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WTO与新时期秘书知识的新要求（论文文献综述）
刘华超[1]（2021）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纵观世界政党政治340余年的历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170余年的历史,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强弱都是政党生存与发展乃至执政长久与否的关键驱动。从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世界上一些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表明,无论是通过和平选举手段上台执政的政党,还是通过革命手段夺取政权的政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都会因执政理念僵化、执政基础萎缩、执政方式落后等造成执政能力的退化。政党的执政能力退化不仅会引发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危机,甚至会带来丧失执政地位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作为百年大党、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和高度重视政党执政兴衰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只有始终围绕党的建设主线,不断提升执政能力,才能有效化解和抵御执政风险与挑战,有效应对“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避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源自于历史,是人民的选择,但这绝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当前,党执政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种风险”说明,党的执政安全问题仍然突出。党能否破解政党执政兴衰存亡的“历史周期率”难题,跳出政党执政的“塔西佗陷阱”、社会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等,仍然需要接受时代地拷问和检验。因此,在世情国情党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是巩固和维护党执政地位的关键所在和重中之重。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百年大党,从创建到执政,其执政理念、执政方式都在因时代进步而不断发展创新和改进完善。党的执政基础、执政地位也随之日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更是结合党执政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情况、新问题、新风险、新考验,进一步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持续厚植党的执政基础。同时,基于党对所处历史方位的科学判断,创造性地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要求全党要时刻牢记初心使命,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积极推进党的执政转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既具有政党的一般属性和功能,又具有其自身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促进党的执政转型,党的执政转型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考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党的执政转型,一是必须清楚政党与执政党、党的领导与执政、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充分认识和把握“三大规律”。二是必须要围绕执政能力的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三大核心构成要素之中,创新执政理念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灵魂,意在重点解决为谁执政的问题;厚植执政基础是党执政能力建设的根基,旨在明确靠谁执政的问题;完善执政方式是党执政能力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主要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三是必须要十分清楚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是其理论根基和出发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总体而言,首先从理论层面理清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基本内涵和构成要素等,对弄清党为什么能够长期执政、靠什么进行长期执政,以及如何在未来继续长期执好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执政,若从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局部执政活动算起,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从大革命失败到新中国成立,是党的局部执政时期。在这22年的局部执政实践当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局部执政经验和党的建设经验,为党执政培养和储备了一批难得的执政人才,为党执政作了充分准备和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在党22年局部执政实践当中,由于长期以农村为基础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它部分地塑造了党在意识形态和执政信念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对党执政后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新中国成立初期至党的八大召开,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快速得到恢复发展、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党的执政地位日益稳固,党的执政取得显着历史性成效。党的八大系统总结了执政7年以来的经验与不足,明确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向。但是,随后由于党内“左”的指导思想日益发展和对党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误判,以致形成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于是,通过频繁开展群众政治运动、消灭党内外的“阶级敌人”,也就成为了当时党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和主要方式。特别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背景下,党和国家权力被过分集中,党作为执政党的权力逐渐发生异化,政党国家化倾向日趋明显,并最终演变为以党代政。后又经两年徘徊时期,在异化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思维支配下,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被严重削弱,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遭受了重大挫折和损失。究其根源在于,一是由于此前党长期处于农村严酷的革命斗争环境之中,党在全面执掌国家政权以后,仍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对敌的阶级斗争思维和运动方式进行治国理政。二是作为执政党,出于巩固新生人民政权与执政地位的需要,党希望能够简单通过继续保持自身的革命性质、品质和精神,发扬优良革命传统,来彻底完成社会革命任务。但作为执政党,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方式,来解决社会主义和平建设时期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既是缺少执政经验的表现,也是执政能力有所不足的表现。其最终带来的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理有序发展,而是“左”的错误思想在党内外的滋长蔓延。其直接表现即是阶级斗争和群众政治运动被过分强化和不适当运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它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标志着党的执政和执政能力建设进入了新的转型发展时期。党在改革开放前经历的重大执政挫折,使党坚定了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念。通过关于检验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通过拨乱反正,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路线。同时,它也使党充分认识到,只有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主线,才能把党建设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勇于自我革命、人民衷心拥护、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改革开放以来,党鉴于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因民主与法制被践踏而付出的沉重代价,以及国外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结合当时国内外不断变幻的执政环境与形势,党希望能够通过不断推进深化改革、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基础,提升执政能力,来正确处理和规范党与政府的关系,并逐步推进党由习惯于运用革命战争年代消灭阶级敌人的激进思维和方式治国理政的党,向注重实现“四个自我”,崇尚法治和制度之治,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党转型。于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便开始着力恢复和重建党和国家各项制度,并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其目标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和树立强有力的国家法律与制度权威,并用完善的制度和科学的法制体系规范权力运行,压缩权力的寻租空间,真正确保权为民用和实现依法、科学、民主执政,同时确保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制度化、法制化。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新的执政环境、执政考验,新时代对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如何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党在已有丰富执政经验和充分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因执政能力下降而丧失执政地位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从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出发,适时提出了“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重大论断。这不仅是党在新时代对执政面临“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的积极回应,更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执政转型的最好体现。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党结合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变,仍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实际,立足基本国情,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围绕新时代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这条主线,积极创新党的执政理念、厚植的党执政基础、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增强党的执政本领,继续深入推进党的执政党转型。新时代,党领导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其最终旨归在于要彻底杜绝“左”的泛政治化运动对党和国家制度与法律法规的任意践踏,更加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和制度体系,注重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共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进而实现制度治党、制度治国与制度治权的“制度之治”。与此同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下,党科学、依法、民主执政,就是要彻底改变以往几乎完全由党和政府包揽主导一切,过多依靠党和政府政策与科层官僚化部门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和行政命令进行治国理政的方式。旨在突出强调党作为执政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的核心作用,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网络化治理主体的横向协同与纵向垂直联动。因此,新时代党作为执政党,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更加注重团结各方力量画出最大同心圆、满足多元诉求、维护各方利益,更加主动采取通过共同协商、拓宽参与渠道、倾听人民声音、科学制定政策、强化执行监督等,以此来不断保障和满足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通过考察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经验得失可以发现,一个政党能否实现长期执政、有效执政,关键在于这个政党能否因时代变化而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进而合理有效地推进自身的适应性变革。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由于其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特殊角色担当,在充分汲取党以往执政经验和教训,以及国外一些政党特别是苏联共产党因执政能力退化而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新时代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一是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是推进执政转型的动力,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真谛。二是要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其中,完善党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三是要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为此,新时代党要始终坚持把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要始终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和坚持科学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同时,还要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人”就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增强各级党政干部的执政能力,锻造党的执政人才队伍,就是要始终坚持新时代的好干部标准,不断健全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完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科学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以便形成良性循环的选才用才氛围和政治生态,让真正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人脱颖而出。最后,要始终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做到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不断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用制度保障发挥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只有这样,党才能不断提高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综合能力和水平、更好地把握两个大局,进而才能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李青[2]（2021）在《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文中研究指明
