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除了工资还欠农民工什么（论文文献综述）
杨正雄[1]（2020）在《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文中提出长期以来,关于最低工资的研究都是基于小时最低工资理论展开的。然而,中国劳动力市场主要执行月最低工资标准。在中国制度背景下,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机制及其劳动力市场效应可能存在其独特的规律。基于此,在对最低工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结合微观个体数据和微观经济计量方法,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系统地考察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首先,本文通过建立月最低工资理论分析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月工资、小时工资、工作时间、就业的影响,并基于珠三角数据对部分推论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在不考虑加班工资规定时,月最低工资提升对月工资、小时工资和工作时间均存在正向影响。其对就业的影响则取决于厂商的垄断力。具体而言,当厂商垄断力较低时,最低工资提升会减少就业;当厂商垄断力较高时,最低工资提升会增加就业。另一方面,加班工资规定的引入对月最低工资的劳动力市场效应存在重要影响。理论分析表明,高加班工资溢价下最低工资提升将导致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然而,由于现实劳动力市场中加班工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实证结果显示月最低工资提升最终加剧了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在就业方面,实行加班工资制度对月最低工资的就业弹性存在正向影响。因此,政府在最低工资标准的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月最低工资带来的约束转变,增加对工作时间以及加班工资规定实施情况等因素的综合考量。其次,本文从工资结构的视角探讨了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机制,结合珠三角、长三角调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最低工资对不同工资结构职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最低工资的影响并非局限在低工资群体,也会通过加班工资对工资较高职业的农民工产生影响。具体的,最低工资不仅对工资水平较低的服务业人员工资存在显着正向影响,也通过加班工资对工资水平较高的生产工人工资产生了显着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有关最低工资影响群体及溢出效应的认识。分析中国最低工资的工资效应时应强调对工资结构的考察。再次,从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普遍从事非正规就业的特征出发,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为了保证结论的稳健性,本章提出交叉实验设计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用以解决采用自然实验方法评估中国最低工资政策效应时,由于各省份最低工资频繁调整导致无法进行安慰剂检验的关键问题。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着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着的积极影响;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均产生了显着正向影响,并且对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影响更大。本文的发现否定了两部门模型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适用性,并支持最低工资存在灯塔效应这一推断。进一步,本文将研究视角由静态扩展至动态,应用动态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动态影响。在中国各省份最低工资频繁调整的背景下,本文通过构建省内对照组的研究设计保证了安慰剂检验的可行性和研究结论的可信性。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工资效应存在显着的动态特征,最低工资在短期内能够显着地促进农民工工资增长,但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作用将随时间的推移逐渐衰减,导致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长期作用效果不显着。通过对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技能农民工群体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水平越低,最低工资对其工资增长的促进效果越明显,且工资增长的持续期越长。通过对不同省份最低工资的分析发现,最低工资调整幅度越大,其对农民工工资增长的促进效果越明显,且工资增长的持续期越长。因此,政府部门应充分考虑最低工资作用效果的动态特征,保证最低工资的调整频率,助推农民工工资的持续增长。最后,本文将研究由最低工资的平均处理效应扩展至分位数处理效应,结合基于再中心化影响函数的无条件分位数方法与自然实验方法,构建无条件分位数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最低工资提升对农民工工资分布的影响。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提升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随着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提升,最低工资提升的工资溢出效应逐渐减弱;最低工资提升幅度越大,工资溢出效应越明显,工资溢出效应波及范围越广。在低技能农民工群体中,最低工资提升存在显着的工资溢出效应。但是,在高技能农民工群体中,最低工资提升并不存在普遍的溢出效应,说明最低工资提升并未导致明显的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的替代。因此,政府部门适当地提高最低工资,不仅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水平的显着提升,而且有助于缩小农民工内部的工资不平等。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更为清晰地理解中国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作用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最低工资制度,并对保障农民工权益、调整收入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设计和评价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王文鹃[2]（2020）在《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农民工开始在城市中活跃发展,逐渐代替了老一代农民工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新的重要力量,因此作为现代产业的主力军,他们散布于社会的各行各业。相比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文化程度更高,法律意识更强,政治认识更深,职业选择更多,更加注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着与老一代农民工截然不同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有着一套自己的行为方式和行事准则。在当前开放的社会大环境下,新生代农民工大都对生活抱有极大的热情,可以为了更好的生活目标而努力奋斗,但是当他们的合理需求无法被满足时会更容易受到影响,有可能会做出为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甚至是危害国家的行为,所以这一群体的政治认同情况就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对于这样庞大而又重要的特殊群体,党和政府必须时刻关注他们的动向和需求。因而以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思想和行为,研究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状就具有重要意义。对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状研究主要是以调查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并且问卷和访谈的内容也紧紧围绕着新生代农民工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联系最为密切的方面,所以在进行调查和访谈的过程中,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考察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状。