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企:经营者群体持股（论文文献综述）
王斌[1]（2021）在《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文中提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股东资源的互补与共生发展。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既是股东结构的重构,更是各种股东资源的聚合与效应发挥。基于中国联通"二次混改"经典案例,对混合所有制改革要素进行了逻辑归纳,系统论述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东资源的作用逻辑与机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因此,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应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的准入门槛,以资源异质性和资源优势互补性为根本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模式,发挥混合所有制改革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并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龚卉元[2]（2021）在《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文中认为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以国有企业改革为核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历经40多年,其中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之一正是混合所有制改革。我国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进行,先后经历了多个阶段。当下,企业实施混改的模式以国资引入非国有资本为主。自党的十八大明确了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作用,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逐步深化,越来越多的民企选择引入国资实施混改。但是当下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文献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并且研究多集中于国资引入民企这一模式。对于民企引入国资实施混改,特别是关于国资进入民企后如何参与混改民企治理的相关研究更是不多。民企引入国资实施混改是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事物,研究国资参与民营企业混改的模式及如何参与混改民企的治理,对实施混改的民企优化其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混改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营企业惠博普实施混改及国资长沙水业如何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的案例研究,总结了该案例国资参与民企混改的经验,有助于为其他国资参与混改民企的董事会治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本文选取了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企惠博普这一典型案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规范性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相结合的方式对该案例进行了研究。本文在归纳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民企引入国资的动机与国资收购民企动机的相关理论并归纳了当前国资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随后,结合长沙水业与惠博普的发展现状及未来发展方向,分析了国资与民企参与此次收购的目的,并梳理了收购过程。接着,本文探讨了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的模式,剖析了国资选择该模式的原因以及该治理模式对惠博普董事会治理产生的影响。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得出了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这一案例的研究结论并提出了相应启示。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以往国内学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引入民营企业。因此有关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中,多为国企混改的相关文献。而关于民营企业引入国资,实行民企混改的研究较少。并且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混改的动机、方式及股权结构等方面,本文从民营企业引入国资的视角讨论了国资参股民企混改的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国资如何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问题,从而丰富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相关文献。（2）目前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以实证研究为主,案例研究的文献相对较为匮乏,本文以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营企业惠博普实行民营企业混改为场景,运用规范性研究法与案例研究法分析了国资参与混改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并剖析了国资选择该种治理模式的原因以及该种董事会治理模式对民企产生的影响,从案例研究角度丰富有关国资收购民企及其参与民企治理的相关研究。
陈文艺[3]（2021）在《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而融资约束就是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我国产业资本的发展壮大以及金融监管机制的逐渐完善,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参与持股金融机构。这些企业出于实现多元化经营、降低交易成本、效缓解融资约束等目的持有金融机构股权,与金融机构之间构建直接交流通道进行联系,使双方关系更为紧密,简称持股金融机构。基于当前企业纷纷持股金融机构的发展背景,论文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对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对其融资约束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并利用面板数据回归研究当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比例不同时,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为分析不同类型的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以及持有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股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别将企业分为了民企和国企、将金融机构分为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通过搜集2011—2019年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利用投资-现金流扩展模型检验了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对非金融上市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并分别从持股比例、企业性质、金融机构性质三个角度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此外,本文还从贷款融资能力角度实证检验了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非金融上市企业的融资约束可以通过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的方式得到有效缓解。当企业最大持股比例大于10%时,持有非上市金融机构股份比例越大,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就越明显;国企和民企在持股非上市金融机构后自身融资约束所受到的缓解作用不尽相同,相较国企而言,持股金融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缓解民企的融资约束;持有银行类金融机构股份和持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股份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不尽相同,相较持股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而言,持股银行类金融机构能够更有效地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进行实证研究,分析结果可知,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贷款融资能力具有正向影响作用。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关的建议,企业和政府都应当充分地认识到缓解融资约束的必要性,并通过多种途径来确保企业融资约束问题能够得到缓解,可选择应用的措施主要包括:民营企业应当在认识到自身受融资约束制约的同时积极转变思路,确保能够通过持股金融机构的方式尽可能降低自身受到的融资约束。此外,企业在持股金融机构之前应考虑自身的经营能力、融资能力,同时还需要规避政策性风险、法律性风险;对政府而言,要高度重视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在我国的发展,同时应建立合理的产融结合风险防范机制,降低企业在持股金融机构过程中可能遭受到的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大对企业关于风险教育的宣传。
