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论郭沫若对墨子及其学说的批判（论文文献综述）
李孝迁[1]（2021）在《《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文中研究说明《十批判书》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内部论战的产物。1944年前后,郭沫若接连了解到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家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他们重申与郭氏的学术分歧,并进一步展开学术批判,却忽略郭氏已对旧说有所更新或修订。因此,郭氏重燃写作热情,以"自我批判"或"隔空对话"方式展开论战,最终结集成《十批判书》。这场论战聚焦于商周社会性质和孔子、墨子思想的阶级属性,涉及古史分期、古代土地所有制形式等问题,上承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下启五六十年代"五朵金花"研究。作为论战的主要成果之一,《十批判书》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史的重要史料。
周书灿[2]（2020）在《改革开放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走向与趋势》文中研究指明改革开放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呈现出波谷形的发展走向和趋势。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对郭沫若史学的充分的肯定,甚或夸大拔高,与学术界在郭沫若古史分期和社会形态理论、《甲申三百年祭》问题上的两极评判态势,说明郭沫若史学研究依然停留在科学含量较低的学术层次。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郭沫若史学研究在挑战中缓慢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反思郭沫若"思潮影响下郭沫若史学研究陷入低迷徘徊与清冷沉寂。2008年以来,郭沫若史学作为政治和学术相纠葛的复杂存在,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普遍"共识"。郭沫若史学研究中带有深刻时代印记的拔高夸大与全盘否定之两极评判现象,已极其罕见。郭沫若史学逐步纳入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大视野,无论领域拓展,视角转换还是深度推进,均获得一定的突破,郭沫若史学研究队伍后继乏人局面初步得到扭转,一批新生力量正在逐步成长。
王英娜[3]（2020）在《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庄子》义理不竭、文笔妙奇的特点,促使历代释庄者完成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新诠解。尤其,在近现代这个充满危机和变革的特殊时代,《庄子》的阐释呈现出继承传统与借鉴西学并存的多元格局,这些庄学成就证明了《庄子》作为传统经典所具有的绵延不断的文化生命力。与古代的庄学相较,中西并存的文化背景使近现代的庄子研究取得了重大的学术突破,不论在研究范式,还是在思想探索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并对当下的文化建设提供了有益经验和训鉴。因此,近现代庄学具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和研究意义。本论文主要采用阐释学的理论方法,通过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对近现代庄学新变进行整体观照,并从以佛解庄、以儒解庄、以西学解庄、以文学解庄等几个角度契入,考察近现代庄学的发展与新变,从而呈现其新时期的问题意识及时代文化价值。全文共为五章:第一章主要从社会、学术的历史背景,探讨近现代庄学的复兴问题。在近现代,庄学复兴是诸子学思潮兴起的产物,而诸子的兴起亦出现了新的时代特点,即从儒学的附庸走向独立,其包含了社会时局变化、学术发展等诸多因素,亦经历了从清初到近现代学者们超越儒学并使诸子独立的不断自觉。内在演变与西学东渐是近现代诸子学兴起的重要动力,而子学的致用思想、解经功能尤其得到了学界的关注和发掘。这些诸子学发展的共性直接影响了近现代庄学的复兴,并使近现代庄学呈现出《庄子》校释类、义理类着作的新发展以及《庄子》文学的专题探索。第二章主要从“以佛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以佛解庄”是庄学史上传统的释庄方式之一,具体表现为“格义”方法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格义”最初是以传统典籍中的概念或思想来诠释佛学,其中《庄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历史的发展中,它经历了概念式“格义”、会通式“格义”、系统化“格义”以及实用化“格义”的过程。近现代“以佛解庄”的“格义”新变主要表现为法相唯识宗概念体系的系统化应用以及西学中平等、自由、科学等观念的融入,它实现了与异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既有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亦有对外来文化精华的汲取,从而使《庄子》发挥了时代所需的社会效用。杨文会是使近现代佛学复兴的关键学者,他的“以佛解庄”推进了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发展,在其影响下,章太炎、梁启超等学者均走向了实用化的新变道路。可以说,对于庄子思想的致用探求是近现代学者“以佛解庄”的重要特点。第三章主要从“以儒解庄”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学者们之所以采用“以儒解庄”的诠释路径,是因为庄、儒之间在形上之“道”与形下的社会现实两个方面,均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行性,这为消解庄儒矛盾,提升庄学的社会效用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和探索前提。近现代学者的“以儒解庄”是试图通过儒道互补应对危机境遇中社会人生的各种问题,从而实现其拯救危亡的经世致用价值。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变主要表现在对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对庄、儒义理相通处的深入探析,尤其是对《庄子》中实用价值的进一步发掘;对“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以及廖平通过重构经学体系,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可以说,这些不同角度的新研寻体现了近现代学者救世的共同理想,以及开发《庄子》致用思想的时代风貌。第四章主要从中西融合的视角探讨近现代庄学的新变。西学东渐动摇了传统儒学的核心地位,引发了近现代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反思,而学者们中西文化的比较与融通既使《庄子》研究有所继承,同时亦为之注入了新的文化因素,并呈现出庄学新变的时代性特征。在近现代西学与《庄子》的比较融合中,西方的进化论、快乐主义、自由思想、马克思主义等均对庄子思想的重新诠解产生了重要影响。严复、胡适、章鸿钊等人的庄子研究主要体现了进化论与庄子思想会通的渐进过程。此外,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斯宾诺莎的“自然”“自由”等,也被近现代学者引入与《庄子》思想的对话与阐释中,中西文化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为庄学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其开拓性的尝试亦成为后世学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课题。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入以及启蒙救亡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并成为最科学、最前沿的思想和方法。在庄学界,吕振羽、侯外庐、郭沫若等学者即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理论指导,使《庄子》研究呈现了新的时代意义。可以说,近现代学者以不同的西学理论为《庄子》阐释提供了诸多新的视角,虽然在解庄中不免历史环境的局限,但其为中西文化交融做出的积极探索具有时代效用,其所积累的经验教训亦具有历史意义和借鉴价值。