第一,制度方面,主要是考察和分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生活联系紧密的户籍制度、选举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利益方面,主要是考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需求和满足程度;第三,权威方面,主要是考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党政权威、中央政府权威和地方政府权威的服从和信任程度;第四,价值方面,主要是从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三个层面来考察和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程度和践行程度。结合问卷和访谈的结果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制度认同感有待提高;利益认同维度不均衡,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意识不高;权威认同层次性差距明显,党和中央政府认同度高于地方政府;价值认同趋向情感认同,行为认同受利益导向。要探查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这一现状产生的原因,就需要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调查和访谈的结果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思想和行为。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产生这一现状的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制度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受到制度制约;在利益方面,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利益意识低,忽视文化利益需求;在权威方面,地方政府的权威性不足,新生代农民工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不高;在价值方面,新生代农民工价值内部认同发生冲突,情感认同与行为认同不一致,价值观践行层面相互冲突。基于此,考虑到新生代农民工的实际需求,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为出发点:首先,制度完善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保障,国家需要继续改革户籍制度,优化选举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使这些制度可以更好地为新生代农民工服务,保障其政治权利;其次,利益实现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动力,这既要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经济利益,提高其政治利益,鼓励新生代农民工政治参与,也要重视其文化利益;再次,权威服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基础,这要求党和政府共同努力,加强党和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加强农民工对地方政府的信任;最后,价值认可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关键,从思想上引导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选择和行为方式,这需要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
刘婉昆[3]（2020）在《企业新型学徒制视角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基于H省Z企业20名产业工人的口述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企业新型学徒制是以企业为主导的一种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的新渠道,它以企业内的培养为主,能够避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生产脱节等实际问题,而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开展时间较短,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为当前的实施提供借鉴。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过程也是这些未来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过程,因此通过探究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制度变迁,能够为当前正在全面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提供一定的启示。在此背景下,选取Z企业作为个案企业,以历史制度主义划分Z企业发展阶段,将其分为从建厂成立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国企改制以及国企改制之后三个阶段;以劳动过程理论搭建企业微观管理要素框架,管理要素包括关于人的管理要素和关于事（物）的管理要素,共两大类七小点。采取口述史的方法对在不同时期进入Z企业工作的20名产业工人进行访谈,了解在不同历史阶段企业管理要素呈现的不同特点。总结这些管理要素对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影响,在建厂成立到改革开放阶段,工厂内部的师徒传承、特定的产品需求和良好的企业氛围促进工人群体技能的同步成长;在改革开放到国企改制阶段,丰富的培训项目、新的生产任务和生产方式促进工人技术的快速成长;国企改制之后的阶段,过低的用人标准、难以起到激励作用薪酬制度、不良的企业风气导致工人的技术滞后于生产。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管理要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断变化的,且对技能形成的影响不断改变,而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企业态度和选择方式的影响。基于产业工人技能形成过程制度要素对技能形成的影响,并结合企业新型学徒制实际的开展情况,为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开展提出了以下建议:首先要重视校企合作关系,发挥企业的主导作用,主导校企合作、主导人才培养、同步更新技术要素;其次要借助实际的生产环境,促进学徒的技能提升,利用生产过程开展教学活动、恢复企业内部师徒传承、培养学徒的技术意识;最后要更新维护管理要素,用制度保障人才培养,调整生产组织方式、合理设置薪酬结构、促进员工关系的和谐。通过这些方式,更好地促进企业新型学徒制的发展。
刘澹远[4]（2020）在《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文中指出消除贫困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难题。自2013年10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扶贫开发提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议事日程。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直接效果。提升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新时代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和落脚点。因此,立足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开展扶贫开发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研究,乃是扶贫开发实践中提出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为指导,以习近平反贫困理论为直接理论依据,试图运用定性研究方法,通过对贵州省D镇的个案研究,揭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社会扶贫与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为政府有关部门调整未来的扶贫开发政策提供决策咨询依据。扶贫开发是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行动主体运用一定的扶贫资源、采取一系列扶贫手段,以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生存状况与生存环境、激发农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为目的的正向社会变迁。由于扶贫开发的行动主体具有多元性特征,因此,本研究根据扶贫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将扶贫开发划分为政府扶贫、市场扶贫和社会扶贫三种基本样态。获得是指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的占有状况。获得感是指社会成员因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而获得一定的社会资源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开发活动而使自身经济地位、福利地位与社会地位发生变化后所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感受。据此,本研究将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划分为经济获得感、福利获得感与社会获得感三种基本样态。经济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就业机会和资产收益导致经济收入（包括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福利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政府福利（如低保救助、医疗救助等）导致基本生活条件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社会获得感是指农村贫困人口因参与扶贫活动而获得社会地位提升导致总体生存环境改善后所产生的积极心理感受。