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成果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研究。通过文献研究综述西方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演变,概述西方学者在开发控制研究方面的主要观点,为剖析开发控制的理论及实践奠定基础。辨析了开发与规划的关系,对规划体系的构成以及模式进行论述,梳理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的关系,提出并论证了开发控制在规划体系中的相对独立性,并且相对独立的开发控制体系是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捷径之一。结合西方主要国家和地区开发控制的历史,系统性梳理开发控制目标的演变以及目标与制度之间的联系,阐明了可持续发展是当代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原则。归纳开发控制体系具有的特征,包括政治性、经济性、技术性与地方性的特征。第二部分是理论深化研究。将开发控制体系分为制度框架以及规划许可两部分进行深入解剖。构建了制度框架中各个要素的逻辑关系,主要是以―开发‖的概念与定义为核心,全面深入的论述了开发控制对象具有的物权特征,开发控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关系及其公共还原的方式,开发活动的外部性及其分类与评估,总结出行政认可、法律授权许可、区划法授权、土地契约、行政协议和行政规划许可等六种开发控制的方式,论证了开发控制通过制度框架的完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在规划许可的研究中,分别以英国的规划许可、香港的土地契约、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美国纽约的区划法授权、日本的行政认可等具体开发控制制度研究为基础,归纳出开发控制的一般程序,即―许可的前期准备、许可申请与颁发、许可的维护维护与许可的救济‖等四个阶段,其中,基于行政及相对人的关系,许可的申请与颁发阶段又细分为:申请与受理、磋商与谈判、决定与公示等3个环节;并从规划许可程序的设置理念如公民权利、公共利益、制度成本等方面深入探讨了协商谈判、公示听证、许可撤回、强制执行等程序,论证了开发控制体系通过程序正义可以协调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冲突。第三部分是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剖析以及基于我国国情对规划体系的调整与制度框架的细化。通过对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指出我国开发控制的制度困境源于计划经济的制度依赖,将综合理性规划的模型在市场经济下深化并形成了单路径的规划体系;剖析了城乡规划法构建的制度框架并指出其在开发控制对象的界定、利益主体区分、外部性区分、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基于我国目前的单路径规划体系,以可持续发展目标为导向,对我国规划体系提出了调整,从单路径规划体系向复合网络规划体系转变。结合规划体系的调整,论文构建了我国现有的开发控制制度框架,包括对开发活动进行明确的定义和分类,新增了建筑物转功能的用途许可,提出了法律授权许可和行政认可两类新的开发控制方式,运用精细化的开发控制方式协调确定性与灵活性,最终将我国目前的规划许可证从―一书三证‖调整为―六证‖,使之符合开发控制制度框架的内在逻辑并适应我国国情。第四部分理论成果的应用研究,主要是以广州为实践对象,提出以规划许可为核心的开发控制体系整体建构与改进的实施策略。通过对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实践中的演进,认为广州市的开发控制实践已经超越了我国法定的制度框架,但由于理论与实践缺乏统一也造成各种问题,难以应对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广州市现有开发控制体系的基础上,将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应用在广州市的规划许可中,从三个方面进行完善与整体改进。一是对规划许可相关的规划法规体系、规划编制体系提出调整的思路与建议。二是在规划许可的内部程序中,理顺了规划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关系,从而实质性地推动―一站式‖服务。三是在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中,优化了规划许可的类型与形式,简化了一般许可程序和环节,强化了影响生态、环境、文化等开发项目的特别许可要求,明确了规划许可相关利益人的权利与责任。广州市规划许可实施的策略研究是一般性开发控制体系制度框架的充实和具体化,可以成为其他城市规划体系改革实践的参考样本。可持续发展涵盖社会、经济、环境等广泛的领域,也暗示了经济、社会、环境等不同利益间潜在的―渗透性‖,而这种渗透性正是开发控制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制度是创新的土壤,更好的制度促进更大的创新,开发控制体系的制度变革为创造性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更多的机遇,这也是论文研究的意义所在。
杨俊雷[6]（2018）在《县级市城乡规划管理的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路径 ——以湖北GS市为例》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规划管理组织的联结作用和制度建设愈发重要。城乡规划管理既是学科理论体系的重要构成,也是响应国家政策的实践路径,更是学科融合与发展的前沿。对于城乡规划管理的研究丰富且有侧重,是学科研究的主流。但大部分研究是一种注重外部关联的“黑箱式”研究,在“多层分立与二元化”的导向下进行了分散式的积累,过于强调物质空间、重制度建议而轻程序优化,更缺乏组织体制和组织设计的研究。另外,既往研究仅关心县级市城乡规划管理的体制优化和技术提升问题,并不重视其特殊性所带来的变化和影响。这种缺乏“内部视角”研究的现状,需要引入组织理论来改善。组织理论框架内对于环境、组织设计、制度化进程的论点可以为城乡规划管理提供变革方向与条件指引、理论构建的新路径。假设组织、行为人是城乡规划管理运行的“适配器”,那么特定环境下,组织、行为人、制度、制度效果间的适配关系就是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我国城乡规划管理组织系统的环境由政治控制、行政体制、城乡规划管理的制度过程与实践过程等三方面限定。在这样的环境下,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框架围绕城乡土地、空间、物权产权等资源的使用、控制和协调这一核心价值链,在特定的组织域内展开。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为组织域内的核心组织,通过政府授权统领组织域内组织群、组织集、组织及它们内部的行为人。在开展实践的过程中,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体制由行业管理、组织管理及其它们对环境适应的价值管理等三个部分构成。作为实践的管理,城乡规划组织管理包括组织、行为人及他们的活动管理,并通过行政组织体制实现。组织管理的制度化是一种深层的政治过程,包括动机、目标、计划预设、行为影响、绩效考评等五个环节,反映了组织的利益以及为了利益而动员的各种行为人。GS市的城乡规划管理存在于简单、动荡的环境之中,组织框架内也存在诸多异样和特殊性,比如:组织域内的组织分异、核心组织与组织集的疏远、核心价值链拓展、核心组织与其他组织之间存在不对等的关系等。在组织体制方面,虽然有一定的规范化,但也存在一些去制度化的隐患。核心组织在组织管理环节及其组织结构方面的去制度化隐患更为明显。种种去制度化的隐患影响着GS城乡规划组织管理的实践过程,产生了制度的骤变、缺场、势弱、异化、累弱、强势、泛化、形式化等一系列去制度化的现象,降低了组织绩效。造成这一后果的原因既包括组织及其行为人的影响,也包括对去制度化隐患的触动,实质是组织和行为人、制度、制度效果之间出现了不适配关系。因此,就需要从促进组织系统积极应对环境、核心组织的组织机构优化、组织管理的制度优化等三方面举措对GS市的城乡规划组织管理进行优化。
季晨溦[7]（2017）在《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规划是政府指导、调控城市建设有序发展的依据,它通过对土地和空间使用的管制,起着配置社会资源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因城市规划引起的利益冲突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一旦利益冲突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则必然会造成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致使底层群体的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受损害。当前,在依据城市规划开展的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中普遍存在利益配置失衡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政府在行使规划权力过程中无视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诉求。虽然2008年的施行《城乡规划法》在理念上体现了对利害关系人主体地位的尊重,赋予了利害关系人参与规划决策的权利和救济权利,但是其在公众参与程序、信赖损失补偿、权利救济途径等方面的规定都显得过于原则,在实践中不具有可操作性。本文以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为视角,以实现社会资源公平配置、协调各方主体之间利益冲突的现实需要为目的,对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认定、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范畴的界定、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遵循的原则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如何构建完善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及权利救济机制。从主体功能上来讲,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既是规划过程最重要的参与主体,同时又是享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主体。从范围上看,包括城市规划相对人和城市规划相关人,相比于前者,后者的身份在实践中不容易被准确识别。要合理把握城市规划相关人的范围,需要对构成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要素和因果关系要素进行细致的分析。在判定某一主体是否为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时,首先应确定"权益"的有无,然后再判断"权益"受到影响与城市规划行为之间是否存在相当因果关系。在没有法律规范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对于权益要素和因果关系要素的判断,有赖于利益衡量方法的运用。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构成了政府规划权力正当性的框架。从状态与过程两个方面来理解,可以将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分为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大类型。实体权利为规划权力的行使提供了静态标准和界限,要求政府关注规划行为的结果正义。财产权、住宅权和环境权是受城市规划影响较大的利害关系人的三类实体权利。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城市规划权会对财产权作出一定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必须是适度的,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公共利益和利害关系人财产利益之间的平衡。此外,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政府有义务满足居民住宅权实现的需要,并且应当避免或减轻因规划的实施而给居民环境权带来的不利影响。程序权利为利害关系人实现实体权利提供了保障,同时它也具有自身的独立价值,如能够促进利害关系人与行政主体之间的沟通,防范行政权力的滥用。在行政程序和救济程序中,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主要享有知情权、表达权、听证权、申请权和抵抗权这五类程序权利。对于这些权利的保障,有助于实现城市规划主体与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对于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的原则进行研究,可以为将规划权力对利害关系人权利的干预限定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提供理论指导。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应当遵循平等原则、比例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平等原则侧重于从价值取向上对城市规划裁量权进行规制,其不仅要求规划机关不得给予任何一位利害关系人歧视或特权,而且将规划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的主体地位平等作为城市规划法律制度建立的前提。比例原则侧重于从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上规制城市规划裁量权,它通过对手段与目的各自所代表的利益之间进行权衡,以促使规划机关选择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损害最小的手段来达成规划的目的。信赖保护原则侧重于从法律后果上对城市规划裁量权进行规制,其要求规划机关充分考虑规划变动之后给利害关系人的信赖利益和规划的稳定性造成的影响,避免因规划变动而带来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失衡问题。正当程序原则侧重于从公共利益界定的过程中规制城市规划裁量权,正当程序所具有的独立的证明标准,如程序的中立、公正、理性等,有助于在界定公共利益的过程中协调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减少甚至排除规划权力的恣意行使、信息的缺失和无意识的差错。只有保障利害关系人有效地参与规划过程,才能实现各方主体在城市规划过程的平等博弈,才能形成具有可接受性的规划决策。虽然《城乡规划法》及相关法律在城市规划领域确立了公众参与制度,但是上述立法并没有对参与主体、参与时机、参与事项、参与方式和参与效力这些构成公众参与机制的基本要素作出全面、明细的规定,无法确保公共参与的深度与广度。当前,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仍停留在被动参与、有限参与、事后参与、形式参与的阶段,缺乏健全的城市规划法律制度是影响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有效运行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提高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有效性,推进公众参与由"象征性参与"向"实质性参与"的转变,我们应当合理地选择参与者、贯彻及早和持续参与的原则、健全规划信息公开制度、合理选择征求公众意见的方式、提高听证会运行的效力,并建立公众意见回应机制。仅仅依靠公众参与机制来规范规划权力的运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多渠道的救济机制来矫正行政权力、对利害关系人的遭受损害的权利予以补救,从而实现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平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是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最主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目前,城市规划制定、变更行为以及城市规划文件尚未被纳入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内,主要是因为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严格受限于抽象行政行为与行政决定之分。从充分保护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益的角度出发,我们有必要摒弃当前这种严格按照抽象行政行为和行政决定的划分来确定城市规划复议和诉讼受案范围的做法,而应当根据城市规划不同的内容和阶段来分析城市规划行为能否对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凡是有可能会侵害利害关系人权益的城市规划行为,都应当纳入复议和诉讼的受案范围内。针对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途径的完善,还需要设立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复议机关,并合理确定司法审查的限度。在其他的权利救济途径中,行政申诉对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所起到补充性作用最为明显,但是其仍属于一种情境性的救济途径。对此,需要在相关法律规定中对享有申诉权的主体、申诉受理主体、申诉受案范围、申诉处理程序以及行政申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衔接这些问题予以明确。考虑到合法的城市规划行为也会对利害关系人权益造成损害,我们有必要建立完善的城市规划损害补偿制度,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同时,对私人权益提供最大限度的救济。