第五章主要讨论的是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在西学与本土文学发展的双重影响下,近现代“文学”观念明确从传统文史哲不分的状态中独立出来,并出现了广义与狭义的不同界定。《庄子》是否是文学作品虽然存在争议,但从总体来看,《庄子》的文学性特征在近现代具有新的发展,而这种新发展与近现代“文学”认知的转变密切相关,因此,本章探讨了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与近现代“文学”理论视角的建构两个方面,以之作为《庄子》近现代文学研究的理论前提。在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中,本文主要从《庄子》的文学语言、篇章结构、文体、文学的社会性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在古今比较及中西文法的参照中突显《庄子》文学的继承与发展。近现代学者对《庄子》文学的探讨虽然不免简单和粗糙,但他们强烈而明确的文学自觉意识以及多元化的思维使《庄子》的文学性得到新的发掘,这对后世《庄子》文学的发展亦具重要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秦洁[4]（2020）在《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是对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成果的整体研究。全文分为绪论、正文、余论三部分,从不同角度阐释民国易学。绪论部分,以时间为线索,概述民国近四十年间的易学史变迁。民国初年,时代鼎革之强力冲击、康有为式支持者之迷途、陈独秀式反对者之激进,最终形成合力,造成传统学术边缘化之局面,易学于数千年来第一次沦为“无人过而问津”之境地。值此之际,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新见,重新激发起时人读《易》、研《易》之兴趣;而胡适发起“整理国故”运动,亦使新学视野落在传统典籍之上。受二氏影响,二十年代之易学,研究类型不断丰富,成果数量不断增加,摆脱了边缘化之窘况,呈现出近代学术的新气象。二十年代末至抗战初的“黄金十年”中,得益于政治、经济、教育、出版之推动,易学之成果数量、方法类型、研究质量,胥臻近代高峰,《周易》在后经学时代再次成为一时之显学。四十年代,受持续战争的影响,易学研究在困顿中坚持,成果数量锐减,且未形成新的特色。正文四章,系本文主体,旨在阐释民国易学的范式类型,揭示民国易学的逻辑演变。通过比较诸易家在“新学（西学）”与“经学（中学）”间的取用,民国易学可分为“固守朴学易传统”“以旧识涵摄新知”“据新学重估经书”“返经学以开新见”四种范式类型。第一章“固守朴学易传统: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以沈瓞民、尚秉和、徐昂为代表,他们承继清代朴学易辑佚文本、梳理易例、涵化新创等方法,以孟氏、焦氏、虞氏等汉易为研究对象,而在易学研究中不关切新时代、新思想、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沈瓞民在马国翰辑佚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辨《说文》资料与虞氏异文逸象等,虽仍有未尽、乃至错误处,但整体上对孟氏易作了更为准确、全面的辑佚;辑佚之外,沈氏还比较孟氏易文与虞氏易注之出入,以考辨纯粹的孟氏家法。第二节考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尚秉和注《焦氏易林》,核心理路是据本卦、旁通卦、遇卦、遇卦之旁通卦四种视域,观各视域的上下卦象、互卦象、对卦象、覆卦象、大象、半象,实现别卦与八卦之象的对应;再据八卦所取《说卦》之象、历代逸象与尚氏所发明之逸象,最终实现《易林》卦象与文辞之对应。尚氏此种理路,仍是传统象数之方法,是将“观象系辞”理解为象与辞的严密对应,而试图“执象释辞”以还原成书的过程;反思来看,更为合适的诠释路径应为“假辞明象”,活看文辞以揣摩符号。第三节考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虞翻以消息、卦变、旁通、之正成既济、月体纳甲等为其核心易例。张惠言创造消息系统,试图贯通虞氏核心易例,但与虞氏易注多有不符。徐昂虽屡屡质疑张氏背离虞氏,然据“同归殊途”之易学观,终服膺张氏而融虞、张为一炉。徐昂梳理虞氏易,所长在于细致的易注揆集与图示,所短在于系统欠缺与易例杂糅。第二章“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以刘师培、杭辛斋为代表,他们整合传统象数资源,在同时肯定经学与新学的前提下,以经学为学术根基,而尝试融会新思想、涵摄新知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刘师培之易学研究。刘师培之易学,有传承与创新两个面向。一方面,刘氏承继经学的知识与方法,以明了汉代象数易例为治《易》前提,以经学家名世;另一方面,刘氏引入分科视野,践行平实、平等、客观、逻辑之研究理念,发掘攘夷革命与民主建国之致用思想,开近代新易学之先声,对后世易学影响很大。第二、三节考杭辛斋之易学。由“不立门户,不分派别,不论古今,不限中西”之理路,杭辛斋统括平议一切传统易学资源,涵摄融通一切古今中外学术,建构起“包罗万有”之易学体系,展现出“大象数”与“大易学”的恢弘学术气象。杭辛斋研《易》,以“明道立教”为其易学的根本精神。“易道”,是杭氏“大象数”与“大易学”的终极根据;“易教”,是杭氏易学的致用关切与价值落实。杭辛斋以其“精博”的易学研究成果,激发起时人读《易》、治《易》之兴趣,在治《易》所得与影响上,俨然成为近代易学第一家。作为民国易学之高峰,杭辛斋合会古今、因革传统之最大意义,是点化了象数的活力,创造了“活的”易学、“活的”经典。第三章“据新学重估经书: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以胡适、古史辨派等为代表,他们彻底否定经学范式,在割裂传统的基础上,完全依归现代分科之学,重新估定作为典籍的《周易》,而进行哲学、史学、文字学、科学等维度的全新研究,成为现代学术主流。具体而言,第一节考哲学进路之研究。20世纪初,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多是零星地尝试,系统与深度都很有限。胡适本“求真”之理念,分离卦爻辞、《易传》与历代易学,而单纯研究《易传》哲学。在胡适的基础上,冯友兰更加贴近西方哲学问题,而阐释《易传》中之宇宙论与人生论。自胡适分观经传后,否定经文之哲学价值,一度成为主流意见;但随着“唯物辩证法”的传入,《周易》古经在“中国哲学史”中不再缺席。第二节考史学进路之新研究。史学对易学之影响,在近代经历了由“以史治《易》”向“以《易》为史”的转变,这一转变的实质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以《易》为史”,包括“以《易》为史料”与“以《易》为史书”两种类型,前者以古史辨派、唯物史观为代表,后者以胡朴安为代表。古史辨派易学以打破经学范式为目的,割裂孔子与《易》的关系,重新认定《周易》经传的年代与性质,影响很大,但其研究结论、方法、理念都有重要缺陷。汪震、郭沫若、曾松友、王伯平、荆三麟、李星可等都对《周易》的时代背景有所探讨,但诸氏之观点相互冲突、混乱不堪。胡朴安极端地将所有卦爻辞都看作历史之记录,释《周易》为一部从草昧时代到周初的史书,其说很难成立。第三节考文字学与科学进路之研究。随着古文字学发展,一批学者抛开易学旧注,取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解《周易》文辞;然而对比当前出土易类文献,这些新说大部分不能得到新资料之支持。随着科学声誉日隆,一批学者抛开《周易》文本与历代易学,专治易卦符号,比附科学知识,而定性《周易》为科学着作;科学易诸说影响很大,但需反思其得失与定位。第四章“返经学以开新见: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以熊十力、马一浮为代表,他们不满分科之研究,在反思西学的基础上,重新回归经学、确立常道本体,进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阐释易学之新义理。具体而言,第一节考熊十力之易学思想。熊十力之易学是不断变迁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与《读经示要》时期,熊氏引《周易》以证同、扩充其体用哲学,再由体用哲学反观《周易》与经学,已经展现出“归本《大易》”之学术气象;相较晚年着作,更能显明熊十力的易学与经学成就。熊十力引“太极”“乾元”“太易”“不易、变易”申说本体内涵与体用关系,引“乾坤阴阳”等申说本体发用之翕辟运转,引“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等申说本体落实与彰显,又引《周易》申说民主、科学之经世义。由体用哲学之视域,熊十力提出经学是常道之学,涵摄一切学术,是性命之根本、人生之所由;由此经学观,熊十力评骘了历代易学研究。反思熊氏易学,其“以意逆志”的诠释方法,值得注意。