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精简省政府机关文件的通知（论文文献综述）
孙超然[1]（2020）在《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一般而言,行政解释是指行政机关对广义的法律文本做出的解释或说明。在现代国家中,行政解释同时涉及立法、行政、司法等多种国家机关,处于国家权力的交叉地带。因此,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即行政解释及其合法性控制的制度和实践,集中体现了该国不同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关系,也体现了一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特性。我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职权模式,这一模式深受我国法律制度及实践的影响,鲜明地体现出我国行政机关的强势地位。我国法律解释制度建立时,原本以立法者解释为重;但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获得法律认可之后,却凭借其强大的行政职权逐渐从制度和实践两个方面侵蚀立法机关的解释权。以1981年《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为基础,我国构建了独特的法律解释制度。为了尽快地解决改革开放初期行政机关在执行少数基本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同时尽可能地限制行政机关对法律的任意解释,避免行政解释突破法律文本,当时的立法者基于苏联式的“立法者解释至上”的法律解释观念,对不同法律解释问题的解释权进行了分配,把法律中的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问题的解释权保留在立法机关手中,只允许行政机关解释除此之外的一般法律解释问题,希望借此控制行政解释内容的合法性。这一制度中的行政解释,以行政机关的行政职权为基础,以实践中的问题为中心、以主动和依申请制定规范性文件或公文为主要方式,是一种部门内的法律解释制度。然而这样严格和晦涩的分权规定,却没有同样严格的合法性控制机制,几乎只靠规定本身的权威性以及行政机关主动与立法机关进行互动来维持,立法机关并没有能力对行政解释的内容进行主动的控制,行政机关内部的程序则是封闭而偏颇的,司法机关的审查也一直相当乏力。因此,这一制度便迅速被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在制度方面,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常常与立法者对行政解释制度的规定相矛盾。而在实践方面,行政机关一方面大量制作行政解释,其中有不少行政解释的内容都超出了立法机关规定的解释权限,对冲突漏洞和空白漏洞进行了解释,形成了解释权侵占现象;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大量制定解释或重复上位法的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并将这些文件的解释权归于其制定者,使上位法的解释权层层下沉,形成了解释权下沉现象。而且,我国行政机关经常在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解释法律文本,这也是我国行政解释制度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之所以未能维持,并最终被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所突破,由立法者设计的立法者解释制度变为职权解释模式,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行政解释制度过度以实践中的问题为导向,只重视行政问题的解决,而不重视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中的分权方式较为简陋,可操作性较差,使得行政解释很容易越界。其深层的原因则在于立法者解释观念与职权解释模式之间的冲突,以及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机制的普遍无力。此外,陈旧的“立法者解释至上”观念,也是导致我国行政解释制度长期滞后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有必要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参考域外较为成功的行政解释模式,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有益的借鉴。美国行政解释可以为我国行政解释制度的革新提供大量的经验和教训。美国行政解释模式可以概括为授权模式。因为其行政解释制度建立在国会立法授予行政机关的权力之上,其合法性得到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全面和动态的控制,在外部和内部、事前和事后、实体和程序的多种控制之下,行政解释得以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至于溢出其边界。其中,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主要是事前和事中的控制,而事后的司法控制则是行政解释合法性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也可以将美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总结为“以司法控制为主的全面控制”。美国行政解释合法性控制中独特的“司法尊重”,鲜明地体现出国会的授权在行政解释问题上的极端重要性。“司法尊重”包含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其一是法院对行政解释独特优势的承认,这种优势就来自于国会授予行政机关的职权;其二是法院审查范围受宪法或国会成文法限制的情况,它意味着法院对国会授予行政机关裁量权的维护;其三是法院基于对自身审查权限或能力的考虑而主动放松行政解释的审查标准,而法院这样做前提条件则是对国会是否授权行政机关解释特定法律文本的判断。不过,在司法尊重之外,法院还可能会对行政解释进行一般的高强度司法审查,甚至预设某种反对行政解释的态度。而且司法尊重并不是最高法院一时兴起,将控制行政解释合法性的职责拱手让出,而是深深地植根于其法律制度和传统之中,并以行政解释的全面和动态控制为基础:法院对行政解释放松审查或审查受限,往往与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解释的控制互为因果。因此,即使法院采取尊重态度,也并不意味着行政解释就可以为所欲为。由此可见,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不能仅依靠司法机关来完成,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同样需要通过事前和事后的监督和控制手段,确保行政解释的合法性。而在其他控制手段乏力的情况下支持司法尊重的做法,将导致法律制度的毁灭。比较中美行政解释模式,我们会发现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以及对行政解释本身的认识程度,对一国的行政解释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美国行政解释制度和实践的经验还向我们显示出,在民主立法、明确授权的制度基础上,如果行政解释能够得到全面和动态的控制,那么法律的含义就能够以较为健康的方式得到更新,以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理想的行政解释制度应当在激活立法机关活力和根本控制力的基础之上,以司法控制为基础全面盘活各种国家机关对行政解释含义的控制力,让行政解释能够更好地发挥在各国家机关之间传递信息的作用,以服务于法律含义的探究与更新。
褚楚[2]（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张一鸣[3]（2019）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文中认为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行政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地方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重要法规依据,兼有行政权和立法权的双重属性,具有数量众多、区域特征强、适用频率高等特点,是我国法律体系中为数众多的一种规范性文件,对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行政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政府行使行政权力管理经济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在有效补充法律法规之滞后不足、提升法律法规的针对性与适应性、规范政府管理与自身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立法权角度而言,地方政府规章作为地方立法的重要部分,是地方法治建设的重要载体,对于加强地方政府法治建设、规范权力运行、保障公民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是对这些规章进行监督的一项重要制度,对于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促进行政自制、确保政令畅通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打造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五四宪法确立的违法违宪监督制度到法规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建立健全至今已有60多年发展历程。备案审查制度一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监督作用,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规范立法活动、保障公民权利、限制公权滥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然,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一些与实践不相适应的部分,一些不尽完善合理之处也逐渐显现,对于推进法治政府、法治国家建设日益成为不小的阻碍,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必须加强对于规章的备案审查制度研究。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构建完善的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基本思路是从当前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出发,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构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和制度框架,运用政治学与法学双重视角,利用“外部控制”和“内部控制”两种分析框架,搭建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框架体系。论文由导论、概述、历史沿革、相关监督机制比较、现实考察、问题、反思及制度完善等七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视角、研究意义,研究目的与方法,以及国内外研究综述。第二部分是“地方政府备案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探讨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基本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内容,阐释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立法监督理论、法制统一理论、行政自制理论。第三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分别从思想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制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以及实践基础——违宪违法监督机制的不断完善的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梳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特点。第四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与其他监督机制比较”。从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监督与权力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行政复议监督以及其他监督机制等角度进行比较分析。