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锡拍卖十八家国有粮店（论文文献综述）
宋悦[1]（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翻译实践报告》文中研究指明自农村体制、制度改革以来,我国农村的经营主体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现代农业不断以组织化的形式发展、进步。目前,我国农业组织化作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其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步暴露出很多问题。《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一书主要以“实现农民实质性的劳动自由”主线,介绍了农业生产组织的变迁以及实现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所做出的政策努力。例如,土地均分承包制度的建立、市场化小农经济的发展、网络化农业经济模式的探索等。本次翻译实践选择《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作为翻译文本,希望有助于日本读者了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的发展现状,为日本读者提供些许参考。《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是农业经济学术类书籍,这类文本最主要的作用是传达信息。因此其译文要求简洁、明确地表达作者的写作意图。基于该文本的特点,选择功能对等理论作为理论指导。本翻译实践报告共分四章,第一章介绍了本次翻译文本相关内容,其中包括文本选取的背景、文本作者、文本特点及文本主要内容。第二章介绍了本次翻译实践报告所选取的翻译理论—功能对等理论相关内容。第三章是功能对等理论指导下的案例分析。案例分析部分,笔者在功能对等理论的指导下,将理论、例句、分析三者相结合,通过加译、减译,合译、分译,变译等翻译技巧,从词义对等、句法对等、语篇对等的角度,探讨翻译实践过程中的所发生的功能对等,为从事相关专业的研究者提供了可供学习的参考译本。第四章总结了本次翻译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以及翻译过程中所存在的不足之处,阐述了通过本次翻译实践所得出的心得及体会。通过翻译实践,译者意识到翻译要忠实原文作者的写作意图,但并非死板、生硬地追求形式上的一致性。译者需要对源语言充分理解、用流畅自然的语言表达出来,才能满足目的语读者的反应。文本原文中专业术语较多、逻辑严密,需要使用逻辑连词、或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说明,以便目的语读者能够较为清楚地理解读者的原文,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本对等。”
王琼[2]（2020）在《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文中研究指明上海开埠通商以来,社会急剧转型,各类社会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社会问题,仅仅依靠政府救济是难以解决的,因此各类慈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另外受外来思潮的影响,近代上海慈善组织的机构、职能、资金来源方式、救助办法都发生了显着变化,并在城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可以说是反映近代上海社会的一面镜子。本文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管窥近代上海社会。闸北慈善团创建于1912年,是当时闸北地区商人领袖钱贵三、沈联芳、王彬彦等人在推行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建立的,凭借他们的个人关系和号召力,闸北慈善团内部形成以地缘、业缘为纽带的“个人网”,该团主任王彬彦以其特殊的贡献和声望成为内部网络核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商人的参与下,闸北慈善团资产的置办以及经费都得到了一定的保障,慈善活动也得以顺利开展,开办了育婴堂、惠儿院、妇女寄养所、医院,另外还进行施粥、施棺代葬、天灾救济、战后救济活动以及其他地方公益事务。闸北慈善团最初是由个人所组成的网络,这种网络一方面扩大了自身的基础和影响,另一方面凭借这种影响将网络拓展到组织之外。闸北慈善团作为民国上海社会大坐标系中的一个慈善组织,在外延上形成以该团为中心的,与人民群众、社会团体以及当时政府所组成的“社会网”。闸北慈善团在发展过程中,伴随“个人网”和“社会网”所牵连的各种资源的不断嵌入,成为该地区最大最综合的慈善组织,从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社会稳定,为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同时体现了近代上海慈善事业的繁荣发展,也透视了近代上海地方社会网络。
吴盛杰[3]（2020）在《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文中提出本文采用“中观”的视角,以1949年以后南京地区城乡商业的变革为中心,尝试考察新中国建立初期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及驱动要素。建政前,商业在南京的经济结构中占比很大,工业占比则较小。新政权建立后,提出了要将“消费的南京转向生产的南京”的总体目标。在这一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新政权逐步对南京城乡商业的结构和形态进行了重构。首先,新政权通过打击投机、稳定金融物价等措施逐步建立了新的经济秩序,与此同时,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南京的消费商业迅速衰落,新政权则乘势展开了对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急剧的变化使得私营商业一度陷入困境,经过政策调整以及广泛的开展城乡物资交流,城乡商业状况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朝鲜战争时期,由于加工订货的增多,私营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然而随着“三反”“五反”运动的开展,这一进程被打断,且相比于私营工业,私营商业在运动中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新政权则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展开对南京城乡商业系统的重构,南京市的经济结构自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后,南京首先根据中央的政策淘汰了私营批发商,其次由于市场大环境的变化,从统购统销的几个行业开始,私营零售商也逐渐接受改造。及至1956年开始的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南京的社会商业走向全面的公有化,但过快改造打乱了商业系统的运行,给城乡经济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不得不再次回到市场机制。本文以南京地区的报刊、档案资料为主,结合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在关注国家政策的制定的同时,也详细考察了南京市新政权对政策的执行情况。通过这个过程,本文展示了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复杂性,特别是在私营商业的改造之外,也注意到了公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地方社会经济变革中的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与过往学术界关于新中国初期政治经济变革研究中的一些观点展开对话,并提出政治考量是驱动地方经济变革的主要因素。全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绪论、正文和结语。其中正文部分共八章。第一章主要论述中共占领南京之后在南京建立新的社会经济秩序的过程,其中重点考察了中共接管大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形成过程以及在南京的执行情况。第二章主要论述新政权对南京社会商业进行的初步改造,其中重点考察了针对南京市社会商业的具体情况,新政权在私营商业改造、城乡物资交流和工商关系的变革上所具体施行的办法。第三章主要论述第一次商业调整政策出台的背景、方案及其在南京推行过程中的实际情况。第四章主要论述朝鲜战争开始后,南京市新政权面对战时状况对社会商业方面的问题所作的处理。第五章主要论述南京的“三反”“五反”运动及其对社会商业变革产生的巨大影响。第六章主要考察南京地区地方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成果与问题。第七章主要论述在进入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后,南京市新政权对私营批发商、私营零售商的改造过程,以及在城乡推行粮食统购统销的过程及其一系列的影响。第八章主要考察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到来后,中央政府、南京市新政权与南京私商、小商小贩之间的三方互动及其结果。