郑休休[3]（2020）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文中研究指明本文首先介绍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又称技术性贸易措施）的相关概念,厘清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与其他非关税贸易壁垒之间的区别,并通过文献综述的形式归纳了相关研究进展及其与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关系。本文其次梳理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历史背景、发展沿革和新时期特征,总结了技术性贸易措施通报和特别贸易关注提案在WTO平台的实施流程,分析了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机制,以及中国企业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经典案例。本文在理论模型方面基于异质性多产品企业出口决策模型、贸易偏转模型,将技术性贸易壁垒同时表现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并引入产品质量衡量参数,构建了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企业出口数量、价格、动态决策、偏转影响的理论基础。在实证方面,作者整理了WTO双边技术贸易措施通报、特别贸易关注案例的配对数据,清理到国际统一的HS6产品层面,并在此基础上与清理所得的海关企业出口数据相匹配,定量分析了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质量升级的影响,以及这一机制在各种异质性特征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差异化表现。在广延边际方面,中国的贸易伙伴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中国细分产品-目的地市场中的出口企业总体个数显着削减（包括新进入者和幸存者）,且新进入者的个数减少得更多。当样本限制为一般贸易形式、或者滞后两期时,该影响依然成立。在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层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会导致中国相关企业在下一期更加倾向于退出遭受壁垒的原市场。这一影响对于直接生产商的负面冲击十分显着,对贸易中间商则不显着。这一退出倾向在对于相应细分市场出口规模较小的企业样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这一冲击中的表现有所差异。在集约边际方面,来自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了中国产品-目的地层面出口数量和金额的显着减少,但企业-产品-目的地层面的贸易阻碍影响却不显着。原因是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作用方向不同。如前所述,相关细分市场企业个数显着减少,导致目标细分市场对于部分新进入者的吸引力变大,表现为当期“经筛选后”进入相关受影响细分市场的新进入者的出口数量显着增加,抓住这一机遇的主要是私营所有制的新进入者;相反,幸存者在相关细分市场中的出口数量显着减少,这一贸易阻碍效应对于国有、私营、外资、中外合资合作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均成立。在贸易偏转方面,发达经济体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影响作用依然不同。发达经济体在上一期所设置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导致部分新进入者不仅在当期增加了出口数量,而且在全球范围内的市场组合也更加集中于这些目标市场,即在细分产品项下表现出对其它贸易伙伴出口数量的显着减少。同时,对于幸存者来说,也不存在显着的贸易偏转效应。然而,对于遭受发达经济体技术性贸易壁垒并选择退出的企业来说,它们在退出遭受壁垒的原细分市场后,转而显着增加了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出口数量,即出现了退出原壁垒市场和偏转至其他伙伴市场的叠加效应。此外,总体上来看,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其他贸易伙伴的偏转规模越大,且生产能力越强的企业对于新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而生产能力越低的企业对于现有市场组合的偏转规模越大。在产品质量方面,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技术性贸易壁垒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企业出口产品优胜劣汰的质量升级效应,主要表现在促使细分市场中质量较差的企业退出市场,并引发幸存者和新进入者提升产品质量。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直接生产商样本中。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时,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在这一机制中表现出的质量优胜劣汰效应尤为突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通报-生效-适用的不同时点也会对企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以美国这一使得中国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主要来源国为例,本文进一步考虑了特别贸易关注提案者来源的异质性。三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技术性贸易壁垒加剧了通报-适用期间内美国进口市场中不同贸易伙伴之间的竞争。这一方面表现在壁垒遭受国出口企业对壁垒施加国相关产品出口价值的显着下降（贸易阻碍效应）;另一方面表现为第三国在壁垒施加国的进口市场中对于壁垒遭受国原市场份额的占领（贸易创造效应）。受壁垒负面冲击的企业同时表现出了增加新出口目的地的偏转特征。此外,这一影响造成的价格上涨影响并不稳健。最后,本文还探究了技术性贸易壁垒产生的驱动因素,发现经济环境和外交关系都是影响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的重要动因。同时,本文衡量了中国出口所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产品和国别集聚特征,发现中国主要出口产品受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覆盖虽然广泛,但具有一定的国别-产品类别集聚趋势（例如食品、纺织品和化学品）,为今后的预警判断和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上述详实的研究分析,本文最后从政府职能和企业对策两方面入手,提出了新形势下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政策建议。
肖灵敏[4]（2019）在《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模式研究》文中认为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ISDS）机制是国际投资协定（IIAs）框架下和平解决国际投资争端的重要制度。ISDS的方式以国际仲裁为主,辅之以协商、调解、用尽当地救济等其他解决方式。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仲裁的程序通常根据《关于解决国家和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下称《华盛顿公约》）进行。投资争端解决国际中心（ICSID）是目前世界上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的主要的国际仲裁机构之一。ICSID虽然开创了相对中立的国际投资仲裁服务,但究其本质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妥协的产物。目前ICSID仲裁裁决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和一致性问题引发了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因此,ISDS机制的改革问题已成为当前焦点话题。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对ISDS机制的态度不一,或支持改革,或坚决废止,或等待观望。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ICSID等国际机构正在进行ISDS机制改革问题的研讨论证。在新一代IIAs的改革实践中,虽然投资者-国家仲裁的合法性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各国采取的改革模式差别较大。ISDS机制的改革模式今后如何走向?中国将如何应对?除导言和结语外,本文将分五章进行论述。第一章论述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现状。首先阐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法律框架;接着分析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缘由;最后论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进程。目前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法律框架主要包括国际投资协定、国际投资仲裁规则和国内相关立法。虽然IIAs与国家投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结构和背景差异,但它们之间的某些特征相对一致。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特征主要是,使用依据ICSID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常设仲裁法院（PCA）仲裁规则或者其他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设立的仲裁庭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双边投资协定（BITs）和自由贸易协定（FTAs）包含的争议解决条款,通常要求仲裁作为ISDS的首选方法。随着国际投资仲裁实践的发展,ISDS仲裁机制的缺陷凸显出来。例如,仲裁裁决缺乏一致性和纠错机制、仲裁员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选择存在弊端、费用负担和时间成本畸高、程序缺乏透明度等,这些导致了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因此,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在探讨ISDS机制的改革问题。引起ISDS机制改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表面原因在于各国寻求改革ISDS机制的改进方法,美国（USA）、德国等欧美国家试图维护其优势地位,而根本原因在于克服投资仲裁源于商业仲裁所固有的缺陷以促进投资争端解决的公正性、维护投资者与东道国的利益平衡。自2012年以来,IIAs的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2018年之后缔结的IIAs中改革导向条款和改革内容较之前的IIAs发生了变化。针对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国际投资协定的实践改革和理论探讨主要集中在是否应当设立一个常设的投资仲裁法庭和规定上诉机制的问题上,从而出现了改良派、改革派、革命派和中间派等不同的派别和观点。尽管每个派别有些内部差异,但此区分大体反映了这轮ISDS机制改革进程中的国际现状。目前在国际投资协定改革实践中出现了三种主要的ISDS机制的改革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以欧盟为代表的系统式改革和在南非为代表的范式改革。第二章论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渐进式改革。首先阐述渐进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改革者的主要观点;接着论述以美国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对美国渐进式改革进行评价;最后着重分析美国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渐进式改革者认为对现行ISDS机制的批评过于夸张,并认为投资者-国家仲裁仍然是最佳选择。因此,他们赞成保留现有的ISDS机制,但会采取适度的改革措施来解决特定的问题。例如,美国、智利、日本和俄罗斯联邦等国家已经采取了与渐进式改革相一致的支持投资者-国家仲裁立场。美国对ISDS机制的渐进式改革体现在美国BIT范本、美国签署的BITs以及其他带有投资规则的协定（TIPs）中。美国BIT范本中ISDS条款改革的主要内容涉及争端的解决方式、仲裁的前置条件、仲裁的上诉机制与争端解决的透明度。美国主导但退出的TPP的投资章节与美国2012年BIT范本的投资章节非常相似,略有变化。美国签署的FTAs少数没有规定ISDS机制,多数规定了ISDS机制,并对ISDS机制进行了改良,增加了透明度和法庭之友的规定,提出设立双边上诉机制的可能性。美国签署批准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首次以专章形式对ISDS机制予以详细规范,有效地处理了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投资争端。它赋予投资者对东道国政府提出赔偿请求的最终决定权,但这一点也是引起极大争议的部分。以NAFTA为基础修改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USMCA）与其前身NAFTA相比,采取了更有限的ISDS机制。中国与美国正在进行BIT谈判,两国的法治水平和文化传统的差异以及在投资领域和投资事项上关注点的不同,决定了两国在投资争端解决方式选择上必然存在争议。如何通过谈判,转换思路,创新方法,采用待遇例外条款、冲突条款等立法技术,达到求同存异一直是中美双方共同的目标。中国在与美国进行BIT中的ISDS条款谈判时,应考虑以下几点:首先,关于投资争端的解决方式。鉴于中国与美国各自签署的IIAs都规定了协商、仲裁等方式,最终在进行ISDS条款谈判时都会采取这两种方式。虽然中美两国签署的IIAs对用尽当地救济的方式规定不同,但综合考虑中国双向投资大国的身份,规定用尽当地救济条款更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鉴于美国曾出现过排斥ICSID仲裁管辖的态度和立场,规定用尽当地救济条款对于美国的立场而言虽然会有一定的排斥心理,但也是有可能实现的。其次,关于仲裁的前置条件。虽然中美两国各自签署的IIAs也不尽相同,但对于仲裁管辖的范围,中国应保持与中国签订的投资协议产生的可仲裁事项的一致性,可脱离美国BIT范本,将投资合同争议事项从可仲裁事项中删除在客观上是行得通的。同时为避免仲裁庭的扩大解释,还应明确表明MFN条款不适用于争端解决条款。再次,关于仲裁的上诉机制和程序的透明度要求,中美两国在进行BIT谈判时可能会涉及。中国要谨慎评估仲裁上诉机制的设立和较高的透明度要求所导致的风险,提前做好上诉机制的规则设计和上诉机构成员的培养,尽快完善中国国内相关保密法律和政策。最后,面对USMCA中的“毒丸”条款体现出来对中国的封锁,中国应当更加坚定的维护全球多边经贸体制,在国际经济贸易与政治的格局和形势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自信,利用自身优势,从多边、区域和双边层面妥善化解美国单边主义对中国的威胁和打压。第三章论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系统式改革。首先阐述系统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改革者的主要观点;接着论述以欧盟为代表的系统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对欧盟系统式改革进行评价;最后着重分析欧盟系统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系统式改革者认为,保留投资者直接在国际层面上索赔的权利是有好处的,但将投资者-国家仲裁视为一个处理此类索赔的有严重缺陷的机制。