扶贫资源配置是扶贫开发的关键一环。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用于扶贫开发活动的各种资源（主要指资金等）的分配过程。它可以分为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和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两种类型。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公共财政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是指对来源于经济组织（各类企业）、社会组织、公民个体的扶贫资金的分配过程,它包括配置渠道与配置方式两个方面。扶贫资源配置不仅影响着扶贫开发的效果,而且也影响着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研究发现:第一,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具体表现为:政府扶贫强劲、市场扶贫式微、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较强、经济获得感缺乏、社会获得感微弱。第二,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是外生机制与内生机制的统一体。外生机制是:获得—满足—获得感机制;内生机制是:公平—认可—获得感机制。从获得感的生成机制来看,必须坚持改善农村贫困人口的实际获得和提高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公平性认知双管齐下,双管共同发力,才能有效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第三,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较大。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表现为外生机制和内生机制的双重影响。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行政—权力机制。第四,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式微。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资本—效率机制。第五,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微弱。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是网络—认同机制。第六,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的失衡导致了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而扶贫资源配置的非均衡化又导致了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不平衡。只有确保行政—权力机制、资本—效率机制和网络—认同机制三种机制平衡发挥作用,才能实现扶贫资源均衡配置,才能实现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在具体表现形式上的平衡。要提升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2020年后中国扶贫开发就必须做到:一是要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二是要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三是要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四是要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田玲玲[5]（2019）在《信贷影响农村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CFPS2014家庭微观数据》文中提出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家庭微观数据,使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信贷对农村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影响,识别了正规和非正规信贷渠道对农户务工决策的异质影响。使用不同信贷指标,并根据地区差异,细分东部、中部和西部样本,对信贷与农户决策的关系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使用社区平均正规信贷水平和社区平均非正规信贷水平作为信贷的工具变量,缓解了反向因果导致的变量内生性问题。此外,本文还通过分析信贷与创业,以及技能培训的关系,识别了信贷影响农户务工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正规信贷支持并不会促进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反而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本地生产、就业,并使之有效的转化为本地的生产能力。这说明无法获得正规信贷是导致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原因之一,农户在获得信贷后更加愿意留在本地就近就地就业。而非正规信贷的支持固化了农村劳动力留在城市的动机,这可能是因为非正规信贷在家庭决策中主要发挥着隐性担保或救急的作用,而非救穷。（2）正规信贷对不同年龄阶段样本务工决策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正规信贷对3140岁农户选择外出务工的负向影响最为显着;对1630岁样本的影响次之;对4165岁样本的影响不太显着。缓解年轻农户的信贷约束,有助于改善其本地就业和生产能力,体现对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3）受教育水平对农户外出务工也体现出显着负向影响,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更倾向于是穷则思变的被动选择,而非禀赋能力提升后的用脚投票,本地就业、创业依然是具有一定自我发展能力农户的首要选择。（4）正规信贷支持对年轻农户的技能培训有显着正向影响,正规信贷能通过提高本地劳动要素的自我发展能力,增强其本地就业竞争能力,正向影响农村劳动力本地就业决策。此外,正规信贷还能通过改善农户生产经营性投资的要素投入能力,将正规信贷转化为本地生产能力。改善正规信贷可得性,尤其是加大对年轻农户的信贷支持,有助于形成本地生产能力,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有力保障。
高莉莎[6]（2018）在《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以来自云南红河州H县L乡的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志的研究方法,线下田野与线上田野相结合,从日常生活切入,打破既往底层研究中的“被动”基调,转向主体-实践视角关注行动者本身,考察他们如何在结构化、宰制性的空间中进行主体性的日常生活实践?生产了哪些空间?使用了什么样的策略?在智能手机这种具身化媒介嵌入日常生活后,手机的使用如何创造性地打造或改变日常生活世界?如何进行意义创造和空间生产?日常生活就是参与空间的社会生产,塑造不断演变的空间性并被其塑造。日常生活空间是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既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媒介,也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农民工输出地云南H县L乡的村落空间,打工输入地昆明的城市空间,以及手机构成的线上空间共同构成了他们的日常生活空间。经过几年线下与线上田野考察,发现他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被自上而下的制度性、结构性压力,宰制力挤压得索然无味,而是通过各种生活策略,在给定的空间进行临场发挥式的即席创作与书写。在村寨,为了契合城乡流动的打工生活模式,农民工们通过对传统礼俗空间的重构,以及“拼贴”亚文化空间的生产,生成了新的意义与传统。在城市,他们具有建构全新的生活方式及生产支撑这种生活方式的社会空间的能力:城市不起眼的角落,演变为他们交流、休闲、娱乐才能展示的舞台以化解工作的“无聊”,这种“碎片空间”既是他们活动的场所亦是嵌入城市生活的具体生活情境;利用广场、公园等公共空间以节庆和仪式性的“身体展演”完成一种打破日常生活秩序的“狂欢空间”建构。手机具身化嵌入日常生活后,他们成为手机大胆实践者,网络空间的主体性书写者和创新者,建构了以民族文化符号为标识的网络族群空间,对村落传统祭祀仪式进行解构与重塑,建构了跨越边界的舆论空间,也界定了“我群”与“他群”的无形边界。手机建构的网络空间同时作用于城市-乡村两个实体空间及空间里面的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得以不断互动和重组。这一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是一种“临场发挥”性质的行动,是在具体的社会场景中,与情境因素的复杂多样相契合的权宜性的日常生活实践。既非有意识的对宰制力的“抗争”,也非一味的规避,而是在控制与自由之间,在给定的舞台空间的即席书写,因而具有临时性、就地性、此在性等特点。