代四同[4]（2018）在《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文中指出莫干山路位于上海市普陀区,全长582米,西侧为昌化路,南侧为澳门路,北侧和东侧为苏州河。苏州河流经此处时,由北向迅速转为西向,形成以莫干山路为中心的两面环水尖角区域.即“叉袋角”。由于工部局越界筑路绕过了“叉袋角”,导致叉袋角的地价相对于苏州河沿岸其他区域更为低廉。在低廉地价的吸引下,以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为代表的孙氏企业在此设立。1908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开始在此修筑莫干山路,此后四十年间不断扩建。莫干山路修建后,“叉袋角”交通更为便利,产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福新面粉二厂、四厂、八厂和申新九厂为代表的荣氏企业开始在此建立,莫干山路工业区最终形成。“八一三”事变后,莫干山路工业区出现畸形繁荣,周志俊在此建立信和纱厂、信义机器厂和信孚纺织印染厂。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纺织厂被实行军管理而停工停产,面粉厂则由于日军的管控而处于低水平盈利的状态。解放战争期间,工业区内的纺织厂经历了恢复——暴利——崩溃的过程,面粉厂则一直处于萧条的状态。上海解放前夕,各厂工人纷纷发起护厂运动,有效地保护了工厂。上海解放后,各厂很快复工生产。在“重工业优先”及工业原料计划管理等政策的作用下,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开始实行公私合营,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60年代莫干山路工业区实行大规模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一些企业被改为重工业企业,一些企业外迁支援内地建设,留下来的企业则通过技术革新和兼并周围小厂的方式继续发展。改革开放后,上海开始实行“退二进三”的战略,苏州河的环境治理也全面展开,莫干山路工业区各厂纷纷转型,退出中心城区,遗留下大量的厂房设备。政府和厂方开始利用这些工业遗产打造文化创意产业园,最为成功的是M50创意园。M50创意园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但再利用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本文通过论述1900年至1937年工业区的形成与扩大、1937年至1949年工业区的艰难生存、1949年以后工业区的演进以及改革开放后工业区的转型四个时期的情况,并在分析M50创意园再利用过程的基础上,结合工业区工业遗产的现状和价值,同时在全球化视角下,结合国内外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对莫干山路工业遗产的再利用进行系统和宏观的思考。莫干山路工业区是研究1949年前后上海工业变迁和空间转移、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典型个案,不仅对上海工业发展的历史变迁过程有所揭示,更对工业遗产的再利用具有启示意义。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工业遗产是解放前民族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上海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对这些工业遗产的再利用,是上海城市建设中资源利用的有效方式,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传承,对研究上海城区更新中的工业布局调整和工业遗产的保护再利用都具有借鉴意义。
蔡正融[5]（2016）在《论新形势下江苏粮食流通政策的创新与发展》文中提出粮稳则天下安。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社会稳定的特殊商品,是重要的战略资源。保障粮食安全,始终是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粮食流通连接生产与消费,涵盖内需外需,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粮食价格稳定,保障粮食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粮食流通政策研究,不断改进、完善、创新粮食流通政策,对增进人民福祉,夯实粮食安全基础有着现实而重要意义。江苏地处东南沿海,是全国经济发达省份,同时也是粮食生产、流通和消费大省。既有苏南等市粮食主销区,又有苏北等市的粮食主产区,粮食供给和流通形势与全国极其类似,是全国缩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早在2001年,江苏作为唯一一个粮食主产省和其他7个粮食主销省市一起率先进行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巨大的成功为全国2004年全面推进粮食改革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近年来,粮食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粮食流通出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粮食价格形成机制不合理、粮食储备管理机制不活、粮食产业发展滞后、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裹足不前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有效解决,势必影响粮食安全形势,进而影响改革发展的大局。江苏立足新形势,在粮食流通政策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和创新,获得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对其他省份乃至国家的粮食流通政策制定和实施,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本文回顾了江苏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历程,以及给我们的启示；介绍江苏粮食流通基本情况,以及而临的困难；阐述当前执行的主要粮食流通政策,取得的积极成效,存在的问题;介绍江苏在粮食流通政策方面的实践和探索,取得成功经验,存在的不足。最后提出对改革粮食政策的意见和建议。主要研究结果有：一是当前江苏粮食流通工作在粮食生产主体结构、对外依存度、“三高叠加”现象（高产量、高收购量、高库存量）、粮食市场机制、农业资源、产后服务能力等方面面临巨大挑战；二是新形势下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粮食储备政策、粮食产业发展政策、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政策四大政策急需改革和完善；三是现行粮食流通政策体系可以从粮食价格支持政策、粮食储备体系、粮食贸易体系、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粮食流通基础设施、粮食法治建设等方面健全地方性粮食管理法规体系,提高江苏省粮食流通发展水平。解决好新形势下粮食流通中存在的问题,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规律,重新审视完善粮食流通相关政策；同时,为弥补市场不足,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应适当干预,以间接干预为主,引导粮食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张淑生[6]（2016）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文中指出自1916年开始的军阀时代的到来,战争、革命、反日运动等不断在北京这一政治中心轮番上演。处在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为保证商人的利益,不得不设法应对,与各方势力虚以委蛇。战争给近代中国带来的苦难无疑是深重的,商业凋敝、交通梗阻、金融恐慌,令商人胆战心惊。商会为在战争中求生存,动用各方力量,在战前呼吁和平,在战中维持地方秩序,消弭金融风潮,意在使商业不致因战争而萧条,但终无法改变残酷现实的一次次打击。在政权交替的真空期,商会往往是士绅拉拢合作的对象,成立治安会等临时治安组织是通行的做法,在真空期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也会受到后来者的称许。战胜一方发行的纸币流通尤赖商会从中维持,而其给商人带来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为此,商会一般要与政府设法交涉,以使货币稳定,1926年直鲁联军发行的军用票是危害最大,流通时间相对较长的一次。