张牧遥[8]（2017）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现代社会的自然环境危机已经不由我们继续“任性”于“私益”与“经济目标”,自然资源环境的公益使命甚至要求我们“刻意”关注“公益”与“生态目标”。那么寄望于延续民法物权及其理论框架,只需对其进行适度松绑的所谓“社会化”救赎恐怕无法完成兼顾私益与公益的大任。毕竟自然资源并非一般“物”,它是一类特殊财产。它的特殊性,以及其上所负担的特殊使命促使我们从公法视角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研究之现行、主流的私法模式予以批判性思考,以开辟新的思路,探寻更为科学、合理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建构。按照这种构想,首先应该看到,在长期民法物权化模式影响下,我们对自然资源使用的基本形态认识并不合理,并未充分注意到自然资源特殊性与人的多元化需要之间所可能存在的秩序性对级,因此也就无法对自然资源使用形态进行科学、完整的类型化。而使用形态的类型化是否科学、合理则又直接影响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类型化以及相关法律机制的建构。所以,对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准确分类就成为一个源头性问题。应该从充分关照自然资源的多元属性,并以其与人的多元需要之间的双向对级关系为基础,将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对应划分为生存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生态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公共用自然资源使用权、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四类;其中,前三类实质上应属于自由权范畴,不可物权化,唯有第四类,即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方可物权化。一般认为,这种经济用自然资源使用权在我国即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学界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问题进行研讨的主流模式仍是民法物权化模式。近年来,学者们在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问题的热烈讨论中,也会或多或少地附带讨论这一问题,但对它关注的广度和深度显然不够。而且,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客体、内容、行使、保护等方面实际上都与传统民法物权存在诸多差异,它不仅体现了特定主体对特定物的‘直接支配’关系,更体现了划分国家与个人界线,并主要由国家“间接干预”资源利用,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使用问题上之公共价值的公权性特征。也就是说,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虽具有物权属性,但却不宜直接将之定性为民法物权。由于它不仅涉及权利和权力的动态平衡问题,还涉及私益和公益的协作问题;自然资源在人类生存和发展中不仅具有“生态屏障”的重大价值,而且还深刻牵动资源利益的公平正义价值。所以,相较而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上所寄予的公共价值更应具有优先性。考虑到实现和维护这种公共价值,通常需要为此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取得、到行使、再到保护附加诸多公法限制,而且这种限制与民法物权所谓之“财产的社会义务”应有本质区别,后者的主要目标仍是实现和保护私益。这些都为我们从公法视角去认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提供了支持,故而,宜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定位为一种公法物权。以此为基线,关照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取得、行使和保护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主要从公法学视角去探讨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法律机制就成为一种有别于民法物权化模式的新的径路与方法。由于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价值目标上既要尊重私益,更要维护公共利益,所以,在这种权利取得上的全球性经验是国家干预的介入,但由于这种权利又是一种物权、财产权,从便利物的流通和增加财富的角度来看,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利用也必须得到重视。所以,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就成为此处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应结合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的理论和实践,对现行相关法律制度予以完善;基本路径是,在尊重国家干预的基础上,从公共行政革新和规制变革之中寻找启示,通过从传统行政法向激励行政法的转变,将激励这一市场化机制引入行政法,以实现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关系更为科学、合理,形成政府和市场合作共治的格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在主体、客体上的特殊性,以及其价值目标的特殊性都使其权利行使具有一定特殊性,为适应这些特殊性并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客体等方面的实践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必须在尊重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受限的大局下,对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进行限制式重构,具体是,个人主体性的尊重、强化和保障,公益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尊重,以及经营性国有企业使用权的限制。对于客体问题,在厘清理论纷争和机制构设需要的基础上,宜将其客体统一定位为自然资源自身。在行使方式上,竞争性、排他性和有偿性体现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物权属性,结合使用目的、方式、时间、范围、工具等方面的公法限制,则正体现和回应了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公法物权属性,以及其应有别于民法物权法律机制的需要,其法律规范之适用可以准用物权法。正是因为,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从由来、性质、取得、行使等方面具有诸多特殊性,所以,对这种权利的保护也就具有了一定独特之处,公法保护方法吸收了私法保护方法使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保护不可能或者不需要适用私法保护方法。
桂萍[9]（2016）在《重大行政决策之公众参与制度》文中研究指明对于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研究有着深厚的政策背景。2004年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首次提出重大行政决策合法性论证程序,指出重大决策要“广泛听取各界意见”。2010年的《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把“公众参与”作为重大行政决策的必经程序。尤其是2014年10月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把“公众参与”正式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的五大法定程序的第一步程序。同时,近年来,在与这些政策性宣示遥相呼应的行政立法与行政实践中,地方各级政府及部门纷纷制定有关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程序的各类法规、规章和政策性文件,形式多样的听证会、论证会等等的公众参与模式也已然成为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常态风景。公众参与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也是达成共识的。然而实践中,公众参与制度不仅没有充分发挥其价值功能,甚至还屡屡被虚置。公众参与制度的有效性为什么会大打折扣呢?为了防止割裂地看待程序设置问题,制度的不完善应该首先探究其理论基础。首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概念。尽管行政决策概念本身处于一个行政法学的模糊地带,“重大”又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法律概念,但“重大”的界定标准还是要尽可能客观化、标准化,尽可能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其次,研究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度是一个跨学科、综合性的命题,概括起来,其基础理论主要包括正当程序、人民主权和协商民主三个方面,其中体现了民主国原则、公共利益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等基本的行政法原则。再次,重大行政决策程序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对于解决现代风险社会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危机,以及追求政府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具有积极的价值功能,这种功能可以概括为公民教育与学习功能、民主训练与表达功能、正当合法化功能、共同体整合功能以及风险治理功能等五种功能。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理论做一个提纲挈领的概述之后,更为重要的是对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进行类型化的研究。随着参与式行政的发展,重大行政决策的参与主体、客体和模式都发生了变化。首先,行政参与主体中社会公众的主体范围得到扩展。“公众参与”中的“公众”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利益相关者的界定在实践中是极为复杂的,如果参照西方公众参与制度发达国家的实践,需要对利益集团与非政府组织这两类公众群体予以特别的关注。专家由于其同时兼备行政机关与公众的属性,也应该成为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一类特殊的公众群体。其次,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客体应当是一种复合式客体,主要包括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行为和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其中参与行为是该复合式客体的核心。再次,公众参与的实践类型是丰富多彩的,按照公众参与的方式、途径等我们可以将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分为行政操纵型、专家主导型、授权型、协作型和技术辅助型公众参与。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进行总体上的类型化分析之后,仍需要对其中具体的制度进行分类的解析与构建,公众参与的具体制度主要包括重大行政决策的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以及专家参与制度。其一,信息公开制度是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首要前提。该制度本身旨在于为行政主体与公众之间提供一个信息交流的场域,有利于公众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过程中及时获得相关信息,避免了政府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推进政府活动的高效性、民主性与合法性、以及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西方行政法治发达国家的信息公开立法相对比较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也呈现出非常多样化的程序内容和形式。相比之下,我国信息公开立法与制度实践依然存在许多问题。在众多重大行政决策的实践中,公众参与在范围、程度和有效性等方面的不足,都与政府信息发布不够充分及时等问题有直接联系。因此,要使信息公开制度成为推进重大行政决策的民主化、法治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力量,必须要加强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并依靠更为成熟、有效的信息开放制度来构建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其二,听证制度是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途径。听证在最广义的层面上被理解为在行政机关作出意思决定之前先听取相对人意见的制度,这是行政程序正当化的最基本手段之一。重大行政决策听证是行政听证制度的一种类型,而行政听证制度的存在具有坚实的法理基础,包括英国的自然公正原则、美国的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法治国理论（依法行政原理）等。