第五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现实考察”。基于行政系统和人大系统的双重视角,从备案的性质、目的和原则,备案的形式审查,备案的方式、时限和公布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进行考察;从审查主体、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时限、审查结果的处理以及审查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审查进行考察。第六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指出现有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缺乏统一的审查主体,审查主体权限交叉重合,多头备案的问题使审查流于形式;二是缺乏健全的启动机制,启动机制失灵导致审查力度较弱,过分依靠主动审查,被动审查制度不健全;三是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合法性审查标准存在模糊区,合理性审查标准难以把握;四是缺乏统一的审查程序,审查受理程序没有相关规定,审理过程没有相关规定,审查结果没有公开;五是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法律责任缺位,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缺位,定期清理制度不健全,后评估制度待完善;六是制度缺陷之原因——制度设计与理论实践脱节。第七部分是“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完善”。文中提出了五点建议:一是在国家层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在必要性、可行性和体例安排等方面进行阐述论证;二是完善审查启动机制,强化主动审查制度,完善被动审查制度,明确审查时限,完善审查建议的反馈机制;三是细化审查标准与程序,具体包括细化形式审查标准,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细化合理性审查标准,细化程序性审查标准;四是畅通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渠道,赋予审查建议与审查要求同等待遇,明确适格备案审查主体,扩大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完善法院有效参与的法律监督体制;五是健全公众参与保障机制、备案审查公开机制、定期清理制度、后评估制度、备案审查责任制度等备案审查监督机制。总之,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维护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协调一致、推进法治国家建设、预防并纠正地方政府规章违法失当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这一制度在审查主体、启动机制、审查标准、审查程序、监督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足。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重监督问题,如何提升这一制度的公信力和约束性,特别是行政系统监督如何避免“自己监督自己”的“阿喀琉斯之踵”,一方面要承认这一制度是我国政治体制和时代发展的特定产物,制度运行有其合理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这一制度可能存在的自我约束的风险。解决之道在于双重备案审查时以人大系统监督为主,在外部监督有效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发挥好辅助、配合作用,让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有效结合、相得益彰,发挥这一制度的乘法效应。可以说,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出路在于强化人大系统对于规章报备的审核,在人大系统和行政系统双备案通道的现有格局和政治体制之下,逐步明确以人大系统对于政府规章的备案审查为主,并在立法层面明确人大系统的审查意见作为最终结论。
王晓强[4]（2019）在《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文中指出行政组织法作为内部行政法,在整个行政法体系中始终没有得到很好地发展,包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在内的诸多基础性理论命题仍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虽然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已经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基本政策要求,但是如何认识和推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仍然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加以研究和解决,具体而言,应包括: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为何需要法定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范围的划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位阶的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程度的判断,这些问题层层推进,相互关联,从而构成了本文分析、探讨的逻辑框架与基本主题。本文除绪论之外,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进行分析,即如何理解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从静态与动态两个层面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分析探讨,前者主要从主体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行政机构进行类型化划分,后者则主要从行为角度对设置的范围进行界定,所谓行政机构设置是指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内设机构及派出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规格变更、名称变更等一系列行政组织行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源于传统的法律保留、制度性法律保留、行政组织法定主义等,但是又与其存在差别,其将法律、法规、规章一并纳入法定化的调整范围。第二章,主要分析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必要性。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总体上经历了萌芽、初创、发展、改革四个阶段,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存在法律、制度、理论等方面的问题。行政机构设置之所以要实现法定化,主要是因为我国行政机构设置领域所存在的现实问题需要通过法定化的方式予以解决,规则是减少混乱、建立秩序的最有效方式,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是解决行政机构设置随意化、碎片化、行政化、同质化的最有效途径;此外,在理论方面的原因则主要基于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的要求、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以及法规范所具有的一致性、稳定性、权威性等法的一般性特征。第三章,对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进行分析。着重就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进行详细分析,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实现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法规范内容尽可能详尽、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控制机制以及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控制等制度和措施,都对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推动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第四章,主要划分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即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需要法规范依据,哪些行政机构的设置则不需要法规范依据。重要性理论应作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划分的理论依据,其在法定化范围的判断上具有重要影响。根据行政机构实施行政职责范围的不同,所有的行政机构可以划分为各级人民政府派出机关、各级人民政府的业务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内设机构、各级人民政府及其业务机构的派出机构四种类型;内设机构可以根据机构功能、结构的不同,再划分为业务、事务、辅助、监督机构及行政职位五种,并以行政机构设置是否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影响为标准,将业务类行政机构的全部设置行为纳入法定化范围,其他行政机构的设置行为则排除在法定化范围之外。第五章,主要确定了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确定应当参照行政处罚法等法律规范中有关行政处罚事项等的设定,对划入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事项分别予以分析,尝试在行政机构设置领域建立多元多级的法规范体系;而法定化程度的判断,则认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意味着行政机构设置的过程需要尽可能实现法定化,因而将行政机构设置领域的法规范分为程序方面的要素与其他方面的要素,具体包括提案、方案的编制、审核、决定、备案、监督等程序要素和机构设置的规则要素、结构要素、设置的形式要素等,并且从准则性与单行性法规范并行、明确机构设置的程序要素、数字化表达三方面来增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
吉林省人民政府[5]（2018）在《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文中认为吉政发[2018]18号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长春新区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已根据新发布的《国务院工作规则》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2018年8月16日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