革命在民国建立之后,演变为各方奋力疾呼和标榜的口号。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商会为维持社会秩序也侧身其间。冯玉祥控制下的北京,反日反张作霖的运动在党派的组织下搞得如火如茶,而总商会对此似乎热情不高,多消极应付。1928年北伐革命军到达北京时,总商会积极筹集支应军队的款项,而在北伐成功后,却因征收五个月铺捐,与新成立的商民协会怒目相视。五四运动、福州事件、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等,既是日本对中国侵略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中国民众不断觉醒,掀起一次次反日高潮的过程。几乎每一次反日高潮都伴随着抵制日货的呼声。北京总商会在商人利益与国仇家恨之间,一次次经历痛苦的抉择,试图在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由此引发反日民众与总商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当七七事变发生之后,北平商会积极筹款支援前线,救济难民,办理平粜。当政府军撤离后,又参加地方维持会,协助维持地方秩序,安定人心,维持民食。在伪政权建立后,则滑向亲日,沦为日伪政权的侵略工具。军阀或政府为筹集军费或政费,向商人征收苛捐杂税是通常采用的做法。商会既是政府征收捐税的主要合作者,也是苛捐杂税的反对者。商会为繁荣商业,对苛捐杂税,尤其是新增捐税往往会据理力争。如警捐、房捐、奢侈税等法外之税,一般会动用各种力量与政府交涉,直到取消为止。崇文门税关这一前清京师主要征税机构,在民国时期不仅依然存在,而且税率有增无减。1928年迁都之后,崇文门税关收入转归南京国民政府所有,使北平商人甚为不满,商会不断向政府交涉取消税关,经过艰苦的交涉过程,终于成功废除。北京总商会在政治的漩涡中,几经沉浮,本着商人的本色,与政府始终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为商人利益据理力争而又不逾越于轨外。
何秋红[7]（2015）在《《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上个世纪最初二十年,南通是一个在中国乃至世界享有较高知名度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份非常有特色而且至今保存相对完整的报纸——《通海新报》（1913.3.18-1929.5.26）。《通海新报》是一份办报质量较高,发行于南通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性商业报纸,较好地发挥了对南通地方民众的经济启蒙作用。该报创办人陈琛是清末民初着名实业家张謇手下的得力干将,办报是其众多产业中的一项。该报前期与同一时期发行全国的《申报》一样,注意发挥报纸服务经济的功能,商业性特征明显；不同的是该报诞生地并非租界,而且没有任何外来资本介入。随着南通工商业的凋敝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报馆的渗透,该报后期又呈现出党派性、政治性的特征。《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该报诞生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初具规模的时期,发展繁荣于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如火如荼之时,随着“强人”张謇离去及其大生企业系统的凋败,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趋缓中断,《通海新报》也日益艰难直至最后被官方勒令停刊。本文认为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南通城市诞孕并烙印《通海新报》。城市一方面为报纸提供了生存土壤与发展空间,随着南通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全方位进行,工商业经济活跃繁荣,教育普及,加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这一切都为《通海新报》的诞生及其发展准备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城市也将其自身的特征烙印于报纸之上。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期间的南通城市具有过渡性、“张治”特色、江海文化等特征,这些特征也都一一鲜明地体现在《通海新报》之上。同时,本文亦将《通海新报》看成是一种主动的力量,它对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的影响由物质到制度再到观念行为,由表及里,层层深入。《通海新报》记录城市,沟通城市同时推动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首先,它在物质可见层面,记录南通城市在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种种变化：不断兴建的各种工厂、公司；逐步繁荣的商业和金融业以及日渐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这种看似客观的记述背后,体现出《通海新报》对现代工业文明的赞赏之态和对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抱之姿。其次,《通海新报》也通过搭建公共交流平台,促进了现代城市管理制度——警察制在南通的发展完善,同时促进了南通城市的经济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再次,《通海新报》还传播了西方现代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知识,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通市民的现代知识素养；该报通过旷日持久的报道,培育了南通市民公共卫生、时间效率等现代意识观念；该报还绵密地编织进了南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比如婚嫁嫁娶,构建一种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并引发促成南通市民的一些现代行为,这其中就包括五四、五卅期间的南通学生爱国运动。在《通海新报》存续的十六年内,南通城市对报纸的影响涉及到方方面面,而不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报纸也参与到南通早期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当中,而不仅仅是一个记录者。报纸与城市纠缠共生,双方彼此嵌入,互相促动。
胡雪涛[8]（2014）在《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文中研究指明辛亥革命后,一些晚清遗老遗少开始寓居天津,随着民国前半期的军阀混战和政局动荡,失势的各派军政大员和政府的部分官僚也陆续寓居在天津租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寓公。本文考察这些寓公活动的时段限定在1912至1937年间,由于寓居天津的人物来源众多,而本文所关注的对象是寓居前政治上有一定的职务和地位,政治失势后寓居在天津租界的群体。无疑,这一精英群体在失去政治特权后,他们为延续权势的种种行为对近代天津的各方面均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经济方面,驱动这一时期天津乃至北方经济发展的部分力量就是他们,因此对该问题进行研究有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检索相关文献,以往对此问题的研究均缺乏深入和系统。本文首先对近代天津的开埠与租界的发展进行概括,阐述天津以其独特的地理空间优势,吸纳了不少政治精英寓居,继而对天津寓公的产生阶段与群体的大致特性进行了梳理与归纳。其次,深入探究和挖掘晚清遗老遗少以及北洋要员政治失势后的活动与生活。指出一些失势的政治人物虽然选择寓居天津,但实际上他们以租界为依托,网络派系人物,观望时局,试图谋划政治上的东山再起;尤其是他们大多在任时都聚敛了巨额财富,失势后不仅在天津购置地产,还选择在近代工矿、金融、商业等领域进行投资;在社会领域他们也进行了有限的参与,开展了赈恤灾民、慈善救济、捐资助学等方面的活动。就其个人及家庭生活而言,各人因旨趣不同,有的着书立说,有的参禅拜佛,有的归隐消遣,不一而足,而寓公的家庭因处于社会上层,生活往往奢华,因此举凡他们的家庭婚恋、官司诉讼,甚至被敲诈绑架等,都被时人所关注。寓公之间往往相互援引,构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固化了他们的联系和交际。论文还分析了寓公与北洋政局、南京国民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处理政策的转变。而且随着日本不断侵华,东北、华北局势危急,寓公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异。文章最后对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命运走向进行了探讨,寓公群体的命运各异,有的为日本人所用,有的被政敌仇杀,有的被特别保护,有的避隐不出,有的保持晚节。