任树正[7]（2018）在《频繁换工：个体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研究》文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为何频繁换工?这是本研究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规模日趋庞大,他们的生活、劳动状况也日益受到关注。在诸多层面上新生代农民工表现出与其父辈迥异的特征,本文关注的是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生产方面的频繁换工行为及其导致的“短工化”状况。已有研究证明了这一趋势,而本文试图在田野中寻找解释。本文以LC市某工业园内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在个体化和劳动过程理论的理论视角下,运用拓展个案法、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方法,考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并导致其进入“短工化”状况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依照个体动因——劳动过程——劳动体制的思路展开和推进。因此,本文研究也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首先,个体化时代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行动的个体动因。在对劳动意义和打工目的的认知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劳动更加注重享受,打工也是基于个体目的,注重闲暇、经历、刺激与意义的追求;他们在个体身份认知上存在困境,试图通过消费等行为摆脱乡土身份并重新建构自己的身份。第二,工场之内生产政体因素与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行为的关系。新生代农民工对经历的多数工作不满,并选择换工;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对资本的控制采取消极抵抗,对资本意识形态生产采取戏谑式消解,资本则以“淘汰”方式来解决控制难题,在上述境况下,劳动—资本间形成了“脱嵌型”雇佣关系。第三,在工场之外影响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行为的因素。新生代农民工在二元结构下处于劳动力市场的底层,主要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并且短期用工模式和灵活雇佣制下就业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增多。除此之外,新生代农民工换工行动常常始于其“城市想象”和社会关系网络。最后,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导致的“短工化”状况,使其个体安全面临负面后果,此状况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劳动生涯也面临困境与风险。通过研究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个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意义和打工行动的认知已经与父辈不同,他们厌恶劳动之“恶”,注重打工生活中的享受并试图寻找刺激和意义;身份认知的困境导致了价值观的失衡,新生代农民工试图并通过消费行为来抗争“乡土”文化并重新建构自我身份;在客观条件限制下上述认知导致他们频繁通过换工来逃避现实,这种行动逻辑构成他们在劳动过程成的“主体性”。二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资本的控制和支配表现出消极抵制,以“戏谑”的方式消解了资本意识形态灌输的目的,同时他们缺乏劳动契约保障和工作外社会关系网络支持,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工场中的“局外人”,劳动—资本之间形成了“脱嵌型”雇佣关系,提高了其辞职意愿和换工频率。三是新生代农民工处于二元社会结构排斥之下,缺乏制度身份和社会保障的庇护;主要进入的次要劳动力市场和非正规就业部门导致了他们工作稳定性的降低:短期用工模式和灵活雇佣制的兴起进一步加剧了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状况;另外,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想象和社会关系网络也对他们的频繁换工行为有影响。论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劳动状况为落脚点,认为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和短工化的劳动模式型塑了其主要依靠个体奋斗的生存模式。
张龙[8]（2018）在《风险传播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文中提出“流动的生活”是新生代农民工从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在空间转换过程中的基本生存状态,“流动”也使这个群体在从传统乡村社会走向城市风险社会过程中面临心理的调适与转换,空间和心理的双重转换使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流动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因其生存方式、职业、价值观念等特征而成为“风险”的易感人群。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生存境遇既包括社会风险问题,也包括生活风险问题及职业风险问题,因此探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必须突破传统的以社会风险研究为主的对策性视角,而应将研究视野投向这个群体本身,关注这个群体在日常生活、职业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风险问题。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受多重因素影响,通过对此问题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的全景式分析,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被忽视,即传播活动与传播行为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推动与影响。基于此,本研究拟以传播学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作为工具,以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问题作为切入口,探讨传播活动与传播行为对于这个群体风险意识的塑造、改变与影响。本研究主要以传播社会学作为研究视角,采取质化研究的方法,通过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焦点小组等社会学研究方法探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中的风险适应问题,通过对受访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动态、流动式、跟踪式的田野调查,观察这个群体从乡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中,在不同生活环境下的风险体验,以及传播活动与传播行为对于他们城市适应的影响。本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从乡村向城市“流动”的不同阶段,他们的风险体验与风险意识随着时空环境的转变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传统乡村社会稳定结构受外部环境冲击而逐渐松动的背景下,乡村世界中的个体及家庭也面临风险的压力,“离土进城”就成为个体及家庭积极应对外部风险的一种方式;在城市风险社会环境中,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风险体验更加丰富,经济融入、制度融入与社会融入中的风险成为他们城市适应的阻碍性因素。文章重点阐述了人际、组织与现代传媒的风险传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风险意识的建构以及风险观念的培育。在人际传播中分析了初级群体关系与次级群体关系中的人际交往与人际传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风险意识的影响;在组织传播中分别分析了政府组织、工作组织与社会组织中的风险传播行为及对新生代农民工风险观念的培育;在现代传媒的风险传播中,分别分析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化媒体对新生代农民工风险认知的建构,研究发现不同的传播行为对于促进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风险适应具有积极意义。但研究也发现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传播活动由于信息传播错位、个体媒介素养局限及组织风险治理偏移等问题存在传播失衡等问题,最后本文认为在现代城市媒介化社会中,应不断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媒介素养及建立城市多元风险传播系统使面向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传播达到平衡。