冯志峰[6]（2018）在《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文中指出中国政治组织体系主要分为中央政权、地方政权和基层政权,由中央、省、市、县、乡五个层级组成。相对于中央政权和基层政权而言,地方政权包括省市县三级,成为我国政权系统承上启下、协调各方、高效运转、强本固基的关键枢纽,对维护党中央权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凝聚党心民心、决胜全面小康、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系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三个层级。地方党委组织承上启下、统揽大局、协调各方、强本固基,既是中央精神的执行者和建议者,又是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者与领导者,承载着领导地方党的组织建设,履行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职责,成为加强地方治理能力建设条块结合的交汇点,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力量。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的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角色定位、职位属性与运行特性,内在地反映了地方党委组织的执政规律,蕴含着党组织权力运行与制约之道。遵循其行为之内在逻辑,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规律可提炼为“弹性定律”,鲜明地体现出独特的“二重”性,表现为“双刃剑”的作用,既能够实现有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也有可能引发权力腐败、危害人民利益,销蚀党的执政基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在内外不良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总体呈现出“十大特征”,体现为“多面人”角色,其演化逻辑可归纳为“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强化跃迁定律”,作为地方主导改革的改革者反而成为改革阻力制造者。为扎实有效地“改革改革者”,破除权力制约“悖论”,就必须统筹“个人修养教化、体制机制转化、社会风气净化”,构建科学系统、务实管用、操作简便的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为此,必须立足于中外权力制约理论基础之上,深刻把握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诱致成因,认真分析其生成逻辑,精准提炼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之道,努力促进“文本规定”与“实践运行”的有机融合,将“自我律动法”与“一制九转法”深度融入到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之中,努力实现权力高效运行与有效制约的动态平衡,着力提高地方党委书记执政本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领导核心、组织保证和力量保障,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
黄佳宇[7]（2015）在《行政信息公开研究》文中指出将行政信息公开问题予以展开，包括诸多内容，其中，阐释和界定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维度是前提和基础。笔者将行政信息公开界定为：行政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依法行使国家行政管理权的过程中，以法定的方式，依法将与行政事务有关的信息（文件、资料）向社会公众或特定的人公开的制度；行政信息公开的内容包括抽象行政行为，某些具体行政行为以及行政主体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所产生、整理、收集、使用、发布、清理和储存的行政信息；行政信息公开的理论基础是：人民主权的彰显，保障人权的必然需要，信息的流动性需要以及平衡论的价值体现；在对中外行政信息公开原则梳理的基础上，将行政信息公开的原则界定为：公开原则、平等原则、自由使用原则；并对如下行政信息公开基本制度进行了考察与明晰：行政信息公开主体制度，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制度，豁免公开制度，行政信息公开的公布制度，信息的可分割提供制度，专职新闻官（新闻发言人）制度等；行政信息公开在和谐社会中的意义是：行政信息公开有利于建立行政诚信与权威，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行政信息公开能够提升行政主体公共政策质量，防止公权力腐败与恣意滥用；行政信息公开是对人权的切实保障。以行政信息公开的基本维度为基础，笔者阐析了行政信息公开的制度演进动因以及呈现出的规律。总结出行政信息公开发展的规律是：行政信息公开应然的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行政信息公开需要制度规范来确立与保障，行政主体的主动推进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发展至关重要，民主与权利意识是有效地推进剂以及行政信息公开的发展是相互借鉴与学习的过程；行政信息公开变迁的政治动因是法治建设为行政信息公开的建设提供法治原动力，行政改革推动行政信息公开的延展；经济动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引进外资，顺应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文化动因是社会成员主体意识增强与政治文化核心价值被普遍接受的推动。在行政信息公开问题上，对域外行政信息公开法治现状的考察与评析是必不可少的。考察与评析的对象是美国、英国、日本与俄罗斯。这四个国家既包括了英美法系的代表美国与英国，也包括了具有大陆法系特点的日本，同时也涵盖了有着浓厚社会主义制度背景的俄罗斯（前苏联），宏观上可以囊括当下世界范围内关于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的核心与精华。美国是当代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的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体现了在王权下由神秘化向法治化演进的过程，日本在地理位置与历史背景上具有特殊的考察意义，而俄罗斯由于经历过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社会制度变革后来考察其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建设，具有特别的思考价值。分析了外国行政信息公开法治的现状，为的是审视我国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实然状态，也即对我国行政信息公开现状——成绩与出现问题的阐析。在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道路上，从制度建构到实践出现了令人欣喜的局面，行政信息公开的法治初见成效。我国行政机关中的新闻发布与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不断地发展与完善，我国政务网站体系不断建立，在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发展的进程中不仅包含着制度、规范、载体的不断法治化与多样化，更体现在社会层面上中国公众权利与参与意识的觉醒，这是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前行过程中所取得的理念上重要的积极效果。与此同时，我们还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发现、总结与剖析行政信息公开所存在的各种问题与不足：行政信息公开主体缺乏思想认识保的保障，行政信息公开主体公开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欠缺；行政信息公开主体自由裁量权过大，造成行政信息公开的随意性过大；行政信息公开的救济渠道不畅，权利缺乏有效地保障；行政信息公开的及时性与真实性尚待提高。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的制约因素是：民主政治文化，民主人权运动与国内社会、经济、法治因素，社会成员对个体利益的关注及集合化表达。深层次的制约因素是传统的“官本位”与“特权思想”仍然在影响着行政信息公开法治化进程，某些舆论与传媒对于公权主体的“谄媚化”，行政信息公开缺乏统一规划与形式主义严重。在结合调研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行政信息公开时间取得的成绩以及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也为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指明了方向。其一，要不断完善包括《信息公开条例》在内的规范：首先是以《信息公开条例》为核心的行政信息公开规范的完善，例如，公开范围的细化、合法权益的扩展解释、非本国主体法律地位以及朴素法治精神的引入等；此外，还须在宪法层面上定位知情权的地位，完善知情权的保障；以行政信息公开为视角，完善保密法律规范；并在行政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实现对隐私权的合法保护。其二，构建起行政信息公开相关机制体系：首先，从传统的由外部压力演变成公开信息的引力模式，传变成行政信息公开主动、积极公开行政信息的模式；其次，加强行政信息公开的内部监督，完善行政信息公开中的问责制度；再次，以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为契机，强化行政信息公开的规范、责任等；最后，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舆情，逐渐提升行政信息公开中舆情的预警与联动机制的效能。此外，还要发挥评估机制的积极作用，并引入利益衡量机制。其三，畅通行政信息公开中的权利救济渠道：在行政信息公开权利救济中，阐释的重点方式是行政信息公开的诉讼，以司法审查的角度，分析了行政信息公开诉讼在权利救济中的作用，以及与普通行政诉讼的不同之处。特别是，就行政信息公开诉讼受案范围的扩展、秘密审查如何发挥作用、诉讼中的第三人法律地位以及典型案例的导引作用予以重点阐释。本文的逻辑关系是：以行政信息公开基本制度为前提，梳理行政信息公开制度演进呈现的规律以及制约因素，结合对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实践的考察，从规范完善、行政信息公开相关机制建构以及权利救济三个大的方面，尝试解决我国行政信息公开从制度到实践运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将对美国、英国、日本、俄罗斯等仅四十个国家、地区有关行政信息公开的立法、典型判例等融入到文章各部分的写作，以作为域外法支撑以及我国行政信息公开完善的导引。我们还需清醒的认识到，要想在现实中使权利真正得到保障，法治精神真正得到彰显，还须不断地尝试、调试、整合与探索！
郭清梅[8]（2012）在《行政规定规制研究》文中提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进程中，行政规定在行政机关实施法律、法规和执行政策，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等方面发挥着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长期以来，行政机关发布的大量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规定不仅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了行政机关的权威。因此，科学、合理地规制行政规定已经成为关系我国能否实现依法行政的一个重要议题，并因此而受到众多行政法学者的广泛关注和多角度研究。从我国现行行政规定规制制度构建情况看，我国已经从行政规定制定权限、制定程序、行政系统内备案审查、行政复议附带审查、行政系统内定期或不定期清理、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法院适用性审查后向行政机关提出有关纠正行政规定错误的司法建议等不同层面多角度对行政规定加以规制。这些规制制度从行政系统内外共同对行政规定制定权作出规范和监督，其目的既在于确保行政规定的权威和有效实现行政规定管理职能，也在于纠正违法或不当行政规定之错误以维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经过多年的制度创新、完善及其实践运作之后，对于这些多种多样的行政规定规制制度之设置目的及其综合规制效果，已有必要作出客观分析和反思性总结。从我国行政法学者在行政规定规制理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看，学者多从理论应然的角度专项讨论行政规定监督问题，近年来尤其越来越多的行政法学者集中关注和研究监督法中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行政复议法修改中涉及的对行政规定的复议审查问题以及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涉及的对行政规定司法审查等问题。因此，研究者相对忽视了对我国不同系统各种行政规定规制制度本身是否科学可行、制度之间的协调和衔接、各种有关行政规定控制和监督制度能否共同对行政规定起到应有的综合规制功能等问题的客观分析和细节性思考。本论文的研究重点正是，以实证统计分析，考察我国不同系统各种行政规定规制制度和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作为研究出发点，努力回应这些有关行政规定规制制度科学性和协调性的问题。论文由导论、概述、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行政系统外规制、重构和完善行政系统内外规制机制等五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说明了论题研究的起因，分析论题的理论和实践研究价值，并且阐明了论文采用的实证统计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等主要研究方法。第二部分，界定了论文的核心概念“行政规定”，描述了国内外有关行政规定研究现状，并对主要理论研究成果作出梳理和评析。