杨帆[4]（2021）在《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与产能过剩问题的暴露,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成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然而我国的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与前沿国家仍有一定差距,还存在着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现实问题。金融作为经济的命脉,其目的是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主体的技术进步乃至经济增长,然而在当前我国银行主导的金融结构下,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否得到充分有效的金融支持,尚存在许多争议。并且,金融配置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同样成为了阻滞优化的一大凸出问题。与此同时,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呈显着上升趋势,其大大提高了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使用效率,其能否成为创新驱动新的引擎?其在金融融资配置与创新过程中能扮演怎样的角色?沿着这些问题,本文利用我国2008年—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省级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等宏观指标,通过理论建模和实证检验研究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与复合影响。此外,本文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相关讨论,并考察了所有制及产业技术的异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涉及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在创新投入方面,债权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研发决策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股权融资为更适宜的融资渠道,其可以使得企业倾向于高投入研发决策与持续性高投入研发决策。结合内源融资的促进作用,整体上企业研发投入的融资优序是“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并不敏感,虽然促使企业在当期倾向高投入研发决策,但未表现出持续性。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股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而对债权融资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的作用不显着,并且在企业研发决策和持续性研发决策上同样表现出这种交互效应。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短期债务、长期债务、信贷融资及商业信用融资同样表现出了抑制作用,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并未降低其研发投入水平。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债权融资也未削弱其研发投入水平。在创新产出方面,债权融资会降低企业的创新产出数量,但一定的债权融资可以发挥治理效应,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倒U”型影响。与之不同,股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和质量表现出了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然而对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能够有效增加企业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但对企业创新产出质量存在“U”型的非线性影响。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长期债务不仅没有抑制创新产出数量,而且能够显着促进创新产出质量,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关于创新产出数量,国企较民企具有优势;而关于创新产出质量,民企的表现优于国企。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高技术企业的债权融资对创新产出数量与高质量创新产出数量表现出显着的抑制作用,而低技术企业未表现出显着性。在创新效率方面,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数量效率均具有抑制作用,且股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同样存在负向影响,而债权融资对企业创新质量效率具有“倒U”型影响。因此,除了债权的治理效应,融资在效率层面容易产生“创新惰性”。与之不同,新一代信息技术能够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与创新质量效率。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正向调节融资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缓解其“创新惰性”。此外,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的直接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其中商业信用融资可以提高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长期债务与债券融资可以有效促进创新质量效率,且基金持股融资对创新效率未表现出抑制性影响,而其交互效应具有一致性。在所有制异质性方面,与民企相比,国企的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并没有制约其创新数量效率,但在创新质量效率方面国企却存在债务治理效应弱化问题。在产业技术异质性方面,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未呈现明显差异,并且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促进高技术企业的创新数量效率还存有局限性。本研究有助于拓展学术界对融资结构、信息技术与创新相关问题的理论研究深度,并为我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互联网+”战略驱动创新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和启示,可能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论分析部分,本文基于龚强等（2014）、张一林等（2016）关于融资可得性的数理模型,将新一代信息技术因素纳入统一的逻辑框架,从债权融资与股权融资对创新风险的不同“态度”出发,系统构建了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数理模型。（2）鉴于鲜有文献涉及融资结构对创新产出质量与创新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探究了融资结构对企业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对融资结构进一步细分,从不同债务期限、债务来源或基金持股方面进行了细致讨论,从而丰富了融资与创新的研究。（3）由于既有微观研究多采用电子邮箱、官方网站等单向指标来评价信息技术的水平,难以客观地揭示其完全水平,且宏观信息技术的发展如何影响微观企业创新能力的研究还略显单薄,本文通过重新测算区域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指数,探究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从而拓展了信息技术与创新的研究。（4）考虑到在金融的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等成为了阻滞优化的凸出问题,然而鲜有研究探讨信息技术通过克服主体间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在融资与创新的关系间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本文将融资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有机结合,探究了两者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复合影响。
周潇雅[5]（2020）在《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分析 ——以中石化为例》文中指出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性企业在国民经济与国家安全中具有关键作用,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市场经济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国有企业按照政府机构的要求进行生产活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没有自主权与决策权,同时还欠缺有效的奖励制度,国有企业整体效率较低。随着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快,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改制原则,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说明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简称“混改”）将会变为国企改革的关键所在,我国鼓励越来越多的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到国有企业的改革当中,加快非公有资本控制的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发展步伐。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我国电力、石油以及军工等行业都已经开始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其中最具成效的当属2014年中国石化在详细布局下对销售板块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共引入25名投资者,融资金额达到1070.94亿元。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成果,以2014年中国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研究对象,介绍其混改背景,分析混改动因,本文具体描述了中石化销售公司的混改路径,从方案的提出、项目的启动,到确定合作伙伴、引入民营资本,最后分析其混改的效果。