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会具有其积极的价值功能,从听证会最初的简单的信息收集与事实认定功能发展到提高行政决策的可接受度、协调多方利益、增加行政决策权行使的透明度、增进政府公信力和促进社会基本共识的达成等更多的功能期待。听证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过程的具体运用中应该重点适用两个原则,包括案卷排他原则和禁止单方面接触原则。域外法治发达国家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有着较为成熟的运作体制,其中非正式听证程序在美国重大行政决策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比之下,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的听证制度发展得比较晚,其在法律规制、听证会代表遴选机制、听证会信息公开、听证会案卷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困境。针对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实践运行中存在的这些困境,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应该致力于具体法律规则与程序的架构,包括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立法、推进听证程序的公开化、细化听证主持人的规范、优化听证代表的遴选机制、完善听证案卷制度和完善决策听证的救济机制等。其三,重大行政决策的专家参与制度是我国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特殊形式。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被正式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的五大法定程序。然而本文所讨论的“专家参与”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五大法定程序中的“专家论证”程序。“专家参与”制度是“专家论证”制度的上位概念,是指专家参与所有重大行政决策程序的活动,包括了专家在决策全过程中都可以参与的各个环节。此外,专家本身也是公众的一员,是公众参与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角色身份兼备公众与行政的双重属性,是一种特殊的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公众参与的主体,因此,“专家参与”制度在理论上可以作为“公众参与”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作为公众参与诸多程序中的重要环节。在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实践中,专家参与具有动态性、全程性和广泛介入等特点。专家可以借助其中立、理性的身份、特点,把重大行政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府、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平衡各方在重大行政决策中的利益分配。而另一方面,在实践运行中,专家往往因为专业知识局限性,以及与地方政府利益或集团利益的纠葛而丧失公众信任,从而造成专家论证会沦为政府法治建设的“过场走秀”,“专家失灵”成为专家参与制度能否有效实施的担忧。为了解决专家参与制度在实践中呈现出的保障专家独立性机制和抑制专家知识滥用机制的“双重缺位”问题,就需要首先对重大行政决策中专家角色进行一个重新的解读,将专家角色定位为一种兼备公众与行政的双重属性,特殊的保持“中立性”和“独立性”的公众参与的主体。其次,还需要对专家参与制度进行一个类型化的分析。在重大行政决策的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以及决策过程本身的不同环节中,专家参与模式会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如直接咨询模式、委托调研模式、公民运动模式以及公益诉讼模式等。再次,还需借鉴西方国家比较发达成熟的行政决策咨询系统和专家参与制度,结合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实践的现状,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专家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度,如鼓励民间咨询机构的发展、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制度化路径、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以及建立专家责任追究制度等。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制度按程序制度的类型进行分类别析之后,更为微观、细致的阐述体现在对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若干典型视域进行解读与分析。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行政管理领域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中积极引入公众参与制度,这在与公民切身权益联系紧密的行政领域内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领域主要包括城市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估。首先,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是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场域。城市规划决策不仅仅是一项政府的职能,也与社会公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具有其积极的价值功能,其发展与我国整个公众参与运动以及民主政治的发展都密切相关,域外英美等国的城市规划决策制度发展较早,相关立法与制度已经基本上形成一个完善、自然的体系化工程,这个体系有效的运作与创造发展更新着公众参与的理念与制度,不断地将城市规划中的公众参与推向新的高潮。而我国城市规划决策的理念与制度与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公众参与制度的广度和深度需要不断加强,我们必须针对我国公民与社会的现实情况,制定出一套具有我国特色的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度和模式。其次,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制度在重大行政决策运行中具有其特殊重要性。环评公众参与的这种重要性激发了学界的研究热情,关于环评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的研究文献资料也是公众参与制度研究中最为丰富的。上世纪二战后,各国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环保决策与立法以应对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在我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环境保护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公众参与在环评制度中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在很多情形下仍未被给予应有的重视。环境保护仅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公众积极的参与才能确保环境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重大项目或决策的环评程序也是公众参与制度得以发挥最大效能的场域。政府除了要加强环保宣传力度,提高公众的参与环保意识,更需要完善环评公众参与的立法规范、程序规则和司法审查制度,建立一个科学完备、可操作性强的环评公众参与制度体系。尽管行政决策者都能认识到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些年各地政府也在推进以听证会、座谈会为代表的各种公众参与方式,但研究普遍表明公众参与制度并没有在行政决策实践中发挥出其应有的效用。针对公众参与制度在我国行政决策实践中的种种困境,我们应该尽快走出一条有序的、制度化的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路径。这个法治化的发展路径不仅需要完善从中央到地方相关的法律规范,也需要在认同服务型政府理念基础上,努力探索建立服务型政府与公民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型互动关系,更需要在实践中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多元化发展渠道,增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效性。综上所述,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公众参与政治实践是一幅已经徐徐展开的巨大画卷,而这幅画卷浓墨重彩的一个章节就是公众有序参与重大行政决策过程。在国家与地方政策层面上,这个华丽的篇章已经有了很多积极的宣示;在实践行动层面上,形式多样的公众参与形式也开始引入重大行政决策领域;在法律规范层面上很多地方都出台了有关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规定。但是,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律属性和范围界定依旧不清晰,公众参与制度在行政决策实践中屡屡被虚置,统一的国家层面的立法也尚待制定,行政决策法治化的道路依然任重而道远。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对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制度的研究不仅在行政法学的研究视野中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对我国依法行政的建设具有十足的实践意义。
涂志华[10]（2015）在《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与整合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文中认为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同时受“房地产热”、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强劲推动,城市规模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而将中心城市周边的县（市）通过撤县设区行政区划调整手段纳入市区范围是扩大城市规模的便捷方式。撤县建区,既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载体,也为老城的功能优化提供了条件,更为房地产发展、土地财政提供了难得的土地资源。在此背景下,以广州、杭州、南京、苏州等城市为代表的新一轮撤县（市）设区高潮便开始到来。撤县（市）设区后,由于《城乡规划法》未赋予市辖区一级政府的规划管理权限,即原属于县级管理权限的城乡规划管理权区级政府不再保留,应上收到市规划部门统一行使。城乡规划管理权作为调控建设用地规模、布局、开发强度的主要手段,对房地产开发、土地财政具有很大的影响,撤县设区后的新市区政府当然不会甘心直接将权限拱手相让,因此“市”、“区”两级的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就此产生。这种冲突并非研究案例所在地的南京为个案,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具有普遍的代表性。对这一冲突存在的情况进行调查,对其所带来的影响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估,并提出合理的处置模式和建议,显得很有必要。上一轮行政区划调整的高潮已过去10多年,在省直管县的改革预期后效判断带动下,一些地方政府又开始谋求新一轮的撤县（市）设区,在这个时点上对前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对将要到来的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可能带来的问题进行超前研究,显得更有必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要求,因此研究分析快速城市化地区行政管理体制变革趋势,科学调整以空间管治权为核心的规划管理体制,是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本文从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理论借鉴、理论框架构建入手,在借鉴尺度和边界、新制度经济学、行政区经济、府际关系、社会冲突等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尺度和边界视角的撤县设区型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与整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对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的表现、产生的背景和体制机制分析后,对冲突带来的影响进行了综合评估。在综合评析国内外典型城乡规划管理机构设置不同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管理层级合理化”和“管理边界清晰化”的撤县设区型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目标,构建了“规划编制管理尺度上移、规划审批管理尺度下移、规划监督管理尺度上移”的尺度重组和“规划管理机构边界整合、规划管理职责边界整合、规划管理权限边界整合”的边界调整的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模式。全文分为五大板块,共八章。第一板块为绪论及理论部分,即论文第一、第二、第三章,主要介绍研究缘起、概念界定、研究目的及意义、研究方法,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冲突和整合的相关理论、理论框架模型构建等。第二板块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研究部分,即论文第四章,重点从城乡规划管理权的冲突表现、访谈与问卷、背景分析、机制分析、影响评估方面进行研究。第三板块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研究部分,即论文第五、第六章；在评析国内外相关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基于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的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模式。第四板块为论文实证研究部分,即论文第七章,以南京为案例进行了实证研究；文章最后为结论部分,即提炼研究结论、创新点、及进一步研究展望。全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存在较普遍,冲突既有负效应,也有正效应。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的冲突在全国较为普遍的存在。冲突既造成空间上的无序及低效利用,环境上的失控及污染加剧,产业上的低端及低效利用；同时撤县设区也有利于全市性的功能布局调整优化和给新市区获得发展机会,带来发展活力。（2）冲突产生的根源：权力尺度错位与边界混乱。撤县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瞬间完成,但权力的尺度和边界调整往往难以及时跟进。权力尺度未及时上移至市一级和下移至区一级从而造成权力的尺度错位；权力的机构设置、机构职责、机构权限等边界未规范明确而带来权力边界混乱。（3）冲突产生的现实土壤:特殊地域和特殊体制下的博弈。撤县设区型新市区与老城区相比具有特殊的地域特征、发展动力、管理需求；加上现阶段特殊的经济、政治、法理方面的体制机制原因,造就了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的现实土壤,从而冲突成为特殊地域和特殊体制下博弈的产物。