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论文文献综述）
AYE AYE KHAING[1]（2020）在《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分别是20世纪活跃于缅甸、中国两国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她们虽然生活于缅甸、中国两个不同的国度,但两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基本处于相同的时代,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左右。综合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的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环境进行探究,她们一直都在关注女性的生命进程、生存状态、生活环境,揭示女性在特定时代的生活、追求、发展与进步,以及女性本身为各自国家的人民解放、平等自由、民族独立与国家进步所作出的成绩与贡献。在小说创作中,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都擅长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女性形像,透过女性人物的生活与命运来反映、表达女性面临的时代困境、环境困难、人生困惑与生存问题,并通过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与典型环境的描写,以特定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环境的建构来表达女性群体对于解放的渴望、平等的追求与自身发展的努力。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早期作品,通过解读两位作家小说中典型的女性形象,分析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生命意识、存在意识及自我解放意识等问题,并比较两位不同国度、不同地域的作家在创作理念、创作意识、创作手法、审美艺术及语言叙事等方面的异同。正文由四章构成。第一章是关于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两位作家女性意识的比较。首先理清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等理论概念与范畴;其次,探讨分析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并论述其在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艺术形象与审美叙事的表现;第三,分析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通过丁玲前期小说中女性意识的表现,探讨丁玲对女性问题的思考和关注,并分析丁玲独特的女性意识的根源及形成因素。第二章比较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首先通过两者的生长环境与她们在小说中的表现,论述女性意识对两者的影响,其次进行分析论证两者早期创作中表现的女性意识。第三章比较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第一节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主要人物形象分析,第二节主要分析研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展示的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第三节为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表现的反讽叙事手法,第四节为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第四章分析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出现差异的原因,第一节为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论述两者在文化环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创作的艺术异同点;第二节为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论述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不同国家与社会环境下两者小说中表现的女性的地位与价值;第三节论述因作家自身思想的接受与作家自身的经历的不同因素,两者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作为缅中两国现代有代表性的作家,在接受新的文明、文化的洗礼过程中,她们存在着某些相似的经历与过程,在小说创作的叙事艺术、技艺方法、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典型环境、典型心理的描写等方面,存在着某种建构的同形、表达的同质与审美的差异的现象。加尼觉玛玛礼更倾向于塑造继承传统文明而具有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而丁玲则更加注重与传统决裂而追求现代意识、解放的女性形象。本文通过对缅中两国的女性作家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进行比较研究,从女性意识、女性心理、女性审美等角度分析作家创作的民族与时代的关系。