通过对比中石化混改的动因分析,本文认为,中石化此次就销售板块进行的混改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通过引入外部资本,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优化了企业的财务状况,改善了企业的治理结构,并且通过加强市场化运作,非油业务得到较大发展,当然还存在一定的发展空间,对投资者而言,中石化作为石油行业的先驱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民营企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各个行业的有效融合和资源共享,达到合作共赢的效果。另外,通过案例分析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1）混合所有制改革促进国有企业发展,股权结构的多元化、市场化企业的现代化管理制度,可以促进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提高行业的竞争力;（2）混合所有制改革应当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尽可能地挑选符合地域特点、符合企业需求的投资者,志同道合的投资者能够在企业发展战略目标等方面达成高度一致,更有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3）找准混改时机,切勿盲目尝试,古人云“先谋而后动”,“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4）需加强对混改后企业的管理,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持续完善企业绩效激励体系。
张亚强[6]（2020）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主导力量,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效率与成败。规范公司治理是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任务。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一直面临着所有者缺失、一股独大、内部人控制等诸多治理困境,制约了国有企业的发展。在各种对策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为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提供了有效途径,国家对此高度重视。然而,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究竟怎样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目前研究并不充分。基于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与路径。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公司治理和混合所有制的学术成果,回顾了产权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相关的公司治理理论,分析了英美治理模式、德日治理模式、新加坡淡马锡模式等可借鉴的公司治理模式。紧接着,针对目前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探索研究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与路径,提出了目标、总体路径和核心机制,并针对问题细化了具体措施。随后,以华通公司为例,介绍其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和优化公司治理措施,并对其治理效果和经营业绩进行评价,为本文的研究予以佐证。通过运用文献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对比分析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多种研究方法,得出如下研究结论:国有企业产生公司治理问题的原因在于国有股权过于集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相互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没处理好,党组织、员工等企业内部的利益相关者难以发挥作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护和实现全体股东、党组织、管理者、员工、债权人、政府等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与路径主要是通过多元化股权结构、协同治理模式和“大监督”体系这三大核心机制,优化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
刘行[7]（2020）在《央企民企交叉持股路径及成效分析 ——基于东方航空与吉祥航空改革案例》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混和所有制改革的推进,改革进入纵深推进阶段,央企民企不断对改革模式进行创新性摸索,力图在参与的改革过程中获得最佳收益。而混合所有制改革核心在于股权改革。从国资绝对控股,到国资相对控股,再到国资民资均衡控股,改革经历了数次波动,不同的股权混改模式,存在不同的固有限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特征,探索最佳改革路线。在此背景下,民航企业也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的混改路线。为了迎合改革趋势,大型国有企业东方航空与优质民营企业吉祥航空开启了股权改革新篇章,实现了央企民企交叉持股,为民航业后续改革开辟了一条新渠道。本文试图对上述案例进行深入分析,并基于该案例提出以下研究问题:东方航空吉祥航空选择交叉持股改革的动因是什么?交叉持股通过何种路径实现,整体方案有哪些创新之处?交叉持股对双方产生哪些影响?并通过分析总结,归纳出央企民企交叉持股的内在机理。本文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法对东航吉航改革背景进行梳理,深入剖析双方选择交叉持股的内外动因,再以创新性为切入点对东航吉航交叉持股路径进行分析,最后通过对公开资料和数据的整合分析,探究东航吉航交叉持股对企业经营管理,资源配置层面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东航吉航选择交叉持股的外在动因是基于行业的特殊性质受到政府政策及市场环境的双重影响。内在动因是基于企业自身股权+业务深入布局的需要。此外,本文研究发现东航吉航交叉持股模式存在三大创新点,其中股权加业务双融合的持股方式充分考虑到国有资本增值保值及民营企业股东利益保障诉求,实现了央企民企的深度捆绑,改革思路对于其他民航企业改革具有参考价值。最后通过对央企民企交叉持股改革效果进行分析,发现央企民企交叉持股有利于央企民企实现资源共享,战略协同,优化双方治理结构,同时交叉持股协同作用也反向促进了企业交叉持股的选择及方案的制定。本文创新点在于: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针对东航吉航交叉持股的动因从多个层面进行研究,确认了东航吉航交叉持股是基于合理动机做出的最佳选择。其次,文章对东航吉航交叉持股案例进行了深入梳理,理清了东航吉航交叉持股路径的创新特征。最后,依据交叉持股动因与路径的选择,本文从央企民企两个维度对东航吉航交叉持股效果做出评价,全面深入地展示了东航吉航交叉持股这一创新改革方案,揭示了央企民企交叉持股内在机理,为民航改革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林明灯[8]（2020）在《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着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着的空间相关性?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李洋[9]（2019）在《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对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旨在破除全球化时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国有体制发展前景的质疑。“公有制必然不如私有制”的论调是站不住脚的。把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视为中国经济的枷锁是很危险的,也是不公正的。本文通过对我国国有经济发展历史的回顾,以及与全世界范围内其他经济体国有企业成功案例的对比分析,寻找出我国坚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做强做大国有企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国有企业不仅存在于具有社会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连私有化至上的美国也并非没有国有企业。学界常有观点认为西方国有经济的比例比中国低很多,但是以新加坡为例的不少完全市场经济体也拥有着很高的国有经济比例。这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可以说涉及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但为何也能够实现经济成功呢?这些都是简单支持私有化的理论无法解释的问题。所以说,草率的把所有的经济问题归咎于国有体制是不负责任的。回顾历史,那些不立足本国国情就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试图通过激进的私有化实现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国家、菲律宾等经济体陷入长久的“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例证。而这些国家也基本失去了实现工业化的机会。反观同时期有着更高国有企业比例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如韩国等）却完成了脱贫和赶超。国有企业存在的很多问题是与所有制无直接关系的。很多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在私有企业,尤其是在股权分散的大型私有企业里一个都不会少。如此可见,简单的改变企业的所有制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并没有帮助。从西方成功的国有企业经验中可以看到,如果能够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按照市场规则有效治理国有企业,所有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很好的管控和规避,完全不会比私有企业做的差。从对法国国有经济的分析中我们看到,在承认国有企业贡献和地位的同时,法国政府不推行激进私有化,而是通过积极改革保持企业竞争力,使其成为国家核心技术的掌握者。德国的国有企业也在战后恢复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而且在经历了几轮私有化后,近年来德国在电力等行业开始出现重新国有化的呼声。而北欧国家的国有企业则是支撑其高福利经济的重要部分,且在创新能力上走在世界前列。