他们支持更为显着的系统式改革。以欧盟为代表的系统式改革者认为ISDS机制威胁到主权国家通过立法实现合法公共政策目的的能力,因此提出建立ICS。例如,欧盟与加拿大签署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CETA）,欧盟委员会发布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定》（TTIP）投资保护与争端解决建议文本（下称TTIP建议文本）,欧盟与越南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EVFTA）和投资保护协定（EVIPA）,以及欧盟与新加坡签署的投资保护协定（EUSIPA）都规定了投资法院制度（ICS）。2016年修改的CETA以全新的ICS取代2014年版本中改良式的投资仲裁机制。这是欧盟对ISDS机制司法化的最新尝试,在程序规则方面以法院机制为参照,建立包括上诉法庭的投资法庭机制。CETA建立的投资法院机制并非是一个自给自足的机制,而是投资仲裁机制与投资法庭机制的混合。TTIP建议文本的投资章节拟建立起一套类似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准司法化机制。CETA、EVFTA、EVIPA和EUSIPA都纳入了调解机制。此外,欧盟与日本签署的经济伙伴关系协定（JEEPA）的投资章节旨在减少投资面临的歧视性障碍,它取消了传统上投资者可以因政策改变要求全额补偿的公平公正待遇条款和征收保护条款,其法律框架更像是典型的WTO架构。欧盟系统式改革模式虽然具有加强裁决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增强裁决一致性、提高程序的透明度和强化国家规制权等优点,同时也存在上诉法庭机制规则设计不合理、法官选任机制不科学、程序的透明度规定不充分、东道国规制权模糊、多边争端解决条款不完善、法律适用和执行机制不健全等缺陷。欧盟系统式改革模式将对中国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下称中欧BIT）谈判、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的BIT的重签、中国法律政策以及中国国内组织及其海外投资者带来重要影响。从欧盟成员国与中国现有的BITs实践以及欧盟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协定谈判坚持纳入ISDS机制的立场来看,欧盟极可能在中欧BIT谈判中提出建立ICS的建议。中国可以参与ICS的规则设定,在以下几方面予以审慎考虑:第一,在中欧BIT谈判时应强调上诉法庭机制与先例制度的衔接适用;第二,应大力培养投资法庭的中国常设法官;第三,应谨慎评估高透明度所导致的风险,完善中国《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四,明确东道国规制权条款,谨慎确定裁判范围;第五,应对ICS的多边化事先作出相应的具体制度设计,以消除ICS对中国及其海外投资者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未来的ISDS机制朝着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向发展。第四章论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式改革。首先阐述范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及其改革者的主要观点;接着论述以南非为代表的范式改革的主要内容,并对南非范式改革进行评价;最后着重分析南非范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范式改革者认为现行ISDS机制不可逆转的缺陷需要全盘替代。他们反对投资者使用仲裁庭或国际法庭向国家提出国际索赔。他们采用了多种备选方案,如国内法院、政府巡查员和国家-国家仲裁。印度和南非坚持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前提下有限度地接受投资仲裁。现在只有南非制定了一种办法,即范式改革,将外国投资争端诉诸南非法律和法院,以保障其政府为其人民的目标服务的能力。早期南非签署的投资协定接受投资仲裁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但在晚近签订的经贸协定中基本没有ISDS条款,保留的仲裁条款多限于解决缔约国之间的争端。在经历了第一次以条约为基础的投资争端的失败后,南非寻求以国内立法保护,以及在国内法院进行调解和争端解决来取代投资条约和投资者-国家仲裁。2015年出台的南非《促进和保护投资法案》将成为保护南非外国投资的唯一基础。南非法院根据南非法律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的争端,类似于卡尔沃主义的情况和新自由国际经济秩序文件所支持的情况。南非范式改革对于保护其本国投资者和国家利益来说,具有优势,但它仍存在三个有待解决的问题:其一,外国投资者在提起国内诉讼时,是否仍然能够依靠国际法的保护?其二,如果是这样,南非宪法作为国内法是否会取代国际法下的任何有关承诺?其三,南非改革ISDS机制的新做法是否符合国际法?因此,南非宪法和2015年《促进和保护投资法案》对上述问题的解决可能充满不确定性。中国与南非都属于金砖国家,但其投资仲裁立场存在差异,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的经济发展定位以及对国家主义的态度不同。中国已经步入到全面接受国际投资仲裁管辖的时代,而南非坚持在用尽当地救济之前提下有限度地接受投资仲裁。中国与南非为了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诸多吸引外资的政策,但两国分处不同的地理区域,拥有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与法律制度,不利于两国之间资本的相互流动,也导致了相互间的深层合作面临着挑战。在中国-南非BIT存在被终止或更新的可能时,明智的做法可能是,两国根据互惠原则,就保护投资者的一般原则达成协议。结合中国用尽当地救济的条约实践,虑及中国企业向金砖伙伴国家投资的潜力,不妨可从用尽当地救济的方式和时限着手来应对南非投资争端条款的新变化,同时也应考虑合理限制用尽当地救济的最长时间。第五章论述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趋向。首先阐述最新国际投资协定中ISDS条款的改革,接着分析ISDS机制改革的多边化走向,最后论述ISDS机制多边化的中国应对。如今,国际资本快速流动,不管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抑或国际立法和国内立法层面都在探讨ISDS机制的改革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走向。2018年签署的新IIAs中ISDS条款的改革呈现出多边化趋势,但也面临着风险与挑战,各国应作出相应的政策选择。UNCITRAL第三工作组组织的对ISDS机制改革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程序方面进行,很多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提交了关于ISDS机制可能改革方案的意见,其中多数意见支持多边化改革。学术界多数观点也支持ISDS机制的多边化改革。因此,ISDS机制的改革将来很有可能采取多边模式。囿于篇幅,本文仅对ISDS机制改革多边化趋势下的程序完善提出建议,即应从以下方面采取整体办法,进行系统完善:拟订《择入公约》,增进仲裁裁决的一致性和可预见性;提高仲裁员的资格要求;健全仲裁机构和仲裁员的选择机制;控制ISDS案件仲裁的费用和时间;引入程序透明度标准和法庭之友;明确规定第三方出资和反请求,以期解决ISDS机制的正当性危机。在ISDS机制改革的多边化趋势下,中国正处在国际投资规则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期,根据本国国情,在与其他国家和政府间国际组织进行ISDS条款谈判时,宜采取半系统式的改革模式。该模式在中国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该模式可采取如下总体路径:以可持续性发展为目标,坚持投资者与东道国利益平衡原则,设立开放性的ISDS机制,从双边到区域到多边逐渐推进,以期更好地维护本国及其投资者的利益。总之,国际投资法正面临着新旧IIAs的交替与革新,许多新缔结的IIAs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进行变革,在保护投资者权益的同时保留东道国的管制权,并致力于推动负责任的投资和改善ISDS机制。UNCITRAL正组织各国和政府间国际组织探讨现行ISDS机制的可能改革,中国也积极参与其中。为促进与世界各国的经贸交流,中国应当顺应国际规则发展趋势,继续支持多边规则治理,作为双向投资大国,应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中争取话语权。
褚楚[5]（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黄一帆[6]（2019）在《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特征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面临国内国际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承载我国政府宏观经济调控和具体经济产业政策落实职能的税务部门之重要性越发突出。而作为税务部门的行政管理中枢的秘书机构,也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2018年机构改革完成了国地税部门合并和一系列内部机构职能改革,我国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的设置及职能也随着发生新的变化,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新时期税务部门的秘书机构因其面临的经济税收形势、所在的机构背景、承担的行政职能而呈现出一系列的独有特性,从横向与其他行政部门对比而言,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呈现出分散化的特征、机构职能呈现向心化特征。从纵向与机构改革前的税务部门相比,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呈现出扁平化的特征、机构职能呈现网状化特征。这一系列的特征使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能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形势、较大程度的发挥组织活力和创造力,但同时也造成了一些秘书职能行使上的短板。针对这些短板及秘书机构在新时期面临的一系列新挑战,笔者从几个方面探寻了优化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的路径,包括在机构协调方面、制度建设方面、考评监督方面、新增职能方面、教育培训方面进行了分析探讨,力图寻找相应的途径和措施,优化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和职能,提高其行政效能,充分发挥其综合行政管理中枢职能,从而增强税务部门服务税收中心工作的能力以及实施经济宏观调控能力。
叶萌[7]（2019）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文中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技术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新时代,我国流通业进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时期,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流通体制,构建现代化的商品流通体系已成为极为迫切的任务。当今世界,标准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成果,其已成为一个国家、产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技术要素,成为人类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所普遍遵守的技术规则,而标准化作为一种技术制度,是管理和规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技术保障和技术支撑,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制度,标准化水平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乃至综合实力的强弱,其在便利经贸往来,支撑产业发展、促进技术进步、规范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果说流通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产业,那么标准化则是流通业发展的基础支撑、技术导向和战略依据,是实现流通大国向流通强国转变这一“硬实力”战略目标的重要“软实力”战略手段。当前,尽管部分专家学者已从管理学角度对于流通业标准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然而从经济学角度研究有关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则相对较少,故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研究就显得尤为必要,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将标准推向国际商品流通市场竞争的前沿”和“我国流通业发展新时代、新常态对标准化提出的战略需求”的两个大背景下,深入系统地研究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为切入点,提出以下4个需要在研究过程中重点解决的问题:一是标准化究竟是如何通过其经济作用来影响流通业发展的?二是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的程度效果如何?三是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的差距有哪些?四是基于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经济影响程度的结果分析,结合当前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以及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启示,应采取哪些措施来提升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对推动我国流通业发展的经济作用?为解决上述问题,本文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标准化经济效应方面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流通业标准化相关概念、核心问题等基本原理的阐释,运用西方经济学中的有关理论首先从宏观视角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作用机制、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标准化无论是对流通业的整体发展和还是对流通企业的具体生产经营过程而言均具有积极作用。之后,本文选取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作为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所产生经济影响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5个方面,在就标准化对上述5个方面的影响机理进行简要阐释后,运用我国流通业发展及其标准化工作过程中的相关经济数据,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和扩展后的C-D生产函数模型,利用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异方差检验、自相关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从中观层面对定性理论分析进行了定量实证检验。研究发现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的成本、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对外服务贸易均具有正向影响,其中: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成本的社会物流总费用将会下降0.208384%,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可以降低商品流通过程中的成本。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技术创新水平的专利申请量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增强可以减少其技术创新活动的重复性,并加速相关创新成果的传播和扩散;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以专利为代表的丰富技术创新成果可以为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提供更为广阔的选择空间。