运用跨文化、跨国别比较的方法进行分析,认为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创作由于时代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东南亚抗敌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境遇,使得他们的作品有相似之处,但是出身与成长环境、个人见解的不同,使他们的作品存在很多的不同之处。两位作家都关注女性的问题,两位作家的小说中出现的女性大多的是中产阶级知识女性的爱情与婚姻上的困境,其女性都较有强烈的女性自觉意识,而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创作的不同点是:加尼觉玛玛礼的小说侧重反映艰苦的传统妇女生活,她们的悲剧性的生活具有浓厚的文化意蕴,主要表现人道主义思想;而丁玲的作品更多反映新时代女性自我意识的精神痛苦,其中的女性悲剧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突出个性的解放与女性主体意识。
左雨婷[2]（2020）在《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文中研究说明丁玲是继冰心、卢隐等五四作家之后而起的女性文学作家。她对妇女身心解放的不懈探索具有新文化的深刻内涵。其中早期的作品以对新的两性观、真正的爱情和走出旧式婚姻的围城等的揭示,充分体现出反封建的主导倾向。后期的丁玲更深入一步把妇女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联系起来,在作品中对革命队伍内部出现的影响妇女解放的新的“妇女问题”、农村妇女建立社会主体地位的可能性以及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价值等几个层面展开叙说,最终印证的是恩格斯论述的妇女解放的最重要路径:“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将“私人的家务变为社会的事业”。
罗紫轩[3]（2020）在《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文中提出在丁玲晚年正式回归文坛之后,一大批沉寂多年的丁玲作品相继再版,文艺批评家于是开始重新评估丁玲作品的文学价值,丁玲同样选择公开回应这些言论,向读者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文认为,丁玲晚年在这一过程中,常常陷入身份认同的困境。一方面,丁玲的个人经验以及急于洗刷冤屈的需求引导丁玲塑造与“体制”高度一致的作家形象。因此,丁玲晚年不断通过再版、删改和重述来建构个人的历史,积极扞卫三十年代身为左翼作家的丁玲、四十年代身为延安文艺工作者的丁玲和五十年代身为“文化官员”的丁玲。可是另一方面,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环境又要求丁玲召回被压抑的身份意识,迫使丁玲向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做出让步。于是,丁玲希望外界认可的身份与外界期待丁玲扮演的身份总是存在某种错位。这两种身份意识的拉扯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呈现:其一、文艺力量与政治力量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纠正五十年代强加给她的政治罪名,选择以“文化官员”的身份参与文学活动。丁玲不仅自觉推出有利于国家形象、符合政治要求的作品,而且主动与政治高层人物保持良性互动,积极发表具有政策指导性质的文章。可是八十年代,不少文艺批评家选择支持文艺的“去政治化”和文学的自主性,丁玲的“正统”作品,如:《杜晚香》《在严寒的日子里》并没有得到文艺界的认可和支持,相反,《“牛棚”小品》等与“伤痕文学”相似的作品更容易被读者青睐。同时,周扬、林默涵等与丁玲对立的一派仍然在阻碍丁玲恢复政治名誉、洗刷冤屈,多次通过污名化丁玲的形象剥夺丁玲的话语权。因此,丁玲不得不反复权衡作家与政治的关系,避免遭到来自“左派”与“右派”两方力量的夹攻。其二、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丁玲晚年为了证明自己是合格的文艺工作者,积极使用延安时期形成、“前三十年”时期强化的文艺标准重评作品。可是这一阶段,出版社却优先再版丁玲饱受争议的“毒草”:《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与《“三八节”有感》,文艺评论者则开始使用五四启蒙话语重释这些作品,并且否认丁玲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后的创作成果,试图强化丁玲“五四知识分子”的形象。丁玲虽然有意通过毛文体重新解读“毒草”,表明自己愿意继续维护《讲话》的权威,但是因为毛文体与这些作品存在天然的隔膜,所以丁玲无法真正说服八十年代的读者,只能常常表现出难以自圆其说的困窘。其三、个人主义思想与左翼思想的交锋。丁玲复出文坛后,相关部门仍迟迟未澄清丁玲南京被囚期间“投降叛党”的传闻,这一罪名已然成为丁玲平反道路的一大阻碍。因此丁玲晚年需要主动强调“左翼文学”在她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自证对革命事业的突出贡献。然而,文艺批评家在八十年代多以极其谨慎的态度对待“革命文学”,更推崇丁玲个人主义时期的文学作品。另外,随着“革命”的语意不断发生变化,丁玲在八十年代形成的革命观已然不同于三十年代的革命观,丁玲解读三十年代作品的方式也不时与文本本身的含义相悖。如此一来,丁玲在《韦护》《一九三〇年春上海》和《水》中表达的“革命观”便显得多有纰漏,丁玲希望展现的革命身份也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丁玲晚年的身份便不再是丁玲多种身份意识的排列组合,而是多种力量博弈和想象的新产物。