（4）从冲突到整合：城乡规划管理权的尺度重组。冲突的解决不能简单地将权力下放和上收,而应在“管理层级合理化”和“管理边界清晰化”的整合目标下,通过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的方式实现权力的整合。在规划管理权尺度重组中,规划编制管理尺度应上移,规划审批管理尺度应下移,规划监督管理尺度应上移。（5）从冲突到整合：城乡规划管理权的边界调整。在权力整合的实现路径上,应进一步从权力的边界调整入手,通过对规划管理机构边界、规划管理职能边界、规划管理权限边界的有序调整,来实现规划管理权的整合。（6）整合模式的推进有赖于配套机制的支撑。通过配套法规、全市联网的规划管理系统、完善的决策支撑系统、规范的规划审批操作来实现。全文的主要创新点有：（1）提出了一个权力从冲突到整合分析的新视角。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角色、政绩考核、法理因素等现行机制方面的原因,在行政区划调整快速完成的过程中,权力的尺度和边界在市、区两级政府之间并没有随之调整到位,所以权力冲突随之产生。基于此,权力的整合也有赖于权力的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论文在吸收尺度和边界、新制度经济学、行政区经济、府际关系、社会冲突等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权力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的从冲突到整合分析的新视角。（2）构建了一种撤县设区型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的新模式。在界定市级规划部门管理需求和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发展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管理层级合理化”和“管理边界清晰化”的整合目标,构建了基于“规划编制管理尺度上移、规划审批管理尺度下移、规划监督管理尺度上移”的尺度重组和“规划管理机构边界整合、规划管理职责边界整合、规划管理权限边界整合”的边界调整的撤县设区型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模式。（3）探索了一种政府间权力制衡的新思路。从“整合目标下的权力有机分解”研究视角入手,把规划管理权力从纵向进行切割,划分为规划编制管理、规划审批管理、规划监督管理三个既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且相互制约的三个阶段,规划编制管理和规划监督管理权限一头一尾由上级政府部门行使,规划审批管理由下级部门行使,既保障了上级政府要求的规划整体性,也满足了下级政府审批高效性的要求。“整合目标下的权力有机分解”从传统的“集权论”和“放权论”之间探索了一种政府间权力制衡的新思路。
二、关于在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在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内文献综述 |
| 1.2.2 国外文献综述 |
| 1.2.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 |
| 1.4.1 论文的创新 |
| 1.4.2 论文的不足 |
| 第2章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理论分析 |
| 2.1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界定 |
| 2.1.1 公共服务 |
| 2.1.2 公共服务供给 |
| 2.1.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 |
| 2.2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一般形式 |
| 2.2.1 单一主体体系 |
| 2.2.2 多元主体体系 |
| 2.2.3 多中心供给体系 |
| 2.2.4 合作性供给体系 |
| 2.3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约束条件 |
| 2.3.1 交易成本约束 |
| 2.3.2 公共属性约束 |
| 2.3.3 制度主义约束 |
| 2.3.4 网络嵌入约束 |
| 2.3.5 区域竞合约束 |
| 2.4 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4.1 公共产品理论 |
| 2.4.2 公共选择理论 |
| 2.4.3 新公共管理理论 |
| 2.4.4 新公共服务理论 |
| 第3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历史演进及其特征 |
| 3.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演进 |
| 3.1.1 官制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45-1993 年) |
| 3.1.2 融合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1993-2006 年) |
| 3.1.3 官民共治型公共服务供给体系(2006 年至今) |
| 3.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演进的特征 |
| 3.2.1 法规先行,完善制度建设 |
| 3.2.2 政府主导,引入社会资本 |
| 3.2.3 竞争嵌入,发挥市场作用 |
| 3.2.4 目标明确,服务规制改革的总体目标 |
| 3.3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治理解析 |
| 4.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官民协同治理的构成形式 |
| 4.1.1 政府是公共服务供给的主要主体 |
| 4.1.2 市场化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方式 |
| 4.1.3 社会组织是公共服务供给的重要主体构成 |
| 4.1.4 公民诉求是公共服务供给的出发点与归宿 |
| 4.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官民协同治理的动因 |
| 4.2.1 响应理论演变冲击,因应国际环境变化 |
| 4.2.2 缓解国家财政困境,实现政府角色转型 |
| 4.2.3 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 |
| 4.2.4 引入多元参与主体,满足公众多样化服务需求 |
| 4.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官民协同运行机制 |
| 4.3.1 政府间协同机制 |
| 4.3.2 政府与民间事业者协同机制 |
| 4.3.3 民间事业者间协同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作用研究 |
| 5.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由中央政府构建 |
| 5.1.1 中央政府制定法律体系 |
| 5.1.2 构建公共服务组织架构 |
| 5.1.3 承担必要的公共服务职能 |
| 5.2 日本公共服务职能多由地方自治体承担 |
| 5.2.1 地方自治体承担公共服务的类型 |
| 5.2.2 地方自治体实现公共服务职能的途径 |
| 5.2.3 地方自治体提供公共服务的财源构成 |
| 5.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形成于央地分权改革实践 |
| 5.3.1 地方分权改革动因 |
| 5.3.2 地方分权改革进程 |
| 5.3.3 地方分权改革成效 |
| 5.4 中央地方协调是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发展方向 |
| 5.4.1 制度协调 |
| 5.4.2 组织协调 |
| 5.4.3 事务协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市场作用研究 |
| 6.1 “市场增进论”与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 6.1.1 市场增进论 |
| 6.1.2 市场增进论下的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 |
| 6.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实现途径 |
| 6.2.1 公企民营化 |
| 6.2.2 官民竞争与合作 |
| 6.2.3 民间竞争与合作 |
| 6.3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制度构成 |
| 6.3.1 民间委托制度 |
| 6.3.2 PFI制度 |
| 6.3.3 指定管理者制度 |
| 6.3.4 市场检验制度 |
| 6.3.5 PFS制度 |
| 6.4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效果 |
| 6.4.1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成效 |
| 6.4.2 日本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的问题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的非营利组织作用研究 |
| 7.1 日本非营利组织基本情况 |
| 7.1.1 非营利组织内涵 |
| 7.1.2 日本非营利组织发展脉络 |
| 7.1.3 非营利组织类型 |
| 7.1.4 非营利组织的结构 |
| 7.2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 |
| 7.2.1 政府培育支持非营利性组织 |
| 7.2.2 政府向非营利组织委托公共事务 |
| 7.2.3 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协同合作 |
| 7.3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中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机制 |
| 7.3.1 公益活动的自发性 |
| 7.3.2 市场竞争的参与性 |
| 7.3.3 公共事务的受托性 |
| 7.3.4 市民社会的主体性 |
| 7.4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困境与解决 |
| 7.4.1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的主要困境 |
| 7.4.2 日本非营利性组织作用发挥困境的解决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案例分析: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的运行 |
| 8.1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及其体系 |
| 8.1.1 日本公共危机管理 |
| 8.1.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 |
| 8.1.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 |
| 8.2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作用发挥机制 |
| 8.2.1 法律因应机制 |
| 8.2.2 监测预警机制 |
| 8.2.3 决策处置机制 |
| 8.2.4 信息沟通机制 |
| 8.2.5 市民救助机制 |
| 8.2.6 应急保障机制 |
| 8.3 日本公共卫生危机管理体系应对新冠疫情的效果 |
| 8.3.1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举措 |
| 8.3.2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的成效 |
| 8.3.3 日本新冠疫情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日本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对中国的启示 |
| 9.1 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完善的经验 |
| 9.1.1 立法先行,完善公共服务制度框架 |
| 9.1.2 政策引导,挖掘非营利组织作用 |
| 9.1.3 路径明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
| 9.1.4 协同治理,构建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机制 |
| 9.2 借鉴日本经验,完善我国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
| 9.2.1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优化公共服务领域制度建设 |
| 9.2.2 强化市场作用发挥,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
| 9.2.3 着力扶持社会组织,推进公共服务协同供给 |
| 9.2.4 夯实公民参与基础,拓展参与公共决策途径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形成与法制化 |
| 1.1.2 我国控规与美国区划的渊源关系 |
| 1.1.3 美国区划、纽约区划及其《1961区划决议案》的现实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区划研究综述 |
| 1.2.2 国内区划研究综述 |
| 1.3 研究对象 |
|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5 研究方法 |
| 1.5.1 历史和文献研究 |
| 1.5.2 比较研究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结构与框架 |
| 2.1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形成的历史背景 |
| 2.1.1 美国第一部综合区划:《1916纽约建筑分区决议案》 |
| 2.1.2 管制理念的转变:从被动阻止妨害到主动增进公共福祉 |
| 2.1.3 纽约再区划:1940年代-1960年综合修正的推进 |
| 2.1.4 框架内的持续演变:《1961纽约区划决议案》的修正与完善: |
| 2.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特点 |
| 2.2.1 对《1916纽约市建筑分区决议案》的检讨 |
| 2.2.2 综合修正应对的发展需求 |
| 2.2.3 综合修正的原则和特点 |
| 2.2.4 综合修正通过前的争议 |
| 2.3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结构与框架 |
| 2.3.1 立法目的 |
| 2.3.2 管控范畴 |
| 2.3.3 规制尺度 |
| 2.4 综合分区与规则体系 |
| 2.4.1 1916的独立分区体系 |
| 2.4.2 1961的综合分区体系 |
| 2.4.3 现行的叠加分区体系 |
| 2.5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文本与使用 |
| 2.5.1 文本结构 |
| 2.5.2 索引系统 |
| 2.6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用途管制 |
| 3.1 “用途”概念的复杂性 |
| 3.1.1 用途的多维含义 |
| 3.1.2 使用活动的空间性与尺度特征 |
| 3.1.3 使用活动随时间而变化 |
| 3.1.4 用途管制的两种含义 |
| 3.2 美国区划用途分区管制的起源 |
| 3.3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用途管制框架 |
| 3.3.1 用途管制的目标与技术工具 |
| 3.3.2 用途的许可形式 |
| 3.4 纽约区划用途管制的规制尺度 |