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与代表其市场结构情况的市场集中度之间同样存在着长期均衡的动态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对其市场集中度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说明商品流通领域的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流通业的市场结构,尽管我国流通业的市场集中度不高,但标准化可以强化执行相关标准流通企业的市场势力,同时提高商品流通市场准入门槛,规范其市场秩序;另一方面,我国流通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也对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我国流通企业的市场地位可以通过其标准化水平的提升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增强,同时为强化这一市场地位需要更多优质、保证良性竞争的标准来支撑引导。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增长的人均产出将会增加（或劳动生产率将会提高）0.187583%,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产出增长。代表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标准存量每增长1%,代表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水平的对外服务贸易出口额和进口额将分别增加0.036979%和0.054960%,说明我国流通业标准化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其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随后,本文基于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梳理,分析了其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并通过与西方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建设发展现状、成功经验与特点的比较,从中总结了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发展的启示。研究发现我国流通业的标准化建设中仍在标准本身、标准体系、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存在着弊端,而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对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及其作用的认知有偏差和误区、观念亟需转变,与流通业标准化有关的法律法规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流通业标准化的管理模式僵化,流通业标准化的运行机制滞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实施和监督机制仍不健全;而以美国、欧盟、日本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行自愿性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体系、拥有多层次的商品流通领域技术法规体系、具备完善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实施监督体系、制定规范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合格评定程序、由检验机构参与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起草和审查、通过政府授权民间机构主导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管理体制、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制修订均遵循市场化原则、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服务呈现信息化趋、得到国家财政的有力支持且流通业标准化经费的来源呈现多元化、将本国流通业国家标准的战略定位转向国际化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在标准体系建设、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战略定位等层面具有借鉴意义。最后,本文从将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上升到产业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我国实施流通业的标准化战略与促进其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对策,主要包括:在指导思想上,应把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作为核心要务,应把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作为根本原则,应把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作为最终目的;在发展导向上,应把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作为今后发展导向,应把有效采用国际标准和积极参与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作为流通业国际标准化工作的发展导向,应把以自愿性标准为基础的体制作为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的发展导向,应把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作为发展导向;在发展目标上,应按“两阶段”和可操作性强的原则,分别确定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在发展重点上,应把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重点在覆盖商业、物流业两个主要行业领域的基础上,还要包括农产品流通、电子商务、重要产品追溯、居民服务、商务服务以及其他与商品流通相关行业等领域的标准;在主要措施上,应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朱继东[8]（2013）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文中研究指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中国成为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的大国。但是，新时期的党情、国情、世情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尤其是在新时期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不仅“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等错误思潮在中国大行其道，历史虚无主义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也借机沉渣泛起，再加上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四大危险凸显，使我们面对的挑战、考验和冲击前所未有，而意识形态是首当其冲。这一切都对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提出了新要求。笔者在已经完成的对2000多名领导干部的专题调研中也发现，不少领导干部存在片面强调经济建设、轻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问题。出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双重需要，本文立足于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论基础，采用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双重脉络，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产生、发展进行了历史回顾和整理，阐述了意识形态能力的萌芽、发展，力图真实展示意识形态能力的丰富内涵以及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本文对马克思主义视阈中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发展脉络、基本内涵、现实考验、建设路径等进行了一些理论结合实际的有益探索，第一次尝试阐发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概念，并提出一些创新性观点。本文认为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体现统治阶级利益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国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国内外敌对势力或者对立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而奋斗的能力。在阐明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加强意识形态能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其概念从列宁时期萌芽到毛泽东时代发展，再到新时期成为时代的呼唤和广大领导干部的期待，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在面临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考验的同时，也有着苏共亡党、卡扎菲、查韦斯等国内外的不少经验、教训可以借鉴，并面临着不少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等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迎来意识形态工作的新的春天。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和人类发展进程中都具有重要地位，对进一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具体运用和丰富发展，是执政能力的核心，是破解当前很多难题的关键所在。只有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真正得到重视，“中国梦”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武君婷[9]（2007）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的作用》文中认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公共治理是关键,因而政府也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县级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不可或缺的层级,对历代的国家治理都产生过重大作用和影响。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逐步完善,县级政府体制和运行机制出现了一些问题,县级政府在管理中也遇到诸多困难和问题。县级政府治理方式的调整、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健康、和谐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重要基础。县级政府要真正发挥出一个基层政府的应有作用,必须以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为其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坚持服务行政、责任行政、有效行政和依法行政,为县域社会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断满足县域社会的公共需求。本文由导论和正文两部分组成,着重研究当代中国县级政府的地位与作用、行政结构及运行机制,探究县级政府转型的必要性、目标及途径,从而为更加充分地发挥县级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提供理论和对策的参考。导论部分简述了论文的选题依据与理论及现实意义,介绍了国内外学术界对包括县级政府在内的政府作用的研究现状,解释了论文中出现的核心概念,阐述了论文的主要思路、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正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阐述了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概述了中国古代县制的历史演进并对其社会功能进行评析,指出县级政府是封建中央政府对整个国家进行控制与治理的基本政治单元。其次,简要介绍了从清末近代县制的萌芽到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时期近代县制的演变与改革,指出了近代县制改革的利弊得失。最后,明确当代县级政府的地位与功能,并通过对工业化初期市制对县制的冲击和“市管县”体制的形成及其弊端进行较为详尽的分析,指出“省直管县”探索的条件、利弊与基本思路。第二章分析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县级政府提出的新要求。首先,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论依据和基本思路入手,指出在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符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社会管理体制。其次,较深入地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县级政府的新功能,明确指出县级政府应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县域社会和谐和保持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三个方面发挥其重要作用。第三章深入地介绍了县级政府的行政结构和运行机制,分析了县级政府目前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首先,对不同阶段的县级政府机构的设置、县级政府职能的变迁和县级政府的政务关系进行分析,指出县级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不足和缺陷,并对我国县级政府的机构改革提出基本思路和政策建议。其次,概述县级政府的决策制定与执行和政务监督过程,指出县级政府决策民主化、决策执行能力提高和政务监督作用有效发挥的实现途径。最后,简析县级政府面临的三大难点和存在的四大问题,指出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县级政府在认识上有偏差、在体制上受束缚、受利益上的驱动和环境上的制约。第四章试图指出县级政府的发展方向是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首先,从西方政府治理理论入手,简要介绍了“新公共管理”实践模式、“回应性政府”治理模式和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的背景、特点及内容,力图从中找出我国新一轮政府改革中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其次,分析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涵义,指出当代县级政府应该是“公共”与“服务”的县级政府,是“有限”与“有效”的县级政府,是“善治”与“双廉”的县级政府。最后,阐述了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必要性,指出建设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人为本,服务行政、责任行政、公共行政和有效行政的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是县级政府走出发展困境的必然选择。第五章明确指出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根本途径是提升县级政府的服务能力。首先,分析了县级政府角色定位的误区及原因,指出转型时期县级政府应该承担的角色。其次,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县级政府职能实现战略转变的要求,指出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明确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为核心的职能定位。最后,从县级政府服务理念的形成、价值取向和县级政府服务能力与其相关能力的关系三个方面分析县级政府服务能力提高的途径。