郝艺霞[4]（2020）在《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文中指出本文将丁玲小说创作中三个时期的代表作品作为研究的主要参考对象,将风景书写的不同场域进行整理,借助美国米切尔及日本柄谷行人的风景理论,将风景作为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文化交流的媒介。风景既是再现的又是呈现的,因此按照风景再现与呈现方式的不同,把风景分为在场和不在场两种叙事模式,来研究风景在各类场域中的叙事功能,从而理清小说中风景书写与性别、政治之间的特殊关系。风景作为一种隐喻性的文学书写方式,被赋予超越其本身的特殊内涵,即女性扞卫主体精神世界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透视镜中女性不仅看到了真实的自我,而且能够看到那个早已被时代主流所遗忘或抛弃的女性“自身”。风景书写不是一味地去描摹主人公从视觉角度简单勾勒的生活现实,单一的风景不再作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风景的多重意蕴在丁玲的小说中得到了释放,获得了新的理解维度。本文将丁玲前期的女性小说依照风景书写的不同形式分为封闭式、环绕式、遮蔽式的风景场域,详细分析其小说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在不同风景场域中的情感历程,并以此为特例反观五四一代的青年女性作家在历经时代的磨砺与摧残后思想精神的发展脉络。因而前期作品主要以浪漫的诗性表现方式为主,风景中暗含着作者对传统精神的诉求。在动态性的风景场域中,女性的主体意识得到了发展,在面对风景与革命政治之间的摩擦时,风景以其独特的位置承载着女性对主体性的自我坚守。随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变更,女性与风景场域之间逐渐失去了早期的叙述张力,回归于静态化的政治框架内,隐喻性代替场域之间的斗争性上升为风景的主要特质,那么两个意义层面的风景话语之间产生了裂痕。如何弥合两者间的差异,成为转折期文学所要回答的重要话题;转折期文学因其特有的时代性与尴尬的文学地位,始终是丁玲文学研究的难题。本文将风景的表现特质作为主要论述对象,以诗性与现实性的此消彼长作为这一时期的书写逻辑,恰巧印证了丁玲自身在左联时期苦闷彷徨的内心波折。风景艰难地穿梭于主人公的自我想象与现实境遇中,成为女性在社会中挣扎之后对自我的真实保留,风景场域之间的矛盾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释放。诗性的风景随着主体现实情绪的延伸,最终被革命政治所取代。风景书写被作者纳入到了启蒙与国家叙事的宏大框架下,同时延续了风景书写的隐喻机制,最终上升为革命的理想性书写,促成了关于历史主体的想象,实现了风景书写与民族认同的统一。纵观丁玲小说的风景书写,女性对自我浪漫式的想象始终伴随着风景场域的变换,这既是丁玲作为五四一代青年女作家的“莎菲”式的追求,又与时代相耦合完成了革命与诗性的内在调和,构成了小说丰富的风景内涵,成为风景流变的重要线索。全面把握丁玲小说中风景在不同时期的书写方式,语言显得极为重要。文学语言与小说语言总是一脉相承,因此丁玲在不同人生阶段的风景书写必然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研究其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特色,即可探究其在文学作品中所渗透的文学情绪。那么转折期所出现的诗性与革命性风景的二元对立模式就有了新的理解向度,个体对自然风景的深切回望成为丁玲小说语言艺术力的集中显现。
谢伟娜[5]（2020）在《丁玲传记研究》文中提出丁玲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其丰富复杂、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偏爱。20世纪30年代至今,各式“丁玲传”约有70部（由于“再版”等原因,数字统计有一定的出入）。由于时代的更迭,加之传记作者主体性的差异,丁玲传记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倾向。本文试以20世纪30年代以来出版的丁玲传记为切入点,把握丁玲其人其文在不同时期、不同传记作品中的发展演变和构建侧重。论文共分为四章,第一章对丁玲传记写作概况进行梳理,从三个历史阶段探讨、总结写作特点。第二章论述不同传记对丁玲其人其文构建的侧重,包括对革命战士形象、“两个丁玲”的矛盾形象、思想创作划分演变和恩怨纠葛的构建等四个层面。第三章论述了丁玲传记的意义,通过对丁玲传记的研究不仅可以看到丁玲思想创作的转变,而且丁玲已经成为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潮变化历程和方向的具象表征。再者丁玲传记对丁玲研究和对我国传记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所裨益。第四章在总结丁玲传记的得失后,强调传记作者应处理好对传主的人生描述和文学评述之间的关系、强调传记文学的主体性精神以及传记写作中科学性和文学性。本文对于丁玲传记的研究,还只是对其初级阶段性的梳理和总结,笔者相信丁玲传记的表现力度和挖掘深度还会持续加强和精进。