这部分研究内容为论文围绕核心论点展开奠定了必要基础。第三部分，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行政系统内不同规制制度本身是否科学的问题；如何合理处理行政系统内不同规制制度之间的衔接问题。其中，首先，描述了我国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制定、备案审查、复议附带审查、清理等规制制度的主要规制现状；其次，分析了各种规制制度本身存在的尚需进一步科学化的问题，并且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最后，对行政系统内各种规制制度之间（尤其是制定程序、备案程序与清理程序之间）的衔接问题作出分析，并提出了解决行政系统内规制机制问题的对策。第四部分，首先阐述了行政系统外规制行政规定的必要性；其次考察和分析了行政系统外部立法机关规范行政规定制定权限、程序的制度和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完善人大系统规制制度内容提出了解决对策；第三阐述了我国行政法学界有关应否将行政规定纳入司法直接审查范围的主要争议，描述我国现行适用性附带司法审查制度实际运行状况并且分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为完善我国司法审查监督制度，应当修改行政诉讼法，明确确认法院行使适用性附带司法审查的权力和提出纠正行政规定错误的司法纠错建议制度；同时，确认特定级别的法院能够行使确认或否决行政规定效力的附带司法审查制度。第五部分，从备案审查规制机制和个案审查机制两个层面，分别分析了不同层面规制行政规定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解决对策。其中，一方面，笔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剖析了行政系统的备案审查与人大常委会系统的备案审查之制度和实践中存在的异同以及相互衔接问题，提出了依据行政系统与人大常委会系统在规制行政规定中的应然功能定位，通过修改监督法，重新构建以行政系统内常规主动审查为主，并以人大常委会“备而待审”为补充的备案审查规制机制，以节约审查资源和避免不同系统之间的预防性审查冲突。另一方面，笔者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行政备案审查审查机关与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机关应行政相对人建议而启动的个案审查、行政复议附带审查机关应行政相对人请求而开展的复议附带审查、行政诉讼中法院因要确定行政规定能否作为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依据而开展的个案适用性附带审查等多元化个案审查制度及其实践，分析了不同个案审查制度之间潜在的审查冲突问题，提出了依据行政规定是否对行政相对人已经造成实际侵害而分类处理个案审查冲突的规制机制。总之，论文的主要论点是，要想充分发挥行政规定的积极功能，并克服和避免其消极影响，就要在设定规范行政规定制定、管理和监督权限及其程序等方面的制度时，始终贯彻包括合法性、科学性和系统协调性在内的正当性考量，即既要科学构建不同规制制度内容，尤其要关注规制制度的程序细节设定，也要处理好各种规制制度之间的协调有序问题，并科学解决和设定不同规制制度之间的审查（尤其是被动个案审查）冲突解决机制。
崔庆仙[9]（2012）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文中认为地方制度,是中国国家决策执行系统的“空间一权力”安排,也是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因素。本论文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来,政府主导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并未发生根本性质的改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地方制度发挥着怎样的作用?第二,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曾应对过诸多共同的机遇和挑战,在相应的地方制度建设层面,有哪些普遍意义值得中国借鉴?第三,中国正面临着诸多经济社会问题,“路径依赖”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的地方制度改革,在追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地方制度建设应走向何方?本论文在研究方法上：第一,注重问题关怀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漳州、三亚等城市-区域为案例,对地方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解释与证实；第二,遵循逻辑演绎的研究理路,在对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的研究中,既努力厘清地方制度改革的历史脉络,又充分发掘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以及各项制度之间横向的互动机理,从而更准确把握地方制度变革的内在历史逻辑：第三,以人文地理学的相关方法为主,采用学科综合的研究视角,提高理论指导实践的效能。本论文主要有三大研究板块：一是,对西方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变革与创新进行了积极的研究与借鉴；二是,对建立在传统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中国地方制度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提炼；三是,对当代中国地方制度改革进行了实证与规范研究。本论文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中国两千多年的地方制度变迁具有极强的连续性,并不断向有利于中央集权的方向演进。第二,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地方制度改革主要围绕中央集权和城乡二元制度体系建设展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逐级下放权力的地方制度改革之路。第三,中国地方制度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国家权益地方配置的不均衡和权力下放中行政管理层级与幅度的悖论,这是城乡差距持续拉大、社会矛盾激化、地方政府信任危机、腐败现象严重等现实问题的地方制度背景。较多的行政区划层级、复杂的条块关系和庞大的公务员队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地方制度集权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第四,世界主要现代化大国地方制度变革表现出诸多共性,地方民主自治的精神和能力构成中国与若干现代化大国最为根本的差异。第五,立足于当前政治结构,现有体制内的地方制度改革应当主要是一个方案设计的技术问题和地方政府的作为问题；逐步推进地方民主自治,以此重塑地方制度,使地方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的基石和实现社会繁荣的强大动力,应当是未来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地方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
黄建雄[10]（2010）在《“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驻京办”是京外各级政府、部门以及企业派驻北京的办事机构。本文旨在对我国地方政府“驻京办”产生的根源及其功能和行为逻辑进行分析和解释。强调“驻京办”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沟通渠道,其存在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在我国也有长久的历史。不过,不同时期的“驻京办”的结构、功能及其行为方式不尽相同。当代中国地方政府“驻京办”实际上是我国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其行为也是一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可称之为一种“潜沟通”。这与中央权力和资源过分集中及不规范和不透明的分配体制有关。只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政府体制及资源分配机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权责利关系,使驻京办的“潜沟通”显性化,才有可能真正解决“驻京办”问题。本文共分八章进行讨论。第一章,导论。介绍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回顾和梳理了国内外有关“驻京办”的研究情况,提出了本研究所要面对和需要解决的若干问题,厘清了分析思路和论文的框架,交待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第二章,传统社会“驻京办”。以历史回顾的方式,对传统中国社会的“驻京办”的雏形“留邸”、“进奏院”、“会馆”等进行了介绍,指出传统社会“驻京办”的功能就是“耳目、进奏和乡谊”。在信息的沟通方面,体现的是“君臣”、“臣民”之间的私人之间的沟通。第三章,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发展。主要介绍了解放初期“驻京办”的建设、60年代“驻京办”的两次撤销、改革开放后“驻京办”的发展。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驻京办”的快速增长,重点对2000年以来“驻京办”的功能的拓展进行了介绍。第四章,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建置与管理。对当前中国“驻京办”的性质、类型、设施、机构设置等进行客观介绍和归纳。在“驻京办”的组织和管理方面,着重介绍了“驻京办”内部管理以及“驻京办”的规范与管理体制。第五章,“驻京办”的功能与作用。主要从“驻京办”的竞取资源、信息传输、接待服务、经济协作、信访维稳等五个方面进行介绍。第六章,“驻京办”的工作方法与流程。从“驻京办”的工作对象入手,分别介绍了“驻京办”与中央国家机关、北京市、派出地政府之间的沟通。“驻京办”的功能决定了它的工作对象是有明确的指向性的,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工作方法,但其本质是一致的。同时,还介绍了“驻京办”在工作方式上的乡情和人际规则、服务与情报规则、产业与招商规则等。第七章,“潜沟通”：“驻京办”的产生及其行为的逻辑。文章指出,其一,“驻京办”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政治现象。在中国自古以来,存在了一千八百多年,日本、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也有类似“驻京办”机构,其本质就是加强中央与地方的一种沟通方式。其二,我国“驻京办”是一种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是制度化的沟通渠道的补充,是一种法定政府体系之外的产物。其三,“驻京办”是一种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是一种半暗半明、非黑非白的“灰色沟通”,本文视之为是一种“潜沟通”。第八章,“驻京办”的改革：“潜沟通”的显性化。“驻京办”发展到现在,社会对其有许多议论和不同看法,既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和矛盾性,更有来自于体制内的约束。社会上有关“驻京办”的去留问题,应放在整个政治体制的宏观视野下进行思考和理性的分析,而不应就“驻京办”论“驻京办”。2010年1月19日国务院的意见,可以看作是中央与地方利益博弈的结果,是中央与地方从各自需要出发,相互妥协的产物,是治标而非治本之策。要从根本上解决“驻京办”问题,就要使“驻京办”“沟通”公开化、透明化,也即“潜沟通”的显性化,让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畅通民主渠道,建设民主、法治政府。
二、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精简省政府机关文件的通知（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精简省政府机关文件的通知（论文提纲范文）
（1）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中国研究综述 |
| (一)对中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二)对外国行政解释的研究 |
| (三)对中国现有研究成果的总体评述 |
| 三、外国研究综述 |
| (一)美国研究综述 |
| (二)其他国家研究现状 |
| 四、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基本框架 |
| 第一章 行政解释的概念 |
| 一、作为行政解释上位概念的法律解释 |