第二节考马一浮之易学思想。易学,是马一浮整体学术之根基;研究马一浮之易学,不能脱离其六艺与性理之学的宏观视野。马一浮称经学为六艺之学,为圣人之教,统摄一切学术,出于吾人自性本心,而拥有时代性、世界性价值;经书之中,《易》为六艺之终始,明文辞与修德行是易教两途。马一浮由三易讲性理哲学:不易而变易是由体显用,体用重重无尽;摄用归体,不易变易合一,即是易简境界;易简之关键,在于变易中识得不易,复性而以理为自身之主;易简需性修工夫,要破除习气、敬守正心。就易学本身而言,马一浮举观象之方法,包括观卦爻文辞、观宇宙人生之广象、观万物至理之不易、观内在一心之性理等四重涵义;此外,马一浮还重视十翼,评骘、合会历代易说,而又引佛道证《易》。以上是民国易学的四种范式类型。各范式间,内蕴逻辑演变之顺序。变革之际,有固守传统,脱离时代之范式;进一步,有不满固守,而试图融新入旧、以经学涵摄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新旧掺杂,而试图完全抛弃旧识、归依新学之范式;再进一步,有不满割裂传统,而试图返归经学、申说新义之范式。余论部分,以问题为线索,丰富补充对民国易学之认识。第一节考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从“新学”与“经学”的维度,可管窥民国易学之主要面向;但民国易学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象数义理之维度、易道存废之维度、经学知识承继之维度、学术致用之维度,胥是认识民国易学的重要面向。五重维度之视角,交织出民国易学的个性差异与斑斓色彩。而个性之背后,民国易学又同时寓有共性潮流:对家法门户之融会,对学术创新之自觉。第二节考《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近代以来,易学与经学的价值受到质疑。先进知识分子主张弱化经学以发展科学;激进反传统者,则彻底否定易学之价值;分科之学虽研究作为古籍的《周易》,但研究者并不承认易学的现实意义。与质疑的声音相对,有学者发掘易学中的新知识,藉比附西学以肯定易学之作用;亦有学者回归传统,通过与新学之比较,申说易学的独特价值。这些肯定的阐释,为易学文化之赓续筑就了基石。第三节考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正文四章所揭示的民国易学范式类型与逻辑演变,内中隐含着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其一是经学易范式由价值系统而知识体系的渐次瓦解,其一是新易学范式在为学与为道间的争论。
李明[5]（2019）在《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文中提出民国时期,国内起义运动不断,国外列强又屡次入侵,西学东渐不断深入,《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呈现繁荣景象。绪论部分,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缘起、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创新点,并简要回顾了研究现状。正文第一章对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前奏学者即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胡适等人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探讨。他们的研究处于传统与近代之间,对民国学者产生了较大影响。通过第二章至第四章的探讨,可以发现,在继承章太炎、梁启超、谢无量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基于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以熊十力、冯友兰、钱穆等为代表的新儒家承袭了传统道德立场对韩非子进行了批判;以醒狮派、战国策派为代表的新法家则在国家主义的基石之下试图从韩非子中找到救国的思想资源。而以郭沫若、侯外庐、吕振羽、陈千钧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开辟了一条新路径,他们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法等挖掘出了韩非子思想中的闪光之处。通过本文的研究,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的整体脉络得到了基本的梳理。综上而言,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运用西学视角研究《韩非子》义理学,这是其最大特色;二,相关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三,就研究内容而言,具有系统性、科学性和全面性;第四,受到不同社会思潮的影响,不同学派的研究呈现出多样性。
沈传河[6]（2020）在《清代墨学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墨学兴盛于先秦,秦汉以降趋于长久地衰微,直到清代才逐渐复兴,并于清末民初达到高潮。墨学作为中国轴心时代富有原创性的文化成果,虽然历年久远,但至今仍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清代墨学成就空前,影响重大,它是中国墨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至今,其诸多方面仍值得研究,值得借鉴,以服务于当代的墨学研究,服务于当代的学术文化建设。清代以前的墨学亦值得关注,值得探究。中国墨学史的构成值得辨析与区分。中国墨学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之学（墨学）,一类是对墨家之学的研究（墨学研究）。与之相应,中国墨学史也可以区分为两类,一类是墨家学术发展史（墨学史）,一类是对墨家学术的研究史（墨学研究史）。这种区分对于阐释中国墨学史、解释墨学的消亡与复兴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孟子辟墨与韩愈的“孔墨相用”说,同样是中国墨学史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本论文主要以清代墨学即清人治墨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各期重点个案研究、对清代墨学的批评与评价等。对清代墨学的总体考察,主要考察清代墨学的分期、基本特征、研究方法嬗变等。整个清代墨学史,可分为前期（1644—1735）、中期（1736—1820）、后期（1821—1911）三个阶段。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文本校释为主,以义理阐释为次;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朴学方法为主,但新兴的理论阐释的方法亦非常重要;治墨的目的,从使《墨子》可读易读到以墨学经世致用;实际儒墨关系的变化影响着清代墨学的起伏兴衰。清代墨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编选之法、朴学的方法、来自西学的理论阐释方法,而每种方法又各有其历时的嬗变过程。清代前期,为清代墨学较为艰难的发轫期。治墨学人主要有傅山、马骕、陈梦雷等。傅山首开清人治墨之风气,对墨学多有研治,既有文本的校释,亦有义理的阐发,总体上体现出融会通活的特点。傅氏现存的治墨着述主要有《墨子校注》、《墨子大取篇释》、《墨子经简注》、《墨子小取篇简注》等,其中以《墨子大取篇释》尤为着名。马骕撰《绎史》,其中辑有《墨翟之言》。该篇编选包括《墨子》在内的先秦两汉典籍中的部分涉墨篇章,以展现墨子等人的言论思想。更为重要的是,编选之中,编选者对儒家辟墨有所回避,而对墨子、墨学实际上有所辨正、有所袒护甚至是有所褒扬。陈梦雷等编纂《古今图书集成》,其中有《墨子部》一部（亦称《墨子汇考》）,它分类编纂历代墨学资料,并于编纂中蕴含着编纂者个人的思想倾向,如对儒家批墨的倾向有所规避,而对学界挺墨的倾向有所支持等。清代中期,为清代墨学十分重要的发展期。治墨学人主要有毕沅、汪中、王念孙、张惠言等。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撰成《墨子注》,成就很大,影响很大。《墨子注》以明《道藏》本《墨子》为底本,校注全书,使《墨子》初步可读,并撰有《原目》、《篇目考》、《佚文》等。毕氏还发现了《墨经》的旁行读法,推动了对《墨经》错简的整理。汪中治墨尤勤,曾前后三遍校勘《墨子》,撰成《墨子校本》,并撰有《墨子表微》,惜皆亡佚,今仅存《墨子序》、《墨子后序》。汪氏推崇墨学,积极倡导墨学,反对孟子辟墨,大胆为墨子辩诬,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论争。王念孙父子低调治墨,只治《墨子》文本,不涉墨学义理。王氏以朴学治墨,对《墨子》多有校释,用力精审,创获甚多,对《墨子》文本校理贡献很大。