| 3.4.1 以分区为规制尺度 |
| 3.4.2 用途分区模式的比较 |
| 3.5 用途管制的核心工具:用途组 |
| 3.5.1 分类和分组的多维度 |
| 3.5.2 差异化、定量化的分组标准 |
| 3.5.3 “分类—分组—分区”的逻辑框架 |
| 3.6 用途管制的其他技术工具 |
| 3.6.1 辅助用途 |
| 3.6.2 释放标准 |
| 3.6.3 混合利用的支持工具 |
| 3.7 区划用途管制的延伸:占用执照 |
| 3.7.1 占用执照的制度框架 |
| 3.7.2 占用执照的规制尺度和核心工具 |
| 3.7.3 制度特点与经验 |
| 3.8 对我国用途管制的借鉴 |
| 3.8.1 “用地分类”的管制方法 |
| 3.8.2 混合用地的用途兼容性规定 |
| 3.8.3 建筑使用的管理制度 |
| 3.9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体位规则 |
| 4.1 关键指标释义 |
| 4.1.1 体位 |
| 4.1.2 楼板面积 |
| 4.1.3 容积率 |
| 4.1.4 密度规则 |
| 4.1.5 院规则 |
| 4.1.6 高度与退缩要求 |
| 4.2 体位规则的框架 |
| 4.2.1 总体目标 |
| 4.2.2 以建筑和分区用途为基础的指标体系 |
| 4.3 体位规则的规制尺度 |
| 4.3.1 以区划地块为规制尺度 |
| 4.3.2 以地块与街道关系为基础的规则细化 |
| 4.4 容积率调控工具 |
| 4.4.1 开发权转移的雏形 |
| 4.4.2 奖励区划 |
| 4.4.3 容积率调控工具的适用性 |
| 4.5 居住区指标关联性分析 |
| 4.5.1 核心指标:开敞空间率 |
| 4.5.2 空间密度与人口密度的关联性分析 |
| 4.5.3 开敞空间率与容积率的关联性分析 |
| 4.6 现行纽约区划的体位规则变化 |
| 4.6.1 开敞空间率和容积率关联控制产生的问题 |
| 4.6.2 新增的体位控制方法 |
| 4.7 对我国控规指标的借鉴 |
| 4.7.1 基于分区目标建构规划控制指标体系 |
| 4.7.2 加强控制指标的关联性 |
| 4.8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标牌管控 |
| 5.1 美国区划的标牌管控 |
| 5.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标牌管控指标 |
| 5.2.1 “标牌”的定义 |
| 5.2.2 标牌的分类 |
| 5.2.3 标牌与分区 |
| 5.2.4 标牌的管控要素 |
| 5.2.5 不一致的标牌与折旧 |
| 5.3 标牌管控的方法和原则 |
| 5.4 对我国标牌管控的借鉴 |
| 5.4.1 我国标牌管控的整体情况 |
| 5.4.2 以上海为例的比较分析与借鉴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停车管理 |
| 6.1 纽约区划停车管理的理念变化 |
| 6.2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停车管理规则 |
| 6.2.1 停车管理的目标与框架 |
| 6.2.2 分类与分区结合的指标体系 |
| 6.2.3 停车配建要求的修改和豁免 |
| 6.2.4 停车配建的上限要求 |
| 6.2.5 片区停车共享 |
| 6.3 多重矛盾下综合停车配建指标的基本逻辑与影响因素 |
| 6.4 对我国停车配建指标的借鉴 |
| 6.4.1 对我国停车分区管控技术的思考 |
| 6.4.2 停车指标差别化要素的对比 |
| 6.4.3 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停车配建指标的改善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施与裁量 |
| 7.1 区划法规的特点 |
| 7.1.1 规制型体系的特征和问题 |
| 7.1.2 区划作为开发控制的依据 |
| 7.1.3 “自我实施”所需的制度特点 |
| 7.1.4 违法与处罚 |
| 7.1.5 法律语言 |
| 7.1.6 区划的适应性 |
| 7.2 特殊情况的预设 |
| 7.2.1 特别规定 |
| 7.2.2 修订或修改 |
| 7.2.3 免除 |
| 7.2.4 例外 |
| 7.2.5 必要性与问题 |
| 7.3 裁量机制 |
| 7.3.1 施行机构 |
| 7.3.2 裁量机制的必要性 |
| 7.3.3 裁量型的特殊规则 |
| 7.3.4 变通 |
| 7.3.5 特别许可 |
| 7.3.6 区划修正 |
| 7.3.7 多层级的裁量机制 |
| 7.4 对我国控制性详细规划裁量机制的借鉴 |
| 7.4.1 我国控规裁量机制的两个层面 |
| 7.4.2 构建多层次的控规裁量机制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研究结论 |
| 8.2 比较借鉴 |
| 8.2.1 《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可借鉴性 |
| 8.2.2 对我国规划管理的借鉴 |
| 8.3 创新与特色 |
| 8.4 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专用术语概念 |
| 附录2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中高密度居住区) |
| 附录3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特别区域规则范围) |
| 附录4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特别意图区) |
| 附录5 :现行纽约区划分区地图(商业叠加区)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附件 |
（3）地役权制度的现代发展与我国的立法完善（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现代地役权的结构调整 |
| 第一节 现代地役权变革的原因分析 |
| 一、外因 |
| 二、内因 |
| 第二节 现代地役权的结构调整 |
| 一、地役权的主体扩张 |
| 二、地役权的客体扩展 |
| 三、地役权的内容扩充 |
| 四、地役权类型的多元发展 |
| 第二章 现代地役权的体系演变 |
| 第一节 各国地役权的体系概览 |
| 一、大陆法国家地役权体系的发展演变 |
| 二、英美法国家役权体系的发展演变 |
| 三、小结：两大法系地役权制度比较 |
| 第二节 从法定地役权到相邻关系 |
| 一、单轨制：法定地役权中的体系思维 |
| 二、双轨制：相邻关系+地役权中的体系思维 |
| 三、单轨制与双轨制的变迁小结 |
| 第三节 从私人地役权到公共地役权 |
| 一、现代民法上的公共地役权 |
| 二、公共地役权的权利属性 |
| 第四节 从取益权到准物权 |
| 一、各国民法上的取益权 |
| 二、从取益权到准物权 |
| 第三章 现代地役权的价值更新 |
| 第一节 效益 |
| 一、经济效益 |
| 二、社会效益 |
| 三、生态效益 |
| 第二节 安全 |
| 一、交易安全 |
| 二、社会安全 |
| 三、生态安全 |
| 第三节 公平 |
| 一、代内公平 |
| 二、代际公平 |
| 第四章 现代地役权的理念拓展 |
| 第一节 从地役权法权模型到用益物权一般模型 |
| 一、地役权模型是否为物权“孵化器” |
| 二、物权法定原则与地役权模型的作用 |
| 第二节 合作主义：从法权模型到制度理念 |
| 一、近代民法的个人主义思想 |
| 二、现代民法合作主义的初步发展 |
| 三、地役权中的合作主义理念 |
| 第三节 公私接轨：从私人合作到公私合作 |
| 一、单一公法手段实现公共利益的缺陷分析 |
| 二、公法管制模式的改革思路 |
| 三、公私合作与公私法接轨 |
| 第五章 我国地役权制度的现状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地役权制度的现实运行 |
| 一、我国地役权制度的主要特点 |
| 二、我国地役权制度的功能解析 |
| 三、我国地役权未能激活的原因探微 |
| 第二节 我国地役权的体系缺陷及其反思 |
| 一、我国地役权制度的体系缺陷 |
| 二、民法典应当重视役权制度的体系化建设 |
| 三、法定(公共)地役权的生成逻辑 |
| 四、我国役权体系引入法定(公共)地役权的必要性 |
| 五、我国建立公共地役权的可行性研究 |
| 第六章 我国地役权现代化的完善路径 |
| 第一节 挖掘本土资源 |
| 一、历史资源 |
| 二、当代资源——土地公有制 |
| 第二节 名实应当相符 |
| 一、“役”应当是其他用益物权之外的内容 |
| 二、增加海役权的规定 |
| 三、增加空间役权和自己地役权 |
| 第三节 激活制度源头 |
| 一、扩大设立主体 |
| 二、增设自己地役权 |
| 三、完善役权设立方式 |
| 四、地役权堆迭设立的同意原则改革 |
| 第四节 完善得丧变更 |
| 一、完善地役权取得方式 |
| 二、增加地役权时效取得制度 |
| 三、公示模式的选择 |
| 四、公示中其他问题的完善 |
| 第五节 重构役权体系 |
| 一、公共地役权的发展趋势 |
| 二、公共地役权的本土再造 |
| 三、公共地役权进入民法典的逻辑进路 |
| 第七章 我国地役权修改的立法建议 |
| 第一节 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完善地役权立法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私人地役权(不动产役权)修改的立法建议 |
| 第三节 公共地役权的立法设计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4）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范围限定 |
| 二、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三、研究述评 |
|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
| 五、本论文可能的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精准扶贫面临的困境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间关系尚未理顺 |
| 二、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足 |
| 三、未有效发挥企业参与扶贫的作用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范围面临困境 |
| 一、扶贫行政机关与市场扶贫范围界限不明 |
| 二、扶贫行政机关与社会组织、贫困户扶贫范围界限模糊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方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方式未满足合法性需求 |
| 二、扶贫方式未满足服务性需求 |
| 三、传统扶贫方式与现代扶贫方式冲突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程序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息公开程序不规范 |
| 二、扶贫听证程序未合理适用 |
| 三、扶贫教示程序缺失 |
| 四、扶贫决策程序不健全 |
| 第五节 精准扶贫救济面临困境 |
| 一、扶贫信访制度不规范 |
| 二、扶贫调解制度不健全 |
| 三、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不完善 |
| 四、扶贫行政诉讼制度作用尚未充分发挥 |
| 第二章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础理论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的语义 |
| 二、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 |
| 第二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必要性 |
| 一、规范和控制扶贫公共行政权力的需要 |
| 二、行政法治原则的必然要求 |
| 三、提升脱贫质量的内在需要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领域的行政法回应 |
| 一、行政法为何要回应精准扶贫 |
| 二、行政法如何对精准扶贫进行回应 |
| 第四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的基本原则 |
| 一、公益性原则 |
| 二、协调性原则 |
| 三、公众参与原则 |
| 四、效率原则 |
| 第五节 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理论依据 |
| 一、给付行政理论 |
| 二、反贫困理论 |
| 三、人权保障理论 |
| 四、合作治理理论 |
| 第三章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健全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主体之行政法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主体含义 |
| 二、精准扶贫行政主体之特点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主体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主体行政法保障的启示 |
| 第三节 “合作扶贫理念”下精准扶贫主体制度之完善 |
| 一、以“合作扶贫理念”健全精准扶贫主体制度 |
| 二、厘清精准扶贫行政法主体 |
| 三、理顺扶贫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
| 四、重塑法律规范授权企业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五、健全法律规范授权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主体制度 |
| 第四章 精准扶贫范围之行政法厘定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范围的行政法保障之界定 |
| 一、精准扶贫行政法保障范围概念之界定 |
| 二、厘清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之必要性 |
| 第二节 明确行政法保障精准扶贫范围的合理性基础 |
| 一、符合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取向 |
| 二、有利于规范扶贫行政主体职责 |
| 三、有助于公平合理地配置扶贫资源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制度的保障范围 |
| 一、域外扶贫范围的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范围制度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路径 |
| 一、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遵循的原则 |
| 二、明确精准扶贫范围行政法保障之标准 |
| 第五章 精准扶贫方式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之思考 |
| 一、传统扶贫方式需转型 |
| 二、现代扶贫方式之确立 |
| 第二节 精准扶贫方式行政法保障之必要性 |
| 一、精准扶贫方式应当符合比例原则 |
| 二、精准扶贫方式需遵循程序制约机制 |
| 第三节 域外扶贫方式的行政法制度 |
| 一、域外扶贫方式的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方式的启示 |
| 第四节 精准扶贫方式的行政法优化 |
| 一、运用行政法统合扶贫方式之思路 |
| 二、构建激励型扶贫方式 |
| 三、完善既有扶贫方式 |
| 第六章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 |
| 第一节 明确精准扶贫行政程序之作用 |
| 一、监督扶贫行政主体依法行使职权 |
| 二、确保精准扶贫行政效率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程序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反贫困程序实践的启示 |
| 第三节 精准扶贫程序之行政法完善路径 |
| 一、健全扶贫信息公开程序 |
| 二、合理适用扶贫听证程序 |
| 三、优化扶贫教示程序 |
| 四、规范扶贫民主科学决策程序 |
| 第七章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优化 |