| (一)法律解释概念简述 |
| (二)法律解释与解释法律辨析 |
| (三)法律解释与涵摄辨析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规范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二)学理的行政解释概念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 |
| (一)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 |
| (二)美国常见“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概念的特点 |
| 四、统一行政解释概念的尝试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辨析 |
| (二)中美行政解释概念之统一 |
| 五、行政解释的特点 |
| (一)行政解释的必然性 |
| (二)行政解释与相似概念辨析 |
| 第二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 |
| (一)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二)行政机关对行政解释的规定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法律规范体系的总结 |
| 二、中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的对象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主体 |
| (三)中国行政解释主体与解释情形的对应关系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中国行政解释程序 |
| (二)中国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职权解释 |
| (一)行政解释制度设计时的冲突 |
| (二)行政解释制度发展中的冲突 |
| 第三章 中国行政解释模式之实践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制作 |
| (一)解释主体之确定 |
| (二)解释草案的起草 |
| (三)解释的成果 |
| 二、中国行政解释文件的实效 |
| (一)在行政实践中,行政解释作为法源 |
| (二)在审判实践中,法院对行政解释处理方式不一 |
| (三)联合解释对立法的影响 |
| 三、对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的总结与评析 |
| (一)中国行政解释模式实践概况 |
| (二)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的问题 |
| (三)中国行政解释实践存在问题的原因 |
| 四、中国行政解释模式的可能改进方向:初步的分析 |
| (一)激进的改进方案 |
| (二)保守的改进方案 |
| 第四章 美国行政解释模式 |
| 一、美国行政解释相关制度简述 |
| (一)美国宪法对行政解释的影响 |
| (二)两党政治与行政解释 |
| (三)普通法与法律解释 |
| 二、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一)美国行政解释体制 |
| (二)美国行政解释的类型 |
| 三、美国行政解释机制 |
| (一)行政解释的程序与行政机关的内部控制 |
| (二)立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三)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控制 |
| 四、美国行政解释模式:授权模式 |
| (一)全面的合法性控制 |
| (二)法院对行政解释权的审查和“司法尊重” |
| 第五章 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的发展与实践意义 |
| 一、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之界定 |
| (一)“司法尊重”的内涵 |
| (二)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外延:典型案例的类型化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重新界定 |
| (四)司法尊重与国会授权的关系 |
| 二、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的发展 |
| (一)早期的行政解释“司法尊重” |
| (二)规制国家中行政解释司法尊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
| (三)行政解释司法审查的现状与地位:“审查强度光谱” |
| 三、美国联邦法院尊重行政解释的实践基础 |
| (一)历史原因:有限审查的传统与尊重观念 |
| (二)现实原因:法院与行政机关的现实差异 |
| (三)司法尊重的保障 |
| 四、美国行政解释司法尊重实践的总结 |
| 结论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 |
| (一)中美行政解释概念比较 |
| (二)中美行政解释制度及实践比较 |
| 二、影响行政解释模式的因素 |
| (一)宪法制度和宪政实践 |
| (二)法律概念观和法律解释观念 |
| (三)对行政解释必要性和行政权扩张性的认识 |
| 三、中国行政解释改进方案 |
| (一)走向授权模式:权力关系的理顺与行政解释权来源的更正 |
| (二)以司法控制为重点,全面激活行政解释的合法性控制机制 |
| (三)发挥行政解释的作用:让行政解释服务于法律含义之探究与更新 |
| 参考文献 |
| 一、着作 |
| (一)中文着作 |
| (二)中文译着 |
| (三)英文着作 |
| 二、会议论文 |
| 三、学位论文 |
| 四、期刊析出文献 |
| (一)中文期刊文献 |
| (二)中文期刊译文 |
| (三)英文期刊文献 |
| 五、报纸析出文献 |
| 六、电子文献 |
| (一)中文电子文献 |
| (二)英文电子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成果 |
| 后记 |
（2）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3）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三、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以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 |
| 一、地方政府规章的界定 |
| 二、地方政府规章的特征 |
| 三、备案审查的释义 |
| 四、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概念和内容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与相关制度之比较 |
| 一、与行政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二、与地方性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三、与部门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四、与行政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的比较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
| 一、行政自制理论 |
| 二、法制统一理论 |
| 三、立法监督理论 |
| 第二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产生的背景 |
| 一、思想基础: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
| 二、法制基础: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健全 |
| 三、实践基础:违宪违法监督制度的不断完善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发展脉络 |
| 一、20 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形成阶段(1979 年-1989 年) |
| 二、20 世纪90年代的规范化阶段(1989 年-1999 年) |
| 三、21 世纪以来的发展完善阶段(2000 年-至今) |
| 四、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发展沿革的几个特点 |
| 第三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与其他监督机制比较 |
| 第一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权力机关监督 |
| 一、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法律依据 |
| 二、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方式 |
| 三、权力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二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司法机关监督 |
| 一、人民法院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判监督 |
| 二、人民检察院对地方政府规章的法律监督 |
| 三、司法机关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三节 地方政府规章的行政复议监督 |
| 一、行政复议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法律依据 |
| 二、行政复议对地方政府规章监督的主要特点 |
| 第四节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之比较优势 |
| 第四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的现实考察 |
| 第一节 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备案考察 |
| 一、行政系统备案 |
| 二、人大系统备案 |
| 三、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备案情况 |
| 第二节 对地方政府规章的审查考察 |
| 一、行政系统审查 |
| 二、人大系统审查 |
| 三、部分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情况 |
| 第五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缺乏统一的审查主体 |
| 一、多头备案使审查流于形式 |
| 二、审查主体权限交叉重合 |
| 三、审查机构和人员配备不足 |
| 第二节 缺乏健全的启动机制 |
| 一、主动审查制度有待完善 |
| 二、被动审查制度不尽健全 |
| 第三节 缺乏明确的审查标准 |
| 一、合法性审查标准有待细化 |
| 二、合理性审查标准有待完善 |
| 第四节 缺乏统一的审查程序 |
| 一、审查受理程序缺乏统一规定 |
| 二、审查受理过程未全程公开 |
| 三、审查结果反馈及审查异议制度不尽齐全 |
| 第五节 缺乏有力的监督机制 |
| 一、法律责任缺位 |
| 二、公众参与保障机制缺位 |
| 三、定期清理制度不健全 |
| 四、后评估制度待完善 |
| 第六节 制度缺陷之原因——制度设计与理论基础脱节 |
| 一、制度理论层面之原因 |
| 二、实践操作层面之原因 |
| 第六章 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之完善 |
| 第一节 在国家层面对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工作进行统一立法 |
| 一、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的必要性 |
| 二、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的可行性 |
| 三、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统一立法之体例安排 |
| 第二节 完善审查启动机制 |
| 一、强化主动审查制度 |
| 二、完善被动审查制度 |
| 三、明确审查时限 |
| 四、完善审查建议的反馈机制 |
| 第三节 细化审查标准与程序 |
| 一、细化形式审查标准 |
| 二、细化合法性审查标准 |
| 三、细化合理性审查标准 |
| 四、细化程序性审查标准 |
| 第四节 畅通地方政府规章审查渠道 |
| 一、赋予审查建议与审查要求同等待遇 |
| 二、明确适格备案审查主体 |
| 三、扩大行政复议规范性文件审查范围 |
| 四、完善法院有效参与的法律监督体制 |
| 第五节 健全备案审查监督机制 |
| 一、健全公众参与保障机制 |
| 二、健全备案审查公开机制 |
| 三、健全定期清理制度 |
| 四、健全后评估制度 |