随着时势的变动,寓公无论在历史舞台上,还是在自然生命方面,都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时人对寓公的人生谢幕也反应不一。显然,寓公作为一个群体的存在,对近代天津的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均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近代以来对晚清遗老和北洋要员的评析已包涵太多的道德评判和政治褒贬,实际上对其个体乃至整体都缺乏精细化的研究与客观的对待,从而导致我们对其只有抽象的概念认知。激进的时代变革,不断向前的“革命”导向,使人无暇顾及寓公群体的存在,也使人无暇回顾这段历史,当历史不断的层叠累积,他们与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天津寓公群体在政治失势后,多数人出于权势延续的动机,立足天津等地,参与各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既具有一定的能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通过对这一群体的研究,可以从一个侧面丰富对近代天津城市史的研究,认识在近代中国失势的政治精英群体的大体走向,而且有助于推进对北洋军阀以及民国历史与社会更为客观和完整的认识。
朱光喜[9]（2014）在《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治理问题的日益复杂性及政府内部职能分工的专业性等原因,政策协同成为政策管理的基本任务以及政府治理的重要方式。当协同的各个领域的政策存在某个领域的政策方案和准则成为其它领域政策的方案和准则的依据时就表现为政策粘嵌。在我国的政策实践中经常出现这种独特的政策协同现象,并且事实上它既可以是政府治理的手段,也可以成为政策改革的阻力。但在政策科学的文献中,对常规的政策协同讨论较多,对高度协同的政策粘嵌的生成和变迁缺乏理论关注。本文以政策关系和政策变迁为视角,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为中心的多领域政策粘嵌60多年来的变迁为启发性案例,对政策粘嵌的形成和功能,分离的原因、途径和效果,以及由此反映出的我国政策管理和政府治理的困境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政策粘嵌由“战略性共识”、“结构性规划”和“程序性操作”三个要素共同作用构建形成。政策粘嵌的结构根据其涉入的领域的数量及其关系的复杂程度分为简单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多维粘嵌和网络粘嵌结构是由直接设计、间接转换以及模仿扩散等途径渐进形成的。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是,通过跨领域的一体化政策框架降低政策间的运行成本和有效利用限政策资源以解决复杂的公共问题,也就是通过政策结构的调整来组合和优化单项或单个领域政策的分配、再分配和控制的基本功能以将其导向特定的政策目标。从原始政策目标或者政府意图之外的标准来看,政策粘嵌存在扭曲公共政策正常基本功能运行的负功能,表现为资源分配失衡、社会控制过度以及政策粘嵌中“中心”政策的变异,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内在原因；当社会发展阶段发生转变的时候,国家和政府所面临的复杂性公共问题和政策目标也会发生改变,原来政策粘嵌的基本功能在方向上就与新的政策问题和目标不匹配,这是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在压力。但是由于一方面各个领域的政策之间在方案设计的“技术”上高度依赖和关联,另一方面形成的一体化的多领域政策集合在资源分配优先序或社会控制方向上高度一致而导致“利益”格局固化,构成“政策矩阵”的政策粘嵌一旦形成就具备产生路径依赖的基本条件,其影响是粘嵌关系中任何单个领域的政策或单项政策变迁的困难,进而又导致政策粘嵌难以分离。政策粘嵌的分离有“外部冲击的革命模式”和“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两种。但是在国家基本制度不发生变革和需要避免出现政策体系动荡的情况下,“内部能动的改革模式”是理性的选择。在具体改革方式上,依据政策粘嵌中不同领域政策改革“时序”的选择（历时还是共时）以及“改革点”的选择（“中心”政策还是“外围”政策）,有中心突破、外围剥离和双向改革三种基本途径。中心突破途径包括全面改革方式、局部调整方式和变相传导方式,外围剥离途径包括替换分流方式、连带松动方式、倒逼脱钩方式和矫正调适方式。政策粘嵌的基本特点是不同领域政策方案设计“技术”上的关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上的目标导向性,因此政策方案设计“技术”层面的“工具替代性”和资源分配或社会控制“利益”层面的“利益阻滞性”是影响其分离效果的两个变量。基于“工具替代性”的强、中、弱三个层次和“利益阻滞性”的大、小两种情况的差异,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表现为完全分离、基本分离、部分分离、有限分离四种基本情况以及“区域分离”的特殊情况。将分析视角从政策粘嵌扩展至“政策关系”,将政策粘嵌的分离扩展至“政策变迁”,还可以发现不同状态的“政策关系”对“政策变迁”的影响。在政策协同关系下,问题的显现可能性小,议题触发主要依靠决策者内部主张,政策改革的结果要么是陷入僵局,要么只能是渐进调适；在政策冲突关系下,问题显现的可能性大,议题触发往往由目标群体外部直接倡议,政策改革的结果是快速变迁。户籍政策粘嵌的分离还显示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政策的管理存在“协同”和“反协同”的双重任务：一方面需要运用政策协同作为治理手段来克服政府架构中的政策不协调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另一方面却又经常制造了不合理的政策协同从而需要“反协同”改革。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碎片化的权威主义”决策体制和“运动型治理”中的“政策群”协同机制。要破解这种困境,需要加强各领域政策的“顶层设计”,强化政策规划的科学性和战略性；当然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则需要对国家党政体制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革,核心目标是在政府架构中形成成熟的常规治理机制。
杜茎深[10]（2013）在《指标市场的引入及其对地价形成的影响》文中提出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是中国转型发展实践对当代土地管理科学提出的重大课题。针对理论和实践中对引入指标市场这一改革中的新生事物以及指标市场与地价关系认识上的模糊和滞后现象,本文应用国外发展权转移思想、理论和技术,提出三个核心问题：（1）美国发展权市场结构、性质和一般运作模式是什么?如何刻画可交易发展权范式?（2）中国指标市场存在哪几种类型?其各自发展演变前景如何?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运作机制、价格决定与基本性质是什么?（3）引入指标市场对城市地价形成带来了哪些可能的影响?本文沿着“域外经验-理论提炼-中国应用”的技术路线,首先讨论了美国发展权市场的案例、特征和规律；然后总结刻画了可交易发展权范式的概念、特征与本质,并通过与中国建设用地指标之比较,确立了引入可交易发展权范式来解释、指导中国指标交易实践的理论可行性；接下来,在区分两类指标市场及其发展演变前景的基础上,以重庆地票交易为例,研究了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运作机制、价格形成与基本性质；最后,从定性描述和模型表达两个维度考察了引入指标市场对地价形成的影响。具体研究结论如下：（1）通过多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美国发展权市场是一个人为创设的市场。TDR设计要素、分区规划规则、潜在住房和土地市场共同决定了发展权的供给和需求。因此,发展权价格是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结果。确切地说,美国发展权市场通常表现为“强政府、弱市场”的特征,本质上是一个准市场。（2）作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可交易发展权”已经取得了范式的资格,其特征与内容可概括为：引入市场机制；提高管制效率和质量；明确总量控制和个体份额；强调以损失补偿为中心；借助私人主体和资金实现管制目标；管理者和公众关系的改变。TDR的本质可以沿着三个视角解析：基于产权束的TDR是土地所有权人依意思自治和合同自由原则将发展权从土地权利束中分离出来,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出售给他人；基于社会公平的TDR是政府解决规划困境和管制性征收问题的应对方案,是通过创设一项新的财产权利来间接补偿经济损失的一种非经济补偿手段；基于管制效率的TDR是科斯定理在解决外部性问题上的应用,是分区规划市场取向的实施机制和辅助工具。