| 第一节 精准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再思考 |
| 一、精准扶贫救济制度的认识误区 |
| 二、正确认识和积极运用精准扶贫救济制度 |
| 第二节 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 |
| 一、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实践 |
| 二、域外扶贫救济的行政法保障启示 |
| 第三节 扶贫救济之行政法建构思路 |
| 一、规范扶贫信访救济制度 |
| 二、健全扶贫调解救济制度 |
| 三、完善扶贫行政复议救济制度 |
| 四、改善扶贫行政诉讼救济制度 |
| 第八章 精准扶贫的立法建议 |
|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总体思路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扶贫法》(建议稿)立法建议说明 |
| 三、扶贫立法的配套制度设计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5）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可持续发展是城镇化的基本原则与要求 |
| 1.1.2 城乡规划是引领与管制城镇化的有效工具 |
| 1.1.3 开发控制是规划体系的核心 |
| 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 名词术语解释 |
| 1.3.1 “开发” |
| 1.3.2 “开发控制” |
| 1.3.3 “开发控制体系” |
| 1.3.4 “开发控制制度” |
| 1.3.5 “规划许可” |
| 1.4 研究思路 |
| 1.5 研究方法 |
| 1.6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开发控制的研究进展 |
| 2.1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背景 |
| 2.1.1 早期的理论研究 |
| 2.1.2 开发控制研究的转折 |
| 2.1.3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开发控制研究 |
| 2.2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际进展 |
| 2.2.1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及开发控制体系整体研究 |
| 2.2.2 国外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及构成性研究 |
| 2.2.3 国外开发控制中的规划许可研究 |
| 2.3 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国内状况 |
| 2.3.1 国内开发控制理论研究的概况 |
| 2.3.2 国内开发控制的历史研究 |
| 2.3.3 国内开发控制的概念以及与规划体系的关系 |
| 2.3.4 国内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的研究 |
| 2.3.5 国内规划许可的研究 |
| 2.4 国内外的研究比较 |
| 第三章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与特征 |
| 3.1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体系 |
| 3.1.1 开发与规划的关系 |
| 3.1.2 规划体系的构成 |
| 3.1.3 规划体系的模式 |
| 3.1.4 开发控制体系与规划法规体系的关系 |
| 3.2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1 开发、开发控制以及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 |
| 3.2.2 开发控制体系目标的变迁与社会变迁 |
| 3.2.3 开发控制体系的目标及其控制方式 |
| 3.3 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3.3.1 政治性 |
| 3.3.2 经济性 |
| 3.3.3 技术性 |
| 3.3.4 地方性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1 开发控制体系、开发控制制度与开发控制方式 |
| 4.2 开发的概念与定义 |
| 4.2.1 开发活动的物权特征 |
| 4.2.2 开发权的变化 |
| 4.2.3 开发活动的定义 |
| 4.2.4 开发活动的分类 |
| 4.3 开发控制的外部性区分 |
| 4.3.1 开发活动的外部性 |
| 4.3.2 负外部性 |
| 4.3.3 正外部性 |
| 4.3.4 外部性的评估 |
| 4.4 开发控制涉及的利益范畴 |
| 4.4.1 开发控制的法理基础 |
| 4.4.2 公共还原的理念 |
| 4.4.3 公共还原的方式 |
| 4.5 开发控制的方式 |
| 4.5.1 行政认可 |
| 4.5.2 法律授权许可 |
| 4.5.3 区划法赋权许可 |
| 4.5.4 土地契约/土地出让合同 |
| 4.5.5 行政协议/行政合同 |
| 4.5.6 规划许可/行政许可 |
| 4.6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开发控制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 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许可程序 |
| 5.1.1 英国的规划许可程序 |
| 5.1.2 香港的土地契约程序 |
| 5.1.3 新加坡的土地批租程序 |
| 5.1.4 美国的区划修正及建筑许可程序 |
| 5.1.5 澳大利亚的开发许可程序 |
| 5.1.6 日本的工程认可程序 |
| 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 |
| 5.2.1 开发控制方式的分类程序 |
| 5.2.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划分及其依据 |
| 5.3 规划许可申请的前期程序 |
| 5.3.1 咨询 |
| 5.3.2 预申请 |
| 5.3.3 准备申请材料 |
| 5.4 规划许可的申请及授予程序 |
| 5.4.1 申请与受理 |
| 5.4.2 磋商与谈判 |
| 5.4.3 决定与公告 |
| 5.5 规划许可的维护程序 |
| 5.5.1 规划许可的变更 |
| 5.5.2 规划许可的撤回 |
| 5.5.3 许可的撤销 |
| 5.5.4 许可的注销 |
| 5.6 规划许可的救济程序 |
| 5.6.1 规划许可的申诉 |
| 5.6.2 规划许可的强制执行 |
| 5.7 规划许可核心程序的设置理念 |
| 5.7.1 协商谈判与制度成本 |
| 5.7.2 公示听证与知情权 |
| 5.7.3 许可撤回与信赖原则 |
| 5.7.4 许可申诉与法律救济 |
| 5.7.5 强制执行与制度权威 |
| 5.8 规划许可的利益相关者及决策 |
| 5.8.1 利益相关者的构成 |
| 5.8.2 规划许可行政的权力模式 |
| 5.8.3 规划许可决策的考虑因素 |
| 5.8.4 规划许可决策的附加条件 |
| 5.9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开发控制的历史及制度分析 |
| 6.1 礼制、律令与建设管制 |
| 6.1.1 古代礼制与律令下的城市管制 |
| 6.1.2 近代对西方国家开发控制的制度移植 |
| 6.1.3 单向思维模式的历史文化背景 |
| 6.2 规划实施与开发控制 |
| 6.2.1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实施 |
| 6.2.2 市场经济下开发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调整 |
| 6.2.3 单路径规划体系的理论原型 |
| 6.3 单路径规划体系下的规划管理与开发控制 |
| 6.3.1 规划管理的范围 |
| 6.3.2 规划管理的价值取向 |
| 6.3.3 政府在规划管理中的角色 |
| 6.3.4 规划管理中的规划编制 |
| 6.3.5 规划法规体系的构成 |
| 6.3.6 我国法定开发控制制度的组织框架 |
| 6.4 开发控制制度中对开发活动的界定 |
| 6.4.1 开发活动的界定缺乏物权意识 |
| 6.4.2 开发活动的分类未能体现可持续发展要求 |
| 6.5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主体的区分 |
| 6.5.1 没有正确区分开发活动主体 |
| 6.5.2 公共利益主体的开发控制效率低下 |
| 6.5.3 忽略私人利益开发活动的义务与权利 |
| 6.6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活动外部性的区分 |
| 6.6.1 没有建立外部性区分与许可分类的联系 |
| 6.6.2 缺乏外部性评估的导则指引 |
| 6.6.3 外部性评估的法律责任模糊 |
| 6.7 开发控制制度中开发控制方式的运用 |
| 6.7.1 混淆行政认可与规划许可 |
| 6.7.2 土地出让条件的设置机制不合理 |
| 6.7.3 用地规划许可的作用已弱化 |
| 6.7.4 建筑工程许可缺乏精细化分类 |
| 6.7.5 存量用地需要新的开发控制方式 |
| 6.8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基于我国现行规划体系调整而建构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1 规划体系的调整：复合网络规划体系的转型 |
| 7.1.1 顺应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力 |
| 7.1.2 向复合网络的规划体系转型 |
| 7.2 基于规划体系调整而构建开发控制的理论模型 |
| 7.2.1 “单向”思维向“多向”思维的转变 |
| 7.2.2 开发控制理论模型的构建 |
| 7.2.3 可持续发展核心理念的实现 |
| 7.2.4 开发控制体系多维属性的尊重 |
| 7.3 理论模型下开发活动定义及许可分类 |
| 7.3.1 开发控制的对象 |
| 7.3.2 基于利益主体区分行政认可 |
| 7.3.3 基于外部性区分法律授权认可 |
| 7.4 理论模型下的土地开发控制方式 |
| 7.4.1 确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
| 7.4.2 地块类型特征的体现 |
| 7.4.3 开发控制方式的精细化运用 |
| 7.5 理论模型下的许可优化 |
| 7.5.1 规划许可的优化原则 |
| 7.5.2 用地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5.3 工程规划许可的优化 |
| 7.6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广州市规划管理过程中开发控制的制度性问题 |
| 8.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历史背景 |
| 8.1.1 近代市政管理(1843-1921) |
| 8.1.2 现代规划许可的雏形(1921-1949) |
| 8.1.3 计划经济下的规划管理(1949-1988) |
| 8.1.4 现行规划许可程序的建立及调整(1987-) |
| 8.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机构及人员 |
| 8.2.1 规划管理及相关部门的设置 |
| 8.2.2 管理体制 |
| 8.2.3 审议机制 |
| 8.2.4 技术人员体系 |
| 8.3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基本架构 |
| 8.3.1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实践框架 |
| 8.3.2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编制 |
| 8.3.3 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的规划法规 |
| 8.4 广州市现有规划许可的分类程序 |
| 8.4.1 土地出让条件的程序 |
| 8.4.2 规划许可的程序 |
| 8.4.3 绿色通道许可程序 |
| 8.5 广州市规划许可的基本程序及其剖析 |
| 8.5.1 规划许可申请前期 |
| 8.5.2 规划许可申请及授予 |
| 8.5.3 规划许可的维护 |
| 8.5.4 规划许可的救济 |
| 8.6 广州市开发控制面临的可持续发展挑战 |
| 8.6.1 历史保护区的利益博弈 |
| 8.6.2 城市更新区的目标与方式 |
| 8.6.3 城市发展的不确定性 |
| 8.6.4 建筑物功能转换的诉求 |
| 8.6.5 多元目标的平衡次序 |
| 8.7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特征 |
| 8.7.1 忽略开发控制的政治性 |
| 8.7.2 缺乏制度经济性的成本意识 |
| 8.7.3 没有充分发挥技术性的作用 |
| 8.7.4 缺乏地方性的控制机制 |
| 8.8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广州市开发控制制度改革的策略 |
| 9.1 广州市开发控制体系的代表性 |
| 9.1.1 广州市开发控制实践的困境具有普遍性 |
| 9.1.2 广州市开发活动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 |
| 9.1.3 广州市开发控制的探索具备创新能力 |
| 9.2 制度改革的前提和基础分析 |
| 9.2.1 应用开发控制理论模型 |
| 9.2.2 基于广州市现有的制度基础 |
| 9.3 规划法规的完善及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3.1 规划法规的完善 |
| 9.3.2 规划编制的改革 |
| 9.4 行政机构调整及技术人员体系的完善 |
| 9.4.1 公共部门职能的梳理 |
| 9.4.2 决策机制的完善 |
| 9.4.3 技术服务体系的完善 |
| 9.5 规划许可的程序改进 |
| 9.5.1 规划许可程序的优化细则 |
| 9.5.2 规划许可程序的分类改进 |
| 9.6 本章小结 |
| 论文结论、创新与展望 |
| 一、主要研究结论 |
| 二、论文创新与特色 |
| 三、未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件一：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规划编制体系 |
| 附件二：国外代表性国家城市规划法对比 |
| 附件三：国外代表性规划行政机构设置 |
| 附件四：我国“一书三证”的内容及形式 |
| 附件五：我国规划机构设置概况 |
| 附件六：广州市国土规划资源委员会职能设置 |
| 附件七：广州市开发控制相关资料汇编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6）县级市城乡规划管理的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路径 ——以湖北GS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研究背景 |
| 1.1 城镇化进程中国家治理与变革的需求 |
| 1.2 城乡规划管理需要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
| 1.3 城乡规划管理是学科融合与发展的前沿 |
| 1.4 城乡规划管理既往研究的缺陷 |
| 1.5 县级市城乡规划管理研究的必要性 |
| 2 研究的理论基础 |
| 2.1 组织的理论 |
| 2.2 组织理论 |
| 2.3 组织理论对城乡规划管理的意义 |
| 3 研究设计 |
| 3.1 概念界定 |
| 3.2 研究设计 |
| 3.3 研究框架 |
| 4 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系统 |
| 4.1 城乡规划管理系统的环境 |
| 4.2 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环境限定 |
| 4.3 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框架 |
| 4.4 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体制与组织管理的制度化逻辑 |