梁田庚[10]（2006）在《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处在一个稳步推进、不断深化的阶段。在农业领域，如何进一步消除影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构建起适合“三农”实际的行政管理体制，主动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是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关键问题。作者就此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和阐述。该项研究是在承担世界银行项目和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的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研究完成的。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管理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为基础，采用多学科理论相结合、实证分析与综合研究相结合、系统分析与比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积极借鉴西方国家的管理思想、管理理论和管理经验，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分析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影响因素——人本管理、环境因素、危机管理的基础上，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价值取向作了详细阐述，并提出了创新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指导思想、原则、目标和框架模式。本文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 一是构建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模式。我国传统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集权离散型“管制一审批模式”，这种模式既缺少效能也容易产生制度漩涡。针对传统体制模式的弊端，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和“三农”实际的创新模式——综合执法型“服务——参与模式”。这不仅对农业行政管理理论是一个补充，而且对推进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也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是建立了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绩效评估系统及其指标框架模型。在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进行全面研究和借鉴国外政府绩效评估经验的前提下，针对我国政府绩效评估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绩效评估产生误差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模式进行了探寻，提出了组成我国农业行政管绩效评估的四个系统——绩效目标系统、绩效比较系统、绩效测定系统和绩效反馈系统；构建了评估农业行政管理绩效情况的指标框架模型。 三是提出了支持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我国现阶段农业行政管理实践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和体制创新要求，从8个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大体上构成了一个深化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政策框架。 文中还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进行了国际比较和实证分析。通过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阐明了创新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紧迫性和艰巨性。在此基础上，分别从组织结构、职能配置、运行机制、路径选择等角度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进行了诠释。本研究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有价值的观点和素材。
二、WTO与新时期秘书知识的新要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WTO与新时期秘书知识的新要求（论文提纲范文）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与基本评析 |
| 三、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基本理论阐释 |
|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相关概念与内容 |
| 一、政党与执政党 |
| 二、党的领导与执政 |
| 三、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 |
| 四、党的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第二节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主要构成要素 |
| 一、党的执政理念 |
| 二、党的执政基础 |
| 三、党的执政方式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政党建设理论 |
| 二、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理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时期的执政能力建设(1927-1949) |
| 第一节 土地革命时期培养党的革命斗争能力 |
| 一、依靠正确革命政策巩固根据地政权 |
| 二、党的革命策略正确源于调查研究 |
| 三、党的正确领导是革命斗争胜利之本 |
| 第二节 抗战时期局部执政增强党的执政信心 |
| 一、指导中国革命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
| 二、抗战时期局部民主执政实践影响深远 |
| 三、思想与组织建设并重是党的建设特色 |
| 第三节 解放战争时期锻炼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一、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制定实施政策 |
| 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终结民国政治逻辑 |
| 三、围绕工作重心转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以后的执政能力建设(1949-1978) |
| 第一节 全面探索时期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背景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 |
| 二、新中国安全依然在遭受着严重威胁 |
| 三、整党和党的建设任务艰巨且刻不容缓 |
| 第二节 革命化执政理念内蕴于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必须以革命手段解决革命未竟事业 |
| 二、革命化思维根植于党的灵魂深处 |
| 第三节 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考验党的执政能力 |
| 一、合理运用阶级斗争有助巩固执政基础 |
| 二、“以阶级斗争为纲”则有损执政之基 |
| 第四节 “左”的运动严重弱化党的执政能力 |
| 一、政治运动仅适用于战争年代与特殊时期 |
| 二、“运动主义”必然践踏法制与正常秩序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1978-2012) |
| 第一节 党执政能力建设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
| 一、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是当务之急 |
| 二、国内政治风波与苏东剧变带来执政危机 |
| 三、新世纪急需创新发展理念解决执政难题 |
| 第二节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坚守执政为民理念 |
| 二、更加关注民主与法制在执政中的作用 |
| 三、改革限制社会主义发展的执政体制 |
| 第三节 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拒腐防变能力 |
| 二、提出践行“三个代表”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三、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党的执政方式转型 |
| 第四节 新世纪新阶段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以“党的建设科学化”锻造新型政党 |
| 二、坚持“以人为本”巩固党的执政之基 |
| 三、强调一体推进科学、民主和依法执政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的执政能力建设(2012-) |
| 第一节 新时代加强党执政能力建设的背景 |
| 一、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
| 二、一个“转化”与两个“没有变”是最大国情 |
| 三、党同时面临“四大考验”与“四种危险” |
| 第二节 、创新执政理念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创新和发展党的执政理念 |
| 二、明确以提升党的政治能力为统领 |
| 三、坚决以提高党的法治能力为重心 |
| 第三节 厚植执政基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坚持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 |
| 二、坚持以增强党的思想引领能力为支柱 |
| 三、强调以提升党的群众工作能力为基础 |
| 第四节 完善执政方式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
| 一、强化以提升党的应急处突能力为先手 |
| 二、增强以抓落实与改革攻坚能力为保障 |
| 三、注重以制度规范和改进党的全面领导 |
| 四、把全面依法治国与特色民主协同推进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启示 |
| 第一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守党的执政理念 |
| 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党的执政底色 |
|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执政转型动力 |
|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民主政治真谛 |
| 第二节 积极变革执政体制,完善党的执政方式 |
| 一、完善监督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是保障 |
| 二、强化规范权力运行的政党体制是旨归 |
| 三、构建引导权力运行的舆论体制是导向 |
| 第三节 准确把握内外情势,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
| 一、注重把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统一 |
| 二、树立改革创新和自我革命的行动自觉 |
| 三、始终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的使命担当 |
| 第四节 建构科学考评体系,锻造党的执政人才 |
| 一、健全的干部能力考评指标体系是基础 |
| 二、完善的干部能力考核评价方式是关键 |
| 三、科学的运用干部能力考评结果是目标 |
| 第五节 强化党的全面领导,坚定正确执政方向 |
| 一、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 |
| 二、全面增强政治建设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
| 三、不断坚持完善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 |
| 本章小结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相关成果 |
| 致谢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3）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概述 |
| 1.2 研究背景及选题意义 |
| 1.2.1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发展概况 |
| 1.2.2 国外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
| 1.2.3 研究的现实必要性 |
| 1.2.4 选题的意义和重要性 |
| 1.3 研究内容、方法、技术路线及可行性 |
| 1.3.1 主要研究内容和关键问题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3.4 数据资料来源及概述 |
| 1.4 研究创新和难点 |
| 1.4.1 研究创新 |
| 1.4.2 研究难点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相关概念界定和区分 |
| 2.2 相关理论研究综述 |
| 2.2.1 非关税壁垒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2.2 贸易偏转的相关理论研究 |
| 2.3 相关实证研究综述 |
| 2.3.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 |
| 2.3.2 技术标准互认与贸易自由化 |
| 2.3.3 技术性贸易壁垒、外交关系与贸易保护主义 |
| 2.3.4 技术性贸易壁垒与产品质量升级 |
| 2.3.5 非关税壁垒与贸易偏转 |
| 2.4 文献研究述评 |
| 第三章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制度背景、形成动机、集聚效应 |
| 3.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沿革和新时期特征 |
| 3.1.1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历史背景 |
| 3.1.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沿革 |
| 3.1.3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新时期特征 |
| 3.2 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实施流程与特别贸易关注提案 |
| 3.3 中国应对和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发展概述 |
| 3.3.1 中国遭受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 3.3.2 中国对外使用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情况 |
| 3.4 中国企业受TBT影响的经典案例——美国玩具产品铅含量标准 |
| 3.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形成动机 |
| 3.5.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3.5.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3.5.3 简单实证结果分析 |
| 3.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国别-产品集聚效应分析 |
| 3.6.1 聚类分析方法说明 |
| 3.6.2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3.6.3 聚类结果及分析 |
| 3.7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理论模型的构建 |
| 4.1 集约边际影响——数量阻碍与价格提升 |
| 4.1.1 假设条件 |
| 4.1.2 需求 |
| 4.1.3 供给 |
| 4.1.4 双边单一产品市场均衡 |
| 4.1.5 引入技术性贸易壁垒与质量函数的关系 |
| 4.1.6 主要命题 |
| 4.1.7 主要结论 |
| 4.2 广延边际影响——进出决策与优胜劣汰 |
| 4.2.1 封闭均衡 |
| 4.2.2 开放均衡 |
| 4.2.3 主要命题 |
| 4.2.4 主要结论 |
| 4.3 贸易偏转效应——流向与流量 |
| 4.3.1 假设条件 |