张惠言是一位坚持辟墨的治墨者。张氏主要研治《墨经》四篇,撰成《墨子经说解》一书。该书“引说就经”,各相比附,使文本朗然可视,其中的校注亦颇多精见,多有创获,成果后多为《墨子间诂》所吸收。清代中期,墨学日益兴盛,围绕孟子辟墨引发了一场较为激烈的学术论争,有人抑孟挺墨,有人辟墨挺孟,论争一直延续到清代后期。其中以汪中、翁方纲的冲突尤为尖锐。这种学术论争,反映了传统儒墨关系的新变化,反映了清代文化启蒙的一种趋向。清代后期,为清代墨学全面繁荣的高潮期。治墨学人主要有苏时学、俞樾、孙诒让、梁启超等。清代后期的墨学,明显沿着两条路径在不断地展开与发展:一是乾嘉以来的朴学式研究继续推进与拓展,相关着述很多,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成就最大;二是新兴的理论阐释式研究日益兴盛,渐成主流,实为中国现代墨学的开端,梁启超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苏时学亦是清人治墨之一大家,他勤力治墨,撰有《墨子刊误》一书。该书分条校注《墨子》,多有所得,孙诒让《墨子间诂》对之采用甚多。俞樾踵武高邮二王,积极治墨,对墨学亦有所推崇,撰有《墨子平议》一书。该书逐篇摘引《墨子》文句,或校正文字,或训释字句,或辨正前人旧说,皆多有创获,颇有成就。孙诒让集前贤治墨之大成而撰成《墨子间诂》,成就卓异,影响重大,于墨学界享有盛誉。孙氏治墨,涉及墨学的诸多方面,主要有《墨子》文本校释、墨学义理批评、墨学资料汇编、相关墨学考证等。其中尤以对《墨子》的校勘成就最大。孙氏以毕沅校本为底本,广泛借鉴吸收已有的治墨成果,博采众长,集其大成,历三十年之久,终于撰成墨学名着《墨子间诂》。梁启超的一生,与墨学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热爱墨学,推崇墨学,勤力研治墨学,积极倡导传播墨学,力求发掘墨学的现世价值。他不仅以传统的方法治墨,更以新兴的西学方法治墨,实为中国现代墨学之开端。梁氏的墨学着述主要有《墨学微》、《墨经校释》、《墨子学案》等。中国近代墨学的复兴,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墨学研究的复兴,而墨学本身并没有得到多少复兴或发展。这种现象值得分析与批评。清代墨学取得了空前卓着的学术成就,主要有四个方面:其一,清人以朴学治墨,精心校释,终于校理出一个几乎人人可读的《墨子》文本。其中以孙诒让的《墨子间诂》贡献最大。其二,清人对历代墨学资料的搜辑与汇编,成就显着。其中以孙诒让成就最大,详见其《墨子间诂》附录部分。其三,清人治墨、崇墨、倡墨,对传统尊儒抑墨的关系结构渐趋解构,至清末民初完全解构。这对于中国近代的思想解放、文化启蒙有着重大的影响。其四,援引西方近现代的思想方法来治墨,开创并确立了墨学研究的新范式,实际上也就开启了中国现代墨学研究的新历程。清代墨学对于中国墨学的发展、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乃至实际社会人生的演进,均有着重要的价值意义。
王启发[7]（2018）在《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文中提出作为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之一的郭沫若,不仅在中国古代社会史的研究上有着极具影响力的成就和贡献,而且在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上也有着丰厚的研究着述和突出的理论贡献。郭沫若的思想史研究,一方面集中考察了中国思想历史源头性的发展与变迁,对上古时代的思想史有着细致的梳理和论述;另一方面对春秋战国时代及后世思想学派、思想人物的学说和主张,则有着或批判或弘扬的研究与论证。这些研究,不仅体现了郭沫若的史学成就和思想贡献,也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推进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很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对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学术历程、成就与贡献做学术史的梳理和考察,在今天思想史研究中也就是十分必要和有多重意义的工作。
颜英[8]（2018）在《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视角,分析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的历史背景、理论、范畴、方法、书写方式、特点、参照、得失及原因等。认为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子哲学思想研究、经济思想研究、政治思想研究受到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学术话语体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老子思想研究受到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影响。老子的考据学研究受到疑古话语体系的影响。个案研究重点研讨了章太炎的老学话语体系变迁的过程、方向及其原因。认为章太炎的老学话语体系变迁反应了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建构与社会应对的互动。个案研究还探讨了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建构过程中对《老子》第十三章的新解析,分析了古代、近代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理解的不同及其原因。认为古代与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强调“贵身”的重要性,强调人的生命价值,而近代学术话语体系则强调“无身”的重要性,强调人的社会价值,这其中的原因在于,近代中国处于救亡图存的历史环境之中,需要每个人忘却个人利益与个体生命,以成全民族国家之大生命。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具有对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承续性。第一,就理论与观点的承续性而言,老子南面术、养生术、神仙术、阴谋术、愚民术、无为而无不为的理论与观点继续被承续与发挥,但开始与西方的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挂起钩来。第二,就范畴的承续性而言,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基本范畴,如道、德、物、有、无、神、知、有名、无名、阴阳、无为、有为等仍然在继续使用,但近代学者努力使其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范畴,如本体论、宇宙观、知识论、唯物论、唯心论、辩证法、认识论、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人生哲学等会通。第三,就研究方法的承续性而言,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研究方法也仍然被继续使用,如以老解老、以韩解老、以庄解老、以黄老解老、以玄解老、以儒解老、以道教解老、以佛教解老等,但多数近代学者并不只是使用一种方法,而是中西多种方法并用。第四,就书写方式的承续性而言,传统的考据、训诂、注释、学案等在继续使用,但不少学者往往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书写方式、章节体书写方式结合使用。近代老学话语体系更具有对传统老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性,首先是使用新的理论、方法与范畴。在理论与方法方面,源于西方的进化论、功利论、民主论、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被采用,源于西方的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的方法被采用,源于西方的理论与学科的范畴被广为采用。其次是有了新的参照、观点与论断。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多以西方理论、范畴、观点、书写、方法为参照,其新的观点与论断多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相关联,也与救亡图存、富强的民族国家目标相适应。再次是采用新的书写方式,西方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科的书写方式与章节体的书写方式被广为采用。