| 5 GS市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系统与制度建设的去制度化隐患 |
| 5.1 GS市城乡规划管理的特殊组织环境 |
| 5.2 GS市城乡规划管理的组织框架及去制度化隐患 |
| 5.3 GS市城乡规划组织管理体制的三个去制度化隐患 |
| 5.4 核心组织的组织管理的制度化与去制度化隐患 |
| 5.5 核心组织结构中的去制度化隐患 |
| 5.6 结论 |
| 6 GS市城乡规划组织管理实践的去制度化现象与机制 |
| 6.1 计划预设环节的去制度化现象与机制 |
| 6.2 行为影响环节的去制度化现象与机制 |
| 6.3 绩效考评环节的去制度化现象与机制 |
| 6.4 结论 |
| 7 GS市城乡规划管理的再制度化建议 |
| 7.1 组织系统对环境的积极应对 |
| 7.2 核心组织的组织结构优化 |
| 7.3 组织管理环节的制度优化 |
| 8 结论、创新点与不足 |
| 8.1 结论 |
| 8.2 创新点 |
| 8.3 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表目录 |
| 附件2：图目录 |
| 附件3：案例 |
| 附件4：GS市城乡规划管理状况的公众意见调查 |
| 附件5：GS市的行政格局演变 |
| 附表 |
| 附表1：组织理论的分异 |
| 附表2：组织理论发展的五个时期及内容 |
| 附表3：霍尔的组织理论派别划分 |
| 附表4：斯科特的组织理论分层模型 |
| 附表5：组织结构理论与组织理论的对应关系 |
（7）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三、研究的现状 |
| 四、研究的思路与内容 |
| 五、研究的方法 |
| 第一章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认定 |
| 第一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概念 |
| 一、城市规划的概念 |
| 二、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内涵与外延 |
| 第二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益要素 |
| 一、合法权益范围的界定 |
| 二、切身利益的认定 |
| 三、利益衡量方法在"权益"要素判断中的运用 |
| 第三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因果关系要素 |
| 一、城市规划行为对起诉人权益的实际影响之分析 |
| 二、起诉人取得权益时点的分析 |
| 三、利益衡量方法在"因果关系"要素判定中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二章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权利范畴 |
| 第一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实体权利 |
| 一、财产权 |
| 二、住宅权 |
| 三、环境权 |
| 第二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程序权利 |
| 一、知情权 |
| 二、表达权 |
| 三、听证权 |
| 四、申请权 |
| 五、抵抗权 |
| 小结 |
| 第三章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遵循的原则 |
| 第一节 平等原则 |
| 一、平等原则在城市规划中适用的社会背景 |
| 二、平等原则在城市规划中适用的法律价值基础 |
| 三、平等原则在城市规划中的适用要求 |
| 第二节 比例原则 |
| 一、比例原则的缘起和内涵 |
| 二、比例原则对城市规划裁量权的规制作用 |
| 第三节 信赖保护原则 |
| 一、信赖保护原则的发展 |
| 二、信赖保护原则在城市规划中的适用 |
| 第四节 正当程序原则 |
| 一、正当程序原则的历史渊源和价值意义 |
| 二、正当程序对城市规划裁量权的规制作用 |
| 三、正当程序核心要素在城市规划制度设计中的体现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的程序参与机制 |
| 第一节 现行法律框架内的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 |
| 一、参与主体 |
| 二、参与时机 |
| 三、参与事项 |
| 四、参与方式 |
| 五、参与的效力 |
| 第二节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运行的现状 |
| 一、市民参与城市规划的组织化程度低 |
| 二、市民一般没有机会参与规划方案的编制 |
| 三、规划信息的公开流于形式 |
| 四、城市规划编制或修改过程中很少采用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
| 五、组织编制机关一般不针对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的必要性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 |
| 六、政府对公众意见的回应缺位 |
| 第三节 城市规划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思路 |
| 一、合理选择参与者 |
| 二、贯彻尽早和持续参与原则 |
| 三、健全规划信息公开制度 |
| 四、合理选择征求公众意见方式 |
| 五、提升听证会运行的效力 |
| 六、建立公众参与意见回应机制 |
| 小结 |
| 第五章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救济 |
| 第一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的救济途径 |
| 一、权力机关救济 |
| 二、行政机关救济 |
| 三、司法机关救济 |
| 四、总结与评析 |
| 第二节 城市规划利害关系权利救济途径的完善 |
| 一、适当扩展城市规划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
| 二、设立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城市规划复议机关 |
| 三、合理确定司法审查城市规划的限度 |
| 四、细化城市规划行政申诉制度的规定 |
| 第三节 城市规划损害补偿制度的构建 |
| 一、城市规划损害补偿的概念 |
| 二、适用损害补偿制度的城市规划行为范围 |
| 三、城市规划损害补偿的范围、标准与方式 |
| 四、城市规划损害补偿的程序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个人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8）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价值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价值 |
| 二、域内外研究概况 |
| （一）域外相关研究概况 |
| （二）域内相关研究概况 |
| 三、框架、方法及创新与不足 |
| （一）基本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分类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使用的现代价值 |
| 一、何谓“自然资源” |
| 二、人与自然关系简史：从蛮荒到文明 |
| 三、生态文明的启示：既要效率也要公平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理论 |
| 一、域外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分类及其理论 |
| 二、我国有关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分类及其理论 |
| 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意义 |
| 第三节 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视角变迁 |
| 一、自然资源使用形态的类型学思考 |
| 二、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视角与方法的发展 |
| 第四节 国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的新观念 |
| 一、主-客互动关系视域下的分类基准 |
| 二、对目前我国学界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及其观念的进一步反思 |
| 三、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及其分类新观点的提出 |
| 四、自然资源使用形态分类新观念的价值与规范实证 |
| 第二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性质 |
| 第一节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及其性质 |
| 一、何谓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 |
| 二、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权属性质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性质 |
| 一、关于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属性的学说之争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公法物权属性的进一步厘定 |
| 第三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取得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的基础 |
| 一、何以成为基础 |
| 二、究竟以何为基础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的政府和市场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配置的理论基础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中政府与市场的分立与合作 |
| 第三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的完善 |
| 一、政府与市场合作：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完善的方向 |
| 二、完善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取得机制的基本策略 |
| 第四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主体 |
| 一、公共秩序视角下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的认知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主体的配置 |
| 三、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主体的限制式再构 |
| 第二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之争：权利还是自然资源自身 |
| 二、不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客体分析 |
| 三、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客体的公法物权意义 |
| 第三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行使方式 |
| 一、排他行使 |
| 二、有偿行使 |
| 第四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行使限制 |
| 一、限制的形式与表现 |
| 二、限制的公法物权意义 |
| 第五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规范适用 |
| 一、实体规范准用物权法 |
| 二、程序规范主要适用相关行政法 |
| 第五章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保护 |
| 第一节 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保护概说 |
| 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统一公法保护方法 |
| 二、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保护的重点与难点 |
| 第二节 行政机关撤销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限制和补偿 |
| 一、撤销行政许可与信赖保护 |
| 二、合法还是违法：变更或撤回特许使用权的典型事件思考 |
| 第三节 行政违法侵犯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救济与责任 |
| 一、行政违法侵权一般理论 |
| 二、行政违法侵害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救济 |
| 三、行政违法侵害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的法律责任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9）重大行政决策之公众参与制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的现状与基础 |
| 三、研究目标、内容与方法 |
| 四、研究拟创新之处 |
| 五、研究难点与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 |
| 第一章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基本理论 |
| 第一节 重大行政决策概念的厘清 |
| 一、重大行政决策范围界定的困境 |
| 二、重大行政决策与一般行政决策的界分 |
| 三、重大行政决策中“重大”的界定标准 |
| 第二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理论基础 |
| 一、人民主权理论 |
| 二、协商民主理论 |
| 三、正当程序理论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原则 |
| 一、民主原则 |
| 二、公共利益原则 |
| 三、信赖保护原则 |
| 第四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价值功能 |
| 一、公民教育与学习功能 |
| 二、民主训练与表达功能 |
| 三、正当合法化功能 |
| 四、共同体整合功能 |
| 五、风险治理功能 |
| 第二章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类型化分析 |
| 第一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主体 |
| 一、行政参与主体概念的提出 |
| 二、政府：组织者与协调者 |
| 三、社会公众：利益相关者的分析 |
| 四、专家：特殊的公众群体 |
| 第二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客体 |
| 一、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为 |
| 二、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 |
| 第三节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实践类型 |
| 一、行政操纵型公众参与 |
| 二、专家主导型公众参与 |
| 三、协作型公众参与 |
| 四、授权型公众参与 |
| 五、技术辅助型公众参与 |
| 第三章 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首要前提 |
| 第一节 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制度的价值功能 |
| 一、保障公民知情权与参与权 |