| 五、健全备案审查责任制度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1: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相关省级政府规章规定 |
| 附录 2: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相关地方性法规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 |
| (一)问题的提出背景 |
| (二)研究的问题 |
| 二、研究的价值 |
| (一)有利于完善我国行政组织法的构建 |
| (二)有利于发展我国行政组织法学理论 |
| (三)有利于指导行政机构改革的实践 |
| (四)有利于公民合法权益的保障 |
| 三、国内外研究的发展趋势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四、研究的方法 |
| 五、研究的结构与思路 |
| 第一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对象 |
| 第一节 静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机构的内涵 |
| 二、行政机构与相关概念的关系 |
| 三、作为行政法学术语的行政机构 |
| 四、类型化的行政机构 |
| 第二节 动态层面的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权及设置的外延 |
| 二、机构设置与职权配置的关系 |
| 三、机构设置与职位、编制设置的关系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变迁 |
| 一、行政组织法中的法律保留 |
| 二、法律保留不能承受之重 |
| 三、从法律保留原则到行政法定原则 |
| 四、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中法的内涵 |
| 第二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依据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理论依据 |
| 一、法律保留学说的发展 |
| 二、行政组织规范作用的提升 |
| 三、基本权利的客观价值秩序 |
| 四、财政预算理论的推动 |
| 五、法规范的一般性特征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依据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实状况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所面临的问题 |
| 三、个案分析:环境保护领域的行政机构设置 |
| 第三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域外经验 |
| 第一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现状 |
| 一、美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二、德国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三、日本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四、台湾地区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
| 第二节 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的基本经验 |
| 一、预算控制行政机构设置 |
| 二、行政机构设置的规定应尽可能详尽 |
| 三、立法主导行政机构设置 |
| 四、行政机构设置的动态调整机制 |
| 五、对行政机构设置进行数量限定 |
| 第四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 |
| 第一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一、从法律保留原则到制度性法律保留原则 |
| 二、法律保留范围的判断标准:从干涉、全面保留到重要性理论 |
| 三、重要性理论应为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判断标准 |
| 第二节 我国大部分行政机构设置非法定化 |
| 一、中央层面 |
| 二、地方层面 |
| 第三节 判断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时须考虑的因素 |
| 一、行政保留产生的影响 |
| 二、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相对人权利保障产生的影响 |
| 三、行政机构设置对行政任务正确、有效实施产生的影响 |
| 四、行政机构设置行为本身产生的影响 |
| 第四节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范围的确定 |
| 一、区分行政决策机构与行政执行机构? |
| 二、业务类行政机构的设置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三、行政机构的所有设置行为应纳入法定化范围 |
| 第五章 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与程度 |
| 第一节 法律规范密度的双重性 |
| 一、区分法定化位阶与法定化程度 |
| 二、法律规范密度在我国法律中的表现 |
| 三、法律规范密度确定的不同标准 |
| 第二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 |
| 一、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的不同模式 |
| 二、我国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位阶的现状 |
| 三、如何确定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位阶 |
| 第三节 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一、比较借鉴:域外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分析 |
| 二、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程度的现状 |
| 三、行政机构设置的内容要素 |
| 四、如何加强行政机构设置的法定化程度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科研情况 |
| 附件:行政组织法规范汇总目录(1949~1999)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问题聚焦与研究意义 |
| (一)现实问题聚焦 |
| (二)问题研究意义 |
| (三)问题研究价值 |
| 二、文献综述与相关评论 |
|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综述与评论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现状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研究方向 |
| 三、研究设计与主要框架 |
| (一)明确调查研究要素 |
| (二)科学选取研究方法 |
| (三)合理设计研究框架 |
| 四、资料来源与数据说明 |
| (一)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
| (二)实地访谈资料来源 |
| (三)核心概念内涵界定 |
| 第二章 中外权力制约思想比较 |
| 一、权力制约的理论内涵 |
| (一)权力的本质定义 |
| (二)权力的固有特征 |
| (三)制约与监督辨析 |
| 二、中国传统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中国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中国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中国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历代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西方古代权力制约思想 |
| (二)西方中世纪权力制约思想 |
| (三)西方近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西方现代权力制约思想 |
| 四、马克思主义权力制约理论脉络 |
|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实践开创性权力制约思想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主体化权力制约思想 |
| 五、中外权力制约理论体系 |
| (一)以道德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先导 |
| (二)以法律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保障 |
| (三)以权力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核心 |
| (四)以权利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根本 |
| (五)以社会制约权力是实现权力制衡的依据 |
| 第三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现状 |
| 一、中国共产党地方党委建制的演变 |
| (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地方党委建制的雏形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形成 |
| (三)抗日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发展 |
| (四)解放战争时期地方党委建制的调整 |
|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党委建制的成熟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的经验做法 |
| (一)地方党委书记选拔标准逐步得到明确,凸现党性坚定首要性 |
| (二)地方党委书记任用程序逐步得到规范,呈现环节设计科学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逐步得到控制,体现流程管理严肃性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绩效考核逐步得到优化,实现评价方式合理性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监督逐步得到健全,展现腐败整治威慑性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要素 |
| (一)地方党委书记职位厘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构成分析 |
| (三)地方党委书记队伍成长特征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模量定律”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含义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特征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弹性定律的成因 |
| 第四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衡量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现象的界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标准的认定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定义的确定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要件 |
| (一)“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性别构成 |
| (二)“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级别构成 |
| (三)“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地域分布 |
| (四)“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期间 |
| (五)“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案发年龄 |
| (六)“落马”地方党委书记潜伏时长 |
| (七)“落马”地方党委书记腐败类型 |