李宇驰[6]（2019）在《《莎菲女士的日记》接受史研究》文中认为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丁玲无疑是独特的,少有作家如她一般与自己笔下的人物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并遭受众多的争论。对莎菲的批评史贯穿丁玲研究的全程,丁玲和莎菲,这两个名字被紧紧联系在一起,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褒贬毁誉,已经不仅仅限定在文学批评的范畴,《莎菲女士的日记》引发的批评现象引人深思。本文以《日记》接受史为切入点,力图全面地呈现《日记》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接受对象中的接受情况,并深入地分析其升沉兴替接受历程的成因,进而明确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倾向。除绪论、结语部分,本论文共分为三章。第一章:对新时期以前的《日记》接受史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以时间为顺序,研究出版前后以批评家为主体,以普通读者为辅的接受情况。从《日记》发表初期五四启蒙话语向革命文学转向的文学场、文本的召唤魅力、上海都市文化下商业化倾向三个方面进行考察,从而进一步在历史的文学情境中还原《日记》的接受情况,这也是之后各时期接受发生变化的初始原因及影响因素。第二章:研究分析新时期后的《日记》接受情况。以1978年至今的时间为节点,按照不同时期的文学环境为背景,讨论《日记》如何被评价,与前一时期的差异,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在新时期的历史语境中,《日记》被不同的话语体系进行多元的阐释,给予了重新解读和评价,文学史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并日渐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在影视、网络等大众传媒的作用下,莎菲与丁玲成为消费符号。第三章:反思蕴含在《日记》接受史背后的启示和意义。《日记》接受史对于当下文学无疑具有特殊的启示,无论对于当代文学阐释的标准与方向、当代语境下的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还是对于当代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发展的利弊都有着丰富的意义。结语对莎菲形象的阐释嬗变过程进行总结,阐释莎菲与在丁玲本人精神上的同构性,指出围绕《日记》研究近90年的论争,随着不同的历史语境,这种阐释已经成为了文学史上的“经典化”代表。应该说对丁玲接受史的言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每一种叙述和方法的得失缺漏,以此不断丰富我们的认识。
罗曼莹[7]（2018）在《丁玲小说中女性精神内涵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位举世瞩目的作家,其突出性在于作品中始终有一股“新”的力量在涌动,其小说中一批鲜明的女性形象更是值得关注。在时代潮流的推进下,这些女性呈现出一系列动人心魄的精神特征。通过剖析她们在不同时段下展现的精神主题,笔者能从中提炼出二十世纪女性的时代精神内涵。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一批中国女性作家与中国女性文学由此诞生。若将丁玲与同时代的女性作家相比,会发现其在个人经历、独特文风和理想追求等方面有与众不同的表现,其小说创作中的女性形象亦散发出独特的精神魅力。丁玲小说中的第一类女性形象是奋力逃脱传统思想牢笼的女性叛逆者,以《梦珂》的主角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莎菲为代表。她们突出地表现孤独与自主精神。第二类女性形象是在革命与爱情之间抉择果断的女性突围者,以《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的美琳和《田家冲》的三小姐为代表。她们从个人到群体的突围精神是时代的印记。第三类女性形象是拥有高度社会责任感,且与群众并肩作战的女性革命者,以《新的信念》的陈老太和《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为代表。丁玲将女性的精神思索上升到政治体制及社会革命层面上,对女性的强悍生命力、传统贞洁观与民族革命观进行深入探讨。最后一类的女性形象是有着坚实的理想追求且不懈实践的女性建设者,以《杜晚香》的主角杜晚香为代表。其融入新时代的社会理想之中,投身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无我精神值得深入挖掘。丁玲在不同时期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在中国的二十世纪中,一批女性在时代进程的推动下艰苦奋斗的历程:从受到启蒙的五四女性,转变到接受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进而变为主动参与革命的战斗女性,再在工农建设中成为不断完善自身的完整女性。结合丁玲的人生经历和创作心理后,笔者发现丁玲笔下女性形象的变迁,呈现出不少丰富的女性时代精神内涵,其自主精神、突围精神、革命精神与无我精神是女性们在奋斗中不断习得的精神财富。另外,本文也致力于揭示丁玲作为中国现代女性、现代知识分子与革命分子的艰辛写作历程,同时反思丁玲小说创作的成功与不足。