| 二、推进政府决策活动的高效性、民主性与合法性 |
| 三、促进社会公平与和谐稳定 |
| 第二节 域外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立法与制度实践 |
| 一、域外信息公开立法 |
| 二、域外信息公开的主要程序形式 |
| 第三节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立法与制度实践 |
| 一、我国信息公开立法的发展历程 |
| 二、我国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重大行政决策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
| 第四章 听证制度：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重要途径 |
| 第一节 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概述 |
| 一、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适用原则 |
| 三、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价值功能 |
| 第二节 域外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成功实践与经验借鉴 |
| 一、美国重大行政决策中非正式听证程序的广泛应用 |
| 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比较 |
| 第三节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
| 一、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发展困境 |
| 二、我国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构建 |
| 第五章 专家参与制度：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特殊形式 |
| 第一节 专家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理论基础 |
| 一、专家参与制度的功能与局限性 |
| 二、重大行政决策中专家角色的重新解读 |
| 三、专家参与重大行政决策制度的模式选择 |
| 第二节 域外重大行政决策的专家咨询制度 |
| 一、政府内设咨询机构 |
| 二、独立咨询机构 |
| 三、重大行政决策咨询制度的相关法律 |
| 第三节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参与制度的构建 |
| 一、理念与法治并行——提高决策者的咨询理念与专家的职业素质 |
| 二、鼓励民间咨询机构的发展——搭建决策咨询的市场化与社会化平台 |
| 三、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的制度化路径——保障咨询专家的“独立性” |
| 四、全面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专家参与的新途径 |
| 五、对专家意见的行政问责与司法审查——建立专家责任追究制度 |
| 第六章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典型视域 |
| 第一节 城市规划决策中的公众参与 |
| 一、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度设计 |
| 二、域外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度概况 |
| 三、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度概况 |
| 四、我国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决策的制度完善 |
| 第二节 环境影响评价中的公众参与 |
| 一、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简要概述 |
| 二、域外环评公众参与的制度借鉴 |
| 三、我国环评公众参与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
| 四、我国环评公众参与的制度完善 |
| 第七章 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法治化路径 |
| 第一节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立法与规范 |
| 一、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法律文件的梳理 |
| 二、国家统一的行政程序规范亟待建立 |
| 第二节 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公民之间平等、合作的新型互动关系 |
| 一、服务型政府理念与公众参与 |
| 二、服务型政府背景下公众参与主体的角色困境与重构 |
| 三、政社互动：一个成功的公众参与的制度实践 |
| 第三节 拓展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本土实践 |
| 一、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实践困境 |
| 二、建立多元化的重大行政决策的公众参与方式 |
| 三、增强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实效性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现有重大行政决策法律文件汇总表 |
| 本人读博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10）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与整合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1.1 选题来源 |
| 1.1.2 选题基础 |
| 1.2 概念及范围界定 |
| 1.2.1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 |
| 1.2.2 城乡规划管理权 |
| 1.2.3 城乡规划管理权的冲突 |
| 1.2.4 城乡规划管理权的整合 |
| 1.3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主要内容、研究方法及技术路线 |
| 1.4.1 主要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国内外相关文献研究综述 |
| 2.1 国外研究综述 |
| 2.2 国内研究综述 |
| 2.3 小结及启示 |
| 第三章 相关理论借鉴及理论框架构建 |
| 3.1 尺度和边界理论 |
| 3.1.1 尺度和边界理论概述 |
| 3.1.2 基于尺度和边界理论的权力冲突分析 |
| 3.1.3 基于尺度和边界理论的权力整合启示 |
| 3.2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
| 3.2.1 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 |
| 3.2.2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规划权力冲突分析 |
| 3.2.3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规划权力整合启示 |
| 3.3 行政区经济理论 |
| 3.3.1 行政区经济理论概述 |
| 3.3.2 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规划权力冲突分析 |
| 3.3.3 基于行政区经济理论的规划权力整合启示 |
| 3.4 府际关系理论 |
| 3.4.1 府际关系理论概述 |
| 3.4.2 基于府际关系理论的规划权力冲突分析 |
| 3.4.3 基于府际关系理论的规划权力整合启示 |
| 3.5 社会冲突理论 |
| 3.5.1 社会冲突理论概述 |
| 3.5.2 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规划权力冲突分析 |
| 3.5.3 基于社会冲突理论的规划权力整合启示 |
| 3.6 理论框架构建：权力的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 |
| 3.6.1 权力冲突的根源：尺度错位和边界混乱 |
| 3.6.2 权力整合的实质：尺度重组和边界调整 |
| 3.6.3 理论框架构建：权力从冲突到整合—尺度重组与边界调整 |
| 3.7 小结 |
| 第四章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研究 |
| 4.1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概况 |
| 4.2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裹现 |
| 4.2.1 规划编制层面冲突 |
| 4.2.2 规划审批层面冲突 |
| 4.2.3 规划监督层面冲突 |
| 4.3 基于规划管理人员对规划管理权冲突的访谈及问卷分析 |
| 4.3.1 基于规划管理人员对冲突的访谈分析 |
| 4.3.2 基于规划管理人员对冲突的问卷分析 |
| 4.4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背景分析 |
| 4.4.1 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尺度和边界转变 |
| 4.4.2 行政区划调整带来的尺度和边界变化 |
| 4.4.3 地域特征悬殊带来的尺度和边界差异 |
| 4.5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机制分析 |
| 4.5.1 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经济学分析 |
| 4.5.2 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政治学分析 |
| 4.5.3 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法理学分析 |
| 4.6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的影响评估 |
| 4.6.1 消极效益评估 |
| 4.6.2 积极效益评估 |
| 4.6.3 综合效益评估 |
| 4.7 小结 |
| 第五章 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的国内外经验借鉴 |
| 5.1 我国城乡规划管理体制的历史演变 |
| 5.2 我国地方政府城乡规划管理机构的设置方式 |
| 5.2.1 独立设置型 |
| 5.2.2 联合设置型 |
| 5.2.3 附属设置型 |
| 5.3 我国典型地区城乡规划管理模式梳理及评析 |
| 5.3.1 北京规划管理模式 |
| 5.3.2 上海规划管理模式 |
| 5.3.3 广州规划管理模式 |
| 5.3.4 典型地区规划管理模式评析及比较 |
| 5.4 典型国家和地区城乡规划管理体制梳理及评析 |
| 5.4.1 新加坡规划管理体制 |
| 5.4.2 美国规划管理体制 |
| 5.4.3 日本规划管理体制 |
| 5.4.4 香港地区规划管理体制 |
| 5.4.5 典型国家规划管理体制评析及比较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研究 |
| 6.1 市、区两级规划管理利弊比较分析 |
| 6.1.1 市级规划管理利弊比较 |
| 6.1.2 区级规划管理利弊比较 |
| 6.2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目标、思路及路径 |
| 6.2.1 整合目标 |
| 6.2.2 整合思路 |
| 6.2.3 整合路径 |
| 6.3 擞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尺度重组研究 |
| 6.3.1 规划编制管理尺度上移 |
| 6.3.2 规划审批管理尺度下移 |
| 6.3.3 规划监督管理尺度上移 |
| 6.4 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边界整合研究 |
| 6.4.1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设置边界整合 |
| 6.4.2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职责边界整合 |
| 6.4.3 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权限边界整合 |
| 6.5 小结 |
| 第七章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与整合研究 |
| 7.1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的演变、现状和特征 |
| 7.1.1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的历史演变 |
| 7.1.2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的现状构成 |
| 7.1.3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机构的现状特征 |
| 7.2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研究 |
| 7.2.1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典型案例分析 |
| 7.2.2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背景分析 |
| 7.2.3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产生的原因分析 |
| 7.3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研究 |
| 7.3.1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整合目标、思路及路径 |
| 7.3.2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尺度重组研究 |
| 7.3.3 南京市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边界调整研究 |
| 7.4 小结 |
| 第八章 结论及进一步探讨 |
| 8.1 主要结论 |
| 8.2 主要创新点 |
| 8.3 进一步探讨 |
| 致谢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 |
四、关于在我国城市规划行政管理中引入听证制度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研究[D]. 王亮. 吉林大学, 2021(01)
- [2]《1961纽约市区划决议案》的规制尺度及其技术工具研究[D]. 黎淑翎.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6)
- [3]地役权制度的现代发展与我国的立法完善[D]. 张潜伟.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4]精准扶贫的行政法保障研究[D]. 唐梅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8(04)
- [5]应对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控制体系[D]. 庞晓媚. 华南理工大学, 2018(12)
- [6]县级市城乡规划管理的去制度化与再制度化路径 ——以湖北GS市为例[D]. 杨俊雷. 华中科技大学, 2018(01)
- [7]城市规划利害关系人权利保护研究[D]. 季晨溦. 南京大学, 2017(02)
- [8]国有自然资源特许使用权研究[D]. 张牧遥. 苏州大学, 2017(04)
- [9]重大行政决策之公众参与制度[D]. 桂萍. 苏州大学, 2016(09)
- [10]撤县设区型新市区城乡规划管理权冲突与整合研究 ——以南京市为例[D]. 涂志华. 东南大学, 201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