近代老学话语体系之所以异于传统老学话语体系,源于近代西方学术话语体系、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体系、疑古话语体系的强大影响,也源于近代学人面对强势的西方民族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得不进行新的回应,以图摆脱贫穷落后、被动挨打地位而走向独立、平等与富强。这也是传统老学话语体系不得不向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根本原因。本文从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之中,进一步深思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的合理性及其得失。认为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向近代学术话语体系转型,有其必然与应然之势。就其必然性而言,那就是需要积极应对新的国际国内形势,积极应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积极应对一系列来自西方的进步与文明话语。就其应然性而言,那就是亟需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问题。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建构,顺应了近代中国大变革时代的社会需求,积累了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基本经验,吸纳了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丰富营养,推动着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近代化转型与创新。但亦有其局限性,就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体系的合理性、承续性思考不足,对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区域性、局限性认识不足,对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体性、创新性思考不足。
丁四新,吴晓欣[9]（2017）在《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清代乾嘉以来,墨学逐渐走上复兴之路。民国时期,墨子及其学说,尤其是"兼爱"一义成为学者热衷议论的话题。在这一时期,对于"兼爱"的各种讨论基本上以回应孟子的批评为出发点:学者或突出墨家对"孝"的重视,力证"兼爱"与"无父"这一标签没有关联;或将"兼爱"视为批判专制和救亡图存的重要手段;或继承孟子的立场,对"兼爱"予以猛烈抨击。此外,个别学者在赞同孟子批评的基础上将批判的矛头着重指向了墨家后学。通过这些梳理和论述,我们可以把握民国学者对儒家、儒学及对儒墨关系的基本态度。
吴晓欣[10]（2017）在《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文中提出清代乾嘉时期,墨学得以复兴。进至20世纪,西方文化的涌入促进了墨学研究的进一步繁盛。其时,关于墨学与西学、墨学与儒学以及儒学与西学的关系问题成为学者治墨过程中的关注点,他们希望通过这三个方面的比较为中国未来文化的发展寻求理想的出路。儒墨的比较是学者们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之内对其构成要素的认识和反省。他们充分意识到,未来文化的发展有赖于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而这必须以承认中国固有文化的内在价值为前提。可以说,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虽然呈现出了不同的形态,但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中西两种文化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同时活跃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思想界,他们的根本任务是在中西文化相互碰撞与交流的时代背景下为现代新文化的发展探寻切实可行的途径。儒墨的比较,作为重审中国传统文化之价值的重要手段,分别得到了他们的重视。本文即以20世纪初期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为研究对象,然后由儒墨的比较扩展到中西文化的比较,借此把握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本特征。第一章对20世纪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梳理,旨在为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作一铺垫。儒墨的对立关系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荀的批墨以及墨家的非儒和批孔。在其后的两千多年中,随着朝代的更替,关于儒墨的比较可大体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时期,儒、墨、道、法、杂基于各家的学术立场分别对儒墨关系作出了评说,这时的儒墨比较思想是诸子百家自由竞争的表现。自西汉初儒学确立了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墨学便随之走向了衰微,尤其经过宋代理学家对儒学道统的扞卫,墨学更是日渐消沉。在此期间,虽然有学者站出来为墨学辩护,但终究无法抗衡儒学正统的权威。清乾嘉时期至20世纪初,墨学虽得以复兴,韩愈的“孔墨相用”说被时人重新关注,“西学墨源”论者也将目光集中投向于墨学,但他们同样未能脱离儒学正统的束缚。第二章围绕“变”与“不变”这一组关键词对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重点考察。梁启超的墨学研究有前后期之分,且前后期相距近二十年,时代环境的不同以及梁启超人生经历的变化导致他在这两个阶段的墨学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无论是对《墨经》的处理方式,还是对兼爱、天志、明鬼等学说的评价,梁启超的观点均发生了变化。这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梁启超虽然在儒墨的比较中对儒家的命定论作出了批评,还在引入西方资产阶级先进学说的过程中对儒学的专制性有所攻击,但他始终没有偏离儒家的基本立场。这是梁启超思想中“不变”的一面。虽然一生都与儒学相“纠缠”,但在不同的时期,梁启超对儒学的理解有所不同,他经历了从“保教”到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这又是梁启超思想中“变”的一面。第三章对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考察,借此重审“扬墨抑儒”和“反传统”这两种评价。如何更加合理有效地吸收西方文化是摆在新文化阵营面前的急迫任务。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儒学的专制弊端成为引入西学的严重阻碍;另一方面,墨学与西学的相通性为新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出路。因此,他们在儒墨的比较中一致地偏向了墨学。他们认为儒墨在立论根基上存在专制与平等的区别,而仁爱与兼爱也就相应地成为专制与平等的象征;在哲学方法以及与西学的关系上,儒学都明显逊色于墨学,这便是“扬墨抑儒”说的由来。实际上,新文化阵营对儒学采取了分层处理的方式,他们所批判的只是作为复辟帝制之手段的封建儒学,而非原始意义上的儒学。他们既没有彻底否定儒学,又宣扬同为传统文化构成要素的墨学,由此,“反传统”之说自然无法成立。第四章对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进行探讨,由此把握他们的中西文化观。学衡派坚决扞卫以孔子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同时期出现的“右墨而左孔”的学术思潮作出反驳。在儒墨关系的处理上,学衡派成员的观点有极端与缓和之分。极端者力陈儒墨的不同并且崇儒抑墨;缓和者虽以儒学为本,却承认墨学的相应价值。具体到“兼爱”的评价上,极端者坚持孟子的辟墨立场,对兼爱予以彻底的否定;缓和者则将孟子的批评对象限定为墨家后学,而肯定兼爱的原始要义。实际上,学衡派的目的并非推翻墨学或排斥外来文化,而是通过墨学这一桥梁来对新文化阵营处理儒墨、中西之关系的不合理方式作出批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创刊宗旨也可表明,学衡派同样致力于新文化的发展。从这一点来看,他们与新文化阵营又是相通的。第五章旨在对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作一个深层的反思。其一,是儒墨的问题。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虽然对儒学的处理方式各具特色,但最终在承认儒家人生哲学的价值上达成一致,这可以说是“殊途同归”。对儒学的不同处理方式决定他们对墨学“各有所用”:梁启超在儒墨的比较中实现了向儒家人生哲学的回归,新文化阵营将墨学用作批判儒学专制的工具,学衡派则通过批墨来扞卫儒家立场。其二,是文化的问题。对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和学衡派来说,儒墨的比较只是一个起点,终点则是中西文化的问题。虽然对中西文化的认识与处理方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努力寻求在中西文化相融合的基础上建设一种现代新文化,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