| (八)“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罪名分布 |
| (九)“落马”地方党委书记判处结果 |
| 三、地方党委书记违法乱纪的行为特征 |
| (一)违反政治纪律,挑战党中央权威 |
| (二)违反组织纪律,干部选任藏猫腻 |
| (三)违反廉洁纪律,官商勾结搞腐败 |
| (四)违反群众纪律,脱离群众捞名利 |
| (五)违反工作纪律,言行不一污形象 |
| (六)违反生活纪律,贪图享受堕牢笼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运行轨迹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形成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转化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心理的强化 |
| (四)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重复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行为的惩罚 |
| 五、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腐败成因追问 |
| (一)地方党委书记心理贪欲强化是权力腐败的原始驱动力 |
| (二)地方党委书记制度规定泛化是权力腐败的外在驱动力 |
| (三)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异化是权力腐败的内在驱动力 |
| (四)地方党委书记管理监督弱化是权力腐败的间接驱动力 |
| (五)地方党委书记人情交往物化是权力腐败的直接驱动力 |
| 第五章 地方党委书记权力制约机制 |
| 一、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自我律动法”的实施途径 |
| (一)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忠诚执政立场 |
| (二)明确主攻方向,树立稳中求进执政目标 |
| (三)提高领导水平 带好立党为公执政队伍 |
| (四)坚持服务群众 打牢为民造福执政基础 |
| (五)发扬民主作风 完善求真务实执政机制 |
| (六)勤于学习调研 提高实干兴邦执政魄力 |
| (七)践行法治思维 形成改革创新执政方法 |
| (八)锐意攻坚克难 肩负敢于担当执政责任 |
| (九)保持党员本色 固守清正廉洁执政底线 |
| (十)加强官德修养 涵泳诚信平实执政道德 |
| 二、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的他律途径 |
| (一)加强人才储备精准“育权”、好中选优正本清源 |
| (二)改进选任方式法定“授权”、坚持标准严格程序 |
| (三)明确权力边界科学“厘权”、合理定位职责明晰 |
| (四)科学划分权责依法“制权”、坚持原则恪守规矩 |
| (五)推进党务公开全程“晒权”、公布清单职责法定 |
| (六)设计权力流程依规“行权”、固化程序规范运行 |
| (七)加强权力制约有效“控权”、严格制度强化监督 |
| (八)优化考评机制公正“评权”、创新方式科学考核 |
| (九)完善奖惩机制规范“退权”、优胜劣汰吐故纳新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附件 |
| 附件1 “现任”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2 “落马”地方党委书记简明表 |
| 附件3 党中央制定的权力监督制度简明表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相关学术研究成果 |
| 后记 |
（7）行政信息公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三、 论文的基本框架 |
| 四、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基础理论 |
| 一、 基本理解 |
| （一） 涵义 |
| （二） 公开范围 |
| 二、 基本原则 |
| （一） 域外主要原则 |
| （二） 我国原则建构 |
| 三、 理论影响要素 |
| （一） 人民主权理论 |
| （二） 人权及保障 |
| （三） 平衡论 |
| （四） 信息理论 |
| 四、 基本制度 |
| （一） 主体制度 |
| （二） 主动公开与依申请公开制度 |
| （三） 豁免公开制度 |
| （四） 信息公布制度 |
| （五） 可分割提供制度 |
| （六） 专职信息官制度 |
| 五、 基本功能 |
| （一） 功能前提 |
| （二） 行政诚信 |
| （三） 权力监督 |
| （四） 人权保障 |
| 第二章 制度演进 |
| 一、 域外演进 |
| （一） 古代 |
| （二） 近代与当代 |
| 二、 我国演进 |
| （一） 古代 |
| （二） 近代 |
| （三） 当代 |
| 三、 演进规律 |
| （一） 政治合法性 |
| （二） 制度规范保障 |
| （三） 行政主体推进 |
| （四） 民主与权利意识助推 |
| （五） 相互借鉴与学习 |
| 四、 演进动力 |
| （一） 政治动力：法治建设与政治改革 |
| （二） 经济动力：经济开放性 |
| （三） 文化动力：主体意识与政治文化 |
| 第三章 现实问题 |
| 一、 取得成绩 |
| （一） 规范不断建构 |
| （二） 新闻发言人制度趋于成熟 |
| （三） 发布载体不断丰富 |
| （四） 社会成员法治意识提升 |
| （五） 行政信息公开之诉：“量变”中孕育“质变” |
| （六） 小结 |
| 二、 存在不足 |
| （一） 法律规范有待进一步完善 |
| （二） 公开主体动力不足 |
| （三） 司法审查权公正与权威有待提升 |
| （四） 社会监督尚待规范引导 |
| （五） 小结 |
| 三、 制约因素 |
| （一） 一般制约因素 |
| （二） 具体制约因素 |
| 第四章 法律体系完善 |
| 一、 立法走势 |
| （一） 主要立法模式 |
| （二） 规范位阶提升 |
| 二、 《信息公开条例》完善 |
| （一） 豁免公开范围明确 |
| （二） 申请主体范围扩大 |
| （三） “合法权益”扩展解释 |
| （四） 延伸：朴素法治精神引入 |
| 三、 相关法律规范协调 |
| （一） 知情权规范保障体系完备 |
| （二） 《保密法》回应 |
| （三） 隐私权保护完善 |
| （四） 档案信息公开规范化 |
| 第五章 相关机制建构 |
| 一、 动力机制 |
| （一） 传统动力机制：“压力—动力—引力” |
| （二） 新型动力机制：主动性激发 |
| 二、 监督与问责 |
| （一） 提升行政监督公正性 |
| （二） 确保问责权威性 |
| 三、 权力清单 |
| （一） 基本表征 |
| （二） 权力清单对行政信息公开之强化 |
| 四、 预警机制 |
| （一） 舆情与行政信息公开 |
| （二） 行政信息公开中舆情预警及实现 |
| 五、 评估机制 |
| （一） 基本要素 |
| （二） 功能发挥 |
| 六、 利益衡量机制 |
| （一） 行政信息公开中利益多元 |
| （二） 衡量要素 |
| （三） 实现方式 |
| 第六章 救济渠道畅通 |
| 一、 救济方式 |
| （一） 域外救济方式 |
| （二） 我国救济方式 |
| 二、 行政复议 |
| （一） 功能不足 |
| （二） 规范协调 |
| （三） 第三人特殊性 |
| 三、 行政诉讼 |
| （一） 基本特征 |
| （二） 基本要素 |
| （三） 受案范围扩展 |
| （四） 秘密审查操作性增强 |
| （五） 第三人权益保障 |
| （六） 判例导向作用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后记 |
（8）行政规定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 问题的提出 |
| 二、 研究意义 |
| 三、 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行政规定规制研究概述 |
| 一、 概念界定 |
| 二、 行政规定规制的理论研究综述 |
| 第二章 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 |
| 第一节 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概述 |
| 一、 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的含义 |
| 二、 我国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问题出现的背景 |
| 三、 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的功能和理论基础 |
| 四、 我国行政系统内自我规制行政规定的历史变迁 |
| 第二节 行政规定制定权限和程序规制 |
| 一、 制定权限和程序法制化的意义 |
| 二、 制定权限和程序制度主要规制内容和存在的问题——主要以省级制定程序规制文本研究为例 |
| 三、 完善行政规定制定权限和程序制度的对策 |
| 第三节 备案审查规制 |
| 一、 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备案审查的含义、必要性及其规制意义 |
| 二、 备案审查主要规制内容和存在的问题——以省级备案审查规制文本研究为例 |
| 三、 完善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备案审查制度的对策 |
| 第四节 清理规制 |
| 一、 概述 |
| 二、 清理规制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以现行省级有关清理制度为例 |
| 三、 完善清理规制的对策 |
| 第五节 复议附带审查规制 |
| 一、 行政复议规制概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二、 完善行政复议法的必要性 |
| 三、 完善复议附带审查规制法律制度的综合对策 |
| 第六节 对行政系统内规制机制的反思及其完善对策 |
| 一、 对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规制机制的反思 |
| 二、 完善行政系统内行政规定规制机制及解决制度间冲突的对策 |
| 第三章 行政系统外规制 |
| 第一节 概述 |
| 一、 概念 |
| 二、 种类 |
| 三、 行政系统外监督的必要性 |
| 第二节 权力机关对行政规定的规制 |
| 一、 规制制度和实践的发展变迁 |
| 二、 行政系统外备案审查规制现状及其存在问题——以省级人大常委会规制文本研究为例 |
| 三、 解决权力机关规制问题的对策 |
| 第三节 司法审查规制 |
| 一、 司法审查行政规定的含义、分类 |
| 二、 评析我国学界关于司法审查行政规定的争议 |
| 三、 适用性附带审查行政规定制度、实践及其存在的问题 |
| 四、 解决司法审查规制问题的对策 |
| 第四章 重构和完善行政系统内外规制机制 |
| 第一节 重构行政系统内外备案审查机制 |
| 一、 行政系统内外的备案审查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
| 二、 我国现行备案审查规制机制存在问题的原因 |
| 三、 行政系统内外备案审查实际规制效果比较及原因分析 |
| 四、 重构行政系统内外备案审查机制的对策 |
| 第二节 完善个案审查监督机制 |
| 一、 个案审查规制制度、实践、规制机制及其存在的问题 |
| 二、 学界有关现行个案审查监督机制的争议 |
| 三、完善个案审查机制和解决个案审查冲突的对策 |
| 结论 |
| 参考资料 |
| 致谢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的意义 |
| 1.1.1 现实意义 |
| 1.1.2 理论意义 |
| 1.2 地方制度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地方制度研究 |
| 1.2.2 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2.3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国地方制度研究 |
| 1.3 核心概念的界定 |
| 1.3.1 现代化 |
| 1.3.2 行政区划 |
| 1.3.3 地方政府 |
| 1.3.4 行政建制 |
| 1.3.5 地方制度 |
| 1.4 研究内容、方法与样本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样本 |
| 第2章 理论基础 |
| 2.1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关系理论 |
| 2.2 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
| 2.3 中央与地方关系理论 |
| 2.4 行政区经济理论 |
| 第3章 世界若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变革 |
| 3.1 英国地方制度 |
| 3.1.1 英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1.2 英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1.3 二战后英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1.4 现代化进程中的英国经验 |
| 3.2 法国地方制度 |