李美皆[8]（2013）在《“晚年丁玲”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晚年的丁玲经常被认为是没有多大研究价值的。其实不然。一条河流丰水期值得研究，枯水期同样值得研究。河流为什么干涸？这本身就具备研究价值。事实上，关于丁玲晚年，有太多需要正视、包容、廓清和去伪存真的东西，去掉覆盖在丁玲身上的表象和似是而非的印象，把丁玲放置到左右着她的个体和社会政治的无奈处境之中，才能看见真实的整体的丁玲。“晚年丁玲”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本文是在晚年“被视为文学界僵化保守的‘左’的代表人物”的丁玲这一特定内涵上来使用这一概念的，简而言之，即“老来‘左’”的形象内涵。丁玲晚年的“左”，一定程度上是为历史问题平反所累的结果，是解决历史问题不得不借重的“工具”。当然，真实的丁玲并非完全不“左”，她的“左”也并非完全出自矫情，有一些是与自身政治利益、信仰、人生道路、既得利益相关的真实表达。本文首先要厘清丁玲“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其次要发现丁玲“历史问题”与“晚年形象”如何相遇。在此基础上，对导致“晚年丁玲”形象被定格为“左”的主要事件和现象、传闻逐一进行分析，如，丁玲与《讲话》、丁玲教育青年、“晚年丁玲”与马恩着作、丁玲晚年的出访和受访、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清污”中的丁玲，共七个方面。通过这些分析，发现支配丁玲如此言动的真实缘由及其背后的无奈，说明“晚年丁玲”的“左”与其历史问题密切相关，揭示这种种因素与外在的社会形势、官方需要、文坛的世情人心等相结合，如何“打造”了这样一个“晚年丁玲”。晚年周扬是影响“晚年丁玲”形象的主要人物。造成“左”的“晚年丁玲”形象的是一股合力，是各种因素的相加，除了历史问题以及与周扬的恩怨外，丁玲自身的老年和性情特点、一生的道路选择趋向所决定的晚年必然心态，也是打造“晚年丁玲”形象的重要因素。丁玲一生都在改造自己，直到晚年。从被动改造到自我改造，丁玲已经被改造彻底异化，她从改造中获得安全感，改造成为她的信念。领袖情结与改造情结相结合，牢牢地支配着丁玲，包括丁玲的马列情结，都是为领袖情结所强化。丁玲所处的复杂的文坛矛盾，远因是制度，中因是政治权力，近因是宗派关系。过多地着眼于个人恩怨而忽略制度性反思，是把根本问题遮蔽了。丁玲复出后的余悸，不仅是对周扬的余悸，更是对权力和权力机制的余悸。丁玲晚年之所以与社会思潮脱节，是因为她不反思。丁玲的不反思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没有余裕反思。因为历史问题尚未解决，她必须做“顺民”。其次，没有愿望反思。因为她的命运与主流是一致的，她的反思可能面临自我否定的危险。再次，没有能力反思。在政治与文学之间，丁玲总是处于一种二元的分裂状态：两种声音，两个面孔，两种价值观，两种文学观。丁玲的双重文化选择，决定了对她的历史评价也是双重的，很难统一。用翔实的资料来说话，对已有的观点尽量在对比中进行廓清，在此基础上给出自己的观点，这是本文秉持的主要研究方法。本文是关于丁玲晚年研究的第一个长篇文本，是第一次将丁玲晚年作为一个独立的课题来进行研究，也是迄今对丁玲晚年的最完整的研究。
高杰[9]（2011）在《“失语”的言说 ——丁玲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文中指出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历史背景下,作为救亡图存的一部分被提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并没有女权主义运动作前提,而是由男性提出并首倡的,男女之间不是二元对立,而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协同关系。这使得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带有先在的依附性,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体系,也无法赋予自己话语权威。丁玲在中国女性文学中占有不可取代的位置,她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并且一生都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寻找女性的位置,在作品中言说女性的话语。为了获得和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丁玲选择的途径是进入男性权力秩序话语中去寻求女性话语的权威,但是由于没有女性自己的话语体系,最终导致精神上的迷失,在杜晚香那里女性又重新回到了沉默状态。丁玲的女性话语的言说成了“失语”的言说。本文共分五部分：前言,主要对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特点以及女性意识在丁玲作品中的呈现形态进行了论述。第一章,主要从人物形象和情节模式两方面,分析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丁玲笔下的女性人物带有强烈的“异已感”,她们多为独语者,很少为周围人所理解,是人群中的“异类”。在丁玲作品中经常会出现“出走”或“逃离”的情节模式,这种“不完全叙述”故事模式的背后是丁玲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想象性解决。第二章,分析丁玲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是如何利用不同的叙述视角来构思自己的故事,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女性形象产生同情,从而使自己的女性话语得到认同的。第三章,探讨丁玲如何进行女性主体身份的建构。无论在爱情乌托邦中还是姐妹情谊的乌托邦中,丁玲都无法建构自身的意义,最后在民族国家的革命话语中用政治价值取代了女性个体价值。主体是在与他者对立的关系中确定的,而丁玲最后的选择却放弃了这种“差异”,在与男性“同”中,女性却失去了女性之为女性的全部含义。丁玲“失语”的言说,虽然与丁玲的个人特质有一定的关联,但其背后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女性解放运动本身的缺陷。女性必须建立自己的女性话语体系,才能在主体上真正获得与男性平等的位置。丁玲以及她的作品可以看作早期中国女性解放运动中的一个典型个案。