二、试论郭沫若对墨子及其学说的批判（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郭沫若对墨子及其学说的批判（论文提纲范文）
（1）《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论文提纲范文）
| 一、再论写作语境 |
| 二、以“自我批判”回应同道 |
| 三、“孔墨”批判的对手 |
| 结语 |
（2）改革开放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走向与趋势（论文提纲范文）
| 一、1978-1984年：从众口一词的颂扬肯定到若干问题的两极评判 |
| 二、1985-1995年：郭沫若史学研究在挑战中缓慢向前发展 |
| 三、1996-2007年：“反思郭沫若”思潮影响下郭沫若史学研究陷入低迷徘徊与清冷沉寂 |
| 四、2008-今：深刻反思之后郭沫若史学研究逐步深化，向着较高水准推进 |
（3）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起和意义 |
| 二、近现代庄学研究现状分析 |
| 三、本文研究方法 |
| 四、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近现代历史语境下的庄学复兴 |
| 第一节 近现代诸子学的兴起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学的复兴 |
| 第三节 近现代庄学复兴的意义 |
| 第二章 以佛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以佛解庄的“格义”方法及历史演进 |
| 一、“格义”方法的发生 |
| 二、传统概念式“格义”的释义策略 |
| 三、传统会通式“格义”的发展 |
| 四、近现代系统化“格义”的推进 |
| 五、近现代实用化“格义”的新变 |
| 第二节 章太炎“以佛解庄”的致用理路 |
| 一、以庄、佛构建“致用”理路的动因 |
| 二、“齐物”与真如目标的预设 |
| 三、由真返俗的致用方法 |
| 第三节 梁启超以佛、儒释庄的新诠解 |
| 一、对胡适解庄方法的质疑 |
| 二、“真我”本体的确立及开拓 |
| 三、庄儒融合与实践途径的新探索 |
| 四、以佛、儒释庄的原由及意义 |
| 第三章 以儒解庄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传统的“以儒解庄”思想 |
| 一、儒、庄融通的可行性前提 |
| 二、传统“以儒解庄”的特点 |
| 第二节 近现代“以儒解庄”的新风貌 |
| 一、庄子“大同”思想的新发掘 |
| 二、“内圣外王”思想的新扩展 |
| 三、庄、儒义理融合的深入与开拓 |
| 第三节 近现代以经学解庄的新融合 |
| 一、《庄子》与经学的互动融合 |
| 二、对传统“以儒解庄”的新发展 |
| 三、以经学解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四章 中西融合视角下的近现代庄学新变 |
| 第一节 《庄子》与进化论思想 |
| 一、严复以“天演”解庄: 进化思想的引入 |
| 二、胡适以“进化”解庄: 物种依据的相通 |
| 三、章鸿钊的“天择律”与“天钧律”:进化思想的新定位 |
| 四、以进化论阐释《庄子》的评价 |
| 第二节 《庄子》与快乐主义 |
| 一、根本相通:快乐与自得 |
| 二、追求持久快乐的相似途径 |
| 三、伊、庄认识论的异同辨析 |
| 四、伊、庄比较的方法和意义 |
| 第三节 《庄子》之“本体”与“自由” |
| 一、斯、庄比较的可能性及新特点 |
| 二、形而上: 本体的相契与殊异 |
| 三、形而下: 相似的“自由”追求与不同路径 |
| 第四节 以马克思主义思想论庄子 |
| 一、吕振羽以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较早尝试 |
| 二、侯外庐对马克思主义解庄的补充 |
| 三、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新拓展 |
| 四、以马克思主义释庄的价值和意义 |
| 第五章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新变 |
| 第一节 近现代“文学”认知的新变 |
| 一、近现代“文学”观念的转型 |
| 二、近现代“文学”的理论视角 |
| 第二节 近现代《庄子》“文学”研究的新变 |
| 一、《庄子》的文学语言 |
| 二、《庄子》的篇章结构 |
| 三、《庄子》的文体 |
| 四、《庄子》文学与社会 |
| 五、《庄子》与传统典籍的文学比较 |
| 六、其他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近代思潮与民国易学历程 |
| 一、晚清易学: 合会中西之新探索 |
| 二、民国初年: 易学边缘化 |
| 三、二十年代: 研究新气象 |
| 四、三十年代: 一时之显学 |
| 五、四十年代: 困顿中坚持 |
| 第二节 研究现状与不足 |
| 一、民国易学的通论研究 |
| 二、民国易学的专人研究 |
| 三、已有研究的不足 |
| 第三节 研究理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固守朴学易传统: 汉学余声中的家法赓续 |
| 第一节 沈瓞民的孟氏易研究 |
| 一、家学传承与生平着述 |
| 二、孟氏易辑佚考证 |
| 三、孟氏易家法评说 |
| 第二节 尚秉和的焦氏易研究 |
| 一、研《易》历程与易学观 |
| 二、易说与易象: 治焦氏易之理路 |
| 三、尚氏易学之评价与反思 |
| 第三节 徐昂对虞翻、张惠言之研究 |
| 一、虞氏易例概述 |
| 二、张惠言虞氏消息系统 |
| 三、质疑与服膺: 徐昂对张惠言之态度 |
| 四、反思徐昂对虞氏易之梳理 |
| 第二章 以旧识涵摄新知:象数基础上的创新尝试 |
| 第一节 刘师培与新易学的先声 |
| 一、生平与易着 |
| 二、新尝试: 分科视野与新学学风 |
| 三、旧传统: 经学的知识与方法 |
| 四、致用关切与性格缺陷 |
| 第二节 杭辛斋包罗万有的易学面貌 |
| 一、生平与易着、版本 |
| 二、统括平议传统易学 |
| 三、涵摄融通古今学术 |
| 四、平议涵摄之标准 |
| 五、“大象数”与“大易学” |
| 第三节 杭辛斋易学的精神、影响与得失 |
| 一、易道: 杭氏易的终极根据 |
| 二、易教: 杭氏易的致用关切 |
| 三、近代易学第一家: 杭氏易的影响与成就 |
| 四、因革之间: 杭氏易的性质与反思 |
| 第三章 据新学重估经书: 分科视域下的全新研究 |
| 第一节 哲学的研究进路 |
| 一、早期的《周易》哲学研究 |
| 二、胡适的范式开创——“求道”转向“求真” |
| 三、贴近“普遍(欧洲)的哲学” |
| 四、《周易》古经有无哲学? |
| 第二节 史学研究的新进路 |
| 一、“以史治《易》”传统的两个层次 |
| 二、近代“以《易》为史”新论的两种类型——兼论“六经皆史”说的嬗变 |
| 三、古史辨派易学研究述评 |
| 四、反思《周易》时代背景研究之混乱 |
| 五、驳胡朴安《易》为古史说 |
| 第三节 文字学与科学的研究进路 |
| 第四章 返经学以开新见: 重立常道后的义理新诠 |
| 第一节 熊十力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熊十力易学思想之变迁 |
| 二、《周易》所证之体用哲学 |
| 三、体用视域下的经学观 |
| 四、体用视域下的历代易学评论 |
| 五、熊十力易学的方法与特色 |
| 第二节 马一浮易学思想研究 |
| 一、生平歧说与治学、讲学 |
| 二、六艺与易教 |
| 三、研《易》方法与易学观点 |
| 四、“三易”与性理哲学 |
| 五、试论马一浮的学术特色 |
| 余论 |
| 第一节 民国易学的面貌与特点 |
| 一、由《易学讨论集》谈起 |
| 二、五重维度观个性差异 |
| 三、融合创新之共性潮流 |
| 第二节 《周易》现代价值之重估 |
| 一、经学时代的易学价值 |
| 二、对经学现代价值之质疑 |
| 三、对易学现代价值之申说 |
| 第三节 易学范式变革的两条线索 |
| 一、经学易范式的瓦解 |
| 二、新易学范式的争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对象 |