| 4.3.2 需求 |
| 4.3.3 供给 |
| 4.3.4 开放均衡 |
| 4.3.5 主要命题 |
| 4.3.6 主要结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实证模型检验——出口二元边际 |
| 5.1 广延边际:TBT-STC如何影响厂商出口决策? |
| 5.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1.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5.1.3 实证结果分析 |
| 5.1.4 生产能力异质性企业的出口决策 |
| 5.1.5 稳健性检验 |
| 5.2 集约边际:TBT-STC是否导致贸易阻碍? |
| 5.2.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5.2.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5.2.3 实证结果分析 |
| 5.2.4 新进入者和幸存者的集约边际表现 |
| 5.2.5 内生性处理——引入双边死亡率差异 |
| 5.2.6 稳健性检验 |
| 5.3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实证模型检验——贸易偏转效应 |
| 6.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6.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6.3 实证结果分析 |
| 6.3.1 贸易偏转方向 |
| 6.3.2 贸易偏转规模 |
| 6.3.3 市场退出决策与贸易偏转规模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实证模型检验——产品质量升级 |
| 7.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7.2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7.3 实证结果分析 |
| 7.4 稳健性检验 |
| 7.5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引入多时点、多对象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 |
| 8.1 实证模型检验——以中国出口美国的厂商为例 |
| 8.1.1 数据来源及描述 |
| 8.1.2 三重差分模型(DDD)的推导 |
| 8.1.3 基准回归模型设置 |
| 8.1.4 实证结果分析 |
| 8.1.5 稳健性检验 |
| 8.2 本章小结 |
| 第九章 主要结论及研究展望 |
| 9.1 主要结论 |
| 9.1.1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 |
| 9.1.2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贸易偏转的影响 |
| 9.1.3 技术性贸易壁垒对质量升级的影响 |
| 9.1.4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多时点、多对象不确定性影响 |
| 9.1.5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驱动因素 |
| 9.1.6 技术性贸易壁垒的集聚特征 |
| 9.2 政策建议及相关启示 |
| 9.2.1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政府职能 |
| 9.2.2 技术性贸易措施(壁垒)影响下的企业对策 |
| 9.3 研究创新及贡献 |
| 9.4 研究局限及未来可研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A 国家三位代码ISO3对应表 |
| 附录B 实证章节的主要模型和计量方法推导 |
| 致谢 |
| 个人简历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4）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模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缩略语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及不足 |
| 第一章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现状 |
| 第一节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背景 |
| 一、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法律框架 |
| 二、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的程序缺陷 |
| 第二节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缘由 |
| 一、ISDS机制改革的表面原因 |
| 二、ISDS机制改革的实质原因 |
| 第三节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进程 |
| 一、IIAs中改革条款的发展变化 |
| 二、现行ISDS机制的改革模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渐进式改革 |
| 第一节 渐进式改革及其主要观点 |
| 一、渐进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 |
| 二、渐进式改革的主要观点及其风险 |
| 第二节 美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与评析 |
| 一、美国渐进式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二、美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对美国渐进式改革的评价 |
| 第三节 美国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
| 一、中国和美国IIAs中的ISDS规则与实践 |
| 二、美国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
| 三、美国渐进式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系统式改革 |
| 第一节 系统式改革及其主要观点 |
| 一、系统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 |
| 二、系统式改革的主要观点及其问题 |
| 第二节 欧盟系统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与评析 |
| 一、欧盟系统式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二、欧盟系统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对欧盟系统式改革的评价 |
| 第三节 欧盟系统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
| 一、中国与欧盟成员国BITs中的ISDS规则与实践 |
| 二、欧盟系统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
| 三、欧盟系统式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式改革 |
| 第一节 范式改革及其主要观点 |
| 一、范式改革的缘起与发展 |
| 二、范式改革的主要观点及其困惑 |
| 第二节 南非范式改革的主要内容与评析 |
| 一、南非范式改革的历史沿革 |
| 二、南非范式改革的主要内容 |
| 三、对南非范式改革的评价 |
| 第三节 南非范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与启示 |
| 一、中国与南非的投资仲裁规则与实践 |
| 二、南非范式改革对中国的影响 |
| 三、南非范式改革对中国的启示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趋向 |
| 第一节 新国际投资协定中ISDS条款的改革 |
| 一、新IIAs中 ISDS的改革内容与改革方法 |
| 二、ISDS条款改革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
| 三、应对ISDS改革风险与挑战的政策选择 |
| 第二节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改革的多边化 |
| 一、ISDS机制改革的多边化走向 |
| 二、ISDS机制多边化的程序完善 |
| 第三节 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多边化的中国应对 |
| 一、ISDS机制多边化对中国的影响 |
| 二、ISDS机制多边化的中国对策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理论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方法与内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内容 |
| 四、拟创新之处、难点与不足 |
| (一)拟创新之处 |
| (二)研究的难点 |
| (三)研究的不足 |
| 第一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基础 |
| 一、基本概念阐释 |
| (一)治理、乡村治理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
| (二)公务员与乡镇公务员 |
| (三)素质、公务员素质与乡镇公务员素质 |
| 二、理论基础 |
| (一)治理与善治理论 |
| (二)素质模型理论 |
| (三)新制度主义理论 |
| (四)街头官僚与行为选择理论 |
| (五)学习和培训的相关理论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意义 |
| (一)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需求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提高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前提 |
| (三)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是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的重要保障 |
| 小结 |
| 第二章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在逻辑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与乡镇公务员素质要求 |
| (一)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
| (二)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的素质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的形成过程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理论逻辑 |
| (一)基层治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分工 |
| (二)现代化治理价值与技术需要培育养成 |
| (三)乡镇公务员的行为选择逻辑 |
| 三、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必要性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的现实要求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总体状况考察 |
| (三)当前乡镇公务员素质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
| 小结 |
| 第三章 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考察 |
| 一、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历史考察 |
| (一)新中国成立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二)改革开放后乡镇干部的素质培育 |
| (三)《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实施后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 |
| (四)《公务员法》实施之后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 |
| 二、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状考察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状况调查问卷 |
| (二)调查问卷结果分析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
| 三、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 |
| (二)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不健全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保障机制不完善 |
| 小结 |
| 第四章 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经验 |
| 一、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特征类型 |
| (一)以英国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 |
| (二)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 |
| (三)以加拿大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 |
| (四)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 |
| (五)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 |
| 二、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做法 |
| (一)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 |
| (二)分级分类对公务员进行培训 |
| (三)重视对公务员进行素质测评 |
| (四)加强培训教育机构建设 |
| 三、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经验 |
| (一)建立公务员培训的法律与制度保障 |
| (二)完善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准则 |
| (三)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 |
| (四)注重公务员培训考核结果的运用 |
| 小结 |
| 第五章 基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路径 |
| 一、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思路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要求 |
| (三)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原则 |
| 二、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要求 |
| (一)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构成要素 |
| (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具体内容 |
| 三、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途径 |
| (一)构建完善的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 |
| (二)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 |
| (三)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 |
| (四)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1 |
| 附录2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6）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特征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及历史沿革 |
| 第一节 相关概念界定 |
| 第二节 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的历史沿革 |