中国农地非农化管制框架中的建设用地指标与可交易发展权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存在相似之处,引入可交易发展权范式来解释指导中国业已存在的指标交易实践具有理论可行性和实践迫切性。（3）中国指标市场可以划分为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与个人或企业参与的交易两大类型。其中,前者只是中国转型发展特定阶段的一个历史片段。为此,选取重庆地票交易作为中国指标市场的典型案例,发现机制设计核心是如何将农村已利用、物化的指标还原并分离为未利用、可交易的指标,尔后藉由政府交易平台配置给城市使用。地票价格受到政府设立交易基准价格、控制交易总量、打包零散指标、决定交易时间和方式、设定具体用途等方式调节,同时也受到市场供需规律支配。经测算,地票价格理论上应在288.9万元/hm2至459.75万元/hm2之间浮动。但地票实际成交均价接近生产价格,由此推断其定价策略侧重于复垦成本填补,为土地综合整治大规模展开后的社会资本找到退出机制。由于地票市场对信息收集、加工和处理存在明显滞后性,不具备价格发现功能,是准市场。（4）以“地票市场-土地市场”相分离为特征的土地双层市场结构形成的根源是地票落地与土地出让制度的衔接。重庆市政府设计的优先划地权是两个市场的对接点,开发商可以藉此在土地市场获得事实上的优先地位,从而创造出对地票的旺盛需求。理论上,两个市场之间存在政府统购统销、先买票后买地、先买地后买票和自由市场等四种互动模式。由于指标配置“双轨制”的存在,客观上起到了细分土地市场的作用。考虑到各细分市场指标来源渠道和土地使用权取得方式的差异,引入地票市场对各细分市场的供需及地价形成的影响各不相同。通过四象限模型的讨论,发现票价与地价之间的影响是双向的,具体存在土地需求拉动型、土地供给推动型、地票需求推动型和地票供给拉动型等四种类型。（5）通过对理想世界、存在建设用地总量管制和引入指标市场三种不同情形的均衡地价进行比较,发现地价之高低取决于开发商数量和建设用地指标价格,且引入指标市场的均衡地价与建设用地指标价格之间存在“跷跷板”效应。逐一放松假设条件,可以发现,引入指标市场可能强化了地方政府在土地市场的卖方垄断地位；极大的增加了市场结构的复杂性和土地要素的交易费用,在交易费用由买方承担情形下,均衡地租水平会存在一定程度降低；并在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结构的情形下总体上降低了城市地价水平,但对各细分市场的影响可能截然不同。还发现政府压低地票价格的基本动因是为了实现土地财政收入最大化。
二、无锡拍卖十八家国有粮店（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无锡拍卖十八家国有粮店（论文提纲范文）
（1）《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翻译实践报告（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要旨 |
| 第一章 テキストの绍介 |
| 1.1 テキスト选択の背景 |
| 1.2 着者の绍介 |
| 1.3 テキストの内容绍介 |
| 1.4 テキストの特徴 |
| 第二章 机能的等価理论 |
| 第三章 机能的等価理论に基づく事例分析 |
| 3.1 机能的等価理论に基づく语汇の翻訳 |
| 3.2 机能的等価理论に基づく长文の翻訳 |
| 第四章 おわりに |
| 参考文献 |
| 附録Ⅰ:原文 |
| 附録Ⅱ:訳文 |
| 谢辞 |
（2）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目的及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
| 四、研究内容与结构 |
| 第一章 近代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与慈善事业的概况 |
| 第一节 近代闸北的发展 |
| 第二节 闸北商人群体的兴起 |
| 第三节 闸北慈善事业概况 |
| 第二章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与内部网络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组织机构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内部网络 |
| 第三节 内部网络核心:王彬彦 |
| 第三章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和经费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的资产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的经费 |
| 第四章 闸北慈善团的慈善救济活动 |
| 第一节 常态性慈善救济活动 |
| 第二节 灾变应对及其他慈善公益活动 |
| 第五章 闸北慈善团的社会网络 |
| 第一节 闸北慈善团与民众 |
| 第二节 闸北慈善团与社会团体 |
| 第三节 闸北慈善团与行政当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与研究资料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框架与方法 |
| 四、几个概念的界定 |
| 第一章 建立南京城市经济的新秩序 |
| 第一节 中共接管城市的经济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市新政权的建立 |
| 第三节 建立市场和金融的新秩序 |
| 第四节 增加财政收入的措施 |
| 第二章 城乡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一节 中共中央的商业政策 |
| 第二节 南京公营商业体系的初步建立 |
| 第三节 私营商业的初步改造 |
| 第四节 城乡交流与商业转型 |
| 第五节 重塑工商关系 |
| 第三章 南京的第一次商业调整 |
| 第一节 第一次商业调整的背景 |
| 第二节 中共中央调整商业的政策 |
| 第三节 南京调整商业的过程 |
| 第四节 南京调整商业后的情况 |
| 第四章 抗美援朝时期的商业与政治 |
| 第一节 战时经济政策及其在南京的执行 |
| 第二节 公营贸易体系的发展 |
| 第三节 战争动员对社会商业的影响 |
| 第五章 “三反”“五反”运动与商业的转型 |
| 第一节 “三反”运动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
| 第二节 工商界的“五反”运动 |
| 第三节 “五反”运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第四节 第二次商业调整 |
| 第六章 国营商业走向计划经济模式 |
| 第一节 国营商业推行经济核算制 |
| 第二节 全面推行经济核算制的难点与问题 |
| 第三节 国营商业向计划经济的过渡 |
| 第四节 国营商业体制的继续变革 |
| 第七章 私营商业与自由市场的改造 |
| 第一节 改造私营批发商 |
| 第二节 粮食的统购统销与市场的剧变 |
| 第三节 国家资本主义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 |
| 第八章 走向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一节 突如其来的全面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对私营工商业者的改造 |
| 第三节 对小商小贩的改造 |
| 第四节 “反冒进”与市场的回归 |
| 结语 |
| 一、“中观”视角下地方社会经济变革的复杂性 |
| 二、政治驱动:商业改造中的决定性要素 |
| 三、南京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 |
| 参考资料 |
| 后记 |
（4）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对象及意义 |
| 三、学术史回顾 |
| 四、核心资料与内容框架 |
| 五、创新点与难点分析 |
| 第一章 莫干山路与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第一节 莫干山路的修筑 |
| 一、越界筑路 |
| 二、阜丰面粉厂和信源堆栈的建立 |
| 三、莫干山路的修筑 |
| 第二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形成 |
| 一、莫干山路工业区形成的条件 |
| 二、荣氏企业及其他企业的建立 |
| 三、抗战前的曲折发展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的扩大 |
| 一、周志俊“三信企业”的迁入 |
| 二、寅丰毛纺织染厂的建立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时期的艰难生存 |
| 第一节 “八一三”事变后的畸形繁荣 |
| 第二节 太平洋战争期间的动荡 |
| 一、纺织厂的军管理 |
| 二、面粉厂的“低水平盈利”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的复兴与衰退 |
| 一、纺织厂的暴利与崩溃 |
| 二、面粉厂的持续萧条 |
| 三、热情高涨的护厂运动 |
| 小结 |
| 第三章 上海解放后的演进 |
| 第一节 上海解放初期的调整 |
| 一、国民经济恢复期的调整 |
| 二、“重工业优先”下的产业调整 |
| 三、工业原料的计划管理 |
| 四、公私合营 |
| 第二节 60年代的工业改组和技术改造 |
| 一、工业改组中的剧烈变动 |