亚洲的新加坡和韩国则更加是利用国有企业实现经济腾飞,完成工业化的典型案例。甚至在完全信奉私有化的美国也有着数量可观的国有企业,除了在公共事业部门外,也不乏涉足军工、金融、地产等行业。这些都说明了国有企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改革虽不是新问题,但目前大部分研究都只停留在企业微观治理的层面,并没有从全球化内外联动的视角,以及历史发展规律的角度直面指出坚定做大做强国有经济的理论基础和信心来源。只有跳出西方经济学范式的框架,从例证分析的角度才能更好找到我国国有企业发展的方向。本文在绪论中阐述了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动态及论文研究方法、基本框架与创新点;第一章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进行了回顾,客观总结了国有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历史贡献。同时回顾了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诞生及推广的原因和过程,阐明了这一趋势对我国经济在逐渐融入全球体系后的影响。为了解释这一影响,本文在第一章第二节阐述了工业化与现代化的关系。第二章首先总结和分析了质疑国有企业运行效率的一些理论,包括“委托-代理”“搭便车”“预算软约束”等问题,揭示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与否与企业的产权归属公有或私有并无关联。随后,本文对推行私有化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陷阱”进行了梳理。最后,本章指出了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和私有化改革在本质上的不同之处。在第三章,本文通过对法国、德国、北欧国家、美国等经济体的国有企业发展历史的分析和对比,总结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值得借鉴的地方。第四章则主要分析了与中国更为接近的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的国有经济成分和私有化改革的尝试,试图找到可供我国采用的改革路径。本文的第五章、第六章和第七章就当前全球化形势下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可能的应对举措进行了研究和分析。第八章则是对全文的总结,以及对未来国有企业发展的展望。
刘文杰[10]（2019）在《新媒体技术与科技类小型民企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基于三家民企的案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互联网进入“下半场”,互联网的核心转变为产业互联网和服务互联,即通过互联网打通产业链,实现产业升级和服务升级。有数据显示,中小微企业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支撑,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依托。而中国小型民企面临外部融资困难、创新人才匮乏的双重困境。有研究表明,中国小型民企的资源获取大量依赖“社会关系”。而互联网广泛的连接性,为个体之间的联结、沟通提供了新的技术方式,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也超越了血缘、业缘等的局限,因共同的目标、身份认同、兴趣联结等集结在一起,并通过新媒体技术实现集体行动,为小型民企关系网络的建构提供了新的途径。由新媒体技术开启的更具新型化、互动性的接触方式和交流方式,必然导致小型民营企业关系网络新的构成和建构机制。本文在新媒体技术发展为背景,对新媒体技术与小型民企关系网络建构的作用机制展开研究,旨在了解新媒体发展过程中哪些技术特征影响了科技类小型民企的新媒体技术使用?基于新媒体技术的小型民企关系网络（本文定义为创新共同体）具有哪些特征?其建构机制是怎样的?本文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理论,新媒体技术作为重点考察对象,聚焦企业主为核心的“创新”关系网络并定义为创新共同体,采用多案例研究设计,分别探究互联网发展的三个时期（PC时代,1994-2004;移动社交时代,2004-2016;智能媒体时代,2016至今）的新媒体技术发展、科技类小型民企基于新媒体技术的交流与实务（新媒体使用与行动者网络建构）和基于新媒体技术应用及活动、实务而形成社会安排或社会组织形式（创新共同体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互动逻辑和社会结果。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1）PC时代新媒体技术对于传统的人际沟通模式以及组织沟通模式影响较小。科技类小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私人机制和政府机制发生作用进而形成“单中心”辐射式创新共同体。这一时期创新共同体以企业主为中心,以企业主个人关系网络为基础依托;网络成员比较单一,情感因素致使关系固化;原生与衍生关系交织向外围辐射。（2）移动社交时代新媒体技术的参与性、协作性和分布式实践显着提升,实现了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日常生活网络化,改变了公司内部、公司与外部组织间的沟通形式,互动更具双向性和动态性,企业组织形态更加扁平化。科技类小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市场机制和媒介机制发生作用,企业关系网络向“多级”渗透式创新共同体演化。这一时期创新共同体由若干的利益网络和工具网络构成,呈现“多级”状态;资源通过交错的社会网络关系分支在网络个体间相互渗透;相对固定的网络位置,基于利益和工具的理性互信、互动、互惠程度高。（3）智能媒体时代数据驱动的新媒体实现了人与万物的连接,内容生产、分发渠道与用户体验等媒介要素发生颠覆性变化,企业内外部的组织结构更加扁平、小型,且组织结构流动性更强,跨部门的渗透更强。科技类小型民营企业主要通过联盟机制和媒介机制发生作用,形成“立体”嵌入式创新共同体。这一时期共同体日趋小型和多元化;企业通过新媒体技术建构与融合强弱双重关系,实现绩效的最大化;在关系网络的形成与维护中,信任与身份认同等的嵌入作用愈发深刻与显着。（4）科技类小型民营企业创新共同体的建构是由器物（技术）、个体惯习共同作用的社会结果:新媒体技术的快速演进和互联网设备的革新让社会信息和情感的流动异常频繁,同时由于个体（关键行动者）能量的差异导致的媒介使用能力参差不齐,进而影响组织新媒体技术的采用以及沟通形态。（5）作为行动者的新媒体技术一方面凭借其带宽、移动性等技术特征实现作为互惠工具,同时积极参与信任、身份认同等价值理性的再造,成为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积极力量,以达成小型民企创新共同体成员彼此的利益互惠与情感共享,呈现出从遵循技术逻辑过渡到关注人的主体性的整体发展线索。本文采用了结合科技（新媒体科技）与社会发展的整合研究路径,聚焦科技类小型民企的创新过程,用创新共同体定义小型民企利用新媒体技术建构的创新关系网络,探讨新媒体技术、企业主的新媒体技术使用和创新共同体建构的互动,一方面拓展了行动者网络理论应用的空间,为小型民企关系网络建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解释性框架,同时为中国民企的现代化发展和政策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二、民企:经营者群体持股（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民企:经营者群体持股（论文提纲范文）
（1）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分析 |
| (一)国企混改的理论逻辑 |
| (二)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 |
| (三)基于股东资源观的国企混改 |
| 二、国企混改实践:中国联通的典型案例 |
| (一)混改方案及实施 |
| (二)董事会改组及民营资本产权代表的“超额席位” |
| (三)国有资本、大股东联盟及民营资本的制约性 |
| 三、案例分析与讨论 |
| (一)战略投资者的选择及其对股东资源的利用 |
| 1. 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 |
| 2. 大股东联盟下的股东资源利用模式 |
| (二)中国联通混改后的经济后果 |
| 1. 促进了中国联通的战略调整、业务创新及产业转型 |
| 2. 加强了股东资源的快速整合与综合利用 |
| 3. 建立良好的协同治理模式及激励机制，规范了公司运营与管理 |
| 4. 取得了良好的财务业绩 |
| 四、混改要素的逻辑归纳 |
| (一)混改主体 |
| 1. 国企集团层面 |
| 2. 国企集团下属公司层面 |
| (二)参与主体 |
| 1. 国企参与混改 |
| 2. 民企参与混改 |
| 3. 高管及员工参与混改 |
| (三)混改方式 |
| (四)中国资本市场中的国企与民企的关系 |
| 1. 国企与民企的界限:清晰吗? |
| 2. 国企与民企的治理:治理资源的互补性 |
| 3. 国企混改:一个让国有及民营资本均受益并壮大中国经济的过程 |
| 五、混改本质再认识:“混”的是股东资源(物质基础)，“改”的是公司治理(上层建筑) |
| (一)和谁混———混改参与者的要求及认定 |
| 1. 战略投资者 |
| 2. 投资基金 |
| 3. 混改参与者标准的一般性讨论 |
| (二)如何混———五种模式及其比较 |
| (三)如何改———混改后大股东联盟的良序治理 |
| 1. 良序治理对外部股东的重要性 |
| 2. 良序治理的建立 |
| (四)动态优化股东资源，完善股东进入和退出机制 |
（2）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关于民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 |
| 1.2.2 关于国资收购民企的动机的研究 |
| 1.2.3 关于国资参与民企公司治理的研究 |
| 1.2.4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框架 |
| 2 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理论概述 |
| 2.1 国资收购民企的动机 |
| 2.1.1 增强国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 |
| 2.1.2 优化国有资源的配置 |
| 2.1.3 扶持民企的发展 |
| 2.1.4 缓解国资的政策性负担 |
| 2.2 民企引入国资的动机 |
| 2.2.1 获取政府隐形担保从而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 |
| 2.2.2 进入壁垒性行业 |
| 2.2.3 获得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 |
| 2.2.4 获得产权保护 |
| 2.3 国资参与民企董事会治理的模式 |
| 2.3.1 委派非执行董事并与管理层协议签订业绩承诺 |
| 2.3.2 同时委派执行董事和非执行董事 |
| 2.3.3 委派执行董事直接参与企业管理 |
| 2.3.4 不委派董事但与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 |
| 2.4 国资参与民企董事会治理的理论基础 |
| 2.4.1 产权理论 |
| 2.4.2 资源依赖理论 |
| 2.4.3 委托代理理论 |
| 2.4.4 契约理论 |