| 第二章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情况及特征概述 |
| 第二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的分散化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的扁平化特征 |
| 第三章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职能特征分析 |
| 第一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职能内容及特征概述 |
| 第二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职能的向心化特征 |
| 第三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职能的网状化特征 |
| 第四章 优化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的思路探寻 |
| 第一节 目前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的短板分析 |
| 第二节 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面临的挑战 |
| 第三节 优化税务部门秘书机构设置与职能的途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与问题的提出 |
| 1.1.2 研究目的及意义 |
|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与评价 |
| 1.2.1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2.2 对已有研究的简要评价 |
| 1.3 研究范围界定 |
| 1.3.1 流通业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2 流通业标准化对象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3.3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产生经济影响研究范围的界定 |
| 1.4 研究目标、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1 研究目标 |
| 1.4.2 研究思路 |
| 1.4.3 研究内容 |
| 1.5 研究方法与数据资料说明 |
| 1.5.1 研究方法 |
| 1.5.2 数据资料说明 |
| 1.6 论文的创新与不足 |
| 1.6.1 创新点 |
| 1.6.2 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流通业标准化的基本原理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1 商品流通及其过程 |
| 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与特征 |
| 2.2.1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内涵 |
| 2.2.2 流通标准及流通标准化的特征 |
| 2.3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与形式 |
| 2.3.1 流通标准化的原理 |
| 2.3.2 流通标准化的形式 |
| 2.4 流通标准化与流通差异化的关系 |
| 2.5 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 |
| 2.6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标准化对流通业发展的宏观作用机制研究 |
| 3.1 标准化对促进流通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分析 |
| 3.1.1 标准化在规范商品流通市场运行秩序中的作用 |
| 3.1.2 标准化在推动流通业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
| 3.1.3 标准化在维护流通业发展安全中的作用 |
| 3.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业经济效益和全社会福利水平的作用分析 |
| 3.2.1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2 标准化在提高流通业整体经济效益中的作用 |
| 3.2.3 商品流通领域内标准化的实施在提升全社会福利水平中的作用 |
| 3.3 标准化对推进商品贸易流通现代化的作用分析 |
| 3.3.1 标准化在协调和促进商品贸易流通中的作用 |
| 3.3.2 标准化在处理商品贸易流通纠纷中的作用 |
| 3.3.3 标准化在建立国际商品贸易流通优势地位中的作用 |
| 3.4 标准化对推动流通业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作用分析 |
| 3.4.1 标准化在加速商品流通领域技术研发和创新成果转化中的作用 |
| 3.4.2 标准化在带动流通业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
| 3.5 标准化对加快流通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作用分析 |
| 3.5.1 标准化在流通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
| 3.5.2 标准化在流通业转型升级中的作用 |
| 3.6 标准化对提升流通企业竞争力的作用分析 |
| 3.6.1 标准化在流通企业科学管理中的作用 |
| 3.6.2 标准化在构筑流通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
| 3.6.3 标准化在影响流通业市场结构中的作用 |
| 3.7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的微观作用机制研究 |
| 4.1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的贡献分析 |
| 4.1.1 标准化对降低流通企业成本的贡献 |
| 4.1.2 标准化对提高流通企业竞争力的贡献 |
| 4.1.3 标准化对维护流通企业客户关系的贡献 |
| 4.1.4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技术创新的贡献 |
| 4.1.5 标准化对减少流通企业风险责任的贡献 |
| 4.2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经济效益产生影响的领域分析 |
| 4.2.1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数量变化的影响 |
| 4.2.2 标准化对商品或服务价格变化的影响 |
| 4.2.3 标准化对生产经营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4 标准化对交易成本变化的影响 |
| 4.2.5 标准化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变化的影响 |
| 4.3 标准化对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活动的影响分析 |
| 4.3.1 流通企业的价值创造链 |
| 4.3.2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主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3.3 流通企业创造价值次要活动中标准化的影响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
| 5.1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1.1 标准化对流通业成本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1.2 研究假设 |
| 5.1.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1.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1.5 实证检验结论 |
| 5.2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2.1 标准化与流通业技术创新的互动机理分析 |
| 5.2.2 标准专利化趋势对流通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分析 |
| 5.2.3 研究假设 |
| 5.2.4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2.5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2.6 实证检验结论 |
| 5.3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3.1 标准化对流通业市场结构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3.2 研究假设 |
| 5.3.3 变量指标选取和数据来源 |
| 5.3.4 基于VAR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3.5 实证检验结论 |
| 5.4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4.1 标准化对流通业产出增长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4.2 研究假设 |
| 5.4.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4.4 基于扩展后C-D生产函数模型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4.5 实证检验结论 |
| 5.5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实证分析 |
| 5.5.1 标准化对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的机理分析 |
| 5.5.2 研究假设 |
| 5.5.3 变量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和模型设定 |
| 5.5.4 基于多元回归模型和主成分法的实证检验过程及结果分析 |
| 5.5.5 实证检验结论 |
| 5.6 本章小结 |
| 第6章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与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及经验借鉴 |
| 6.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分析 |
| 6.1.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历程 |
| 6.1.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的总体状况与成就 |
| 6.1.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现状 |
| 6.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
| 6.2.1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
| 6.2.2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问题的成因 |
| 6.2.3 我国流通业标准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影响 |
| 6.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现状及经验分析 |
| 6.3.1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的发展概况 |
| 6.3.2 发达国家流通业的标准化体制 |
| 6.3.3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的成功经验与特点 |
| 6.4 发达国家流通业标准化建设对我国的借鉴启示 |
| 6.4.1 流通业标准体系建设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2 流通业标准化管理体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3 流通业标准化运行机制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4.4 流通业标准化战略定位层面的借鉴启示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路径与对策 |
| 7.1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指导思想 |
| 7.1.1 以提高我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的适应性和国际竞争力为核心要务 |
| 7.1.2 以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和市场导向为根本原则 |
| 7.1.3 以支撑和引导我国流通业协调、可持续发展为最终目的 |
| 7.2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导向 |
| 7.2.1 注重制定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成果的流通标准 |
| 7.2.2 有效采用流通业国际标准并积极参与商品流通重点领域的国际标准竞争 |
| 7.2.3 向建立以自愿性流通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体制转变 |
| 7.2.4 重点支持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流通标准 |
| 7.3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目标 |
| 7.3.1 总体目标 |
| 7.3.2 具体目标 |
| 7.4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发展重点 |
| 7.5 我国流通业实施标准化战略与促进标准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措施及建议 |
| 7.5.1 健全提升流通标准独立自主创新技术含量的机制 |
| 7.5.2 建立参与流通业国际标准竞争的机制 |
| 7.5.3 建立以自愿性、推荐性标准为基础的流通业标准化模式 |
| 7.5.4 完善商品流通领域标准化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环境 |
| 7.5.5 加强流通业标准化的基础条件建设 |
| 7.5.6 实施商品流通领域标准推动工程 |
| 7.6 本章小结 |
|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
| 研究的主要结论 |
| 下一步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A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成本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B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技术创新、市场结构、产出增长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附录C 标准化对我国流通业对外服务贸易影响实证分析的相关原始数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作者简介 |
（8）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呼唤 |
| 一、 加强意识形态能力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
| 二、 国内外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综述 |
| 三、 本文的研究特色与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诞生和发展 |
|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起源、波折和演变 |
| 一、 “意识形态”概念的起源和提出 |
| 二、 “意识形态”遭遇的第一次重大波折 |
| 三、 “意识形态”理论的演变和发展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形成 |
| 一、 作为“青年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及其在《莱茵报》的革命斗争 |
| 二、 完成向唯物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转变的马克思 |
| 三、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闪光思想和里程碑意义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