陈然[9]（2017）在《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文中研究指明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是乡村急剧变迁的过程,变迁的主要表现就是传统村落向城市化社区的转型,由此而出现的具有城乡中间形态的“转型社区”,成为学界和政策决策领域关注的对象。从研究进路来看,以往的实证研究主要聚焦于“城中村”和大都市郊区这两类形态的转型社区,而对于县域城郊地区的转型社区研究不足。事实上,2013年国家对“土地增减挂钩”试点的全面放开,使得县域城镇地区成为大城市获取建设用地指标的“蓄水池”,围绕县域城郊地区出现了大量基于土地流转和人口集中而形成的转型社区。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以江苏宿迁市的石集镇为典型个案,研究其实施“三集中”过程中的宏观社会经济变迁、微观日常生活变迁和动力机制。研究主要采用布洛维的“个案拓展法”,在立足资料收集、描述和解释的基础上,分析县域城郊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和变迁过程,进而思考己有相关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并尝试性分析转型社区未来的可能走向。本研究力图在三个方面有所拓展:一是研究的空间范围上,本文深受传统村落研究影响,积极获取营养,同时也跳出了单个村落的空间范围,而是以一个完整的建制镇的89平方公里为空间范围,涉及到几十个自然村。但是,本文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石集镇作为一个完整乡镇的整体变迁恰好给本文提供了研究“场域”。二是时间范围上,本文充分吸收前人经验,综合采用了史志、口述史和生活史等资料来获取对研究个案历史的整体把握,进而将石集镇放到一个历时态的过程加以考察。三是研究方法上,不仅借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还综合采用了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的相关研究方法。但是,本研究并不旨在写一篇叙事性的民族志或学术杂文,而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关照下,尝试建构转型社区的现代化变迁理论框架。本文研究认为现代性构成了转型社区生成的根本动力,以工业化、非农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从人口流动、经济结构、职业身份和空间扩展等方面解构和重塑着转型社区。此外,土地、资本和财政“三位一体”的行政逻辑,以及农民理性下的文化自觉,也共同在转型社区的生成、演变中发挥着作用。基于转型社区的动力机制的认知,本文研究主要探讨三个核心问题:（1）从“社会—空间”理论视角出发,分析转型社区的空间生产和意义重构。空间规划的叙事逻辑和规则,使得转型社区具有一定的“嵌入性”,这就决定了在空间形态的转变中必然伴随着“张力呈现”;（2）分析转型社区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经济形态的变迁,包括小农经济的终结、商品经济的萌发和市场经济的延展;（3）强调人的回归,分析在空间、经济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居民是如何适应和重构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调整生存策略,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化如何,以及他们社会认同的迷失和重构。基于以上认识,本文的结论是:区域的差异性和多梯度城镇化发展的特点,决定了乡村不同的命运,或成为转型社区,或走向“空心化”甚至是终结。就转型社区而言,其发展模式也是多类型的,石集镇作为其中一种类型的个案,其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变迁和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转型社区能否顺利转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市民化社区,不仅取决于制度性的生产,更为关键的是如何发挥现代性的自反性力量,激发居民的“文化自觉”意识,通过对居民的赋权来重构日常生活秩序和身份认同。如果说城市化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主要潮流,那么转型社区的未来应该是农业社会的终结和迎接“城市社会”的来临。
李李[10]（2013）在《法度》文中研究表明留美女博士李安静到基层法院挂职副院长,分管"民事审判第一法庭"庭长董振兴。对董振兴的办案,她从轻视到佩服乃至最终产生好感,说明中国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并非靠理想和知识可以解决。小说以法官的生活透视中国的现实社会,真实生动,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生活内涵,颇具新意也值得深思。宝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庭长董振兴留给副院长李安静的第一印象非常不好。李安静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下派干部,到东津市宝山区法院挂
二、除了工资还欠农民工什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除了工资还欠农民工什么（论文提纲范文）
（1）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最低工资理论研究综述 |
| 1.1 竞争性模型 |
| 1.2 垄断模型 |
| 1.3 搜寻模型 |
| 第2章 最低工资经验研究综述 |
| 2.1 最低工资经验研究方法 |
| 2.2 最低工资对工资的影响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月最低工资理论 |
| 3.1 中国的最低工资制度 |
| 3.2 理论框架 |
| 3.3 经验证据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最低工资、工资结构与农民工工资 |
| 4.1 理论分析 |
| 4.2 数据描述 |
| 4.3 模型设定 |
| 4.4 回归结果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最低工资、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 |
| 5.1 理论分析 |
| 5.2 最低工资对不同就业类型农民工工资影响的统计描述 |
| 5.3 模型设定 |
| 5.4 回归结果分析 |
| 5.5 稳健性检验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动态影响 |
| 6.1 最低工资与农民工工资增长的统计描述 |
| 6.2 模型设定 |
| 6.3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分布的影响 |
| 7.1 最低工资与农民工工资分布的统计描述 |
| 7.2 模型设定 |
| 7.3 回归结果分析 |
| 7.4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2）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选题背景 |
| 2.研究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1.国外研究现状 |
| 2.国内研究现状 |
| 3.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创新之处 |
| 1.研究思路 |
| 2.研究方法 |
| 3.论文创新之处 |
| 一、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一)相关概念界定 |
| 1.农民工 |
| 2.新生代农民工 |
| (二)理论基础 |
| 1.政治认同的起源和发展 |
| 2.我国政治认同的内涵 |
| (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考察维度 |
| 1.制度认同 |
| 2.利益认同 |
| 3.权威认同 |
| 4.价值认同 |
| 二、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现状 |
| (一)制度认同有待提高 |
| 1.落户条件不符合 |
| 2.难以在外地行使选举权 |
| 3.对社会保障制度的了解程度低 |
| (二)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意识不高 |
| 1.本外地待遇有差距 |
| 2.政治利益意识低 |
| 3.忽略文化利益 |
| (三)党和中央政府认同度高于地方政府 |
| 1.对执政党认同良好 |
| 2.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 |
| (四)价值认同受利益导向 |
| 1.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了解程度 |
| 2.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情况 |
| 3.实际践行多以利益为导向 |
| 三、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 |
| (一)权利的制度性约束 |
| 1.户籍制度对农民工城市落户的阻碍 |
| 2.选举权使用的限制 |
| 3.社会保障制度的有效保障力不足 |
| (二)各方面利益受损 |
| 1.经济利益受损 |
| 2.政治利益受损 |
| 3.文化利益受损 |
| (三)地方政府权威性不足 |
| 1.地方政府政策执行不到位 |
| 2.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低 |
| (四)价值内部认同冲突 |
| 1.情感认同和行为认同冲突 |
| 2.价值观践行层面相互冲突 |
| 四、提升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对策 |
| (一)制度完善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保障 |
| 1.改革户籍制度 |
| 2.优化选举制度 |
| 3.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
| (二)利益实现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动力 |
| 1.保障经济利益 |
| 2.提高政治利益 |
| 3.重视文化利益 |
| (三)权威服从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基础 |
| 1.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 |