| 3 国资长沙水业收购民企惠博普的案情介绍 |
| 3.1 民企惠博普的概况 |
| 3.1.1 惠博普公司简介及股权结构 |
| 3.1.2 惠博普的经营情况 |
| 3.2 国资长沙水业的概况 |
| 3.2.1 长沙水业公司简介 |
| 3.2.2 长沙水业经营情况 |
| 3.3 民企惠博普引入国资的动因 |
| 3.3.1 引入国资能够获得融资便利 |
| 3.3.2 获取政府补助与税收优惠 |
| 3.3.3 借助国有企业的资源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 |
| 3.3.4 引入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 |
| 3.3.5 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资本结构 |
| 3.4 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的动因 |
| 3.4.1 惠博普产业布局符合湖南省产业发展规划 |
| 3.4.2 惠博普的行业发展潜力大 |
| 3.4.3 惠博普的环保业务与长沙水业的战略目标协同 |
| 3.4.4 强化国资对水资源的控制力 |
| 3.5 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的过程 |
| 3.5.1 惠博普停牌筹划引入国资长沙水业 |
| 3.5.2 惠博普与长沙水业签订股份转让协议 |
| 3.5.3 惠博普将控制权转移给长沙水业 |
| 3.5.4 改选惠博普董事会与监事会 |
| 4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的选择及效果分析 |
| 4.1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的模式 |
| 4.1.1 委派董事的形式:委派董事长与非执行董事 |
| 4.1.2 委派董事的数量:占关联董事的多数席位 |
| 4.1.3 改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 |
| 4.1.4 董事会对高管的监督机制:与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 |
| 4.2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选择的原因分析 |
| 4.2.1 委派非执行董事不在公司领取报酬保持董事监督的独立性 |
| 4.2.2 委派关联董事数量达到了控制董事会的目的 |
| 4.2.3 留任原公司管理层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给民营企业家 |
| 4.2.4 签订业绩承诺协议对原公司管理层实施有效的激励和约束 |
| 4.3 长沙水业参与惠博普董事会治理模式的效果分析 |
| 4.3.1 长沙水业控制了惠博普董事会多数席位 |
| 4.3.2 强化了董事会对经理层的监督 |
| 4.3.3 董事会成员给惠博普带来了政策性资源 |
| 4.3.4 将经营权交给原管理层调动了惠博普原管理层的积极性 |
| 4.3.5 通过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保障了混改后的业绩增长 |
| 4.3.6 促进了公司股东财富效应的增加 |
| 5 案例的研究结论及其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惠博普引入国资的主要原因是为了获得国资资源 |
| 5.1.2 国资收购惠博普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实现战略发展目标 |
| 5.1.3 国资委派非执行董事并控制惠博普董事会提高了董事会治理效应 |
| 5.1.4 与惠博普原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促进了公司绩效的提高 |
| 5.2 案例启示 |
| 5.2.1 政府应鼓励国有资本参股民营企业实现不同性质股权的融合 |
| 5.2.2 选择恰当的治理模式是混改取得成效的关键 |
| 5.2.3 与原管理层签订业绩承诺协议有助于混改企业完善监督、约束机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论文框架 |
| 1.3 研究创新与不足 |
| 1.3.1 研究创新 |
| 1.3.2 研究不足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相关文献综述 |
| 2.1.1 持股金融机构的概念 |
| 2.1.2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的动因分析 |
| 2.1.3 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影响的分析 |
| 2.2 企业融资约束相关文献综述 |
| 2.2.1 融资约束相关理论 |
| 2.2.2 融资约束的经济后果 |
| 2.2.3 融资约束的成因分析 |
| 2.2.4 融资约束的影响因素分析 |
| 2.3 文献评述 |
| 3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的现状分析 |
| 3.1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 |
| 3.2 企业持股金融机构的现状 |
| 3.2.1 持股金融机构的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分类 |
| 3.2.2 非上市金融机构类型分类 |
| 3.2.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
| 4 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
| 4.1 融资约束的衡量 |
| 4.1.1 普通财务指标衡量方法 |
| 4.1.2 敏感性系数衡量方法 |
| 4.1.3 多元判别分析法 |
| 4.2 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
| 4.3 持有金融机构股份比例不同 |
| 4.4 不同性质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分析 |
| 5 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 |
| 5.1 模型构建与变量选取 |
| 5.2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描述性统计 |
| 5.4 回归结果分析 |
| 5.4.1 变量相关性分析 |
| 5.4.2 hausman检验 |
| 5.4.3 基本回归分析 |
| 5.4.4 持股比例不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4.5 不同性质的企业持股金融机构对其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4.6 持股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
| 5.5 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路径分析 |
| 5.6 稳健性检验 |
| 5.6.1 考虑内生性问题 |
| 5.6.2 重新度量融资约束 |
| 5.6.3 替换回归模型 |
| 6 结论和启示 |
| 6.1 研究结论 |
| 6.2 政策建议 |
| 6.2.1 企业层面 |
| 6.2.2 政府层面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方法及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2.3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1.3 研究内容和框架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框架 |
| 1.4 创新之处 |
| 第2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融资结构理论 |
| 2.1.2 创新理论 |
| 2.1.3 信息不对称理论 |
| 2.1.4 信息经济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创新的影响因素 |
| 2.2.2 融资结构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2.3 信息技术对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 |
| 2.3 研究述评 |
| 第3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的理论分析 |
| 3.1 研究模型设定 |
| 3.1.1 融资时序 |
| 3.1.2 研发风险 |
| 3.1.3 信用风险 |
| 3.2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可得性关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分析 |
| 3.2.1 债权融资 |
| 3.2.2 股权融资 |
| 3.2.3 企业同时进行股权与债权融资的讨论 |
| 3.2.4 融资结构与企业创新能力的进一步分析 |
| 3.3 纳入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分析 |
| 3.3.1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能力 |
| 3.3.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于融资与企业创新中的作用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新一代信息技术、融资结构、创新能力的测度与特征分析 |
| 4.1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测算与特征分析 |
| 4.1.1 信息技术相关测算的介绍 |
| 4.1.2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方法 |
| 4.1.3 新一代信息技术水平的测算结果及特征分析 |
| 4.2 融资结构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2.1 融资结构的度量 |
| 4.2.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2.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融资特征分析 |
| 4.3 创新能力的度量与特征分析 |
| 4.3.1 创新能力的度量 |
| 4.3.2 宏观视角下中国的科技创新的特征分析 |
| 4.3.3 微观视角下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特征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投入决策的实证检验 |
| 5.1 研究假说 |
| 5.2 实证研究设计 |
| 5.2.1 数据来源 |
| 5.2.2 模型设定 |
| 5.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5.3 实证结果分析 |
| 5.3.1 直接影响检验 |
| 5.3.2 复合影响检验 |
| 5.3.3 内生性处理 |