| 二、技术改造的强化 |
| 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停滞 |
| 小结 |
| 第四章 城区更新中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功能转型 |
| 第一节 功能转型的背景 |
| 一、上海城市定位和工业布局的调整 |
| 二、苏州河的环境治理 |
| 三、企业的功能转型 |
| 第二节 M50的再利用过程及运营情况 |
| 一、M50的再利用过程 |
| 二、M50的运营情况 |
| 三、M50再利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
| 第三节 莫干山路工业区工业遗产现状及价值梳理 |
| 一、工业遗产现状 |
| 二、工业遗产的价值梳理 |
| 第四节 基于M50对上海工业遗产再利用的思考 |
| 第五节 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及涉及到的问题 |
| 一、工业遗产再利用的形式 |
| 二、工业遗产再利用涉及到的问题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一、大事记 |
| 二、各厂沿革简介 |
（5）论新形势下江苏粮食流通政策的创新与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5 可能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江苏粮食流通政策的历史演变 |
| 2.1 基本概念阐述 |
| 2.1.1 概念界定 |
| 2.1.2 粮食流通的地位 |
| 2.1.3 粮食流通的作用 |
| 2.2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粮食流通政策的历史演变 |
| 2.2.1 粮食流通双轨制阶段(1978—1992年) |
| 2.2.2 粮食市场化探索阶段(1993—2000年) |
| 2.2.3 粮食流通市场化改革时期(2001—至今) |
| 2.2.4 主要启示 |
| 第三章 江苏粮食流通基本概况、面临的挑战 |
| 3.1 当前江苏粮食流通基本概况 |
| 3.1.1 江苏是粮食生产大省 |
| 3.1.2 江苏是粮食流通大省 |
| 3.1.3 江苏是粮食产业大省 |
| 3.2 新形势下江苏粮食流通面临的重大挑战 |
| 3.2.1 粮食生产主体结构发生重大转变 |
| 3.2.2 粮食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
| 3.2.3 “三高”叠加现象冲击粮食市场 |
| 3.2.4 市场机制作用发挥不明显 |
| 3.2.5 粮食质量安全隐患增大 |
| 3.2.6 粮食产后服务能力不足 |
| 3.2.7 粮食流通改革压力空前增大 |
| 第四章 粮食流通政策在江苏执行情况评价 |
| 4.1 粮食收购政策 |
| 4.1.1 最低收购价政策 |
| 4.1.2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情况 |
| 4.1.3 最低收购价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4.2 粮食储备政策评价 |
| 4.2.1 粮食储备政策 |
| 4.2.2 粮食储备政策执行情况 |
| 4.2.3 粮食储备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4.3 粮食产业发展政策评价 |
| 4.3.1 粮食产业发展政策 |
| 4.3.2 粮食产业发展政策执行情况 |
| 4.3.3 粮食产业发展政策执行中存在的问题 |
| 4.4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政策评价 |
| 4.4.1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政策 |
| 4.4.2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情况 |
| 4.4.3 国有粮食企业改革存在的问题 |
| 第五章 江苏粮食流通政策创新和探索 |
| 5.1 创建共同担保基金,解决收购资金不足问题 |
| 5.1.1 粮食共同担保基金创建背景 |
| 5.1.2 粮食共同担保基金的作用 |
| 5.1.3 粮食共同担保基金的成效 |
| 5.2 创新流通经营方式,拓展粮食购销企业发展空间 |
| 5.2.1 建立多种类型的粮食专业合作组织 |
| 5.2.2 粮食专业合作组织开拓粮食购销企业发展空间 |
| 5.3 深化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促进粮食企业做大做强 |
| 5.3.1 多措并举,深化粮食企业改革 |
| 5.3.2 多方努力,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
| 5.4 增强粮食调控能力,保持粮食市场稳定 |
| 5.4.1 扩大储备规模,夯实调控基础 |
| 5.4.2 深化产销合作,促进粮食供需平衡 |
| 5.4.3 完善应急体系,增强应急处置能力 |
| 5.4.4 发布价格指数,提高监测预警水平 |
| 第六章 深化粮食流通改革的对策建议 |
| 6.1 改革粮食价格支持政策,完善粮食购销体系 |
| 6.1.1 完善粮食最低收购价收购政策 |
| 6.1.2 逐步实施“价补分离”政策 |
| 6.1.3 实行产销区利益补偿机制 |
| 6.2 改革储备粮体系,夯实粮食调控基础 |
| 6.2.1 优化粮权结构关系 |
| 6.2.2 科学设定储备规模 |
| 6.2.3 创新储备粮管理 |
| 6.3 改革粮食贸易体系,鼓励粮食产业走出去 |
| 6.3.1 加强政府宏观引导 |
| 6.3.2 积极培育“走出去”粮食企业 |
| 6.3.3 健全“走出去”服务体系 |
| 6.4 提高产后服务能力,实现粮食提质增效 |
| 6.4.1 提升粮食收储服务能力 |
| 6.4.2 提升粮食质量监测能力 |
| 6.4.3 提升粮食深加工能力 |
| 6.5 深化地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推动转型升级 |
| 6.5.1 推动基层粮食部门政企分开 |
| 6.5.2 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 |
| 6.5.3 实施人才兴粮战略 |
| 6.6 加强产业发展支持力度,提高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水平 |
| 6.6.1 加大仓储物流基础设施投入 |
| 6.6.2 建立应急保供长效支持机制 |
| 6.6.3 大力扶持龙头企业 |
| 6.7 加快粮食法治建设,推进依法管粮 |
| 6.7.1 健全地方性粮食管理法规体系 |
| 6.7.2 健全粮食行政管理队伍 |
| 6.7.3 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
| 第七章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6）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缘起 |
| 二、研究现状及趋势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史料 |
| 四、创新点 |
| 第一章 北京总商会的发展演变 |
| 第一节 北京经济从繁荣到萧条 |
| 一、北京繁荣的商业经济 |
| 二、迁都之争与经济凋敝 |
| 第二节 北京总商会的发展演变 |
| 一、扩充会员及发展困境 |
| 二、商会会长及王文典改革 |
| 三、商会选举及风波 |
| 小结 |
| 第二章 战争与动荡中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商会的和平运动 |
| 一、1918年的和平运动 |
| 二、直皖战争时商会的和平运动 |
| 三、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商会对和平的呼吁 |
| 第二节 战争的危害 |
| 一、商业萧条 |
| 二、交通梗阻 |
| 三、金融恐慌 |
| 四、民众畸形心理的形成 |
| 五、勒款与兵劫 |
| 第三节 战争中商会的应对 |
| 一、调节民食 |
| 二、维持金融,筹集军费 |
| 三、禁止军队入城与武装自卫 |
| 第四节 战争善后 |
| 一、慰劳军队 |
| 二、救济难民 |
| 三、国民裁兵运动 |
| 第五节 动荡政局与铜元票危机 |
| 一、军警索饷与政治逼宫 |
| 二、铜元票危机 |
| 小结 |
| 第三章 革命与反革命对垒中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首都革命 |
| 一、政变之初的北京总商会 |
| 二、反军阀与反帝运动的高涨 |
| 第二节 奉系执掌北京 |
| 一、治安会维持政局 |
| 二、军用票问题 |
| 第三节 奉系败退与国民党入主北京 |
| 一、总商会参加治安维持会及维持金融 |
| 二、鲍毓麟离京 |
| 三、欢迎革命军 |
| 四、总商会向国民政府靠拢 |
| 五、商民协会与总商会的合作与冲突 |
| 小结 |
| 第四章 从反日滑向亲日的北京总商会 |
| 第一节 五四运动与福州事件 |
| 一、五四时期的反日运动 |
| 二、福州事件 |
| 第二节 五卅运动中的北京总商会 |
| 一、援助沪案运动的兴起 |
| 二、沪案后总商会的应对 |