朱卫国,李春林[10]（2009）在《试论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文中认为丁玲是一位擅长描写和塑造女性形象的作家,在其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塑造了众多活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丁玲对女性命运的思考,重点放在其对自由意志的执着追求上,她始终将其强烈的女性意识渗透于人物形象中,让她们从孤独苦闷、彷徨迷惘走向坚定执着。对于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对于女性意识的全力发掘,形成了丁玲小说最有价值的特色。她塑造的梦珂、莎菲、陆萍、贞贞、陈老太婆、杜晚香等女性形象,从热衷于灵肉一致的个性解放,发展到将个性解放和民族解放以及全人类的解放融为一体的新女性。
二、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1）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综述 |
| 1.加尼觉玛玛礼的研究现状 |
| 2.丁玲的研究现状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研究目的 |
| 2.研究意义 |
| 三、研究内容及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女性文学、女性形象的概念 |
| 一、女性意识 |
| 二、女性文学 |
| 三、女性形象 |
| 第二节 加尼觉玛玛礼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一、促发女性意识的家庭环境 |
| 二、女性意识形成的轨迹 |
| 三、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
| 第三节 丁玲对女性意识的关注 |
| 一、丁玲女性意识的形成 |
| 二、丁玲对女性自我意识的探索 |
| 三、丁玲女性意识的强化 |
| 第二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
| 第一节 女性意识对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影响 |
| 一、女性意识对加尼觉玛玛礼的影响 |
| 二、女性意识对丁玲的影响 |
| 第二节 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
| 一、《她》((?);Thu-ma)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二、《不是恨》((?)-Mone-yuae-ma-hu)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三、《她的沉沦》((?);Nat-yae-nge-shwe-sar)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第三节 丁玲小说中表现出的女性意识 |
| 一、《梦珂》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二、《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三、《阿毛姑娘》中表现的女性意识 |
| 第三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小说中女性视角下的人物形象塑造 |
| 第一节 加尼觉玛玛礼和丁玲小说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一、加尼觉玛玛礼小说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二、丁玲小说中的主要女性形象 |
| 三、两位作家的主要人物的相似性 |
| 第二节 女性视野下的男性形象 |
| 一、加尼觉玛玛礼小说中的主要男性形象 |
| 二、丁玲小说中的主要男性形象 |
| 第三节 加尼觉玛玛礼的反讽手法与对话描写 |
| 一、在反讽手法中彰显人物的个性 |
| 二、在对话中表现人物的性格 |
| 第四节 丁玲的心理描写与语言表达 |
| 一、深入发掘人物内心世界 |
| 二、直白、坦率的语言 |
| 第四章 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女性意识存在差异的原因 |
| 第一节 生长环境的“异质同构” |
| 一、文化环境的影响 |
| 二、家庭环境的影响 |
| 第二节 作家所处社会环境的“同质同构” |
| 一、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背景下的女性的地位与女性文学 |
| 二、缅甸殖民地背景下女性的地位与女性文学 |
| 第三节 创作方法的“同形建构” |
| 一、作家思想的“同形建构” |
| 二、作家经历的“同形建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上篇:反封建与妇女解放 |
| 第一节 冲破藩篱张扬自我:新的两性观 |
| 第二节 爱情价更高:在灵与肉的纠葛中突围 |
| 第三节 走出旧式婚姻的围城 |
| 下篇:身心解放与社会解放 |
| 第一节 新时代的新“妇女问题” |
| 第二节 探讨农村妇女建立社会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