| 2.加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 |
| (四)价值认可是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的关键 |
| 1.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 |
| 2.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 |
| 3.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合力 |
| 4.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企业新型学徒制视角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基于H省Z企业20名产业工人的口述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企业新型学徒制的综述 |
| 1.2.2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综述 |
| 1.2.3 研究文献的总体评述 |
| 1.3 核心概念界定 |
| 1.3.1 企业新型学徒制 |
| 1.3.2 产业工人 |
| 1.3.3 技能形成 |
| 1.4 研究内容与方法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个案呈现:H省Z企业 |
| 第二章 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理论基础 |
| 2.1 历史制度主义 |
| 2.1.1 历史制度主义的形成及特点 |
| 2.1.2 Z企业历史阶段的划分 |
| 2.2 劳动过程理论 |
| 2.2.1 劳动过程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
| 2.2.2 企业微观层面技能形成的制度要素 |
| 第三章 不同历史阶段企业管理制度的特点 |
| 3.1 建厂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单位制度影响,管理要素缺乏 |
| 3.1.1 关于人的管理要素 |
| 3.1.2 关于事(物)的管理要素 |
| 3.2 改革开放至国企改制阶段:集体意识延续,管理要素凸显 |
| 3.2.1 关于人的管理要素 |
| 3.2.2 关于事(物)的管理要素 |
| 3.3 国企改制后阶段:企业发展放缓,管理要素更新 |
| 3.3.1 关于人的管理要素 |
| 3.3.2 关于事(物)的管理要素 |
| 第四章 企业微观管理制度对技能形成的影响 |
| 4.1 建厂成立至改革开放阶段:管理要素促进工人技能同步成长 |
| 4.1.1 师徒传承促进技能快速成长 |
| 4.1.2 产品需求要求特定技能水平 |
| 4.1.3 企业整体氛围促进思想提高 |
| 4.2 改革开放至国企改制阶段:管理要素推动工人技术快速成长 |
| 4.2.1 技能培训拓展工人技术层次 |
| 4.2.2 新生产任务带来技能新提高 |
| 4.2.3 生产方式变化影响技能精进 |
| 4.3 国企改制后阶段:管理要素导致工人技术滞后生产 |
| 4.3.1 用人标准过低工人技能基础薄弱 |
| 4.3.2 薪酬难以激励工人自主提高技能 |
| 4.3.3 企业风气消极影响工人技能成长 |
| 4.4 研究结论 |
| 4.4.1 管理要素存在动态变化 |
| 4.4.2 管理要素对技能形成的影响不同 |
| 4.4.3 企业态度影响技能形成 |
| 第五章 制度变迁促进企业新型学徒制开展的策略 |
| 5.1 重视校企合作关系,发挥企业主导作用 |
| 5.1.1 企业主导校企合作,以企带校开展培养 |
| 5.1.2 企业导师主导培养,联合学校教师教学 |
| 5.1.3 同步更新技术要素,实现技能平稳过渡 |
| 5.2 借助实际生产环境,促进学徒技能提升 |
| 5.2.1 利用实际生产过程,设计开展教学活动 |
| 5.2.2 恢复企业师徒传承,加强日常技术培训 |
| 5.2.3 遵循实际管理制度,培养学徒技术意识 |
| 5.3 更新维护管理要素,制度保障人才培养 |
| 5.3.1 调整生产组织方式,避免承包制负面影响 |
| 5.3.2 合理设置薪酬结构,发挥薪酬激励作用 |
| 5.3.3 明确各级管理职能,促进员工关系和谐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1 :口述人基本情况 |
| 附录2 :口述访谈提纲 |
| 附录3 :口述访谈纪要一 |
| 附录4 :口述访谈纪要二 |
| 附录5 :口述访谈纪要三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 1 作者简历 |
| 2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3 参与的科研项目及获奖情况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4）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文献综述 |
| 1.2.1 国外相关研究 |
| 1.2.2 国内相关研究 |
| 1.2.3 研究意义 |
| 1.2.4 研究思路 |
| 2 研究方法 |
| 2.1 核心概念 |
| 2.1.1 扶贫开发行动主体 |
| 2.1.2 扶贫资源配置 |
| 2.1.3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 |
| 2.2 研究方法 |
| 2.2.1 个案访谈法 |
| 2.2.2 文献研究法 |
| 2.2.3 田野图景 |
| 3 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与新时代中国扶贫开发 |
| 3.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反贫困理论 |
| 3.1.1 马克思的反贫困理论 |
| 3.1.2 列宁的反贫困理论 |
| 3.1.3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的基本观点 |
| 3.1.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反贫困理论对中国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3.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贫困理论 |
| 3.2.1 毛泽东的反贫困理论 |
| 3.2.2 邓小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3 江泽民的反贫困理论 |
| 3.2.4 胡锦涛的反贫困理论 |
| 3.2.5 习近平的反贫困理论 |
| 3.2.6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反贫困理论对新时代扶贫开发的指导价值 |
| 4 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现状分析 |
| 4.1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4.2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4.3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4.4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基本特征 |
| 4.4.1 经济获得感缺乏,市场扶贫式微 |
| 4.4.2 福利获得感较强,政府扶贫强劲 |
| 4.4.3 社会获得感微弱,社会组织扶贫零参与 |
| 4.5 当前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5.1 获得和获得感的关系 |
| 4.5.2 获得感的生成机制 |
| 4.6 本章小结 |
| 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5.1 D镇的政府扶贫 |
| 5.1.1 D镇政府扶贫的历史过程 |
| 5.1.2 精准扶贫阶段政府扶贫对D镇的影响 |
| 5.2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5.2.1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5.2.2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5.2.3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5.2.4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5.2.5 政府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5.3 政府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5.4 本章小结 |
| 6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6.1 D镇的市场扶贫 |
| 6.2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6.2.1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6.2.3 市场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不公平感 |
| 6.3 市场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6.4 本章小结 |
| 7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7.1 D镇的社会扶贫 |
| 7.1.1 社会扶贫概述 |
| 7.1.2 D镇的社会扶贫情况 |
| 7.2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影响分析 |
| 7.2.1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经济获得感 |
| 7.2.2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福利获得感 |