|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后商会的反日运动 |
| 一、商会与抗日救国会的冲突 |
| 二、商会与抗日救国会的合作 |
| 三、商会募款支持抗战 |
| 第四节 七七事变后的商会 |
| 一、慰劳前方将士 |
| 二、稳粮价,办平粜 |
| 三、救济难民 |
| 四、参加地方维持会后的活动 |
| 五、刺刀下商会的沉沦 |
| 小结 |
| 第五章 纳税与抗捐 |
| 第一节 警饷问题 |
| 一、反对警捐 |
| 二、反对四项加一捐 |
| 第二节 奢侈税问题 |
| 一、奢侈税的初步交涉 |
| 二、总商会拒绝缴纳奢侈税 |
| 三、筹集乐捐 |
| 四、乐捐缴款方式之争 |
| 五、奢侈税的废除 |
| 第三节 废除崇文门税关运动 |
| 一、崇文门税关对商业的危害 |
| 二、废崇运动的兴起 |
| 三、废崇成功 |
| 小结 |
| 结语 |
| 一、北京商人与“商战” |
| 二、北京总商会对利益的追求 |
| 三、民族主义下北京总商会的艰难抉择 |
| 四、捐税:商会与政府关系的另一种透视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读博期间学术成果 |
（7）《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缘起 |
| 1.2 文献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研究意义 |
| 1.5 创新点和难点 |
| 1.6 研究思路 |
| 1.7 关键概念说明 |
| 2 《通海新报》的发展历程：与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进程基本同步 |
| 2.1 诞生背景：南通城市早期现代化初具规模(1895-1913) |
| 2.1.1 1895年之前的南通 |
| 2.1.2 1895—1913年南通现代化进程的启动 |
| 2.1.3 《通海新报》诞孕环境 |
| 2.2 发展繁荣：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加剧(1914-1926) |
| 2.2.1 南通城市现代化的发展 |
| 2.2.2 《通海新报》的发展繁荣 |
| 2.3 渐趋凋零：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受挫趋缓(1924-1929) |
| 2.3.1 南通城市现代化进程趋缓 |
| 2.3.2 《通海新报》凋零停刊 |
| 3 记录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物质设施的现代化 |
| 3.1 现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展开 |
| 3.1.1 现代交通：公路、汽车与铁路 |
| 3.1.2 现代通讯：电话、邮政与电报局 |
| 3.1.3 现代文化机构：图书馆、博物苑、公园与剧场 |
| 3.1.4 现代慈善机构：养老院、育婴堂与游民工厂 |
| 3.1.5 现代医疗机构：南通医院与基督医院 |
| 3.2 呈现商业、金融业的逐步繁荣 |
| 3.2.1 新式商品层出不穷 |
| 3.2.2 商贸空间的固定与拓展 |
| 3.2.3 声光电影的世界：照相与电影 |
| 3.2.4 现代金融：银行、保险公司与证券交易所 |
| 3.2.5 现代旅馆：西式会馆、俱乐部 |
| 本章小结 |
| 4 沟通城市：《通海新报》与城市制度的现代化 |
| 4.1 介绍推行现代警察制度 |
| 4.1.1 传播现代警政价值理念 |
| 4.1.2 记录警务活动进程与细节 |
| 4.1.3 监督警务活动 |
| 4.2 推进南通教育制度的现代转型 |
| 4.2.1 呈现学校教育体系的完善 |
| 4.2.2 促进教育对象的扩大化 |
| 4.2.3 推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现代化 |
| 4.2.4 促进教学管理的现代化 |
| 4.3 现代经济制度的媒介启蒙 |
| 4.3.1 股份制的启蒙 |
| 4.3.2 公司制的教化 |
| 本章小结 |
| 5 改变城市：《通海新报》与市民观念行为的现代化 |
| 5.1 传播现代知识 |
| 5.1.1 传播自然科学知识 |
| 5.1.2 输入西方社会科学知识 |
| 5.2 培育现代意识观念 |
| 5.2.1 卫生意识 |
| 5.2.2 时间观念 |
| 5.3 构建现代交往方式——报章交往 |
| 5.3.1 新式团体的报章交往 |
| 5.3.2 旧有组织的新式交往 |
| 5.3.3 公开的私人交往 |
| 5.3.4 编读互动 |
| 5.3.5 文人交往 |
| 5.4 引发并促成现代行为 |
| 5.4.1 推动“五四”“五卅”爱国运动 |
| 5.4.2 促成现代赈灾活动 |
| 本章小结 |
| 6 结论：报纸与城市的互动关系 |
| 6.1 城市诞孕并烙印报纸 |
| 6.1.1 城市诞孕报纸 |
| 6.1.2 城市烙印报纸 |
| 6.2 报纸记录并影响城市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附录2 《通海新报》关于私塾的报道 |
（8）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与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 |
| 三、研究对象及相关说明 |
| 四、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代天津开埠与寓公群体的形成 |
| 第一节 天津开埠与租界的发展 |
| 一、天津开埠与近代化的起步 |
| 二、租界的设立 |
| 第二节 天津寓公的出现与壮大 |
| 一、寓公群体产生的阶段分析 |
| 二、寓公群体的整体分析 |
| 第二章 天津寓公的主要活动 |
| 第一节 寓公的政治失意与谋求再起 |
| 一、寓公与地方政局 |
| 二、寓公与中央政局 |
| 三、溥仪筹谋复辟大业 |
| 第二节 寓公在经济上的逐利与开拓 |
| 一、寓公聚敛的大量财富 |
| 二、寓公投资的产业选择 |
| 三、投资寓公代表及绩效分析 |
| 第三节 寓公对社会活动的有限参与 |
| 一、赈灾恤民 |
| 二、投身文化教育事业 |
| 三、参与诵经活动 |
| 第三章 天津寓公的个人与家庭生活 |
| 第一节 寓公的个人生活 |
| 一、修身养性、着述立说 |
| 二、崇信道教与佛教 |
| 三、生活规律、乐其所好 |
| 第二节 寓公的家庭生活 |
| 一、购置房产、居住奢华 |
| 二、挥霍财富、遭人勒索 |
| 三、家庭纠纷、诉至公堂 |
| 四、生活拮据、节衣缩食 |
| 第三节 寓公家族间的联姻 |
| 一、家族联姻、相互攀援 |
| 二、婚礼奢华、婚姻自由 |
| 第四章 天津寓公群体与时局 |
| 第一节 寓公与南京国民政府 |
| 一、南京国民政府对寓公由打压到拉拢 |
| 二、多数寓公依然关心时局 |
| 第二节 寓公对日的不同态度 |
| 一、卖国求荣 |
| 二、保持晚节 |
| 第五章 寓公群体的消解与影响 |
| 第一节 寓公的谢幕与时人的回应 |
| 第二节 晚年命运各异的寓公 |
| 结语 动荡时代权势的延续与消亡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9）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问题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问题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关于“政策关系”的文献综述 |
| 二、关于“政策变迁”的文献综述 |
| 三、关于“户籍政策”的文献综述 |
| 四、文献总结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分析概念与理论基础 |
| 第一节 分析概念 |
| 一、政策关系 |
| 二、政策协同 |
| 三、政策粘嵌 |
| 四、政策粘嵌分离 |
| 五、户籍政策 |
| 第二节 理论基础 |
| 一、政策协同理论 |
| 二、结构功能理论 |
| 三、路径依赖理论 |
| 四、政策工具理论 |
| 五、利益相关者理论 |
| 六、政策网络理论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粘嵌 |
| 第一节 当代中国户籍政策 |
| 一、户籍政策确立的背景 |
| 二、户籍政策确立的过程 |
| 三、户籍政策的核心内容 |
| 第二节 以户籍为中心的政策粘嵌 |
| 一、户籍——粮油政策粘嵌 |
| 二、户籍——就业政策粘嵌 |
| 三、户籍——住房政策粘嵌 |
| 四、户籍——教育政策粘嵌 |
| 五、户籍——社会保障政策粘嵌 |
| 六、户籍——计划生育政策粘嵌 |
| 第四章 政策粘嵌的形成与功能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形成 |
| 一、政策协同的基本方法 |
| 二、户籍政策粘嵌关系的构建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结构的形成 |
| 第二节 政策粘嵌的功能 |
| 一、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二、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逻辑 |
| 三、户籍政策粘嵌的功能评估 |
| 第五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原因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的负功能 |