| 5.3.4 稳健性检验 |
| 5.3.5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5.3.6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5.3.7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实证检验 |
| 6.1 研究假说 |
| 6.2 实证研究设计 |
| 6.2.1 数据来源 |
| 6.2.2 模型设定 |
| 6.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关于创新出数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2 关于创新出质量的直接影响检验 |
| 6.3.3 复合影响检验 |
| 6.3.4 内生性处理 |
| 6.3.5 稳健性检验 |
| 6.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6.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6.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企业创新效率的实证检验 |
| 7.1 研究假说 |
| 7.2 实证研究设计 |
| 7.2.1 数据来源 |
| 7.2.2 模型设定 |
| 7.2.3 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3.1 关于创新数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2 关于创新质量效率的直接影响检验 |
| 7.3.3 复合影响检验 |
| 7.3.4 内生性处理 |
| 7.3.5 稳健性检验 |
| 7.3.6 融资结构细分下的再检验 |
| 7.3.7 所有制异质性检验 |
| 7.3.8 产业技术异质性检验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8.1 主要结论 |
| 8.1.1 创新投入方面 |
| 8.1.2 创新产出方面 |
| 8.1.3 创新效率方面 |
| 8.2 启示建议 |
| 8.2.1 国家层面的政策建议 |
| 8.2.2 企业层面的经营建议 |
| 8.3 研究不足及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作者简介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分析 ——以中石化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沿革 |
| 1.2.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动机研究 |
| 1.2.3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研究 |
| 1.2.4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效果研究 |
| 1.2.5 文献评述 |
|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框架 |
| 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理论概述及制度背景 |
| 2.1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定义 |
| 2.1.1 混合所有制 |
| 2.1.2 混合所有制改革 |
| 2.2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变迁及现状 |
| 2.2.1 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历程 |
| 2.2.2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现状 |
| 2.3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动因 |
| 2.3.1 混改有利于多种资本共赢 |
| 2.3.2 混改有助于市场公平 |
| 2.3.3 混改可完善公司治理机制 |
| 2.4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 |
| 2.4.1 改制上市,丰富股权结构 |
| 2.4.2 引进战略投资者,参与国企经营 |
| 2.4.3 开展员工持股,调动员工积极性 |
| 2.5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效果评价方法 |
| 2.5.1 量化性指标分析 |
| 2.5.2 主观评价性分析 |
| 2.6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基本理论 |
| 2.6.1 委托-代理理论 |
| 2.6.2 产权理论 |
| 2.6.3 利益相关理论 |
| 2.6.4 公司治理理论 |
| 3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 |
| 3.1 中石化公司简介 |
| 3.1.1 中石化的业务范围 |
| 3.1.2 中石化的核心竞争力 |
| 3.1.3 中石化的财务状况 |
| 3.2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动因 |
| 3.2.1 积极应对风险,率先响应国家号召 |
| 3.2.2 优化资本结构,突破非油业务瓶颈 |
| 3.2.3 完善市场化运作,提升企业活力 |
| 3.2.4 寻求合作伙伴,技术资金双支持 |
| 3.3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方案 |
| 3.3.1 启动公司内部业务重组 |
| 3.3.2 聘请销售业务重组财务顾问 |
| 3.3.3 完成审计评估,制定引资方案 |
| 3.3.4 引入民营资本,发展战略合作伙伴 |
| 3.3.5 引入资源优势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
| 3.3.6 建立职业经理人队伍 |
| 4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分析及效果评价 |
| 4.1 中石化公司混改路径分析 |
| 4.2 中石化公司混改效果评价 |
| 4.2.1 中石化公司角度 |
| 4.2.2 引资入股企业角度 |
| 5 结论与启示 |
| 5.1 研究结论 |
| 5.1.1 混改促进国企发展 |
| 5.1.2 混改需引入多元化投资主体 |
| 5.2 中石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案例启示 |
| 5.2.1 找准改革时机及路径,切忌盲目尝试 |
| 5.2.2 加强监管,保障国有资产不流失 |
| 5.2.3 优化治理结构,释放国企新活力 |
| 5.2.4 完善考核体系,促进员工积极性 |
| 5.3 建议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公司治理研究现状 |
| 1.2.2 混合所有制研究现状 |
| 1.2.3 文献述评 |
|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相关概念和理论 |
| 2.1 国有企业的定义 |
| 2.2 混合所有制概述 |
| 2.2.1 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概念 |
| 2.2.2 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来源 |
| 2.2.3 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方式 |
| 2.3 公司治理相关理论 |
| 2.3.1 产权理论 |
| 2.3.2 委托代理理论 |
| 2.3.3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4 公司治理模式借鉴 |
| 2.4.1 英美治理模式 |
| 2.4.2 德日治理模式 |
| 2.4.3 新加坡淡马锡模式 |
| 2.4.4 三种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 |
| 2.5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 |
| 3.1 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形式主义 |
| 3.2 外部董事和监事会的监督缺位 |
| 3.3 党委会和董事会的冲突和混同 |
| 3.4 经理层的行政化 |
| 3.5 员工参与治理不足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机制与路径 |
| 4.1 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目标 |
| 4.2 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总体路径 |
| 4.3 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核心机制 |
| 4.3.1 多元化股权结构 |
| 4.3.2 协同治理模式 |
| 4.3.3 “大监督”体系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国有企业优化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具体举措 |
| 5.1 优化股权结构 |
| 5.2 强化董事会治理 |
| 5.3 完善监事会建设 |
| 5.4 发挥党组织作用 |
| 5.5 经理层去行政化 |
| 5.6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华通公司治理案例分析 |
| 6.1 华通公司背景介绍 |
| 6.1.1 华通公司基本情况 |
| 6.1.2 华通公司组织架构 |
| 6.2 华通公司混合所有制改革历程 |
| 6.2.1 成立混合所有制企业 |
| 6.2.2 进行股改上市 |
| 6.2.3 实施员工持股 |
| 6.3 华通公司的治理措施与成效 |
| 6.3.1 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
| 6.3.2 党组织作用发挥方面 |
| 6.3.3 职能部门设置方面 |
| 6.3.4 规章制度建设方面 |
| 6.3.5 华通公司的治理成效 |
| 6.4 华通公司治理满意度问卷调查 |
| 6.4.1 调查目的 |
| 6.4.2 调查方法 |
| 6.4.3 问卷设计 |
| 6.4.4 问卷的发放与回收 |
| 6.4.5 调查结果 |
| 6.5 华通公司的经营业绩与评价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结论与不足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华通公司治理满意度调查问卷 |
（7）央企民企交叉持股路径及成效分析 ——基于东方航空与吉祥航空改革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
| 1.2 研究意义与本文创新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框架 |
| 1.4 本文结构安排 |
| 2 文献回顾 |
| 2.1 交叉持股的概念界定 |
| 2.2 关于交叉持股动机研究 |
| 2.3 关于交叉持股效果研究 |
| 2.4 文献评述 |