| 3.2.1 法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2.2 法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2.3 二战后法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2.4 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国经验 |
| 3.3 德国地方制度 |
| 3.3.1 德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3.2 德国地方制度变革 |
| 3.3.3 二战后德国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3.4 现代化进程中的德国经验 |
| 3.4 美国地方制度 |
| 3.4.1 美国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4.2 19世纪早期美国新英格兰的地方政府 |
| 3.4.3 美国19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地方政府制度变革 |
| 3.4.4 美国大都市区的碎片化政府 |
| 3.4.5 现代化进程中的美国经验 |
| 3.5 日本地方制度 |
| 3.5.1 日本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5.2 日本地方制度变革 |
| 3.5.3 二战后日本的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5.4 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经验 |
| 3.6 俄罗斯地方制度 |
| 3.6.1 俄罗斯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3.6.2 俄罗斯地方制度改革新趋势 |
| 3.6.3 现代化进程中的俄罗斯经验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地方制度沿革 |
| 4.1 地方制度的形成 |
| 4.1.1 夏、商时期 |
| 4.1.2 走向一统的周代分封制 |
| 4.1.3 东周行政区划的萌芽 |
| 4.2 县制沿革 |
| 4.2.1 县的机构与职能 |
| 4.2.2 县的幅员变化 |
| 4.2.3 县的数量变化 |
| 4.2.4 县的分等而治 |
| 4.3 县级以上地方制度沿革 |
| 4.3.1 秦、汉时期 |
| 4.3.2 隋、唐、宋时期 |
| 4.3.3 元代以来 |
| 4.4 县级以下地方制度沿革 |
| 4.4.1 秦、汉、晋、唐时期 |
| 4.4.2 宋至清末 |
| 4.4.3 民国时期 |
| 4.5 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与发展 |
| 4.5.1 古代地域型行政建制中的城市管理(秦-唐) |
| 4.5.2 古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形成(宋-清) |
| 4.5.3 现代城市型行政建制的发展(民国时期) |
| 4.6 本章小结 |
| 第5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地方制度改革 |
| 5.1 当前地方制度基本情况 |
| 5.2 政区层级演变 |
| 5.2.1 五级制时期(1949-1954年) |
| 5.2.2 三级制时期(1954-1958年) |
| 5.2.3 四级制时期(1958年至今) |
| 5.3 政府间职权调整 |
| 5.3.1 计划经济时期中央集权与下放的反复 |
| 5.3.2 改革开放初期的市管县 |
| 5.3.3 新世纪以来的扩权强县 |
| 5.3.4 强化乡镇管理权限的努力 |
| 5.4 市(镇)制改革 |
| 5.4.1 市建制类型 |
| 5.4.2 设市模式、标准与数量变化 |
| 5.4.3 市域内地方制度安排 |
| 5.4.4 镇制改革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特大城市-区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上海为例 |
| 6.1 直辖市地位的确立(1927-1949年) |
| 6.1.1 直辖市制初创时期(1928-1937年) |
| 6.1.2 汪伪时期(1937-1945年) |
| 6.1.3 解放前夕(1945-1949年) |
| 6.2 中共政权的建立与巩固(1949-1956年) |
| 6.2.1 增置大区建制 |
| 6.2.2 上海军管政府 |
| 6.2.3 基层政权的改造 |
| 6.3 计划经济时期(1956-80年代初) |
| 6.3.1 中央高度集权下的地方政府 |
| 6.3.2 市管县体制的实施及其影响 |
| 6.3.3 城乡二元政区结构中的飞地型建制 |
| 6.3.4 中心城区对郊县的“蚕食” |
| 6.4 改革开放年代(20世纪80年代中期-) |
| 6.4.1 郊区(县)乡镇体制的恢复 |
| 6.4.2 权力下放中的地方制度建设 |
| 6.4.3 中心城区蚕食式扩张的延续 |
| 6.4.4 城乡政区整合与整建制转型 |
| 6.5 本章小结——兼论上海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7章 区域性中心城市市管县体制改革与创新——以漳州为例 |
| 7.1 行政区划沿革 |
| 7.1.1 皇权时期 |
| 7.1.2 “区-县(市)”体制时期 |
| 7.1.3 市管县体制时期 |
| 7.2 地方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
| 7.2.1 非对称的行政区架构 |
| 7.2.2 典型“小马拉大车” |
| 7.2.3 治理格局的碎片化 |
| 7.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7.3.1 建设海西经济区——国家战略 |
| 7.3.2 中心城市发展——经济因素 |
| 7.3.3 市县关系重构——体制因素 |
| 7.3.4 城乡一体化发展——社会因素 |
| 7.3.5 九龙江流域保护——生态因素 |
| 7.4 本章小结——兼论漳州市未来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8章 县域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以三业为例 |
| 8.1 行政区划沿革 |
| 8.1.1 县制时期 |
| 8.1.2 县级市时期 |
| 8.1.3 地级市以来 |
| 8.2 地方制度存在的问题 |
| 8.2.1 地方行政系统完整性缺失 |
| 8.2.2 部分基层政权辖区偏小 |
| 8.2.3 中心城区成长存在体制摩擦 |
| 8.2.4 基层政权权益配置碎片化 |
| 8.3 影响地方制度改革的重大因素 |
| 8.3.1 “世界旅游岛,三亚排头兵”——国家战略 |
| 8.3.2 维护南海权益的前缘基地——国防因素 |
| 8.3.3 中心城区辐射和带动功能的提升——经济因素 |
| 8.3.4 “小政府、大社会”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体制因素 |
| 8.3.5 北部山区三亚生态屏障的保护——生态因素 |
| 8.3.6 地名的文化认同和无形资产价值——文化因素 |
| 8.4 本章小结——兼论未来三亚市地方制度调整的可能 |
| 第9章 结论与余论 |
| 9.1 结论 |
| 9.1.1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特点 |
| 9.1.2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问题 |
| 9.1.3 中国当代地方制度的改革取向 |
| 9.2 余论 |
| 9.2.1 本研究的不足 |
| 9.2.2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 附录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问题的提出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相关概念的界定 |
| 一、"驻京办" |
| 二、信息沟通 |
| 三、政治沟通与行政沟通 |
| 第四节 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
| 一、研究思路和分析框架 |
| 二、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
| 三、本文的创新与不足 |
| 第二章 传统社会的"驻京办" |
| 第一节 "留邸"与"会馆" |
| 一、从"留邸"到"进奏院" |
| 二、从会馆到"准政治机构"的衍生 |
| 第二节 进奏、耳目与乡谊 |
| 一、收传文件,办理赋税 |
| 二、进京联络,请示裁夺 |
| 三、修容之地,栖身之所 |
| 四、报事诏令,潜通朝庭 |
| 第三节 "防范壅弊":帝制时代的信息沟通 |
| 第三章 当代中国"驻京办"的发展 |
| 第一节 改革开放前"驻京办"的建设 |
| 一、建国初期"驻京办"的设立 |
| 二、60年代"驻京办"的撤销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驻京办"的发展 |
| 一、改革开放初期到1994年的"驻京办" |
| 二、分税制改革后"驻京办"的发展 |
| 第四章 "驻京办"的建置与管理 |
| 第一节 "驻京办"的建置与类型 |
| 一、"驻京办"的性质 |
| 二、"驻京办"的设施 |
| 三、"驻京办"的类型 |
| 第二节 "驻京办"组织与管理 |
| 一、"驻京办"的机构与设置 |
| 二、"驻京办"的规范与管理 |
| 第五章 "驻京办"的功能与作用 |
| 第一节 竞取资源 |
| 一、竞取政策资源 |
| 二、竞取项目资源 |
| 三、竞取人脉资源 |
| 第二节 接待服务 |
| 一、接待服务的内容 |
| 二、接待服务的条件 |
| 第三节 信息传输 |
| 一、政务信息的传输 |
| 二、商务信息的传输 |
| 第四节 经济协作 |
| 一、招商引资 |
| 二、产业投资 |
| 第五节 信访维稳 |
| 一、信访接待 |
| 二、维护稳定 |
| 第六章 "驻京办"的沟通流程与方法 |
| 第一节 "驻京办"的沟通对象 |
| 一、"驻京办"与中央国家机关之间的沟通 |
| 二、"驻京办"与北京市政府之间的沟通 |
| 三、"驻京办"与派出地政府的沟通 |
| 第二节 显性:"驻京办"的沟通方式 |
| 第三节 隐性:"驻京办"的沟通方法 |
| 一、乡情与人际的方法 |
| 二、服务与情报的方法 |
| 三、产业与招商的方法 |
| 第七章 "潜沟通":"驻京办"的产生及其行为逻辑 |
| 第一节 "驻京办":一种普遍现象 |
| 一、"驻京办"的普遍性 |
| 二、"驻京办"的特殊性 |
| 第二节 "驻京办":半制度化的沟通渠道 |
| 一、权力集中体制下的"潜沟通"的衍化 |
| 二、体制改革轨迹下的"潜沟通"的演进 |
| 第三节 "驻京办":半公开化的沟通方式 |
| 一、关系文化 |
| 二、利益博弈 |
| 第四节 "驻京办":"潜沟通"的局限性 |
| 第八章 "驻京办"改革:"潜沟通"的显性化 |
| 第一节 "撤"或"留"的争论 |
| 一、"驻京办"转型中的困惑 |
| 二、"撤"或"留"的争论 |
| 第二节 "潜沟通"的显性化 |
| 一、国外"驻京办"经验的借鉴 |
| 二、近期"驻京办"的管理与规范 |
| 三、"驻京办"与政府体制的转型 |
| 第三节 长期的政策选择及体制的改革 |
| 一、中央和地方的财力与事权合理匹配 |
| 二、政治沟通体系的民主化建设 |
| 三、中央与地方府际间的良性互动模式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四、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精简省政府机关文件的通知（论文参考文献）
- [1]中美行政解释模式之比较研究[D]. 孙超然. 吉林大学, 2020(02)
- [2]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3]地方政府规章备案审查制度研究[D]. 张一鸣.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4]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基本理论研究[D]. 王晓强. 南京师范大学, 2019(03)
- [5]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订《吉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的通知[J]. 吉林省人民政府. 吉林省人民政府公报, 2018(18)
- [6]地方党委书记权力运行与制约机制研究[D]. 冯志峰.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7]行政信息公开研究[D]. 黄佳宇. 吉林大学, 2015(08)
- [8]行政规定规制研究[D]. 郭清梅. 华东政法大学, 2012(05)
- [9]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制度改革与创新[D]. 崔庆仙. 华东师范大学, 2012(11)
- [10]“潜沟通”：当代中国“驻京办”研究[D]. 黄建雄. 华中师范大学, 201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