| 一、资源分配失衡 |
| 二、社会控制过度 |
| 三、中心政策变异 |
| 第二节 社会转型与政策目标调整 |
| 一、宏观政策体制转型 |
| 二、目标群体状态改变 |
| 三、政府战略目标调整 |
| 第六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途径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分析 |
| 一、政策粘嵌分离的路径依赖 |
| 二、政策粘嵌分离途径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中心突破途径 |
| 一、变相传导方式 |
| 二、局部调整方式 |
| 三、全面改革方式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外围剥离途径 |
| 一、替换分流方式 |
| 二、连带松动方式 |
| 三、倒逼脱钩方式 |
| 四、矫正调适方式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分离的双向改革途径 |
| 第七章 政策粘嵌分离的效果 |
| 第一节 政策粘嵌分离效果的理论分析 |
| 一、工具替代性 |
| 二、利益阻滞性 |
| 三、分离效果的理论模式 |
| 第二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完全分离和基本分离 |
| 一、完全分离 |
| 二、基本分离 |
| 第三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部分分离和有限分离 |
| 一、部分分离 |
| 二、有限分离 |
| 第四节 户籍政策粘嵌的区域分离 |
| 第八章 结论与讨论 |
| 一、基本结论 |
| 二、扩展讨论 |
| 三、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 |
（10）指标市场的引入及其对地价形成的影响（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表索引 |
| 图索引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范围、目标与意义 |
| 1.2.1 研究范围与目标 |
| 1.2.2 研究意义 |
| 1.3 主要研究内容 |
| 1.4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线 |
| 1.5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2 国内外相关研究进展 |
| 2.1 发展权市场与指标市场研究 |
| 2.1.1 国外发展权市场研究 |
| 2.1.2 国内指标市场研究 |
| 2.2 地价形成的理论、机制与模型 |
| 2.2.1 地价形成理论 |
| 2.2.2 地价形成机制 |
| 2.2.3 地价研究的模型与方法 |
| 2.3 发展权(指标)市场对土地市场及其价格形成影响研究 |
| 2.3.1 土地利用管制与地(房)价关系 |
| 2.3.2 发展权(指标)市场与地(房)价关系 |
| 2.4 简要总结与评论 |
| 3 可交易发展权的美国实践：案例、特征与规律总结 |
| 3.1 美国发展权市场概述 |
| 3.1.1 美国发展权转移的历史演变 |
| 3.1.2 美国发展权转移项目类型与空间分布 |
| 3.1.3 美国发展权转移的立法进展 |
| 3.2 本章研究设计 |
| 3.2.1 研究方法 |
| 3.2.2 目标案例选择与研究信度和效度 |
| 3.2.3 研究假设 |
| 3.3 TDR案例分析 |
| 3.3.1 合理的参数设计是启动发展权市场的重要保证 |
| 3.3.2 政府干预是校正发展权市场失灵的重要机制 |
| 3.3.3 发展权的价格是市场与政府共同作用形成的结果 |
| 3.4 美国发展权项目的一般运行模式及其“准市场”机制 |
| 3.4.1 美国发展权项目的一般运行模式 |
| 3.4.2 美国发展权项目的“准市场”机制 |
| 3.5 本章小结 |
| 4 可交易发展权范式：概念、特征与本质 |
| 4.1 作为范式的可交易发展权的概念 |
| 4.1.1 何为“范式” |
| 4.1.2 可交易发展权的概念 |
| 4.2 可交易发展权范式的特征与内容 |
| 4.3 可交易发展权范式的本质剖析 |
| 4.3.1 发展权转移的本质Ⅰ：基于产权束的视角 |
| 4.3.2 发展权转移的本质Ⅱ：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 |
| 4.3.3 发展权转移的本质Ⅲ：基于管制效率的视角 |
| 4.4 可交易发展权与中国建设用地指标之比较 |
| 4.4.1 中国的新增建设用地指标：性质、功能与目标定位 |
| 4.4.2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与发展权之比较 |
| 4.5 本章小结 |
| 5 中国指标市场及其典型案例研究 |
| 5.1 中国指标市场的类型划分 |
| 5.1.1 中国指标市场Ⅰ：地方政府之间的交易 |
| 5.1.2 中国指标市场Ⅱ：个人或企业参与的交易 |
| 5.1.3 对两类市场发展演变前景的简要讨论 |
| 5.2 基于重庆地票交易的指标市场运作机制 |
| 5.2.1 重庆地票交易的机制设计思路 |
| 5.2.2 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与发展权还原、分离机制 |
| 5.2.3 政策决定地票需求 |
| 5.2.4 以农村土地交易所为中介的地票交易 |
| 5.3 地票价格的政府调节机制 |
| 5.4 地票价格的市场调节机制 |
| 5.4.1 影响地票价格的非政策因素分析 |
| 5.4.2 基于成本法的地票价格形成 |
| 5.4.3 基于剩余法的地票价格形成 |
| 5.5 地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 |
| 5.5.1 既有文献对地票市场价格发现功能的认识 |
| 5.5.2 价格发现的定义与实现条件 |
| 5.5.3 地票市场具备价格发现的条件吗 |
| 5.5.4 地票市场基本特征与中国指标市场的性质 |
| 5.6 本章小结 |
| 6 指标市场对地价形成的影响：定性描述 |
| 6.1 地票落地与土地双层市场结构 |
| 6.1.1 地票落地与土地出让制度的衔接 |
| 6.1.2 优先划地权：地票市场与土地市场的对接点 |
| 6.1.3 与类似市场的比较分析 |
| 6.2 地票市场与土地市场的理论互动模式 |
| 6.2.1 政府“统购统销”模式 |
| 6.2.2 “先买票后买地”模式 |
| 6.2.3 “先买地后买票”模式 |
| 6.2.4 自由市场模式 |
| 6.3 地票市场对土地细分市场的影响 |
| 6.3.1 指标配置双轨制与市场细分 |
| 6.3.2 地票市场对单个细分市场的影响 |
| 6.3.3 细分市场之间的交互作用 |
| 6.4 地票价格与地价关系：基于四象限模型的讨论 |
| 6.4.1 四象限模型的构建 |
| 6.4.2 地价变动对票价变动的影响 |
| 6.4.3 票价变动对地价变动的影响 |
| 6.4.4 简要讨论 |
| 6.5 本章小结 |
| 7 指标市场对地价形成的影响：模型表达 |
| 7.1 构建引入指标市场的均衡地价模型 |
| 7.1.1 理想世界的均衡地价模型 |
| 7.1.2 建设用地总量管制的均衡地价模型 |
| 7.1.3 引入指标市场的均衡地价模型 |
| 7.2 三种情形中均衡地价之比较 |
| 7.3 模型扩展及其含义 |
| 7.3.1 卖方垄断情形下的地价形成 |
| 7.3.2 地票落地问题对地价形成的影响 |
| 7.3.3 城乡二元土地市场结构对地价形成的影响 |
| 7.4 推论：政府压低地票价格的基本动因是最大化土地财政收入 |
| 7.5 本章小结 |
| 8 结论及政策启示 |
| 8.1 主要结论 |
| 8.2 可能创新之处 |
| 8.3 进一步研究方向 |
| 8.4 相关政策建议与启示 |
| 8.4.1 完善重庆地票交易的几点建议 |
| 8.4.2 破解中国建设用地计划管理困境的几点启示 |
| 参考文献 |
| 附录：式7-11的计算过程 |
| 作者简历 |
四、无锡拍卖十八家国有粮店（论文参考文献）
- [1]《当代中国农业生产组织现代化研究》（第三章）翻译实践报告[D]. 宋悦. 曲阜师范大学, 2021
- [2]商人、慈善与社会网络 ——以上海闸北慈善团为视角（1912-1951）[D]. 王琼. 杭州师范大学, 2020(02)
- [3]建政初期南京城乡商业的重构（1949-1957）[D]. 吴盛杰. 南京大学, 2020(12)
- [4]上海莫干山路工业区的历史演进研究[D]. 代四同.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8(01)
- [5]论新形势下江苏粮食流通政策的创新与发展[D]. 蔡正融. 南京大学, 2016(10)
- [6]政治漩涡中的北京总商会研究（1916-1938）[D]. 张淑生. 南京师范大学, 2016(04)
- [7]《通海新报》与南通城市现代化研究[D]. 何秋红. 华中科技大学, 2015(07)
- [8]近代天津寓公群体研究（1912～1937）[D]. 胡雪涛. 华中师范大学, 2014(01)
- [9]政策粘嵌及其分离研究 ——以当代中国户籍政策变迁为中心案例[D]. 朱光喜. 南开大学, 2014(04)
- [10]指标市场的引入及其对地价形成的影响[D]. 杜茎深. 浙江大学, 201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