| 三、研究现状与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传统与近代之间: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前奏 |
| 第一节 章太炎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梁启超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谢无量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二章 新儒家视野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批判研究 |
| 第一节 熊十力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钱穆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三章 新法家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正面研究 |
| 第一节 醒狮派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战国策派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观点下的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 |
| 第一节 郭沫若论《韩非子》 |
| 第二节 侯外庐论《韩非子》 |
| 第三节 陈千钧论《韩非子》 |
|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民国期刊所见《韩非子》义理学研究论文辑目 |
| 后记 |
（6）清代墨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现状 |
| 二、本课题研究内容 |
| 第一章 清代以前墨学述要 |
| 第一节 先秦至两汉:墨学的兴盛与衰变 |
| 一、墨学的创立、传承与传播 |
| 二、墨学内容与墨家着书 |
| 三、先秦非墨家墨学 |
| 四、两汉墨学:衰落与隐变 |
| 第二节 魏晋至明代:墨学的衰微与复苏 |
| 一、魏晋至元代墨学:历史性的衰微 |
| 二、明代墨学:墨学复兴的先声 |
| 第二章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与分期述要 |
| 第一节 清代墨学的宏观考察 |
| 一、清代墨学的分期 |
| 二、清代墨学的基本特征 |
| 三、清代墨学研究方法的嬗变 |
| 第二节 清代墨学分期述要 |
| 一、清代前期墨学述要 |
| 二、清代中期墨学述要 |
| 三、清代后期墨学述要 |
| 第三章 清代前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傅山:首开清代治墨之风气 |
| 一、傅山与墨学 |
| 二、傅山治墨的主要成就 |
| 三、傅山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马骕:《墨翟之言》的编选及其思想意蕴 |
| 一、马骕其人其学与其对墨学的接受 |
| 二、《绎史》中的墨学研究 |
| 三、马骕墨学研究的价值意义及启示 |
| 第三节 《古今图书集成·墨子部》:分类汇编历代墨学资料 |
| 一、《古今图书集成》简说 |
| 二、《墨子部》解读分析 |
| 三、《古今图书集成》墨学批评 |
| 第四章 清代中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毕沅:集众人之力而成就《墨子注》 |
| 一、《墨子注》其书 |
| 二、《墨子注》的墨学成就 |
| 三、毕沅等人治墨之批评 |
| 第二节 汪中:清中叶思想比较激进的治墨者 |
| 一、汪中及其诸子学研究 |
| 二、汪中的墨学研究 |
| 三、汪中治墨的学术史、思想史阐释 |
| 第三节 王念孙:谨守朴学方法的低调治墨者 |
| 一、王念孙与墨学 |
| 二、《墨子杂志》内容例说 |
| 三、王念孙治墨批评 |
| 第四节 张惠言:坚持辟墨的治墨者 |
| 一、张惠言与墨学 |
| 二、《墨子经说解》释说 |
| 三、张惠言墨学观辨说 |
| 第五节 清中期学人对孟子辟墨的回应与论争 |
| 一、关于孟子辟墨 |
| 二、毕沅刊刻《墨子注》所引发的问题 |
| 三、汪中治墨所引发的学术论争 |
| 四、其他相关的人事或论争 |
| 第五章 清代后期墨学研究 |
| 第一节 俞樾:继毕、王之后的治墨里程碑 |
| 一、俞樾与墨学 |
| 二、《墨子平议》内容例说 |
| 三、俞樾治墨批评 |
| 第二节 孙诒让:以《墨子间诂》集前人治墨之大成 |
| 一、孙诒让与墨学 |
| 二、《墨子间诂》研究 |
| 三、孙诒让治墨之批评 |
| 第三节 梁启超:墨学的转型与新构 |
| 一、梁启超与墨学 |
| 二、梁启超治墨的主要方面及其成就 |
| 三、梁启超治墨之批评 |
| 第四节 近代墨学复兴之批评 |
| 一、近代墨学复兴的学术评析 |
| 二、相关思维方式的批评 |
| 三、近代中国对墨学价值的发掘与使用 |
| 结语 |
| 一、清代墨学的主要成就 |
| 二、清代墨学的不足之处 |
| 三、清代墨学的价值意义 |
| 四、本课题研究总结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7）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 一、学术种子的初播及对思想史书写的尝试 |
| 二、古代社会研究与理论基础的奠定及思想史研究的深入 |
| 三、对先秦诸子研究的细化及对诸家学派思想的评价 |
| (一) 作为观念与思潮史考察的思辨性篇章 |
| 1.《先秦天道观之进展》 |
| 2.《名辩思潮的批判》 |
| (二) 作为思想人物和学派研究的代表性篇章 |
| 1.屈原研究 |
| 2.墨子研究 |
| 3.孔子研究 |
| 4.对诸家学派及人物的研究 |
| 余论 |
（8）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目的与意义 |
| 二、文献综述 |
| 三、思路与方法 |
| 四、内容与创新 |
| 第一章 近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转型的背景、成就与问题 |
| 一、背景与原因 |
| 二、成就与经验 |
| 三、问题及原因 |
| 第二章 西方哲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哲学范式的影响 |
| 二、西方哲学范畴的影响 |
| 三、西方哲学书写的影响 |
| 四、西方哲学方法的影响 |
| 五、西方哲学观点的影响 |
| 六、西方哲学话语的参照性 |
| 第三章 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影响 |
| 二、西方经济学范畴的影响 |
| 三、西方经济学方法的影响 |
| 四、西方经济学话语的批判性 |
| 五、西方经济学话语的参照性 |
| 第四章 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的影响 |
| 二、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影响下老学话语体系的转型 |
| 三、西方政治学话语体系影响下老子形象话语的转型 |
| 第五章 学术话语与社会因应:章太炎对老学话语体系的转型建构 |
| 一、从批判老学到表彰老学 |
| 二、从西方视觉到本土视角 |
| 三、从重政治走向重道德 |
| 四、从佛老会通走向儒老会通 |
|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辩证唯物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二、唯物辩证法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三、历史唯物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四、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对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第七章 疑古话语体系对老学话语体系转型的影响 |
| 一、老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书写中的后置化 |
| 二、老子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书写中的轻量化与虚无化 |
| 三、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一:批判性话语 |
| 四、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二:集成性话语 |
| 五、疑古话语影响下的老子话语之三:进化性话语 |