| 第三节 在公共事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3）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 |
| 第一节 《杜晚香》的艰难亮相 |
| 第二节 伤痕文学与《“牛棚”小品》 |
| 第三节 《在严寒的日子里》背后的舆论纷争 |
| 第二章 五四启蒙话语与毛文体的交锋 |
| 第一节 重评《我在霞村的时候》的两种方式 |
| 第二节 难以言说的《在医院中》 |
| 第三节 《“三八节”有感》的再版与重述 |
| 第三章 革命观的纵深与断裂 |
| 第一节 《韦护》的两个版本 |
| 第二节 走向革命的美琳 |
| 第三节 《水》的尴尬处境 |
| 结语 |
| 附录 |
| 附录一 :丁玲晚年相关问题年表 |
| 附录二 :丁玲小说再版情况(1927-1986) |
| 参考文献 |
（4）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4 风景概念的界定 |
| 第二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叙述场域 |
| 2.1 封闭式风景场域 |
| 2.1.1 公寓间“自我游走” |
| 2.1.2 城乡间“自我徘徊” |
| 2.1.3 都市间“自我放逐” |
| 2.2 环绕式风景场域 |
| 2.2.1 踟躇于风景内部 |
| 2.2.2 驻守于风景内外 |
| 2.2.3 游离于风景外围 |
| 2.3 遮蔽式风景场域 |
| 2.3.1 内外交困的精神斗争 |
| 2.3.2 主体内在的情感寄托 |
| 2.3.3 个人意识的欲望书写 |
| 2.3.4 去个人化的自我重生 |
| 第三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诗性与现实性 |
| 3.1 诗性的错位与调整 |
| 3.1.1 自然风景与认识 |
| 3.1.2 革命风景与怀旧 |
| 3.1.3 革命与诗性融合 |
| 3.2 诗性风景的观照方式 |
| 3.2.1 阶级斗争的隐形书写 |
| 3.2.2 阶级斗争的强化 |
| 3.3 革命风景的写实化 |
| 3.3.1 革命现实主义 |
| 3.3.2 革命理想主义 |
| 第四章 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的语言形式 |
| 4.1 语言组成: 句式结构 |
| 4.1.1 人称代词的使用 |
| 4.1.2 多重状语的使用 |
| 4.1.3 长短句式的使用 |
| 4.2 语言主体: 词性与词义 |
| 4.2.1 单双音节词的使用 |
| 4.2.2 词语性质的转变 |
| 4.2.3 语词色彩的变化 |
| 4.3 语言手法的运用 |
| 4.4 语言观与风景描写 |
| 第五章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5）丁玲传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丁玲传记写作概况 |
| 第一节 丁玲传记写作发端期 |
| 第二节 丁玲传记写作发展期 |
| 第三节 丁玲传记写作拓展期 |
| 第二章 丁玲传记的不同建构 |
| 第一节 以文学为武器的战士 |
| 第二节 复杂的矛盾体 |
| 第三节 历史演化论 |
| 第四节 是非恩怨说 |
| (一)文坛是非:丁玲与沈从文的恩怨 |
| (二)政坛是非:丁玲与周扬的恩怨 |
| 第三章 丁玲传记的意义 |
| 第一节 反映了中国新文学主潮变化的过程和方向 |
| 第二节 传记类型与视角的多样化 |
| 第四章 丁玲传记的得失 |
| 第一节 加强对传主人生经历与文学评述的结合 |
| 第二节 强调传记文学的主体性精神 |
| 第三节 加强传记写作的科学性和文学性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6）《莎菲女士的日记》接受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盛誉到扭曲疏离——新时期以前的《日记》接受 |
| 第一节 从《梦珂》到《日记》 |
| 一、1928年代“转向”的文学场 |
| 二、《日记》文本的召唤结构 |
| 第二节 权威批评家的定位 |
| 一、茅盾与周扬：革命话语的崛起 |
| 二、王瑶与丁易：文学史中的“政治化”解读 |
| 三、夏志清：冷战思维下的有限度肯定 |
| 第三节 普通读者的阅读接受 |
| 一、《日记》的接受群体 |
| 二、都市上海与“新女性” |
| 第二章 重返到多维度解读——新时期以后的《日记》接受 |
| 第一节 文学史的重新定位 |
| 一、国内：《日记》的地位变化 |
| 二、海外：“去政治化”的阐释 |
| 第二节 多种话语的解读 |
| 一、众声喧哗中的悬置 |
| 二、异域视界中的重构 |
| 第三节 大众“趣味”的兴盛 |
| 一、大众传媒：从左翼作家到“传奇”女性 |
| 二、符号化的接受：丁玲∕莎菲 |
| 第三章 《日记》接受的启示 |
| 第一节 过度阐释与不足 |
| 第二节 文学批评的导向 |
| 第三节 文学的再生产与炒作 |
| 结语：说不尽的莎菲,道不完的丁玲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丁玲小说中女性精神内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1章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女性精神内涵 |
| 1.1 从“人”的解放到“女人”的解放 |
| 1.2 西方女权主义对“五四”女权主义运动之影响 |
| 1.3 丁玲—中国二十世纪突出的女性作家 |
| 1.4 丁玲小说中的女性精神内涵 |
| 第2章 叛逆者：五四女性的自我精神 |
| 2.1 莎菲与梦珂：叛逆独立的自我意识 |
| 2.2 女同性恋与“情欲”的自我表达 |