| 一、 从《哲学的贫困》到《共产党宣言》 |
| 二、 从创办《新莱茵报》到总结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资本论》 |
| 第二章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内涵 |
| 第一节 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
| 一、 恩格斯进一步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
| 二、 列宁提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并成功实践 |
| 三、 从列宁到斯大林时期的意识形态建设探索 |
| 第二节 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向历史新高度 |
| 一、 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和最早提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 二、 毛泽东关于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的思想 |
| 三、 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鲜明阶级性、相对独立性和极端重要性 |
| 第三节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发展和内涵变化 |
| 一、 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领域遭受巨大冲击 |
| 二、 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和发展 |
| 三、 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和变化 |
| 第三章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新时期面临三大考验 |
| 第一节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全球化思潮的演变过程 |
| 二、 全球化的特点和本质 |
| 三、 全球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二节 市场化的不断推进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本质 |
| 三、 市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三节 网络化的巨大冲击和对中国的巨大挑战 |
| 一、 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过程 |
| 二、 微博兴起背景下的网络传播特点 |
| 三、 网络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冲击 |
| 第四章 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 |
| 第一节 苏共亡党的意识形态教训及时代警示 |
| 一、 领导层的背叛是最关键、最主要的原因 |
| 二、 国内外多种错误思潮泛滥危害巨大 |
| 三、 新闻舆论的失控甚至反动加速亡党进程 |
| 第二节 自我背叛导致卡扎菲走向灭亡的根源和警示 |
| 一、 卡扎菲完全倒向西方国家的巨大转变的深层原因 |
| 二、 卡扎菲对理想信念的自我背叛后果严重 |
| 三、 卡扎菲走向自我毁灭带给我们怎样的警示 |
| 第三节 查韦斯大力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和启示 |
| 一、 将毛泽东思想作为“21 世纪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
| 二、 带领民众学习马列着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
| 三、 查韦斯敢于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 |
| 第五章 从十个方面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 |
| 第一节 坚定信仰、加强学习构建价值自信 |
| 一、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 |
| 二、 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 |
| 三、 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 |
| 第二节 拒腐防变、调查研究团结共创伟业 |
| 一、 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 |
| 二、 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 |
| 三、 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 |
| 第三节 坚持原则、尊重民意抵制渗透演变 |
| 一、 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 |
| 二、 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
| 三、 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 |
| 四、 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
| 结论 在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尝试用理论指导现实 |
| 中外文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的作用（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Abstract 导论 |
| 一、选题依据与理论及现实意义 |
| 二、研究现状综述与评析 |
| 三、选题的重点、难点及创新点 |
| 四、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 第一章 县级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与作用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县制演进的简介与评析 |
| 一、县制地位的确立与历史意义 |
| 二、县制的演进及其社会功能 |
| 第二节 近代县制演变的简介与评析 |
| 一、清末近代现代县制的萌芽 |
| 二、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制 |
| 三、国民政府时期的县制 |
| 四、近代县制改革的利弊得失 |
|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县级建制地位与功能的变化和现状 |
| 一、县级政府的地位与功能 |
| 二、工业化初期，市制对县制的冲击 |
| 三、“市管县”体制的形成及其弊端 |
| 四、“省直管县”的探索 第二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县级政府提出的新要求 |
| 第一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论依据与基本思路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论依据 |
|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思路 |
| 第二节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的新功能 |
| 一、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
| 二、实现县域社会和谐 |
| 三、保持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第三章 县级政府行政结构、运行机制的状况与存在的问题 |
| 第一节 县级政府机构的设置、职能与政务关系 |
| 一、县级政府机构的设置 |
| 二、县级政府职能的变迁 |
| 三、县级政府的政务关系 |
| 第二节 中国县级政府的决策制定、执行与政务监督 |
| 一、县级政府的决策制定 |
| 二、县级政府的决策执行 |
| 三、县级政府的政务监督 |
| 第三节 我国县级政府面临的困境与问题 |
| 一、县级政府面临的难点 |
| 二、县级政府存在的问题 |
| 三、难点与问题的原因分析 第四章 中国县级政府的发展方向：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 |
| 第一节 西方政府治理理论及其启示 |
| 一、“新公共管理”的实践模式 |
| 二、“回应性政府”治理模式 |
| 三、西方各国行政改革简析 |
| 第二节 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涵义 |
| 一、“公共”与“服务”的县级政府 |
| 二、“有限”与“有效”的县级政府 |
| 三、“善治”与“双廉”的县级政府 |
| 第三节 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必要性 |
| 一、履行政府职能的内在要求 |
| 二、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 |
|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县级政府的必然选择 |
| 第四节 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价值取向 |
| 一、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 二、根本宗旨与行为准则：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
| 三、角色定位与主要职能：满足县域社会公共需求，依法向县域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
| 四、职能的主要方式：依法行政、服务行政、有效行政、责任行政 第五章 建设公共服务型县级政府的根本途径 |
| 第一节 县级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 |
| 一、当前县级政府角色定位存在的误区或错位 |
| 二、县级政府角色错位的原因分析 |
| 三、转型时期县级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 |
| 第二节 县级政府职能的战略转变 |
|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县级政府职能实现战略转变的要求 |
| 二、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 |
| 第三节 县级政府服务能力的有效提升 |
| 一、县级政府服务理念的形成 |
| 二、县级政府服务能力的取向 |
| 三、县级政府服务能力与其相关能力的关系 |
| 四、县级政府服务能力提升的途径 参考文献 后记 |
（10）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独创性声明 |
| 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 第二节 研究动态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
| 第二章 理论透视:相关理论评析 |
|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公共管理思想 |
| 第三节 西方创新理论评析 |
| 第四节 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分析 |
| 第五节 制度变迁及理论分析 |
| 第六节 西方行政管理理论评析 |
| 第三章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人本管理与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
| 第二节 行政环境与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 |
| 第三节 危机管理与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关系 |
| 第四章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国际比较 |
| 第一节 西方国家的农业行政管理体制评介 |
| 第二节 西方国家农业行政管理体制的特点 |
| 第三节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历程 |
| 第四节 中西方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比较 |
| 第五节 对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思考 |
| 第五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证分析 |
| 第一节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剖析 |
| 第二节 我国农技推广服务体制解读 |
| 第三节 鲁苏皖三省兽医体制改革探索 |
| 第四节 我国防控禽流感疫情的启示 |
| 第六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探索 |
| 第一节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内容 |
| 第二节 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若干问题 |
| 第三节 农业行政管理职能配置构想 |
| 第四节 农业行政管理组织制度创新 |
| 第五节 农业行政管理手段创新 |
| 第六节 农业行政管理模式创新 |
| 第七章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模式的构建 |
| 第一节 政府绩效和绩效评估 |
| 第二节 政府绩效评估的意义和作用 |
| 第三节 英国政府绩效评估方式评介 |
| 第四节 政府绩效评估影响因素分析 |
| 第五节 我国政府绩效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 |
| 第六节 我国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模式的构建 |
| 第八章 支持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政策建议 |
| 第一节 营造有利于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的环境 |
| 第二节 完善我国农业行政执法体制 |
| 第三节 创新农业和农村管理体制 |
| 第四节 构建我国农业“电子政府” |
| 第五节 构建农业危机管理体制 |
| 第六节 积极推动政府管理方式的转变 |
| 第七节 加强农业行政管理绩效评估 |
| 第八节 积极探索，稳步推进改革创新 |
| 第九章 结论和讨论 |
| 第一节 主要结论和创新点 |
| 第二节 讨论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
| 致谢 |
四、WTO与新时期秘书知识的新要求（论文参考文献）
- [1]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研究[D]. 刘华超. 山东大学, 2021(11)
- [2]当代中国农业政策变迁研究 ——基于政策文本的话语分析[D]. 李青.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3]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下的中国企业产品出口二元边际、贸易偏转与质量升级[D]. 郑休休.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20(01)
- [4]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模式研究[D]. 肖灵敏.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3)
- [5]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6]新时期税务部门秘书机构特征研究[D]. 黄一帆. 暨南大学, 2019(04)
- [7]我国流通业标准化经济效应研究[D]. 叶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9(03)
- [8]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D]. 朱继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3(12)
- [9]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的作用[D]. 武君婷. 中共中央党校, 2007(03)
- [10]我国农业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研究[D]. 梁田庚. 福建农林大学, 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