| 第八章 从出土文献与时代精神看近代老学话语体系转型建构的特点——以《老子》十三章为例 |
| 一、“无身”:近代老学话语体系对《老子》十三章的解析 |
| 二、“贵身”:出土文献中的《老子》十三章及其新解析 |
| 三、近代“无身”解析的社会根源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1.民国文献 |
| 2.着作 |
| 3.论文 |
| 4.国外文献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 作者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作的项目 |
| 致谢 |
（9）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一、关于兼爱的两点辩护 |
| (一) “兼爱”不等于“无父” |
| (二) 兼爱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意义 |
| 二、兼爱之批评及其分歧 |
| (一) 对墨家“兼爱”主张的严厉批评 |
| (二) 两种兼爱的区分:墨翟的兼爱与墨家后学的兼爱 |
| 三、结语 |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本文的选题缘由、研究范围和对象及选题意义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综述 |
| 三、本文的创新之处 |
| 四、本文的研究思路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 |
| 第一章 20世纪以前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儒墨并存:百家争鸣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儒家视域中的墨子:孟、荀论墨 |
| 二、墨家的非儒与批孔 |
| 三、道、法、杂家视野中的儒墨关系 |
| 第二节 尊儒抑墨:儒学大一统下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两汉:儒墨并举、孔墨同称 |
| 二、唐宋:儒学统制、墨学受创 |
| 三、明代:墨学盛行、儒学主导 |
| 四、清初:儒学专制、墨学低沉 |
| 第三节 融墨于儒: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关系论说 |
| 一、乾嘉墨学复兴时期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二、“孔墨相用”说在清代后期的发展 |
| 三、“西学墨源”说引发的儒墨、中西比较 |
| 第二章 “变”与“不变”: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及其内在理路 |
| 第一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概况 |
| 一、关于梁启超学术思想阶段的划分 |
| 二、梁启超儒墨比较的两个阶段 |
| 第二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 |
| 一、梁启超对儒墨之“爱”的比较 |
| 二、梁启超对儒墨宗教思想的比较 |
| 三、梁启超对儒墨“利”观的比较 |
| 四、梁启超对儒墨政术的比较 |
| 第三节 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的不同及其成因 |
| 一、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表现 |
| 二、梁启超前后期墨学研究之不同的成因 |
| 第四节 以儒为本:梁启超儒墨比较思想的内在理路 |
| 一、关于梁启超前后期儒墨比较之立场的讨论 |
| 二、儒墨比较思想中所见梁启超的儒学立场 |
| 三、梁启超学术思想的演变及其儒学情结 |
| 第五节 梁启超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梁启超思想中的“变”与“不变” |
| 二、梁启超学术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
| 第三章 新文化阵营的儒墨比较思想:重审“抑儒”与“反传统” |
| 第一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热潮的缘起 |
| 一、西方文化的挑战 |
| 二、儒学发展的困境 |
| 三、墨学提供的出路 |
| 四、前期学者的影响 |
| 第二节 新文化阵营墨学研究的关注点 |
| 一、救亡图存的需要 |
| 二、批判专制的依据 |
| 三、融合西学的前提 |
| 四、引入新说的媒介 |
| 第三节 新文化阵营儒墨比较的四个维度 |
| 一、儒墨立论根基的比较:专制与平等 |
| 二、儒墨具体学说的比较:以仁爱和兼爱为例 |
| 三、儒墨哲学方法的比较:胡适的“实证主义”研究视角 |
| 四、儒墨与西学之关系的比较:背离与契合 |
| 第四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抑儒”说 |
| 一、新文化阵营对“儒学”“孔子”之义涵的分层认识 |
| 二、新文化阵营的“还原儒学”说 |
| 三、“尊孔复辟”背景下新文化阵营的“反孔非儒”说 |
| 第五节 重审新文化阵营的“反传统”说 |
| 第四章 学衡派:新人文主义视域下的儒墨比较思想 |
| 第一节 学衡派治墨之概况 |
| 一、学衡派墨学研究的背景 |
| 二、学衡派墨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和论着 |
| 第二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立论根基 |
| 一、孔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 |
| 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
| 第三节 学衡派论儒墨之异同 |
| 一、极端派:崇儒抑墨 |
| 二、缓和派:儒墨各有所用 |
| 第四节 学衡派的“兼爱”诠释与儒墨比较 |
| 一、儒墨难以调和:柳诒徵对墨家兼爱说的批评 |
| 二、缓和儒墨对立:对孟子批评对象的界定与兼爱之内涵的诠释 |
| 第五节 学衡派论《墨子》要旨及其对中西比附研究思路的批评 |
| 一、20世纪初期墨学研究的主流方向 |
| 二、学衡派对主流墨学研究方向的批评 |
| 第六节 学衡派的儒墨比较思想之评价 |
| 一、学衡派对墨学的批评:手段而非目的 |
| 二、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 |
| 三、由“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看学衡派的中西文化观 |
| 四、对学衡派“中正之眼光”的质疑 |
| 第五章 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反思 |
| 第一节 儒墨的问题 |
| 一、对儒学的态度:殊途同归 |
| 二、对墨学的态度:各有所用 |
| 第二节 文化的问题 |
| 一、梁启超:由中西文明“结婚论”到“化合论” |
| 二、新文化阵营:西学的输入与中西文化相发明 |
| 三、学衡派:“昌明国粹”基础上的“融化新知” |
| 结语 论墨评儒、中西融合: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特点及意义 |
| 一、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基本特征 |
| 二、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影响和意义 |
| 参考文献 |
| 攻博期间的科研情况 |
| 致谢 |
四、试论郭沫若对墨子及其学说的批判（论文参考文献）
- [1]《十批判书》的写作语境与意图[J]. 李孝迁. 历史研究, 2021(04)
- [2]改革开放以来郭沫若史学研究的走向与趋势[J]. 周书灿. 郭沫若学刊, 2020(04)
- [3]近现代庄学新变研究[D]. 王英娜. 山东大学, 2020(08)
- [4]民国时期（1912-1949）易学研究[D]. 秦洁. 山东大学, 2020(09)
- [5]民国《韩非子》义理学研究[D]. 李明. 华东师范大学, 2019(03)
- [6]清代墨学研究[D]. 沈传河. 扬州大学, 2020(01)
- [7]郭沫若在思想史研究上的成就和贡献[J]. 王启发. 晋阳学刊, 2018(05)
- [8]老学话语体系的近代转型研究[D]. 颜英. 上海大学, 2018(03)
- [9]论民国学者对墨家“兼爱”的阐释——以儒墨关系为中心[J]. 丁四新,吴晓欣.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05)
- [10]20世纪初期的儒墨比较思想之研究 ——以梁启超、新文化阵营、学衡派为中心[D]. 吴晓欣. 武汉大学, 2017(06)