| 2.3 女性“进城”之后的精神出路问题 |
| 第3章 突围者：知识女性的理智精神 |
| 3.1 美琳与三小姐：投身革命的果断抉择 |
| 3.2 “爱情”与“革命”的价值取向问题 |
| 3.3 从个人到群众的精神突围 |
| 第4章 革命者：战时女性的战斗精神 |
| 4.1 陈老太与贞贞：“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觉醒信念 |
| 4.2 战时女性在革命中的困境 |
| 4.3 女性精神在延安时代的更新与发展 |
| 第5章 建设者：工农女性的无我精神 |
| 5.1 杜晚香：新中国建设中的“一枝红杏” |
| 5.2 “异已”和“同化”的意识形态立场问题 |
| 5.3 女性精神内涵与女性解放道路 |
| 结语：丁玲小说中女性精神价值及时代意义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清单 |
（8）“晚年丁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提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章 苦难的历程与“晚年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晚年前的苦难历程 |
| 第二节 悲凉而焦虑的晚年开端 |
| 第三节 开始被扭曲的晚年人格 |
| 第二章 历史问题的审查及其对丁玲的影响 |
| 第一节 丁玲晚年之前历史问题的四次审查 |
| 一、1940 年，丁玲历史问题的第一次审查 |
| 二、1943 年，丁玲历史问题的第二次审查 |
| 三、1955-1957 年，丁玲历史问题的第三次审查 |
| 四、1975 年，丁玲历史问题的第四次审查 |
| 第二节 丁玲晚年历史问题的解决 |
| 第三节 历史问题主宰下的“晚年丁玲” |
| 第三章 政治维度下的“晚年丁玲” |
| 第一节 “晚年丁玲”与马恩着作 |
| 第二节 被历史选择的角色：“清污”中的丁玲 |
| 第三节 “政治正确”：丁玲晚年谨言慎行的出访 |
| 第四节 教诲与隔膜：“晚年丁玲”与青年作家 |
| 第四章 文学话题与写作实践中的“晚年丁玲” |
| 第一节 丁玲对《讲话》的实践与维护 |
| 第二节 丁玲关于“创作自由”的言论 |
| 第三节 《杜晚香》的写作对于“晚年丁玲”的复杂意义 |
| 第五章 “晚年周扬”与“晚年丁玲” |
| 第一节 周扬晚年在丁玲历史问题上的性别观念局限 |
| 第二节 周扬与丁玲之间的道歉、忏悔与检讨问题 |
| 第三节 丁玲为自己的晚年形象应负的责任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9）“失语”的言说 ——丁玲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1.1 中国女性解放运动 |
| 1.2 丁玲的女性意识及其作品形态 |
| 1. "娜拉"的出走与逃离 |
| 1.1 女性形象:从反叛到皈依 |
| 1.1.1 莎菲:早期作品中的"异类" |
| 1.1.2 贞贞、陆萍:中期作品中的"疏离者" |
| 1.1.3 杜晚香:晚期作品中的社会性别 |
| 1.2 情节模式:出走或逃离 |
| 1.2.1 从乡村到都市 |
| 1.2.2 从都市到革命圣地 |
| 2. "看"与"被看" |
| 2.1 早期作品中的内视角 |
| 2.2 延安时期叙述视角的转变 |
| 2.2.1 外视角:《我在霞村的时候》 |
| 2.2.2 "看"与"被看":《夜》 |
| 3. 自我身份的想象性建构 |
| 3.1 爱情中两性关系的乌托邦想象 |
| 3.1.1 给予与拒绝:主体感的建立 |
| 3.1.2 认同的危机:女性主体性的分裂 |
| 3.2 姐妹情谊中的乌托邦想象 |
| 3.3 民族国家的乌托邦想象 |
| 结语 "失语"的言说 |
| 参考文献 |
|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
| 致谢 |
（10）试论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论文提纲范文）
| 一早期的盲目反叛到追求个性的女性形象 |
| 二追求个性解放与集体主义融合的时代女性形象 |
| 三从集体主义到寻求妇女自身解放的女性形象 |
四、从莎菲到杜晚香——看丁玲女性人生的探索（论文参考文献）
- [1]加尼觉玛玛礼与丁玲的女性小说比较研究[D]. AYE AYE KHAING. 湖北大学, 2020(02)
- [2]追求身心解放与丁玲女性文学的文化特征[D]. 左雨婷. 青岛大学, 2020(02)
- [3]再版·删改·自述 ——论丁玲晚年的身份困境[D]. 罗紫轩. 南京大学, 2020(05)
- [4]丁玲小说风景书写研究[D]. 郝艺霞. 延边大学, 2020(05)
- [5]丁玲传记研究[D]. 谢伟娜.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8)
- [6]《莎菲女士的日记》接受史研究[D]. 李宇驰. 沈阳师范大学, 2019(09)
- [7]丁玲小说中女性精神内涵研究[D]. 罗曼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2018(01)
- [8]“晚年丁玲”研究[D]. 李美皆. 苏州大学, 2013(09)
- [9]“失语”的言说 ——丁玲小说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解读[D]. 高杰. 华中师范大学, 2011(10)
- [10]试论丁玲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J]. 朱卫国,李春林. 作家, 200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