| 3 理论分析 |
| 3.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3.2 内部人控制理论 |
| 3.3 协同效应理论 |
| 4 案例概况与研究方法 |
| 4.1 案例研究方法 |
| 4.2 案例概况 |
| 4.2.1 东方航空概况 |
| 4.2.2 吉祥航空概况 |
| 5 东航吉航交叉持股案例分析 |
| 5.1 交叉持股动因分析 |
| 5.1.1 宏观环境影响 |
| 5.1.2 行业竞争格局 |
| 5.1.3 企业发展需求 |
| 5.2 交叉持股路径选择 |
| 5.2.1 择定战略合作伙伴 |
| 5.2.2 A+H股同步发行 |
| 5.2.3 定向增发,现金交易 |
| 5.3 交叉持股改革效果 |
| 5.3.1 交叉持股管理协同效应 |
| 5.3.2 交叉持股业务协同效应 |
| 5.3.3 交叉持股资本协同效应 |
| 5.3.4 交叉持股资源协同效应 |
| 6 交叉持股案例讨论 |
| 6.1 交叉持股路径的创新效果 |
| 6.2 交叉持股方案的潜在弊端 |
| 7 案例总结 |
| 7.1 案例研究结论 |
| 7.2 案例研究启示 |
| 7.3 本文研究不足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研究内容与研究框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可能创新点与难点 |
| 第二章 理论述评与文献综述 |
| 2.1 传统OFDI理论 |
| 2.1.1 垄断优势理论 |
| 2.1.2 内部化理论 |
| 2.1.3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
| 2.1.4 比较优势投资论 |
| 2.1.5 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
| 2.2 发展中国家OFDI理论 |
| 2.2.1 小规模技术理论 |
| 2.2.2 技术地方理论 |
| 2.2.3 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 |
| 2.2.4 投资发展周期理论 |
| 2.3 OFDI理论的新发展 |
| 2.3.1 战略管理理论—产业观、资源观、制度观 |
| 2.3.2 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 |
| 2.3.3 新新贸易理论 |
| 2.4 关于中国OFDI的研究 |
| 2.5 中国OFDI的竞争优势与来源——制度视角提出 |
| 2.5.1 传统理论对中国OFDI行为的适用性分析 |
| 2.5.2 制度因素的提出 |
| 2.6 制度视角下的OFDI研究 |
| 2.6.1 东道国视角 |
| 2.6.2 制度距离视角 |
| 2.6.3 母国制度视角 |
| 2.7 理论述评 |
| 第三章 中国OFDI制度变迁与发展现状 |
| 3.1 制度视角下中国OFDI发展历程 |
| 3.2 当前中国OFDI突出问题 |
| 3.2.1 境内主体结构失衡 |
| 3.2.2 投资产业结构失衡 |
| 3.2.3 投资区域结构失衡 |
| 3.3 制度视角下原因分析 |
| 3.3.1 非国有资本在境外投资重点领域的“母国制度优势”有待提升 |
| 3.3.2 金融税收制度改革滞后与外企超国民待遇造成大量的返程投资 |
| 3.3.3 区域市场化改革进程差异造成各地投资主体结构分布差异显着 |
| 第四章 母国制度影响企业OFDI理论模型构建 |
| 4.1 理论基础 |
| 4.1.1 母国制度的定义与构成 |
| 4.1.2 母国制度三个维度的框架构建 |
| 4.1.3 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竞争优势来源:母国制度安排 |
| 4.2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理论模型构建 |
| 4.2.1 前提假设 |
| 4.2.2 函数设定 |
| 4.2.3 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的经济学分析 |
| 4.3 本章小节 |
| 第五章 制度环境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5.1 研究假设 |
| 5.1.1 产权制度 |
| 5.1.2 经济制度 |
| 5.1.3 创新制度 |
| 5.2 研究设计 |
| 5.2.1 样本与数据来源 |
| 5.2.2 计量模型构建 |
| 5.2.3 变量说明 |
| 5.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5.3.1 制度环境对中企OFDI行为的直接影响 |
| 5.3.2 制度环境对东部企业OFDI行为的调节效应 |
| 5.4 异质性检验 |
| 5.4.1 所有制差异 |
| 5.4.2 要素密集度差异 |
| 5.4.3 产业差异 |
| 5.4.4 行业集中度 |
| 5.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5.6 本章小节 |
| 第六章 政府治理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6.1 研究假设 |
| 6.1.1 财政资源配置效率 |
| 6.1.2 市场主体激活效率 |
| 6.1.3 行政权利运行效率 |
| 6.2 研究设计 |
| 6.3 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
| 6.3.1 政府治理对中企OFDI决策的直接影响 |
| 6.3.2 政府治理对东部企业OFDI决策的调节效应 |
| 6.4 异质性检验 |
| 6.4.1 所有制异质性 |
| 6.4.2 要素密集异质性 |
| 6.4.3 产业异质性 |
| 6.4.4 行业集中度异质性 |
| 6.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6.6 母国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异质性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6.7 本章小节 |
| 第七章 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研究 |
| 7.1 研究背景与理论假设 |
| 7.1.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7.1.2 国际投资协定——双边投资协定(BIT)与自由贸易协定(FTA) |
| 7.1.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7.2 研究设计 |
| 7.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
| 7.2.2 回归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7.2.3 描述性统计 |
| 7.3 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
| 7.3.1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直接影响 |
| 7.3.2 涉外(投资)制度对中企OFDI的调节效应 |
| 7.4 异质性检验 |
| 7.4.1 以自然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2 以战略资源寻求为动机 |
| 7.4.3 以廉价劳动力寻求为动机 |
| 7.4.4 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机 |
| 7.5 稳健性与内生性 |
| 7.6 制度环境、政府治理、涉外(投资)制度与企业OFDI关系综合研究 |
| 7.7 本章小节 |
| 第八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
| 8.1 完善母国制度环境 |
| 8.1.1 契约制度 |
| 8.1.2 物权制度 |
| 8.1.3 税收制度 |
| 8.1.4 信贷制度 |
| 8.1.5 知识产权制度 |
| 8.1.6 技术交易市场 |
| 8.2 提升政府治理水平 |
| 8.2.1 政府支出 |
| 8.2.2 供给效率 |
| 8.2.3 政府干预 |
| 8.2.4 政府补贴 |
| 8.2.5 行政审批 |
| 8.2.6 政府腐败 |
| 8.3 构建涉外(投资)制度体系 |
| 8.3.1 避免双重征税制度 |
| 8.3.2 国际投资协定 |
| 8.3.3 境外经贸合作区 |
| 8.4 管理启示 |
| 8.4.1 对政府的启示 |
| 8.4.2 对企业的启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一、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
| 二、主持及参与项目 |
| 致谢 |
（9）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理论及研究动态 |
| 一、经济全球化相关理论综述 |
| 二、“华盛顿共识”的含义及影响 |
| 三、国有企业私有化的相关理论综述 |
| 四、发达国家（地区）国有企业改革相关理论及案例综述 |
| 第三节 研究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方法 |
| 二、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国有企业改革历史回顾及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回顾 |
| 一、改革开放后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分析 |
| 二、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贡献 |
| 第二节 全球化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一、新自由主义推广下的经济全球化 |
| 二、全球化对不同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 |
| 三、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倾向及其影响 |
| 第二章 国有企业改革的认识误区 |
| 第一节 “国企病”不专属于国有企业 |
| 一、委托-代理问题 |
| 二、搭便车问题 |
| 三、软预算约束问题 |
| 第二节 国有企业私有化的“陷阱” |
| 一、陷阱一:行业的选择 |
| 二、陷阱二:企业的定价 |
| 三、陷阱三:合适的收购者 |
| 四、陷阱四:腐败的问题 |
| 第三节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不等同于私有化 |
| 一、“混合所有制”概念的提出 |
|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实践 |
| 第四节 发展国有企业不代表“民营经济离场” |
| 一、发展民营经济的现实依据 |
| 二、发展民营经济的理论依据 |
| 三、发展民营经济的历史依据 |
| 第三章 欧美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法国:社会主义文化土壤下走出的全球性国有企业 |
| 一、法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法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法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二节 德国国有企业:经济国家主义的有效实践 |