| 7.2.3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社会获得感 |
| 7.2.4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总体获得感 |
| 7.2.5 社会扶贫与农村贫困人口不公平感的产生 |
| 7.3 社会扶贫对农村贫困人口获得感的作用机制 |
| 7.4 本章小结 |
| 8 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1.1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1.2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1.3 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
| 8.2.1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经济获得感的影响 |
| 8.2.2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福利获得感的影响 |
| 8.2.3 社会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获得感的影响 |
| 8.3 本章小结 |
| 9 结论与政策建议 |
| 9.1 基本结论 |
| 9.2 政策建议 |
| 9.2.1 积极倡导以资产为基础的新时代扶贫开发政策 |
| 9.2.2 尽快建立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扶贫资源配置方式 |
| 9.2.3 努力健全农村医疗卫生福利的供给制度 |
| 9.2.4 着力增强2020后农村相对农村贫困人口识别的公正性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农村贫困户与非贫困户获得感访谈问卷 |
| 附录2 村干部访谈问卷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项目及科研成果 |
| 后记 |
（5）信贷影响农村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CFPS2014家庭微观数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内容 |
| 1.5 技术路线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务工决策相关文献 |
| 2.1.1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相关文献 |
| 2.1.2 劳动力回流的相关文献 |
| 2.2 信贷相关文献综述 |
| 2.3 信贷与务工决策关系文献综述 |
| 第3章 信贷影响农户外出务工决策的机理分析 |
| 3.1 正向影响 |
| 3.2 负向影响 |
| 3.3 理论假说 |
| 第4章 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
| 4.1 数据来源 |
| 4.2 变量选择 |
| 4.2.1 被解释变量 |
| 4.2.2 核心解释变量 |
| 4.2.3 控制变量 |
| 4.2.4 统计性描述 |
| 第5章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
| 5.1 计量模型 |
| 5.2 实证策略 |
| 5.3 信贷与务工决策的实证结果 |
| 5.3.1 信贷对外出务工决策的影响 |
| 5.3.2 不同年龄阶段条件下研究信贷对务工决策的影响 |
| 5.3.3 不同区位选择条件下研究信贷对务工决策的影响 |
| 5.3.4 外出务工决策的其他影响因素 |
| 5.4 信贷与务工决策的稳健性检验 |
| 5.5 信贷与务工决策的内生性讨论 |
| 5.6 信贷影响务工决策的进一步研究 |
| 第6章 结论与启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从日常生活开始 |
| 二、农民工研究：概念、研究范式及反思 |
| 三、研究问题 |
| 四、论文结构 |
| 第一章 理论探讨 |
|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与“日常生活实践”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空间：个体再生产的实践空间 |
| 第三节 手机：具身化媒介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 |
| 小结 |
| 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研究过程 |
| 第一节 民族志方法及研究适切性 |
| 第二节 研究过程 |
| 一、入场：尴尬的空间创造性的场所 |
| 二、融入：从“老板娘”到“高老师” |
| 三、田野：从“线下”到“线上” |
| 小结 |
| 第三章 变迁中的村寨日常生活空间 |
| 第一节 走进L乡 |
| 一、自然地理交通及经济发展概况 |
| 二、历史沿革 |
| 三、媒介使用 |
| 第二节 传统礼俗空间重构与新空间生产 |
| 一、奇观式婚礼与“好日子”的建构 |
| 二、“小年轻”的亚文化拼贴空间 |
| 第三节 裹挟于社会转型中的村寨变迁 |
| 一、“空心村”的日常 |
| 二、拉开的贫富差距 |
| 三、“退路”在何方？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市日常生活空间生产 |
| 第一节 碎片空间 |
| 第二节 身体展演与狂欢空间 |
| 小结 |
| 第五章 手机与日常生活空间重构 |
| 第一节 族群空间 |
| 第二节 仪式空间 |
| 第三节 舆论空间 |
| 一、一个真实版的《手机》故事 |
| 二、跨越边界的“游街示众” |
| 第四节 “自我”与“他者”：交往的边界 |
| 第五节 埋葬手机：无奈的手机“实践” |
| 小结 |
| 结论与反思：“生活诗学”抑或戴着“枷锁”舞蹈？ |
| 一、“生活的诗学” |
| 二、戴着“枷锁”舞蹈? |
| 附录一 ：访谈提纲 |
| 附录二 ：主要报告人基本情况 |
| 附录三 ：优酷视频及点击率 |
| 附录四 ：视频使用频率较高的几首伴奏歌曲的歌词 |
| 参考文献 |
| 博士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7）频繁换工：个体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第二节 研究回顾 |
| 一、何谓“新生代农民工” |
| 二、短工化与低就业稳定性 |
| 三、新生代农民工的短工化就业趋势 |
| 四、研究评述 |
| 第三节 研究设计 |
| 一、概念界定 |
| 二、田野调查:选点与概况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理论视角与研究框架 |
| 第一节 个体化相关研究 |
| 一、个体化理论内涵 |
| 二、个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 |
| 第二节 劳动过程理论 |
| 一、劳动过程理论核心命题 |
| 二、主体性的回归和丰富 |
| 三、工场之外的影响 |
| 第三节 个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新“主体性”的形成 |
| 一、个体化进程如何塑造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过程? |
| 二、新生代农民工劳动过程中的“主体性”形成 |
| 第四节 分析框架的建立 |
| 第三章 个体化进程中的新生代农民工与主体性的形成 |
| 第一节 劳动意义与打工目的 |
| 一、劳动的意义 |
| 二、为何打工? |
| 第二节 身份认知与价值观 |
| 一、身份认同危机 |
| 二、价值认知失衡 |
| 第三节 “自我改造”的消费迷思 |
| 一、摆脱“乡土气息” |
| 二、自我改造与身份追求 |
| 小结 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的个体动因 |
| 第四章 工场之内:劳动现场遭遇 |
| 第一节 对工作的不满与频繁换工 |
| 一、“挑三拣四”的年轻人:JY的经历 |
| 二、对工作的不满:“用脚投票 |
| 第二节 控制、意识形态生产的失败与资本回应 |
| 一、“忽悠人”的企业文化 |
| 二、戏谑与资本意识形态的消解 |
| 三、控制的难题 |
| 四、资本的回应:从管理工人到“淘汰工人 |
| 第三节 “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形成 |
| 一、工场中的“局外人 |
| 二、脱嵌型雇佣关系 |
| 三、生产政体的“脱嵌” |
| 第五章 工场之外:劳动体制与雇佣形式 |
| 第一节 二元结构与流动境况下的身份悬置 |
| 一、城乡二元结构与身份的悬置 |
| 二、社会保障缺失 |
| 第二节 新生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境遇 |
| 一、次要劳动力市场 |
| 二、非正规就业形式 |
| 第三节 短期用工模式与灵活雇佣制的兴起 |
| 一、短期用工模式 |
| 二、灵活雇佣制 |
| 第四节 工场外其他换工动因:城市想象与社会关系网络 |
| 一、空间流动与城市想象 |
| 二、投奔与召唤:社会关系网络影响 |
| 第六章 “短工化”趋势的形成及其个体后果 |
| 第一节 短工化趋势的形成 |
| 第二节 频繁换工与短工化的个体后果 |
| 第三节 频繁换工: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化劳动生涯 |
|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
| 结论:新生代农民工频繁换工的原因 |
| 讨论:短工化与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奋斗形式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主要被访者个案资料 |
| 附录二 攻读博士期间主要成果 |
| 致谢 |
（8）风险传播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 |
| 二、概念界定 |
| 三、文献综述 |
| 四、研究框架 |
| 五、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城乡流动: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的风险体验 |
| 一、乡村断裂:乡村生活中的风险 |
| 1、乡村秩序的打破:从稳定到流动 |
| 2、乡村生活的变奏:风险的个体化 |
| 3、乡村家庭的调适:找个出路 |
| 二、城市迁移:城市流动中的风险 |
| 1、经济融入视角下的风险感知 |
| 2、制度融入视角下的风险感知 |
| 3、社会融入视角下的风险感知 |
| 第三章 边缘融入: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存的风险感受 |
| 一、职业风险:职业活动中的焦虑 |
| 1、安全风险:劳动实践中的身体伤害 |
| 2、经济风险:职业活动中的经济损失 |
| 3、法律风险:工作过程中的法律代价 |
| 二、社会风险:不确定的未来 |
| 1、生活保障问题:城市居大不易 |
| 2、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险与社会救助难题 |
| 3、福利保障问题:不平等的权利 |
| 第四章 人际传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意识生成 |
| 一、风险意识生成的话语沟通 |
| 1、情感支持与问题纾解:亲人间的风险话语传播 |
| 2、理性建议与规避策略:乡亲间的风险经验传承 |
| 3、职场心得与化解方法:同事间的风险经历讨论 |
| 二、人际交流:从风险意识生成到风险抗逆 |
| 1、意识生成:人际传播中的观念革新 |
| 2、人际互助:风险抗逆中的资源利用 |
| 3、关系开发:风险应对中的人际维护 |
| 第五章 现代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认知建构 |
| 一、大众传媒:风险认知建构的主渠道 |
| 1、接触与使用:新生代农民工与现代传媒 |
| 2、设置与再现:大众传媒中的风险议题 |
| 3、多元建构:大众传媒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认知 |
| 二、社会化媒体:风险认知建构的补充渠道 |
| 1、融入信息时代:社会化媒体应用 |
| 2、风险认知的负面:社会化媒体中的风险放大效应 |
| 3、风险认知补充:社会化媒体中的微媒介场域形成 |
| 第六章 组织传播与新生代农民工的风险观念培育 |
| 一、组织传播与风险的社会治理 |
| 1、政府组织传播:社会风险的行政管控 |
| 2、工作组织传播:职业风险的组织宣教 |
| 3、社会组织传播:风险的民间疏导机制 |
| 二、组织传播与风险的观念培育 |
| 1、组织风险传播依据:顶层设计与制度安排 |
| 2、组织风险传播方式:会议传播与政策宣讲 |
| 3、组织风险传播应用:口号标语与媒介参与 |
| 第七章 转向与失衡: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中的风险传播 |
| 一、城市适应中的风险传播转向 |
| 1、从生活风险到社会风险:风险传播的内容转向 |
| 2、从信息接受到信息扩散:风险传播的传受主体变化 |
| 3、从原初经验到城市适应:风险传播影响下的风险认知深化 |
| 二、城市适应中的风险传播失衡 |
| 1、信息传播错位:媒介风险传播失衡 |
| 2、风险治理偏移:组织风险传播失衡 |
| 3、媒介素养局限:主体风险认知失衡 |
| 第八章 结语 |
| 1、从失衡到平衡:城市多元风险传播系统建立 |
| 2、从偏移到纠偏:媒介素养培育体系完善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访谈对象说明 |
| 附录二: 访谈提纲 |
| 附录三: 已发表的论文 |
| 致谢 |
（9）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乡村延续还是城镇化社区再造 |
| 一、宏观背景:中国城镇化发展阶段与特征 |
| 二、县域实践:“洼地”中的“泗洪嬗变” |
| 三、问题发现:一次兴趣与机缘的“邂逅”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回顾 |
| 一、理论基础 |
| 1、城镇化与社会转型理论 |
| 2、社会与空间生产理论 |
| 3、社区及日常生活理论 |
| 二、国内相关研究 |
| 1、转型社区及相关概念的澄清 |
| 2、村镇社区整体转型的实证研究 |
| 3、转型社区空间生成的动力机制 |
| 4、转型社区居民心理与文化适应 |
| 5、转型过程中农民的市民化研究 |
| 三、国外相关研究 |
| 1、城乡边缘区和转型区的内涵 |
| 2、城乡转型与变迁的理论及思想 |
| 3、小城镇转型变迁的经验性研究 |
| 第三章 研究对象、方法与过程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1、个案研究法 |
| 2、资料收集方法 |
| 三、研究过程:历时3年11次调研 |
| 1、实地研究过程 |
| 2、研究思路及内容 |
| 四、研究拓展与不足 |
| 第四章 推力与拉力:“转型社区”生成的动力机制 |
| 一、现代化和城市化:社会变迁的结构性力量 |
| 1、工业化:土地和非农劳动力的需求 |
| 2、非农化:人口流动与职业身份的转变 |
| 3、城市化:空间扩展与城乡关系重构 |
| 二、行政主导与资本下乡:土地财政和资本的“合谋” |
| 1、地方政府的实践:“土地流转”与“增减挂钩” |
| 2、社会资本“下乡”:土地经营变现与规模农业 |
| 3、社会新农村建设:人口集中与乡村空间再生产 |
| 三、精英带动和理性选择:乡土变迁下的文化自觉 |
| 1、文化堕距与心理落差:过上城市人的生活 |
| 2、社区精英与群体参照:经济精英的榜样力量 |
| 3、现实与利益的折衷:面对现实的有限理性 |
| 第五章 空间变迁与重构:“转型社区”的规划与生产 |
| 一、区划沿革:行政区划调整下的空间重组 |
| 二、空间与规划:转型社区规划的叙事逻辑与规则 |
| 1、规划逻辑:从权力象征到公共政策 |
| 2、三大实践:“无规划不审批” |
| 3、空间生产:从乡村聚落到转型社区 |
| 三、嵌入与转变:转型社区空间形态的社会学分析 |
| 1、城乡空间的剧变:自然村落的“终结” |
| 2、生活空间离心化:生产与生活的分离 |
| 3、居住环境的流变:规划与惯习的碰撞 |
| 4、邻里关系的重建:首属邻里到半熟人社区 |
| 第六章 经济形态的变迁:小农经济终结与市场经济延展 |
| 一、小农经济的终结:传统农耕经济形态的解体 |
| 1、耕作方式:个体耕种到农业规模经营 |
| 2、商品交换:传统乡村集市到商贸市场 |
| 3、组织形式:家庭联产承包到专业合作社 |
| 二、商品经济的萌发: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发育 |
| 1、区域市场:超越乡村的市场边界延伸 |
| 2、集镇商铺:商业服务活动的多元渗透 |
| 3、连锁超市:没有“人情关系”的商品交易 |
| 4、旅游景区:文化资源的价值“变现” |
| 三、市场经济的延展:日常经济交换行为的常态化 |
| 1、农业的工业化:标准化的农业生产 |
| 2、要素的商品化:被明确定价的资源 |
| 3、交易的虚拟化:村口看货和网上赶集 |
| 第七章 个体生活的际遇:生存策略调整与生活空间张力 |
| 一、生存策略的调整:“庄稼人”到兼业经营者 |
| 1、反哺式农耕:土地情结的延续 |
| 2、候鸟式务工:背井离乡的努力 |
| 3、嵌入式散工:闲暇时间的利用 |
| 4、自赋型创业:开拓创新的彰显 |
| 二、生活水平的流变:城乡过渡阶段的收入与消费 |
| 1、收入来源:非农收入的多元化转向 |
| 2、消费状况:日常性消费的全面渗透 |
| 3、闲暇时间:从时光消磨到自我实现 |
| 三、环境适应与排斥:转型社区生活空间的张力呈现 |
| 1、“占道经营”:公私“沉默共识” |
| 2、“车库他用”:现实利益的考量 |
| 3、“种菜养鸡”:传统惯习的延续 |
| 4、“搭棚办事”:文化习俗的影响 |
| 5、“空地晾晒”:日常生活的便利 |
| 第八章 社会认同的迷失:跨越身份边界的社会性重构 |
| 一、身份认同:城里人和乡下人的错位 |
| 二、制度认同:大政府与小社区的张力 |
| 三、生活认同:未来的生活何处安放? |
| 四、社区认同:共同记忆的解构与重构 |
| 第九章 时空延伸与未来:在城市与田园之间 |
| 一、向死而生: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命运 |
| 二、文化反思:乡村自反性与农民的文化自觉 |
| 三、未来何往:农业社会终结与城市社会来临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调查问卷 |
| 附录2: 访谈提纲（镇政府干部） |
| 附录3: 实地调研影像 |
| 致谢 |
（10）法度（论文提纲范文）
| 一 |
| 二 |
| 三 |
| 四 |
| 五 |
| 六 |
| 七 |
| 八 |
| 九 |
| 十 |
四、除了工资还欠农民工什么（论文参考文献）
- [1]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D]. 杨正雄. 吉林大学, 2020(12)
- [2]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研究[D]. 王文鹃. 曲阜师范大学, 2020(02)
- [3]企业新型学徒制视角下产业工人技能形成的制度变迁及启示 ——基于H省Z企业20名产业工人的口述史研究[D]. 刘婉昆. 浙江工业大学, 2020(05)
- [4]扶贫开发与农村贫困人口的获得感 ——基于D镇的个案研究[D]. 刘澹远. 江西财经大学, 2020(01)
- [5]信贷影响农村劳动力务工决策的实证研究 ——基于CFPS2014家庭微观数据[D]. 田玲玲. 西南民族大学, 2019(03)
- [6]日常生活与手机实践 ——云南某哈尼族彝族农民工群体的民族志研究[D]. 高莉莎. 云南大学, 2018(01)
- [7]频繁换工：个体化时代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现象研究[D]. 任树正.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1)
- [8]风险传播视角下的新生代农民工城市适应研究[D]. 张龙. 南京大学, 2018(08)
- [9]巨变与再造：城镇化进程中转型社区研究 ——以一个县域城郊乡镇为例[D]. 陈然. 南京大学, 2017(05)
- [10]法度[J]. 李李.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 201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