| 一、工业化中功不可没的德国国有企业 |
| 二、德国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三、德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三节 芬兰国有企业:推进国有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楷模 |
| 一、“红色政权”下的芬兰国有企业 |
| 二、芬兰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和改革 |
| 三、芬兰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意义 |
| 第四节 美国国有企业:美国“无国企”的真相 |
| 一、美国国有企业的分类及特点 |
| 二、美国对国有企业的管理 |
| 三、美国经验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借鉴和思考 |
| 第四章 亚洲国有企业的发展历史与借鉴意义 |
| 第一节 韩国:经济起飞依靠集权政府下的国有企业 |
| 一、韩国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韩国的国有企业治理与改革 |
| 三、集权政府下的经济起飞 |
| 四、韩国国有企业私有化改革的反思 |
| 第二节 新加坡:国有企业治理的成功案例 |
| 一、新加坡国有企业的发展历程 |
| 二、新加坡的国有企业治理模式 |
| 三、淡马锡模式的成功和借鉴意义 |
| 第五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及评估 |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 |
| 一、《指导意见》的改革思路 |
| 二、经济全球化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不足 |
| 一、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型问题 |
| 二、实行有效监督的问题 |
| 三、选人用人的问题 |
| 四、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难点 |
| 五、党的领导与现代企业治理有机统一 |
| 第六章 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
| 第一节 “前全球化”时代的国有企业改革 |
| 一、“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
| 二、“前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历史实践 |
| 第二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面临的挑战 |
| 一、全球化带来新挑战的原因 |
| 二、全球化给我国国有企业带来的新挑战 |
| 第三节 全球化时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机遇 |
| 一、政策机遇 |
| 二、改革叠加期机遇 |
| 三、“逆全球化”倒逼机遇 |
| 第七章 全球化背景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第一节 国有企业适应全球化趋势改革的基本路径 |
| 一、党的领导 |
| 二、法人治理结构 |
| 三、混合所有制改革 |
| 四、国有企业走出去 |
| 五、国有企业道路自信 |
|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主要改革对策 |
| 一、应对政府经济管理功能相对弱化的改革对策 |
| 二、应对生产要素不对等流动的改革对策 |
| 第八章 总结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新媒体技术与科技类小型民企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基于三家民企的案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的主要创新点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与背景 |
| 1.1.1 研究缘起 |
| 1.1.2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目的 |
| 1.3 研究的创新点 |
| 1.4 本文的主要结构 |
| 2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关系网络的相关研究视角 |
| 2.1.1 经济学视角 |
| 2.1.2 社会学视角 |
| 2.1.3 传播学视角 |
| 2.2 企业关系网络形成的动力机制 |
| 2.2.1 资源依赖理论 |
| 2.2.2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2.3 社会嵌入理论 |
| 2.2.4 行动者网络理论 |
| 2.3 企业关系网络的协调机制 |
| 2.3.1 市场机制 |
| 2.3.2 政府机制 |
| 2.3.3 联盟机制 |
| 2.3.4 私人关系机制 |
| 2.3.5 媒介机制 |
| 2.4 企业关系网络的测度与绩效 |
| 2.4.1 结构维度与绩效 |
| 2.4.2 关系维度与绩效 |
| 2.5 已有研究的评述 |
| 2.5.1 新媒体时代小型民企建构关系网络的实践 |
| 2.5.2 已有研究的局限性 |
| 3 研究设计 |
| 3.1 研究视角的选择 |
| 3.1.1 以新媒体技术与行动者网络建构为分析路径 |
| 3.1.2 聚焦科技类小型民营企业主为核心的“创新”关系网络 |
| 3.1.3 以“创新共同体”定义本文的研究对象 |
| 3.2 研究框架 |
| 3.3 技术路线 |
| 3.4 研究方法 |
| 3.4.1 案例选择 |
| 3.4.2 数据采集与分析 |
| 3.4.3 本研究设计的信效度分析和研究伦理说明 |
| 4 PC时代破土——单中心辐射式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4.1 固定化:PC时代的新媒体技术 |
| 4.2 PC时代的行动者网络建构 |
| 4.2.1 前期准备 |
| 4.2.2 企业关系网络的建构 |
| 4.3 破土:PC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用 |
| 4.4 单中心辐射式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4.4.1 沟通机制:平面式 |
| 4.4.2 网络结构特征:层级化 |
| 4.4.3 私人关系与政府调控下的网络生产 |
| 4.4.4 单中心辐射式创新共同体 |
| 5 移动社交时代重组——多级渗透式的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5.1 移动化:移动社交时代的新媒体技术 |
| 5.2 移动社交时代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
| 5.2.1 前期准备 |
| 5.2.2 企业关系网络的建构 |
| 5.3 重组:移动社交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用 |
| 5.4 多级渗透式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5.4.1 沟通机制:交叉式 |
| 5.4.2 网络结构特征:扁平化 |
| 5.4.3 市场机制和媒介链接下的网络拓展 |
| 5.4.4 多级渗透式创新共同体 |
| 6 智能媒体时代进化——立体嵌入式的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6.1 智能化:智能媒体时代的新媒体技术 |
| 6.2 智能媒体时代行动者网络的建构 |
| 6.2.1 前期准备 |
| 6.2.2 企业关系网络的建构 |
| 6.3 进化:智能媒体时代的新媒体技术使用 |
| 6.4 立体嵌入式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
| 6.4.1 沟通机制:链接式 |
| 6.4.2 组织结构:小型化与流动性 |
| 6.4.3 联盟组合与数据驱动下的网络优化 |
| 6.4.4 立体嵌入式创新共同体 |
| 7 结论与讨论:创新共同体——技术与个体惯习的同构 |
| 7.1 新的可能性:作为互惠工具的新媒体技术 |
| 7.1.1 作为关键行动者的新媒体技术 |
| 7.1.2 信息交流的平台 |
| 7.1.3 印象管理的手段 |
| 7.1.4 网络转译的渠道 |
| 7.2 个体惯习:新媒体技术的使用 |
| 7.3 创新共同体的历史变迁 |
| 7.3.1 结构变迁:小型、多元、流动性与复杂结构 |
| 7.3.2 关系变迁:信任与身份认同 |
| 7.4 从技术逻辑到人的主体性 |
| 7.5 本研究的局限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企业关系网络特征调查问卷 |
| 附录2 新媒体技术与科技类小型民企创新共同体的建构访谈提纲 |
| 附录3 访谈对象目录 |
| 攻博期间发表的与学位论文相关的科研成果目录 |
| 后记 |
四、民企:经营者群体持股（论文参考文献）
- [1]股东资源理论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基于中国联通的案例[J]. 王斌.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05)
- [2]国资收购民企及参与董事会治理的效果研究 ——以长沙水业收购惠博普为例[D]. 龚卉元.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1)
- [3]持股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约束影响的实证研究[D]. 陈文艺. 江西财经大学, 2021(10)
- [4]融资结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研究[D]. 杨帆. 西北大学, 2021(12)
- [5]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及效果分析 ——以中石化为例[D]. 周潇雅.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4)
- [6]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机制与路径研究[D]. 张亚强. 电子科技大学, 2020(04)
- [7]央企民企交叉持股路径及成效分析 ——基于东方航空与吉祥航空改革案例[D]. 刘行. 北京交通大学, 2020(04)
- [8]母国制度对企业OFDI影响研究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D]. 林明灯. 苏州大学, 2020(06)
- [9]全球化背景下国有企业改革研究[D]. 李洋.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4)
- [10]新媒体技术与科技类小型民企创新共同体的建构 ——基于三家民企的案例研究[D]. 刘文杰. 武汉大学, 2019(01)
标签：混改论文; 国企论文; 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论文; 联通混改论文; 混合所有制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